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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6

 [加拿大]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

人世間流行過多少次瘟疫，不下於頻仍的戰爭；然而，無論鬧瘟疫還是爆發戰爭，總是出乎人的意料，猝不及防。

——《鼠疫》，阿爾貝·加繆

凡這世上已發生之事，甚至是已切盼之事，已籌謀之事，已展望之事，都不能說是毫不相干。戰爭並非意外事件：戰爭是必然結果。你不能一邊回顧久遠歷史一邊發問：戰爭因何而起？

——《鮑恩的庭院》，伊麗莎白·鮑恩

魯汶本是一個不甚光鮮的地方，1910年的一本導遊手冊如是說，但時候到了，它便燃起一場盛大的火焰。沒有哪個魯汶居民會想到，他們美麗文明的小鎮家園會遭此厄運。幾個世紀以來，這座繁榮平靜的小鎮以一座座瑰瑋的教堂、古色古香的屋宅、精絕的哥特式市政廳，以及1425年創辦的一所知名大學飲譽世界。那所大學的圖書館位於鎮上久負盛名的老紡織會館內，藏書20萬冊，其中包括許多傑出的神學和人文經典著作，還有豐富的手稿藏品，從公元9世紀一位修士寫下的詩歌集，到中世紀修士們辛勞數年完成的彩繪抄本，應有盡有，不一而足。然而，1914年8月末，空氣中滿是硝煙的味道，摧毀魯汶的陣陣烈火在數公里之外都清晰可辨。包括這座大學圖書館在內，小鎮的大片街區都在戰火中消失了。絕望求生的小鎮居民帶上了一切可以攜帶的行李沖進鄉下避難，而此情此景將在20世紀反复上演，人們將會對此習以為常。

與比利時很多地方一樣，魯汶不幸落在了大戰中德國入侵法國的進軍路線上，而這場爆發於1914年夏天的大戰一直延續到1918年11月11日才告結束。德國的計劃是一套兩線作戰策略：一邊對俄國進行防禦作戰，拖住這股東線敵軍；一邊快速入侵，在西線擊敗法國。比利時本是中立國，希望在德軍一路南下進攻時保持沉默以免於戰爭；但就像後來在大戰中反复上演的戲碼一樣，這些設想被證明是大錯特錯。比利時政府決定抵抗德軍—這是在第一時間對德軍的作戰計劃說不。英國在短暫猶豫之後也加入戰團，與協約國一起對抗德國。8月19日，當德軍抵達魯汶，他們已對比利時人不可理喻的抵抗頗為惱怒，與此同時，他們也感到不安，擔心遭受比利時軍隊和英國軍隊的攻擊，而平民也可能拿起武器抵抗。

頭幾天裡一切正常：德國人沒有什麼出格的行為，可擔驚受怕的魯汶平民甚至不敢對入侵者表露絲毫敵意。8月25日，魯汶又來了一支德軍，是在遭受比利時人反攻後撤下來的。一時間城內流言四起，都說英國人也要來了。小城響起了槍聲，最有可能開槍的就是緊張兮兮、或許還喝醉了的德國士兵。恐慌情緒在德國人之間蔓延激化，他們確信自己遭受了攻擊，隨即開展了第一波報復行動。當晚和此後幾天時間裡，平民被拖出屋宅，包括魯汶市長、大學校長和幾名警官在內的要人都被槍殺。最終，魯汶大約一萬的總人口裡有250人死於非命，更多的人則被毆打、羞辱。有1500名魯汶居民（有嬰兒，也有老者）被押上火車運往德國，那裡的人用嘲弄和羞辱迎接了他們。

德軍士兵——時常和他們的軍官一起——洗劫城市，搶奪戰利品，抄掠財物，縱火焚燒建築物。魯汶的9000座房子裡有1100座慘遭摧毀。一座建於15世紀的教堂被大火焚毀，屋頂坍塌。8月25日午夜，德國士兵闖進圖書館，四處潑灑汽油。清晨，圖書館已是一片瓦礫，藏書化為烏有。烈火又接著燒了好幾天。數日之後，當地一名學者將這一切告訴了美國駐比利時大使；在描述城市毀滅、朋友被槍殺，以及可憐的難民時，這個比利時人的語調還算平靜。但當重返已是殘垣斷壁的圖書館時，他還是忍不住掩面痛哭。“城市中心簡直就是一堆冒火的廢墟，”一個去而復返的教授說，“城中各地一片死寂，市民四散奔逃；在地下室的窗戶前，我看到一張張驚恐的臉。”

這只是歐洲按下自毀鍵的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讓歐洲千瘡百孔。有著700年曆史的蘭斯大教堂是法國最美麗也最重要的教堂，絕大多數法國國王都在這裡加冕，但就是這麼一座美輪美奐的教堂，卻在魯汶劫難之後毀於德軍的砲火。教堂裡一尊華麗的天使雕像慘遭“斬首”，頭顱滾到地上，面容上的笑容依然完整。伊普爾，同它的宏大紡織會館，化作了一片碎石瓦礫。意大利北部小城特雷維索的市中心也被炸彈摧毀。儘管這些侵門踏戶的毀城行為不可能都是德國人幹的，但它們疊加起來還是大大影響了美國的公眾輿論，推動美國最終在1917年參戰。正如某個德國教授在終戰時不無悔恨的說法：“今天我們也許可以說，魯汶、蘭斯、盧西塔尼亞—這三個名字幾乎同等程度地消除了美國人對德國的同情。”

硝煙中的蘭斯大教堂

魯汶的損失相比之後發生的事情來說的確不算大—在那之後，有超過900萬士兵陣亡，還有1500萬人負傷；不僅魯汶，比利時的許多地區，以及法國北部、塞爾維亞、俄羅斯帝國與奧匈帝國的部分地區也都毀於戰火。但魯汶成了一個像徵，成了這場無意義毀滅的符號，提醒歐洲人自己對世界上曾經最繁榮、最強大地區所造成的破壞，也反映了在有諸多共通之處的民族之間，不理智和不受控制的仇恨是如何蔓延的。

歐洲另一端，在與魯汶隔山距水、地處巴爾幹半島的薩拉熱窩，隨著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戰拉開序幕。正如那場席捲魯汶的大火，這次暗殺行動引燃了一場遍及歐洲絕大部分地區的戰火，世界許多地方也受波及。那些規模最大、死傷最多的戰役，既在東西兩線進行，也在巴爾幹半島打響，還在意大利北部地區上演，在中東和高加索等地蔓延，更在遠東、太平洋和非洲延燒。全球各地的士兵湧入歐洲，他們來自英屬殖民地印度、加拿大、新西蘭以及澳洲，也來自阿爾及利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法屬殖民地。中國派出大批勞工，幫助協約國運輸軍需品、挖掘壕溝；身為協約國成員的日本也出兵巡邏世界各地水道。1917年，被德國挑釁得忍無可忍的美國，參加了大戰。在這場戰爭中，美國有114,000名士兵陣亡，並在參戰之後痛感自己被騙進了一場沒有勝算的大賭局。

1918年，和平終於以某種方式到來；但是，這時的歐洲和世界已經面目全非。大戰之後，四大帝國土崩瓦解：曾經統治西及波蘭、東達格魯吉亞等諸多臣屬民族的俄羅斯帝國，擁有波蘭和海外領土的德意志帝國，歐洲中部的龐大多民族帝國—奧匈帝國，以及奧斯曼帝國。當時的奧斯曼帝國仍然佔據著歐洲的一小塊領土、今天的土耳其全境以及中東阿拉伯的絕大部分地區。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成功奪權，他們的夢想是創建一個煥然一新的共產主義世界，由西向東，推動革命洪流滾滾向前：先是在匈牙利，然後在德國，再後來是在中國。舊有的國際秩序一去不復返了。歐洲比之前更加貧弱，再也不是無可爭議的世界主宰。在歐洲的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新的世界大國也在亞歐大陸的邊緣地帶先後崛起，東邊有日本，西邊有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並非催化了西邊那個超級大國的崛起—美國在大戰之前就已經崛起—而是加速了“美國世紀”的到來。

在許多方面，歐洲都為自己釀就的這場大戰付出了慘重代價：退伍老兵再也沒能從生理或是心理上的打擊中恢復過來；戰爭製造了大量孤兒寡母；年輕女性找不到丈夫，因為太多男人死掉。和平降臨的頭幾年裡，歐洲社會又經受了新一輪的慘痛折磨：西班牙大流感（也許這是法國北部和比利時地區富含細菌的土壤被炮火反复蹂躪的結果）帶走了全球範圍內約2000萬人的生命；飢荒降臨，因為沒有足夠的男性勞動力去耕種或從事食品運銷工作；還有政治動盪，左和右的極端主義者使用武力達成他們的目標。在一度是歐洲最富有城市的維也納，紅十字會工作者看到的是傷寒、霍亂、佝僂病、壞血病，他們本以為這些災禍早都從歐洲消失了。更糟糕的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都只不過是“歐洲最後一場三十年戰爭”之間的短暫間歇。1939年，大戰以一個新的名字再次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仍然以各種形式留存在我們的身體和想像之中。成噸的未爆彈還潛伏在戰場之下，總是不斷有人—也許是一個不幸的正在犁地的比利時農民—被加進傷亡名單。每年春天冰雪消融之後，法國軍隊和比利時軍隊都要派兵前去清理這些重見天日的未爆彈彈殼。大戰在我們的記憶裡仍然佔據重要位置，這既要歸功於不斷湧現的回憶錄、小說和繪畫作品，也因為我們之中很多人的家族與這場大戰關係緊密—這場戰爭仍是我們家族歷史裡灰暗可怕的一章。我的祖父母都曾參戰，一個在中東與印度軍隊並肩作戰，另一個則是西線野戰醫院的加拿大醫生。我的家族仍然保存著在大戰中贏得的獎章、一把在巴格達由某個心懷感激的病人贈送的寶劍，還有一枚手榴彈—我們孩提時代在加拿大的時候就曾把玩這枚手榴彈，後來才有人意識到，這枚手榴彈恐怕還沒拆除引信。

這場大戰之所以讓我們久久難忘，一大原因在於它本身還是個謎。歐洲怎麼會對自己和世界犯下這樁罪行？對此有很多種可能的解釋；的確，要從中選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太難了：首先是軍備競賽，嚴格的軍事計劃，經濟競爭，貿易戰，爭搶殖民地的帝國主義，還有就是將歐洲劃分成兩大敵對陣營的同盟協約體系。各種理念和情緒往往是跨國界的：民族主義及其令人厭惡的鼓吹者，渾身散發著對別國的仇恨和蔑視；恐懼，對失敗或革命的恐懼，對恐怖分子或無政府主義者的恐懼；希望，希望改變，或是打造一個更好的世界；對榮譽和男子氣概的渴求，這就意味著毫不退縮和絕不示弱；還有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思潮將人類社會當作自然界的物種一般劃分等級，不只是推崇、信仰“進化”和所謂的“進步”，還使人們相信人類之間的殘酷鬥爭不可避免。此外，各個國家以及它們各自的動機又在推動大戰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呢？國力日強的日本和德國野心勃勃；衰落如大英帝國滿眼恐懼；法國和俄羅斯的複仇怒火熊熊燃燒；奧匈帝國垂死掙扎。各國內部同樣存在種種壓力：愈演愈烈的勞工運動，或是公開活動的革命勢力；爭取女性投票權的運動，或是附屬國的獨立運動；又或者是階級之間的衝突、信徒與反教權人士的對決、軍方與平民的齟齬。那麼，無論是在維持歐洲的長期和平，還是推動走向戰爭的進程中，這些內部壓力又起到了什麼作用？

國力、觀念、偏見、制度、衝突，這些因素的確非常重要。然而，事情到了最後還是要由不多的幾個個體決定，他們要么不得不點頭同意並繼續發動戰爭，要么表示反對，並停下腳步。他們中有德意志皇帝、俄國沙皇、奧匈帝國皇帝這樣大權在握的世襲君主；還有法國總統、英國首相、意大利首相這些受制於憲政體制的政治領袖。現在回想起來，在1914年，那些關鍵人物裡沒有一個是偉大而富於想像力的領導人，沒有一個有膽量站出來對抗那些日增月累、最終導致戰爭的壓力，這真是歐洲乃至全世界的悲劇。無論如何解釋這場大戰的到來，我們都必須兼顧歷史的洪流與在洪流中上下翻動但有時也會改變潮水方向的人。

舉手投降並說大戰是不可避免的，這很容易，但也很危險，尤其是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它在一些（並非所有）方面酷似1914年之前的那個昨日世界。我們的世界正在面臨相似的挑戰，一些是革命性的和意識形態層面的，比如激進宗教和社會抗議活動的興起；另一些則來自新興國家與衰落國家之間的衝突壓力。我們需要小心思考戰爭如何爆發以及和平如何維繫的問題。今天，各國仍然像1914年以前那樣，在各國領導人設想的恫嚇與反恫嚇的可控遊戲中對峙；然而，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後的五週時間裡，歐洲是多麼輕易而又突然地從太平盛世墮入戰爭深淵啊！在那之前也有過幾次嚴重性堪比1914年的危機，但當時的歐洲並沒有走到懸崖邊上。歐洲各國領導人—還有支持他們的大批國民—選擇的是解決問題以維繫和平。那麼問題來了，是什麼讓1914年與眾不同呢？

讓我們先開始設想一幅人們穿行其中的風景。風景裡有土地、植被、山谷和溪流，這些全都相當於組成歐洲的關鍵的經濟和社會結構，而吹拂的微風則是影響了歐洲人觀念和意見的各種思潮。想像你走在這樣的風景中，前路有許多選擇，即便你能看到天邊飄著幾朵陰雲，可天氣還算不錯。面前有一條通往開闊平原的大路。你知道你得不停走，因為一方面鍛煉身體是好的，一方面你最終也想抵達安全的目的地。你還知道，只要選擇繼續前行，你就得加倍小心。前方也許會有虎視眈眈的野獸，會有需要涉水而行的溪流，也會有崎嶇坎坷的山岩。但你不會想到，你有可能會因為其中一樣而走向毀滅。作為一個行者，你過於理智、過於有經驗了。

斐迪南大公遇刺

但在1914年，歐洲的確跌下懸崖，捲入了一場災難性的衝突。這場衝突殺死了數百萬人，掏空各國經濟，將各大帝國和各國社會碾為粉末，致命地打擊了歐洲的世界領袖地位。那些歐洲各大首都街頭人們興高采烈的照片影像有相當的欺騙性。突如其來的戰爭讓絕大多數歐洲人都頗為吃驚，他們最初的反應是懷疑和震驚。當時的歐洲人已經習慣了和平；他們出生成長於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的一個世紀，那是歐洲自羅馬帝國以來最為和平的時段。誠然，這百年之間也有戰爭，但要么是邊遠之地的殖民地戰爭（如非洲南端的祖魯戰爭），要么就是歐洲邊緣地帶的局部戰爭（如克里米亞戰爭），要么就只是短暫而迅速決出勝負的戰爭（如普法戰爭）。

從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遇刺，到8月4日歐洲大戰全面爆發，通往戰爭之路的最後一步只走了一個多月。最終，數週之內的一系列關鍵決策將歐洲帶入戰爭，而這些決策卻是由寥寥數人做出的（而且他們都是男性）。為了理解他們如何那樣作為，我們必須往回追溯，看看那些影響了他們的各種力量。我們需要理解“打造”了他們的社會和製度。我們必須試著理解那些對他們認識世界有影響的價值觀、理念、情感和偏見。我們還要提醒自己，除了一兩個例外，這些領導人其實對於自己正在將國家和整個世界帶向何方一無所知。就這一點而言，他們與自身所處的時代非常合拍；絕大多數歐洲人都認為，一場全面戰爭要么絕不可能發生，要么即使發生也會迅速結束。

如果我們試圖理解1914年夏天發生的事情，在急於譴責之前，我們必須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在一百多年前當時人所處的情境裡思考問題。現在的我們，無法質問那些決策者在一步一步將世界帶上毀滅之路的時候心裡在想些什麼，但我們可以從後來寫就的一篇篇回憶錄和當時留下的諸多史料中獲得一些啟發。有一個事實已經越來越清楚，那些做出選擇的人都對之前的幾次危機心知肚明，知曉過往那些做出決策或沒有做出決策的時刻。

俄國的領導人絕不會忘記、也不會原諒奧匈帝國1908年吞併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事實。不但如此，塞爾維亞是俄國的保護國，而無論是在1908年對抗奧匈帝國時，還是在1912—1913年間的巴爾幹戰爭中，俄國都未能保護好它。1914年的奧匈帝國變本加厲，甚至已經威脅要摧毀塞爾維亞。如果俄國再次坐視不管，這對俄國又意味著什麼？同樣地，在之前的幾次巴爾幹衝突裡，德國並沒有全力支持奧匈帝國；如果這次德國還是視若無睹，它會不會失去自己唯一可靠的盟友？

奧匈帝國占領下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

一個事實是，早先列強之間因爭奪殖民地或因在巴爾幹彼此相左而爆發的較為激烈的危機都得到了和平解決。這一事實也成為1914年各國領導人考慮的因素。戰爭威脅在之前不是沒有過，但最終，壓力都轉嫁給了第三方，各方做出讓步，召開危機會議，成功解決了危險議題。實施走到戰爭邊緣又不捲入戰爭的邊緣政策均得到了回報。1914年這一回，重複的也的確是同樣的流程。只是這一次，邊緣政策沒有奏效。這一次，奧匈帝國在德國的支持下向塞爾維亞宣戰；俄國決定支持塞爾維亞，於是與奧匈帝國和德國爆發了戰爭；德國攻擊了俄國的盟友法國；英國站到了協約國一邊。他們都越線了，踏入了戰爭那一邊。

1914年戰爭的爆發有如平地一聲驚雷，但在此之前並非晴空萬里。烏雲在此前的二十年裡已經密布，許多歐洲人都已心神不寧，深知戰爭陰霾已經臨近。雷電交馳的場景已隱約可見，千里堤壩有潰決之虞，雪崩就要開始，此類比喻遍布當時的文字記錄。此外，無論是各國領導人還是普通大眾，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有解決威脅的自信，也認定他們可以創建更好更強的國際組織，和平解決糾紛，遠離戰爭。歐洲戰前最後的黃金年代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後來人的構想，但當時的文字材料裡也寫滿了這樣的意象：陽光的德澤普照全球，人類會通往更繁榮、更幸福的未來。

歷史上很少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歐洲並非必須在1914年走向戰爭；直到最後一刻，也就是8月4日英國最終決定參戰之前，一場全面戰爭本可避免。回望歷史，我們當然可以看到是哪些力量推動著戰爭，讓戰爭越來越有可能爆發：彼此爭奪殖民地的列強，經濟競爭，撕裂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這些衰落帝國的族裔民族主義，或是日甚一日的民族主義輿論—正是這些輿論給各國領導人施加了新的壓力，迫使他們站出來捍衛各自國家所主張的權利與利益。

正如當時的歐洲人一樣，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秩序在重壓之下出現了種種問題。比如，“德國問題”。1871年的德國統一使歐洲中心突然出現了一個新的大國。德國會是歐洲其他國家圍著轉的支軸，還是團結起來對抗的威脅？歐洲以外的新興強國—日本與美國—又將如何適應歐洲主宰的世界體系？進化思維的孽子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它的兄弟軍國主義，共同催生了這樣一種信念，即國家之間的競爭是自然規律的一部分，最終只有最適者才能生存。而且，這大概意味著戰爭。19世紀末的人們普遍尊奉軍事，認為軍事乃是國家的一個最崇高的屬性。軍事價值觀向平民社會的擴散也強化了人們心中的假設，即戰爭是偉大生存鬥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戰爭也許的確對社會有利，甚至能讓社會變得更好。

科學和技術在19世紀為人類帶來了太多的好處，但也製造了更駭人的新式武器。國家間的對抗助長了軍備競賽，而這又加劇了各國的不安全感，反過來又加劇了軍備競賽。各國都在尋找盟友彌補自身缺陷。他們的各項決策逐步將歐洲推向戰爭邊緣。輸掉與德國人口競賽的法國決定與俄國結盟，部分原因就是看上了俄國保有的大量人力資源。作為回報，俄國也得到了法國的資金和技術。然而，法俄聯盟使德國感到自己被圍困；作為回應，德國加強了與奧匈帝國的聯繫，如此便在巴爾乾地區與俄國展開了對抗。德國本想依靠自身海軍實力逼迫英國對德友好，結果事與願違，反而驅使英國與德國競爭，並使英國擯棄了最初對歐洲大陸的疏離態度，與法國和俄國走得更近。

隨軍備競賽而來的各國軍事計劃以及各國之間的軍事同盟，被後世認為是打造了那架末日機器的罪魁禍首。這架機器一旦開動就絕不會停止。19世紀末，英國以外的歐陸大國實行的都是徵兵制。接受訓練的軍人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身著軍裝，其餘大都作為預備役回歸民間社會。戰爭威脅來臨之時，各國可以在數日之內集結大批軍隊。大規模動員有賴於詳細縝密的計劃，以便讓所有人都可以帶著合適的裝備趕赴正確的軍事單位，然後，這些軍事單位按照正確的編制集結，一般會通過鐵路運送到指定的營區。軍事動員的時間規劃是一門藝術，但這種規劃往往缺乏彈性，無法只在一條戰線上做部分動員—1914年的德國便是一個例子，它不得不與法國和俄國同時開戰，而非僅僅與俄國。而且，動員不夠迅速的話也很危險。如果敵軍壓境，而你的人還在火急火燎地趕往各自單位或是剛剛登上運兵火車的話，你或許已經輸掉了這場戰爭。嚴格的動員時間表和軍事計劃恐怕會從文官政府領導人手中奪取最後的決策權。

有關大戰起因的一系列解釋中，各國的軍事計劃只是其中一端，另一端則是人們對榮譽和威望的考慮，這雖朦朧不清卻有相當的說服力。德皇威廉二世處處以腓特烈大王自比，卻因為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中的退讓而被大家嘲笑為“膽小者威廉”。他想要再次面對這樣的譏諷嗎？適用於個體的榮譽感，也適用於國家。1904—1905年敗給日本蒙受屈辱之後，俄國也急切需要重新確立自身的強國地位。

日俄戰爭

恐懼也在各國對彼此的態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刺激各國領導人和公眾接受把戰爭作為對外政策的工具。奧匈帝國擔心，如果自己不做點兒什麼來壓制國境之內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自己的大國地位恐將不保，而這意味著對一個凝聚的南斯拉夫和一個獨立的塞爾維亞下手。法國恐懼自己的鄰居德國，後者無論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要比自己強大。德國也滿懷憂慮地望向東方。俄國正在快速發展、重整軍備；如果德國不盡快與俄國作戰，那可能再也沒有機會了。英國能從和平延續中贏得很多利益，但它也一如既往地擔心歐洲大陸出現一個支配全歐的強國。列強不僅對彼此感到恐懼，也懼怕自己的人民。社會主義思潮已經蔓延全歐，勞工組織與社會主義政黨正在挑戰舊統治階級的權力。這是不是正如許多人所想的是暴力革命的先兆？族裔民族主義同樣也是一股毀滅性的力量。它不但困擾著奧匈帝國，也在俄國和英國掀起波瀾。1914年的頭幾個月裡，相比於外交事務，愛爾蘭問題對英國政府來說更為重要。戰爭能成為彌合國內分歧並在愛國主義浪潮中團結公眾的一種方式嗎？

最後，即便在當今這個時代，我們也永遠不應該低估錯誤、混亂或僅僅是時機不佳在人類事務中所起的作用。德國政府和俄國政府的複雜低效意味著文職領導人不完全了解軍事計劃，即使這些計劃會影響他們的仕途。在薩拉熱窩遇刺的斐迪南大公一直以來都反對以武力解決奧匈帝國的種種問題。諷刺的是，他的死帶走了一個本可以阻止他的國家向塞爾維亞宣戰進而能阻止整個連鎖反應的人。刺殺事件發生在1914年夏季假期之初。危機升級之時，許多政治家、外交官和軍事統帥卻都已經離開了自己國家的首都。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正外出觀鳥；法國總統和總理都在俄國和波羅的海進行六月最後兩週的長途旅行，旅途中往往與巴黎不通音書。

我們的研究也存在另一種危險，那就是過度聚焦於那些推動歐洲走向戰爭的因素，而忽視了那些促進和平的因素。19世紀湧現了大量的會社和協會，他們都宣稱戰爭不合法，並倡導採用仲裁等替代方式解決國家間的爭端。像安德魯·卡內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這樣的富人就捐出了巨款，意在促進國家間的相互理解。全球範圍內風起雲湧的勞工運動和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組建了第二國際，一再通過反戰動議，威脅一旦有戰爭爆發就會發動總罷工。

19世紀是一個非比尋常的進步時代，科學、工業、教育都飛速發展，進步大部分集中在日益繁榮和強大的歐洲。借助更快的通信技術、貿易、投資、移民，以及官方和非官方的帝國擴張，歐洲各民族彼此聯結在一起，並與世界相連。1914年以前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大概只有“冷戰”結束之後我們當今所處的這個時代可以比擬。當然，人們普遍相信，這個相互依存的新世界將孕育新的國際組織，各國會日益接受普遍的行為準則。國際關係不再像18世紀那樣被認為是一場零和遊戲。相反，若和平繼續維持，所有人都是贏家。國家之間越來越多地使用仲裁解決糾紛，歐洲各個大國聯手解決問題的情況也很頻繁，如處理衰敗的奧斯曼帝國危機和組建國際仲裁法庭，這一切似乎都表明，一步一步地，一種全新而高效的管理世界事務的方式已經打下了基礎。人們希望戰爭成為過去時。可以說，戰爭在處理糾紛時非常低效。此外，戰爭也在變得越來越昂貴，無論是從交戰方的資源消耗，還是從新式武器和技術可能造成的破壞規模來看，都是如此。銀行家警告說，即便爆發一場全面戰爭，這場戰爭也會在數週之後慢慢停下來，而這僅僅是因為籌不到軍費。

談論1914年一系列事件的文獻汗牛充棟，而絕大部分都在問大戰為何會爆發。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許我們應該問的是另一類問題：為什麼長久的和平沒有繼續下去？為什麼那些推動和平的力量—它們還都是強勁的力量—沒有佔據上風？畢竟，在此之前，這些力量都成功地維繫了和平。為什麼維護和平的體系這次失敗了？要想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一個辦法就是去看看歐洲在1914年之前的幾十年裡是怎樣把路越走越窄的。

讓我們再想想之前風景裡的那些行者。像歐洲一樣，他們也是從陽光普照的廣闊平原出發，但走到岔路口時，必須要選擇走哪條路。儘管他們在當時可能還意識不到自己的選擇會有何種影響，但他們發現自己正走進一座越來越窄的深谷，這條路可能不會帶領他們去往自己本來要去的地方。我們也許可以試著找到一條更好的路，但那勢必要付出大量努力—我們也不清楚，山谷另一邊矗立的座座小丘又藏著什麼。或許，原路返回仍然是可能的選項，但那勢必代價高昂，耗費時間，可能還很丟臉。舉例而言，德國政府難道可以向自己和德國人民承認，與英國進行海軍軍備競賽不但是一條歧路，而且還會浪費大量金錢嗎？

本書意在回溯歐洲走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程，找出那些縮小選擇餘地的關鍵轉折點。法國決定與俄國建立攻守同盟反制德國是其中一個，德國在1880年代末決定與英國大打海軍軍備競賽又是另一個。英國則小心翼翼，先是與法國，之後又及時地與俄國改善了關係。另外一個關鍵時刻出現在1905—1906年，當時的德國正試圖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機期間破壞英法協約。這一舉動適得其反，英法之間的聯繫反而更加緊密，並且開始進行秘密的軍事會談—英法之間又多了一條關係紐帶。歐洲後來的幾次嚴重危機—1908年的波斯尼亞危機，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機，還有1912—1913年間的巴爾幹戰爭—又為歐洲局勢加上了一層層新的憤怒、懷疑和不堪記憶，而這些又影響了列強之間的關係。以上就是1914年那些決策所處的歷史背景。

1908年波斯尼亞危機

擺脫過去、重新開始也是有可能的。畢竟，中美兩國領導人在1970年代之初斷定，若兩國可以結束二十多年的敵對關係，雙方都能獲益。國家之間的友誼會改變，同盟也隨時可以毀於一旦—意大利在大戰之初就是這麼做的，當時它拒絕與同盟國奧匈帝國和德國並肩作戰—但隨著時間推移，國家間的相互義務和私人關係日益牢固，破壞同盟就變得越來越難。1914年，號召支持英國干涉大陸戰爭的人就提出過一個有說服力的論點：英國畢竟曾讓法國期待自己會出手幫助，如果臨陣退縮會名譽掃地。儘管如此，遲至1913年，列強仍做了諸般努力，試圖打破這兩個聯盟體系。德國與俄國之間就不時為解決糾紛舉行會談，英德之間、俄奧之間甚至是德法之間也是如此。然而，不論是出於慣性、過往衝突的記憶，還是對背叛的恐懼，這些努力最後都無濟於事。

儘管如此，我們最終遇到的還是那幾位將領、皇室成員、外交官和政治家，1914年的那個夏天，他們既有權力也有權威在是與否之間做出選擇。是否要動員軍隊，是否要妥協，是否要實施軍方已經擬訂的作戰計劃。誠然，若要理解他們當時行動背後的原因，我們必須考察他們所處的歷史背景。但是，我們不能小看他們的個性特質。德意志帝國首相貝特曼—霍爾韋格剛剛痛失愛妻，這是否讓他在考慮開戰時多了一分宿命論的色彩？俄國的尼古拉二世生性軟弱，這必然會使他更難阻止手下那些希望俄國盡快動員起來的將領。奧匈帝國總參謀長赫岑多夫希望為國家帶來榮耀，但更多是為他自己，這樣他就能迎娶一個離異的女人了。

德意志帝國首相貝特曼—霍爾韋格

戰爭，當它最終到來之時，所有人都驚駭莫名，乃至從戰爭開始直到今天，人們都沒有停止尋找戰爭的罪魁禍首。依靠宣傳和審慎的檔案開放，每個參戰國都宣稱自己是無辜的，並指責他國。左派斥責資本主義和軍火生產交易商，稱他們是“死亡販子”；右派或指責左派，或指責猶太人，又或者同時指責兩者。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勝利者們議論著要審判罪魁禍首—德皇，還有他手下的將軍和外交官—最後卻不了了之。戰爭責任的問題一直都很重要，因為如果德國要為戰爭負責，那麼該國繳納戰爭賠款就是合理正當的。如果德國沒有責任—這在德國以及越來越多地在英語世界成為一個普遍看法—那麼德國人承擔的賠款和其他懲罰就是極不公平乃至非法的。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裡，人們普遍的想法，用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的話來說就是：“各國在戰爭這口沸騰的大鍋邊緣遊走，看不出有任何的驚慌和憂慮。”4大戰不是某一個人的錯，也不是所有人的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弗里茨·費舍爾為首的幾位大膽的德國歷史學家重審檔案，認為德國確實難辭其咎，而且，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的最後一屆政府再到阿道夫·希特勒，這之間的戰爭意圖有著罪惡的連續性。他們的結論受到質疑，這場爭論還在繼續。

尋找罪魁禍首的行動可能永遠不會停止，而我認為，一些強國和他們的領導人確實比其他人更應當被追責。在我看來，奧匈帝國在1914年要摧毀塞爾維亞的瘋狂決心，德國以最大限度支持這一行動的決定，以及俄國魯莽的軍事動員，所有這些都要為戰爭爆發負最大責任。英法兩國都不想打仗，儘管人們大可以說他們本該為阻止戰爭做出更多努力，但最後我發現，更有趣的問題是，歐洲是如何走到1914年夏天那個戰爭比和平更有可能的境地的。那些決策者行事時都在想什麼？為什麼這一次他們沒像之前那樣把局勢往回拉一下？或者，換句話說，為什麼和平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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