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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5/9
撰文：達利歐（Ray Dalio）|編譯：仝馨（Xin Tong）
【編者注】美中關係的境況和走向是國際關注的熱點話題。 近日兩度訪問北京的美國「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董事長達利歐（Ray Dalio）公開表示，美中正處於交戰邊緣，且雙方已無法對話。 橋水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之一，創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 彼時，正逢處於關係「冰點」的美中兩國在共同戰略利益的驅動下，以「小步舞」的方式開始解凍雙邊關係之時。 時隔半世紀，這位掌管著高達1240億元財富的風險基金巨頭，與其幾與美中邦交正常化之路歷經等長歲月、而今依舊與中國企業保持大規模合作的公司，正面臨著美中關係的“至暗時刻”。 在4月26日發表的文章“我如何看待當前中美關係及其與他國關係、中國內政”（“What I Think Is Going On 1） with China-US Relations， 2） with Thei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3） in China “）中，達利歐基於自己對華貿易的多年經驗和對中國的瞭解，從中國外交和內政層面談論自己對現階段美中關係的看法和預測。 作為全球公司和金融領域的領導者、跨國投資與合作的利益相關者、美中關係一路走來的見證人，達利歐對美中關係的認知和理解值得我們參考。 本站特譯此文以供讀者參閱。
2023/4/26
最近四十年，我一直在中國旅行。 我與這片土地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見證了它的變遷。 我的旅行並非為了追名逐利，而是希望找尋有意義的工作和夥伴關係。 在這兩方面，我的確收穫頗豐，並感到自己對這裡做出了深重承諾——如同我們對待朋友一樣——要盡力幫助他們。 這一榮幸和特殊的位置令我如今處於一個尷尬位置——因為我與世界上兩個大國關係緊密，而它們正處在對彼此發動戰爭的邊緣。 我被夾在中間，試圖左右斡旋，盡量在不傷害其中一方的前提下給予説明。 我最近對中國進行了兩次訪問，訪問持續了約兩周時間，期間我與來自不同背景的人進行了交談，並參加了一系列會議。 中美關係究竟怎麼了？ 兩國關係會怎樣影響國際外交局勢？ 中國內部正在發生什麼？ 針對這些話題，我想就這兩次訪問及我在訪問中與來自其他國家（包括美國）的非中國政策制定者、中國公民、海外中國問題專家等諸多人士的對話，談一談我對大國力量衝突和中國內政的思考。
達利歐在演講「如何建立一家汲取最優想法的公司」|來源：TED官網
需要指出的是，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在不帶任何偏見或是非觀的前提下，盡可能準確地描述我所認為的事實。 我寫作的目的是為了增進人們對相關話題的理解，以幫助減少假資訊和錯誤信息的傳播。 文章中的一些表述或許對某些人來說過於直白，但我相信讀者嘗試客觀看待事實並探討如何解決問題的能力。 同時，雖然我敘述的以下內容是我所相信的「真實」，但這一「真實」並不具有絕對性。
一、中美關係：不斷試探對方底線
美國和中國正處於戰爭邊緣，並且已超出了可以談判的能力。
當我說「美國和中國處於戰爭邊緣」時，我的意思是兩國似乎愈發接近爆發制裁戰爭和/或軍事戰爭。 這是雙方都不希望發生的，但很多人認為戰爭可能會爆發。 他們的理由基於以下三點：1）雙方已無比接近對方的紅線; 2）雙方都在冒著越過對方紅線的風險而採用旨在迫使對方讓步的邊緣性政策; 3）政治因素可能會導致雙方在未來18個月內採取更加激進的邊緣性政策。 我想強調的是，雖然我說「兩國處於戰爭邊緣」，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必然會越過這一「邊緣」。 我想表達的是，兩國處於非常接近對方紅線的狀態，一旦越過，兩國之間將不可逆轉地爆發某種類型的戰爭，這不但會給兩國帶來災難，亦會給世界秩序帶來嚴重和不可逆的破壞——就像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其自身和世界造成的損害一樣，只不過規模更大，影響範圍更廣。
而我所說的「雙方已超出可以談判的能力」指的是，美中兩國之間任何關於重大重要事項的討論已成為雙方互相指責的平臺。 這些對話只會加劇關係惡化，而非帶來改善，因此進行對話比避免對話更加糟糕。 儘管兩國仍存在一些致力於防止雙方滑向戰爭的戰略性討論（如關於如何應對臺灣領導人蔡英文訪問美國等話題），且雙方均對這些討論持積極態度，但仍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中正不可避免地走向一場戰爭。 這一觀點源於人們對局勢發展、兩國政治，以及地緣政治的考量。
至於政治的影響，我認為有必要認識到的一點是美國並不團結。 由於美國決策系統的分裂性，拜登政府無法妥善處理好與中國的關係。 正如我們在佩洛西訪台事件和氣球事件（以及其他更罕為公眾所知的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樣，拜登自己無法獨立代表或掌控美國。 儘管美國兩黨和諸多美國人都反對中國，拜登政府卻難以就反對程度和方式達成一致。
在未來18個月內，美國鷹派的政治勢力將對美中關係施加更多壓力，以為2024年大選作準備。 這將是一段非常危險的時期，因為中國和美國目前已處於戰爭邊緣。 美國與台灣從當下算起至大選開始的政治日程安排都將可能導致美國採取更多邊緣性反華策略。 比如，美國國會中的鷹派成員將可能聯合總統候選人、參議院、眾議院共同呼籲總統及其團隊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再加上臺灣政治境況的催化，所有這些都可能導致美國政府不斷逼近紅線甚至越過紅線。 這一情況在共和黨議員加拉格爾（Gallagher）所領導的美國與CCP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所舉辦的一系列聽證會中得以體現。 由於中國和美國已處於戰爭邊緣，在接下來的18個月中以強硬態度對待中國恐將令開戰風險倍增。
此外，在接下來的18個月內，許多紅線都面臨被邊緣性政策觸及的可能性。 每一條紅線都敏感而危險，所有這些加在一起，兩國關係面臨著極大的風險和挑戰。 例如，眾所周知的被中國視為紅線之一的台灣問題。 如果美國或臺灣公開支援台獨，中國政府將視其為宣戰。 再讓我們看向未來。 美國政府很可能在某天決定支援保衛台灣獨立，甚至為增強臺灣軍事力量而向其出售致命性軍事裝備。 同樣，共和黨領袖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訪問臺灣也將向世界傳遞美國支援保衛台灣獨立的資訊，增加軍售更是如此; 甚至即便沒有訪問，僅是發表相關聲明都有可能越過紅線。 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認為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不可爭議的一部分，因此曾動用軍用飛機和艦船確證之前已建立的紅線。 中國認為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權利，稱美國插手臺灣事務是挑釁行為。
同時，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也在引導美國和中國不斷試探彼此關係中的紅線。 例如，目前雖未知曉何種技術可構建致命性軍事裝備，但一些設備無疑具有雙重用途。 中國內部亦存在一場爭論：為何北約向烏克蘭提供致命性武器便是可被接受的，而中國向俄羅斯提供相關武器便不被允許。
另外，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特別是切斷中國獲取關鍵晶元的管道，則是另一個探測中國底線的方式。 作為回應，中國開始考慮對美國企業實施反制裁措施。 具體來講，當前中國考慮制裁美光科技。 這一舉措將給該企業帶來財務災難，因其收入的四分之一來自中國和香港地區。 自然而然，其他與中國有著密切貿易往來和經濟依賴的、被美國政府視為盟友的企業以及美國企業，也憂心忡忡並考慮如何保護自己。
當前，控制關鍵技術和礦產資源以防這些資源的供應被切斷，並設法切斷對手的關鍵技術和礦產資源，正在兩國經濟競爭中常態化。 這無疑具有挑釁色彩。 我在《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一書中詳細闡釋了這一自我強化的、不斷惡化的貿易戰動態因素。 其發生的方式非常典型，且是戰爭爆發的預兆。 這一境況將導致更多的本土化和「幫派化」，令成本效益降低並重塑聯盟。 之所以會造成這些影響，是因為這一動態因素將所有國家置於衝突之中——而它們做出的任何選擇都決定了它們站在何方。 以前文提到的美光科技案為例。 美國已要求韓國政府對其兩大晶元生產商（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半導體公司）施加影響。 如果美政府禁止美光科技向中國出售晶元，那麼這兩大企業也不得增加向中國的晶元銷售。 韓國政府在美光科技案和其他事件中的所作所為將決定其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這種動態正在迅速改變既有聯盟。 另一個例子是沙烏地阿拉伯與美國、中國、俄羅斯的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基於合理理由，沙特政府與這三國的關係因經濟和軍事實力的變化而不斷改變——即，美國和沙特政府曾締結堅實聯盟。 美國為沙特提供軍事庇護，而沙特則為美國及其盟友提供穩定的石油供應和價格保護。 但隨著中國、俄羅斯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共生利益的不斷增加，甚至其超越了美國與沙特的共生利益之時，這一堅實聯盟便面臨土崩瓦解。 同樣，這一動態因素亦對貨幣和資本流動造成影響，因後者需與貿易流動和地緣政治聯盟保持一致性。 因此，基於以上原因，當在人們在環境中要時刻考慮如何與“朋友”相處時，貿易和投資的初衷便開始由從前的成本效益最大化逐漸轉向聯盟效益最大化。 請把目光投向那些隨時可能控制和切斷的關鍵資源和相關需求，如鋰、鈷、稀土、太陽能技術中的晶圓和電池等，就會發現我們正處於經濟和資源戰爭的邊緣。
除了上述爭論不休的事件外，還有許多分歧正在發生——比如，與中國企業做生意的規則和協定、外太空探索和運作、網路安全、在美國交易所上市中國股票、美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等，難以盡數列出。 這些衝突都很可能在未來18個月內加劇。
美中關係變得如此糟糕，以至於我們有理由擔心反華情緒可能會令中國與美國的關係面臨當下俄羅斯與美國關係的同樣境地，而這將導致美中貿易崩塌。 這一境地會帶來同樣災難性的經濟後果，比俄羅斯遭受的影響多出數倍，給供應鏈和貿易帶來毀滅打擊。 當然，這一境地帶來的最輕微後果是給美國、中國和世界帶來嚴重經濟危機，而最嚴重後果則是軍事戰爭。
因此，美中之間的衝突不容小覷。 它們在諸多層面影響著眾多國家的外交關係、跨國企業之間的關係，以及世界運行的方式，且這種影響正不斷深化。
那麼，如果戰爭爆發，會是什麼樣呢？
目前，我認為有很大可能會爆發某種形式的戰爭，因此我們有必要關注這場戰爭可能的面貌並嘗試達成一些協定，以遏制可能出現的戰爭類型。 例如，如果未來可能會出現經濟/制裁戰爭，人們有必要達成一項協議，規定哪些物品為必需品而哪些國家又能得到豁免。 如果我們預測可能會爆發軍事戰爭，那人們有必要就以下情況達成一致：1）雙方軍隊不會直接殺害對方軍隊; 2）雙方不會在對方領土上作戰; 3）雙方不使用核武器、網路和空間武器等。 通過這一協定，對可能爆發戰爭的兩國施加一定約束。 所有戰爭都是可怖的，因此政府應努力避免像俄烏戰爭——即便該戰爭尚在控制範圍內——這樣的悲劇重演。 但是，受到約束的戰爭並非是最糟糕的情況，因為歷史告訴我們，當衝突升級至一定程度時會產生可怕的經濟後果，隨後受約束的戰爭便會脫離約束，轉變為全面戰爭。
我想強調的是，我與幾乎所有政策制定者交談時都能感受到他們對戰爭的恐懼。 這種恐懼情緒或許是阻止戰爭發生的屏障，但並不是確保戰爭一定不會發生的萬無一失的護欄。 美中雙方都很清楚無論是經濟脫鉤抑或軍事對抗都將是災難性的，但他們依舊在不斷試探對方底線。
總體而言，我認為更大的挑釁很可能來自美方，而我也非常擔心這種挑釁會引起針鋒相對的越線行動。 雖然我預測這些挑釁會導致中國做出咄咄逼人的回應，但我不認為中國面對這些挑釁作出的反應會大到在不久後引發戰爭（這裡的「不久後」指的是未來三年內），因為中國不想打仗。 我預計北京方面在短期內會非常克制。 實際上，當我身處中國時，我不止一次地聽到有人告訴我，他們認為一些美國人正試圖把他們引入一個“戰爭”陷阱，他們不希望這些別有用心之人遂願。 其實，如果我看到更多激進行動，特別是無端發起的激進行動，我會比現在更擔心中國對戰爭的態度。
目前，面對所有的爭議性話題，美中兩國幾乎都是通過冒險接近和試探對方的紅線來處理的，如同兩個巨人在距離懸崖咫尺之處相互角力並試圖把他人也捲入這場危險鬥爭中。
二、美中關係與他國的聯繫：持續爭奪全球影響力
儘管各國領導人觀點不盡相同，但中國和其他國家領導人越來越相信美國正被其國內事務纏擾，開始不斷衰落。 因此他們認為美國不再能夠肩負起引導世界秩序的重任。 在美國缺席之時，世界將陷入混亂。 基於這一背景，許多人堅信當前世界迫切需要更強大的多邊領導、系統和機構，而中國能夠在這一方面扮演領導角色。 當然，在和平新世界誕生之前，全球必然經歷混亂和動蕩。
一位非中國方面的領導人給我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世界為何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者來創建多邊系統和協定。 當前世界上共有九個國家擁有核武器，還有一些國家即將擁有核武器。 如果不控制核擴散，那麼將有75個國家擁有核武器——這就是為什麼世界需要強大領導者的出現來控制局面。 同樣，對新型技術濫用、疾病傳播，以及其他事務缺乏全球性控制的恐懼和擔憂，也讓強有力的領導者的出現成為迫在眉睫之事。
對中國來說，韓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周邊國家不斷增強的軍事力量和威脅令人擔憂，特別是如果世界秩序變化，這些國家或許不再滿足於依靠於美國的保護傘之下。 此外，除中國外，一些國家也越來越擔心自己對美國軍事過度依賴，因此加快了軍事建設進程。 中國意識到了這些國家比預期增長迅猛的軍事力量，因而也不得不加快提升自身軍事力量的進程。 正如我在《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一書中所述，此類軍事開支的增長是戰爭爆發的先兆。 任何意識到這點的領導人都應做好——或者說不得不做好——被捲入戰爭的準備，而這種準備無疑再次增加了戰爭爆發的風險。
此時此刻，針對全球影響力的爭奪戰已全面展開，不同國家領導人和政治團體之間存在巨大分歧。 因此，儘管聯盟正在成形，群體之間的關係卻鬆散不堪，並不穩固。 例如，最近大部分歐洲領導人都在北京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會面，席間觀點各有不同，但沒有一人站在美國立場表達反華觀點和堅定支持保衛臺灣。 法國總統馬克龍同其國內五十名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商業領袖一道訪問中國。 其對中國表達了高度同情，明確指出“有必要理解”中國對台灣問題和俄烏戰爭的態度和立場，批評美國的挑釁行為，並警告歐洲不必捲入不必要的危機、不要成為美國附庸國，以及美元在歐洲各國之間的頻繁使用。 西班牙總理桑切斯對中國亦持同情態度。 德國總理肖爾茨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對中國持強烈批判態度，不過較之美國官員仍有所不及。
儘管各國觀點有所不同，當我認為幾乎所有國家都希望避免與中國衝突，並渴望同往常一樣正常開展業務; 同時，人們也意識到過去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
很多人認為，美國對待中國的態度過於激進，已然威脅到世界秩序。 但對於其威脅的程度，各方觀點卻差異甚巨。
我在與美國和中國之外的國家領導人交流後得知，中國為他們提供了一種除「美國方案」之外的不同選擇。 他們選擇與中國交好並非出於對「中國方案」的偏愛，而是因為中國願意讓他們以希望的方式經營自己的國家，同時中國也更加積極地與他們進行貿易和參與投資。
在很多人眼中，美國人比中國人更加強烈地推行他們的價值觀和方案（如民主、資本主義，還有一定程度上的基督教文化）。 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常說，美國人正試圖控制他們，並以比中國人更加強硬的方式把他們捲入戰爭。 中國表示，這種處理與他國關係的方式符合中國幾千年來遵循的傳統封貢體系國際關係（即強國與弱國之間締結一種共生關係，二者均可受益，但不尋求對弱國意識形態或政治領域的控制）。 他們認為這比西方世界中典型的「地中海協定」式的外交關係更具實用性。
一些國家認為，儘管美國人在試圖把他們捲入戰爭（特別是俄烏戰爭），中國則嘗試促進和平。 最近沙特和伊朗外長在北京簽署恢復邦交聲明，以及中國外交部發表《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並未對兩國任何一方發表譴責），無一不向外界證明此事。 在諸多其他案例中，這一和平立場也在細微之處有所呈現。
此外，越來越多的人相信美國影響力正在削弱。 人們認為，儘管美國曾經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許多人願意在此安家育兒，但現今它已不復當初，也不再是其他國家領導人希望自己國家變成的樣子（如，社會內部充斥著毒品、槍支暴力、社會爭議性議題、基礎設施崩潰、政治功能失序、不良財政狀況等問題）。
總之，所有這些力量都在推動世界秩序的轉變，即美國經歷衰退，同時中國崛起並似乎要填補美國衰退時遺落的空缺。 因此，兩大強國開始針鋒相對。 （關於中國是否想要/能夠取代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教授最近發表了不同觀點，詳情見本站簡報《美國媒體筆下的中國（四）：重新審視“中國威脅論”》）
基於所見所聞，我相信如果想要打贏這場爭奪地緣政治影響的戰爭，美國必須變得更強大（也就是，先「齊家」，方才能「治天下」），並向其他國家提供更為慷慨和可行的方案。 我曾親見親歷一個偉大美國所展現的力量——人們安居樂業、團結一心，共同應對艱難挑戰。 我深知如果美國人能找回必要的自律，他們便可再度獲得強大的力量。
三、中國內部環境：逐漸加強權力集中
中國目前的治理方式是：1）權力向中央集中（他們用“法家主義”來形容）。 中國領導人掌控著一支忠誠而能幹的團隊，團隊成員此前少在北京工作，而是多有管理地方省份的背景; 2）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支持財富和機會的再分配）; 3）適量的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的參與程度足以促進創業創新和企業效率）。
中國領導人明確表示，其正為即將來臨的“百年風暴”作準備。 歷史表明在這樣的時期，某種形式的權力集中式的管理方式是不可或缺且富有成效的。 相反，分散的決策制定往往會徒勞無功。 在戰爭時期，即便是民主國家也會變得更加專制，資本主義的收益和資源分配系統會被自上而下的指令型經濟資源分配系統所取代。 眾多支援現任中國領導人的人認為上述情況正在當下中國發生。 那些反對和批評現任領導人的人，則說這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行為，目的是鞏固政治權力以便其可以跳過爭論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無論何種情況，中國現在都處於一個高度控制的環境之下。 大多數重要決策都是自上而下傳達的。 同時，社會受到高度監管。 多數人——特別是政府官員和「精英」們——都害怕犯錯。 比如，中共監管和參與所有事務，幾乎所有企業和非公司組織都受其監督。 一位高級官員告訴我，當前時期人們需要小心謹慎，就像文化大革命時那樣。 這種看法存在的程度因人因事而異。 很多人像往常一樣過著生活，並未察覺任何異樣。 一些人表示，這種向毛澤東時代靠攏的做法終將過去，正如天安門事件后那段封閉壓抑的時期最終被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所替代一樣。
中國當下處於一個反精英主義和親無產階級的時期。 年輕的創業者階層心情複雜。 一些人談到了“夢想的破滅”，另一些人則認為“好時光結束了”。 希望邁向國際的人們則擔心被隔絕於世界之外。 許多中國人對1949年大門關閉之時的境況記憶猶新，因而在思考當機會來臨時是否應該離開這裡。 有錢的中國人在考慮如何保護自己的財富和安全。 同時，我亦瞭解到，貧窮的農村地區的人們和愛國主義者都非常支援現任中國領導人和他的政策。
當政府試圖管控和統一公眾意見時，有越來越來的民粹主義——即強烈的對抗性觀點——在中國湧現。 雖然領導班子始終團結一致，但在許多事情上仍存在派系和個人之間劍拔弩張的內部矛盾。
目前，中國存在就業問題。 政府需達到5%的增長以創造1500萬個就業崗位。 現在的經濟更像是指令型經濟。 例如，各省份都被賦予了其必須達到的增長目標。 如果它們缺乏足夠資金，則需通過專項債券進行融資。
同時，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同往常並無不同。 公眾並未察覺變化也絲毫未受其影響。 對政府來說，確保現狀不受到任何干擾至關重要。 領導層很清楚，過去“受命於天”皇帝由於未能保持社會穩定而失去政權，因此他們竭盡所能讓社會運行如常。 新冠疫情的衝擊給中國社會帶來了負面影響，而這些影響的持續徘徊或令社會動蕩不定。
不過，儘管以「維穩」為第一要務，政府仍希望鼓勵企業家創業。 儘管現如今，中國企業家已變得謹小慎微，因為富有極易招致橫禍。 政策制定者渴望控制和壓縮補貼金，特別是在金融領域和政府雇員中。 在正在經歷重大機構改革的公共金融部門，包括銀行員工和監管人員在內的職員正遭受30%-50%的薪資削減。 這導致眾多公共部門的職員轉向私營部門。 同樣，在私營金融部門，人們開始擔心政府會向其施加薪資限制或高額稅收。 “你們掙得太多了”這樣的話已是老生常談。 有人告訴我，在中國歷史上，財富和權力不能同時歸於一人。 比如，中國古代商人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位置，他們和其後代不被允許參加科考選拔，亦無法從政。 人們深信這是妥善處理財富和權力的最好方式。
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技術至為關鍵（亦是生存問題）。 他們擔心在技術競爭中失敗。 例如：
1） 據我所聞，中國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類似於ChatGPT那樣的技術）比美國落後至少兩年且短期內無法跟進（因為他們沒有晶元）。 晶片的缺失將會成為該技術落後於美國的關鍵且嚴重的問題。 這一境況令中國無比憂慮。 他們深刻明白，這一技術的落後將對許多關鍵領域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2） 阻礙資訊進入中國的壁壘將使許多依賴全球大量數據/資訊分享的技術難以有效運作;
3） 他們對增強現實（AugmentedReality）技術感到興奮。 （編者注：「增強現實」指將虛擬環境資訊和真實環境「無縫」融合的一種技術）;
4） 他們正在將對生物工程領域有重要影響的蛋白質數位化;
5） 他們認為技術是一把雙刃劍，需要全球監管，否則可能招致毀滅性災難;
6） 他們已開發出比煤炭能源成本更加低廉的太陽能和風能，計劃用其取代煤炭資源，但保留煤炭發電廠作為備用。 他們可成為綠色技術和重要貢獻者和領導者;
7） 中國當前的人口結構將令政府不得不作出巨大的預算變革已為其提供支撐。 嬰兒數量不足——而嬰兒占國家支出較大部分，因為他們不掙錢只花錢。
新領導班子說著一切投資者想聽的話，包括「開放」和成為「和平締造者」，甚至也做著正確的事——例如，我和我的公司與中國管理者們的合作仍非常愉快。 他們仍對我給予尊重和信賴。
我認為我們需謹記於心的意識形態差異如下：
首先是治理方式。 中國（特別是在困難時期）偏好使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治理國家，而美國則更多採取自下而上的革命性、無政府主義的方式。 例如，在中國，政府控制數據資訊; 而在美國，沒有人希望政府控制數據資訊。 數據資訊的控制權在個人和企業之間被來回爭奪;
其次是治國理念。 當前中國領導層更加傾向馬克思共產主義，即，努力創造更平等的機會和結果; 美國則更偏向資本主義，追求更高效率、更多機會、更大的財富和收入差距;
此外是宗教信仰。 中國人普遍無宗教信仰（他們更傾向於奉行新儒家思想）; 而美國人則多信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
最後是外交策略。 中國堅信在國家主權範圍內行事，不干涉他國事務。 同時，其希望其他國家與中國打交道時以遵循這一信念，並傾向於以傳統封貢模式來處理國際關係; 相反，美國堅信具有普世價值的是否對錯的存在，且他們對此理解最佳。 美國堅持其他國家應與其一同履行這些準則。
四、啟示
美國可採取以下措施來應對上述情況：
首先，以良好態度與中國高級政策制定者進行會談，並安排美國商務部行吉納·羅蒙多（Gina Raimondo）和財政部長耶倫儘快訪問中國。
其次，安排美國參議院和/或眾議院代表團訪問中國。 一位來自中國高層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曾向我拋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他們（美國）可以去台灣，為什麼不能來中國呢？ “如果美國有參議院代表團訪問亞洲並來到中國，這將是一個好現象; 如果無人到訪，情況便不容樂觀。
同時，美中兩國應明確和清晰雙方「禁區」，構建溝通管道以應對最壞情況。
此外，拜登總統有必要在今年11月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招待中國領導人。 如果這件事可以達成，那麼其對美中關係來說將是一個好現象; 如果不行，則兩國關係依舊風雨飄搖。
最後，美國兩黨應出面表達清楚其愛和平遠勝戰爭，而如何達成一致努力降低戰爭這一最壞結果的到來是當務之急。 兩黨應達成共識來逐步減少矛盾和衝突的發生，這也是當前對美國政府來說的最佳路徑。 這種處理方式的效率遠高於當下美中兩國「舍本逐末」式的合作關係：即兩國指望通過尋求某種合作（如氣候變化合作）改善關係，卻置如何應對兩國關係緊張可能帶來的最壞情況於不顧。
【小結】
關於美中之間是否會爆發戰爭的議題吸引著兩國學者和社會各界的關注。 討論者們站在“是”與“否”的兩端，各執一詞，僵持不下。 比如，最近兩度訪問北京的「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董事長達利歐（Ray Dalio）認為，當前美中雙方處於交戰邊緣，且雙方已無法對話，儘管他亦指出，雖然兩國處於戰爭邊緣，但並不意味著“一定會跨過這個邊緣”。 同時，亦有機構領導者在接受美國主流媒體採訪時給出了更為激進的預測。 比如，地圖組織（Atlas Organization）創辦人章家敦（Gordon Chang）稱，美中之間定然會爆發戰爭，且該戰爭「大有可能」在2025年之前爆發; 其引述了今年1月27日洩露的軍方密件作為其觀點支撐，該密件中涉及美空軍將領彌尼翰（General Mike Minihan）談及2025年美中必有一戰。 針對這些悲觀預測，亦有學者表達了不同觀點。 比如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庫柏（Zack Cooper）引述了美印太地區指揮官的發言，不認為“在最近的未來”美中會發生衝突。 同時，其亦對達利歐的研判針對性地提出了反駁意見，稱其之所以有此預判並非出於對美國國防力量的憂慮，而是擔心自己旗下的資金因受美國政府限制而無法用於投資中國的軍民兩用領域，從而喪失可能獲得的高額利潤。 但無論出於何種目的，達利歐的視角都值得關注。 對兩國關係的悲觀性預判並非是自我實現預言，而是讓人們看到災難的可能性、認識局勢的險惡和認知的參差，從而有的放矢地行動起來，避免悲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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