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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0
本文是錢理群先生為青年學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唐小兵的著作《與民國相遇》所寫的序言。錢理群先生曾把希望寄託於當時二三十歲的大學生、研究生，即“七〇後”“八〇後”的青年，但以後的事實發展，卻證明了，我的這一期待，不過是一場美好而不現實的夢。“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在十年後崛起於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界的年輕一代中。
唐小兵老師說，“青年教師就生活在由剛性的課題管理體制和柔性的父權式（家長式）人際結構構成的學院文化之中，他們在學術上和精神上要實現雙重的突圍，何其困難！ ”錢先生認為，這也正是七〇後、八〇後的學人在他們出山以後的選擇的艱難與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他認為，這裡的關鍵還是一個信念的問題。
新一代學人在掙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學術
再就是一個多月前，已經在華東師範大學任教的唐小兵，從上海到北京開會，特意來找我聊天，像老朋友那樣，暢談了一下午。他將剛出版的第一本隨筆集《十字街頭的知識人》送給我，以後又寄來了這本《與民國相遇》的書稿，希望我為之寫點什麼。我欣然同意了。
之所以答應得如此爽快，是因為我一直在關注唐小兵這一代學人，並且看好唐小兵，他的“初出茅廬”之作自然引起我的興趣，並且有話可說，要說。
以後，這就成了我和青年交往的主要話題。例如2004年以及其後數年間在煙台大學等高校做《漫談大學之大》的演講，同年和青年志願者談“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時（文收《致青年朋友》），也都反復告誡在讀的大學生、研究生“應該把目光放遠一點，不要迷惑於眼前的一時一地之利，更應該擺脫浮躁之氣”，要“學學大俠的定力，排除一切干擾，不為周圍的環境、氣氛、輿論、時尚所動，氣定神閒，我行我素”，“在苦痛的沉默”中“沉潛十年”，並一再表示，“我把希望寄託在十年後發表自己的意見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十分關注他們，或許他們才真正決定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希望在這批人身上，而不在現在表演得很起勁的一些人，那是曇花一現！”
這樣的不滿，首先是知識結構上的，在《沉潛十年》的談話裡，就談到“我們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是在'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不僅因為不懂外文，對於西方文化了解甚少，對西方現代文化甚至處於無知狀態，而且古文的根底也很差，於古代傳統實際上是不熟悉的。這些年雖有些彌補，但卻不可能根本改變這樣的知識結構上的先天不足”，而“比我們年輕的，成長於七八十年代的，也是目前學術界最活躍的這一代學者，他們中除少數人古代文化的基礎較好，大多數也是80年代先打下'西學'的基礎，到80年代末以後，才來補'中學'的課的”。
而更讓我不滿和憂慮的，是精神境界的問題。我曾自嘲說我們這一代是“沒有文化的學者，沒有趣味的文人”，和我們的老師輩（即唐小兵這本《與民國相遇》討論的民國那一代學者）的差距是十分明顯的。而對當時被稱為“第三代學人”的四〇、五〇、六〇後那一代，我在表示對他們“懷有極大的期待”的同時，也有嚴峻的觀察。
在1997年寫的《我們欠缺的是什麼》（收《壓在心上的墳》）一文裡，專門談到了“文革”的失誤造成的“歷史的陰影在這一代學人精神氣質上的消極影響”：“如有的學人（不是全體）身上或明或隱的霸氣（對異己者的不相容），以至流氓氣（把政治、經濟鬥爭的手段用於學術，習慣於使用權術）；有的學人從消極方面接受教訓，顯示出自我精神境界與學術境界的褊狹和拘謹，或自覺、不自覺地依附（美其名曰'利用'）權勢，趨同潮流，等等。”
可以看出，無論是對自己這一代，還是下一代，我的不滿，都不在個人，而是要檢討“由於本世紀（指20世紀）我們民族的種種不幸遭遇，也包括自身的失誤，由幾代人組成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整體素質上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缺憾”，我強調，“對此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自我反省”，“我們正應該從'自我否定'開始，邁開走向新世紀的步伐”。
在2008年北大110週年校慶時，我發表了題為《尋找失去的大學精神》（收《致青年朋友》）的講話，談到我期待的年輕人“沉默十年”後開始發言時，我卻在他們中間發現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制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維護“一己的利益”，這已經成為“他們的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
我在前述《尋找失去的大學精神》的演講裡也談到，高校的青年教師“實際上已經成為學校裡的弱勢群體。當今的中國大學，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獨立的利益訴求和自由表達的權利，以及參與學校各級行政領導的選聘、參與決策過程、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利，教授因其學術地位還有一點有限的發言權，而青年教師連學術上的發言權都沒有，這種狀況嚴重影響了教職員工的積極性，成為束縛教學和學術生產力的主要原因”。
小兵對此深有體會，他認為這樣的行政化、體制化導致的學術腐敗，“確實是支配當代中國學院和科研機構的基本邏輯。青年教師正是處於這種堅硬的現實之中，在這種數字化管理的驅逐之下，高校已經公司化，以競爭體制內的資源為主要目標，高校青年教師就成為學術生產的主力軍”，他們面臨的選擇，不是充當“知識工人”，甘願受剝削，就是設法擠進既得利益集團，分得一杯羹。
唐小兵有篇文章《學術批評的潛規則》，談到了學術會議上的學術評議的圈子化、等級化、形式化及單向化，我也終於明白了自己這些年總要逃避學術會議的原因。但在學院求生存的年輕學人卻不能逃避，而必須遵循“學術江湖”的潛規則，如小兵所說，這樣的“學院自身的邏輯和規則”對學術正常發展的阻礙，是不能簡單地歸之於外部環境的。
小兵總結說，“青年教師就生活在由剛性的課題管理體制和柔性的父權式（家長式）人際結構構成的學院文化之中，他們在學術上和精神上要實現雙重的突圍，何其困難！”讀到這裡，我彷佛感到一股冷氣襲來：我終於懂得我寄以希望的七〇後、八〇後的學人在他們出山以後的選擇的艱難與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了。
我曾經說過，對於學院派的學者，“學術本身就構成了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從學術之外尋找樂趣、意義和價值。我因此對年輕的研究生說：
“如果你當了三年研究生以後，不能從學術中感到快樂，你無法迷戀於學術，這就說明學術研究工作不適合你，那我建議你放棄學術，趕緊改行。這是很自然的選擇，也不要不好意思。我們自有自己的學術尊嚴，但也不必把學術研究神聖化、道德化。不能認為，放棄學術研究，就背叛了學術，就是精神的庸俗化。學術研究，不過是一批痴迷於學術的人進行的精神勞動。堅守學術，因為我感到快樂；享受不到快樂，就走人。事情就是這麼簡單。”（《學術研究的承擔》，收《重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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