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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4/11
1966年至1976年，我國經歷了一場被稱為“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個國家，尤其是科學、文化、教育事業，遭受一場歷史上罕見的浩劫。在這個對文化進行“革命”的浪潮中，舉世景仰的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被看作是“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開創科學革命新紀元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被看作是“資產階級反動理論”，都成了要“批臭”、“批倒”，使之“永世不得翻身”的“革命對象”。這個歷時8年的所謂“批判”運動，是對自然科學理論進行所謂“全面專政”的主要突破口，是一場觸目驚心的鬥爭，也是我國科學史和20世紀世界科學史中一個令人痛心的事件。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有必要對這次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進行全面深入的歷史考查，總結應有的歷史教訓，使這種中世紀式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
一、產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社會歷史背景
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之後，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在民主和法治問題，以及如何對待知識和知識份子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走了很大彎路。關於知識份子問題，早在1956年1月，黨中央在知識份子問題會議上宣佈：我國知識份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可是，這一正確估計一年後就被否定了。
1957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們現在的知識份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 於是，在3個月後的反對右派鬥爭中，多數在整風鳴放時提過意見的知識份子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物件”，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由此，知識份子成為一種必須加以改造的異己力量。
這種左傾情緒在三年困難時期有所緩和，但在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又進而把階級鬥爭加以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並企圖復辟。認為這是“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966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指導思想的必然產物。
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的《五•一六通知》中，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1966年 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更加明確地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
在這一綱領指導下，我國本來比較落後的文化和為數甚少的有文化的知識份子，頃刻之間都成了“革命”的物件。全國教育、科學、文化戰線上凡是稍有成就的知識份子，除了極少數受到特別加以保護的以外，都被冠以“牛鬼蛇神”或“反動學術權威”的封號，統統在被“橫掃”、“打倒”之列。他們的人身自由和一切公民權利全被剝奪，家被抄，書被焚，或被關進“牛棚”，或被投入監獄，動輒被戴高帽遊街，站高臺遭批鬥，“坐噴氣式飛機”，受非刑拷打，如此等等一切駭人聽聞的淩辱和折磨都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
1968年，在完成了全國範圍內向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的鬥爭以後，“自然科學理論戰線”的批判運動就被擺上了議事日程。由於相對論在20世紀自然科學理論中影響最為深遠，而愛因斯坦本人早在20年代就曾被蘇聯一些自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斥之為馬赫主義者，因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自然就被選為第一個突破口。正如首先發起這一批判的人所說，只有“革相對論的命，自然科學才能前進”。
這個批判運動，首先發難於北京，上海後來居上。兩年後，隨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的垮臺，北京的運動夭折了，上海的運動卻隨著“四人幫”的得勢而變本加厲。
二、北京的批判運動
1、批判運動的發起
這個批判運動是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下屬的“中科院‘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首先發起的。這個“學習班”成立於1968年3月，在成立時，就以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作為首要任務。他們依照《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的精神，認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的嚴重錯誤就是目前阻礙自然科學前進的最大絆腳石之一”。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相對論，革相對論的命，自然科學才能前進，新的自然科學理論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學理論推上一個新階段”。以後，學習班的成員也就簡稱這個學習班為“批判相對論學習班”。
最初參加這個學習班共十幾人，大多是來自中國科學院少數研究所和一些高等學校的青年人。其負責人來自北京航空學院（名孔令華，系毛澤東女婿）。此外，還有一個來自湖南省醴陵中學的中年數學教師。早在學習班成立前幾個月，他就已到北京進行“革命串聯”，宣傳他的關於“場論”的“革命性”理論。1967年底，他以“京區場論小組”的名義印發了一篇名為《從物質的矛盾運動研究場的本質及其轉化》的文章。此文把毛澤東同志的一些語錄作為理論根據，批判物理學中現有的關於場的理論，提出自己的“新理論”。1968年9月他曾就此文在物理研究所作了講演，當場受到了物理所郝柏林等同志的有力批駁。以後，物理研究所的同志寫出了兩篇題為《“從物質的矛盾運動研究場的本質及其轉化”一文必須批判》的文章，指出：“該文作者沒有作任何分析，就匆匆忙忙地宣佈有了‘意義非常大’的發現，這是極不科學、極不嚴肅的態度。”可是，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卻認為此文是“用毛澤東思想對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進行批判，方向是對的，是新生事物，應該支持。”
上述受到中國科學院革委會支持的文章，著重批判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認為它“沒有跳出機械唯物論的泥坑”，“是完全違背了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的物質的矛盾運動規律”。因此，這次關於場論的辯論，是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前奏，也是促使中國科學院“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成立的一個外界原因。
“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成立後，用了近四個月的時間寫出一篇文章，於 1968年6月鉛印出來。這篇文章被學習班自稱為“批判相對論的開端”，為北京的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運動定了基調，而這篇文章當時散發範圍很小，不大為局外人所知，因此，有必要對它的主要論點作些介紹。
在此文的封面上印著“最高指示”：“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文章的標題很長，有兩行，第一行：“徹底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第二行：“評相對論的基礎光速不變原理”。前言中有這樣一些綱領性的話：“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已經從政治上、組織上把這幫資產階級老爺們打了個落花流水。我們還必須按照十六條的規定，把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批深批透，才能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統治，從而鞏固無產階級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對資產階級的專政。”“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學革命都無法與之比擬的無產階級科學革命，即將出現在世界東方遼闊的地平線上。”“這將是歷史上第一次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在徹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下開展起來的科學大革命。”這些話把這次批判運動的目的和性質表述得很清楚。
在正文中有這樣一些重要論點；“相對論是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的相對主義。”光速不變原理則是“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資產階級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終極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生產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學是人類科學的極限這種反動的政治觀點”，“根本違反了唯物辯證法，而且也沒有得到實驗的直接驗證”。此外文中還引用了未發表過的毛澤東同志1937年的哲學講稿中一段論哲學中的相對主義（原文是“相對論”）的話，以作為批判物理學中的相對論的根據。而且，又搬出了林彪的一段話來論證光速不變原理的“錯誤”。
文章結尾，有這樣一些話：在“哲學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看來，不管黑貓白貓，碰上死耗子的瞎貓也是好貓。”最後宣告：“無產階級就一定能夠牢牢地佔領自然科學的全部陣地，資產階級學者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一個個嶄新的科學理論，必將迅速地發展起來，自然科學發展真正的新紀元一定會首先在我國到來！”
1968年7月5日，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把這篇文章上送毛主席、林彪、中央、中央文革，並寫了個報告，希望把批判相對論學習班“作典型試驗，取得經驗，繼而在生物學、地學等領域也開展類似的批判工作。”同時上送的，還有批判相對論學習班1968年7月1日寫給毛主席、林彪、中央、中央文革的報告。學習班在報告中聲稱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是為了“開展無產階級科學革命，創立我國自己嶄新的理論體系”，希望得到最高領導人的大持，並且請求把這個學習班建成“較固定的班子作為試點”，以擴大影響。
1968年下半年和1969年上半年，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廣泛收集材料，醞釀和撰寫批判相對論的文章。這個時期學習班的人員在不斷增加。
2、批判運動逐步進入高潮
通過 1969年 4月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得到了合法化，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黨集團在黨中央的地位大大加強。在此前後全國開展了一個人人自危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大批判運動猶如火上加油。1969年 8月2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抓緊革命大批判》的社論，提出“要開展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鬥、批、改。”在這個大批判的浪潮中，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氣勢也就更加高漲。
1969年8月，“批判相對論學習班”經過長期的醞釀討論，寫出了《相對論批判》討論稿。此稿用4號字鉛印，它的基調同上述第一篇文章《評相對論的基礎“光速不變原理”》是一致的，但哲學的調子更高些，內容更擴大些。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斷言相對論的大前提是哲學的相對主義；相對論的時空論是資產階級的唯我論；相對論的基本原理根本沒有得到實驗的證實；並且聲稱：“圍繞相對論的爭論，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學術討論的範圍，始終充滿了兩種宇宙觀的搏鬥，同政治鬥爭的聯繫極為密切。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徹底批判相對論的哲學謬誤，重新審查它的物理內容，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
為了說明批判相對論同政治鬥爭的關係，學習班中有人（郭漢英）聳人聽聞地提出這樣一個打倒相對論的“有力論據”：如果按照相對論所說的那樣，同時性是相對的，那麼，前不久在中蘇邊界上發生的珍寶島事件中，我們說蘇聯開第一槍，蘇聯說我們開第一槍，事實上究竟是哪一方開第一槍，就無法作出客觀的判斷了。這個論據很能蠱惑人心，因為結論必然是：誰要替相對論辯護，誰就是在政治上替蘇聯修正主義者辯護的“賣國賊”。當時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他是氣象學和地理學專家，並不是研究物理的）就指出：蘇聯和中國同在一個地球上，同用一個參照系，因此，從相對論推不出上述論斷。
1969年10月，“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在《相對論批判》討論稿的基礎上改寫出《相對論批判》修改稿。這一稿同討論稿一樣，文章的六個小標題一字未改，仍然把相對論作為“相對主義”和“資產階級唯我論”來批判，只是增加了幾句抽象地肯定相對論的話，說愛因斯坦的“理論蘊含著事物的時空特徵及其他基本屬性會隨運動狀態不同而變化的思想。這些，在物理學的辯證發展過程中，對牛頓機械觀和牛頓力學來說，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和革新。”
在學習班印發《相對論批判》修改稿的同時，還印發《相對論的基本原理被實驗證實了嗎？——關於專門驗證相對論的實驗的理論分析》（以下簡稱《理論分析》）的討論稿作為附件。這篇充滿數學公式的《理論分析》中提出了三個假定，用以取代狹義相對論的兩條原理。第一條假定是：“在一定範圍內，存在一個參考系，真空中的單程光速在該系中是各向同性的，恒等於常數c，而且與光源的運動無關。這個參考系叫標準系，相對於標準系運動的參考系叫做待定系。”在他們寫的其他批判文章中，光速不變原理被斥之為“荒謬之極”的“奇談怪論”，可是在這裡又肯定了它，並且先驗地把它作為理論分析的前提。更奇怪的是，他們又先驗地假定了存在一個所謂“標準系”的參照系，這是從牛頓慣性系中挑出來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參照系，這就倒退到牛頓的絕對時空。《理論分析》企圖根據這樣三條內容繁雜、邏輯混亂的先驗的假定，來構造一個取代相對論的物理理論。這顯然不是什麼科學革命，而是科學上的倒退，退到牛頓以前的時代。
“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把他們的《相對論批判》修改稿和《理論分析》兩篇文章鉛印之後，寄發到各地，企圖在全國開展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群眾運動。
當時，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對這個批判運動非常關注，把科學戰線上批判愛因斯坦和藝術戰線上批判蘇聯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作為當時理論批判的兩個中心議題。他曾多次對批判相對論作過批示和部署，並且派聯絡員常駐學習班，指使《紅旗》雜誌社派編輯到學習班幫助修改《相對論批判》，準備在《紅旗》上公開發表。
1969年10月 23日，駐中國科學院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召集有關科學家，開了一整天的座談會，專門討論《相對論批判》修改稿，以及《理論分析》的討論稿。竺可楨、吳有訓、周培源等著名科學家都奉命出席了會議。
在這個座談會上，儘管多數同志迫于當時形勢，不得不說幾句應付的話。但在實質上，大家對學習班的批判文章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對意見，以比較婉轉的方式指出這些文章中的錯誤。中午散會後，周培源同志得知陳伯達準備把學習班的文章拿到《紅旗》雜誌上公開發表，立即找科學院的負責人劉西堯嚴肅地指出：不宜把這樣的文章拿到全國性的刊物上公開發表，否則會產生不良的國際影響。
在座談會上，學習班的代表在發言中大講要打倒相對論，但附和者寥寥無幾。由此可見，即使在險惡的風暴中，我國多數科學家仍然不昧學術良心，敢於堅持科學真理，而不隨波逐流，指鹿為馬。
1969年11月，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又鉛印了《相對論批判》第二次修改稿。此稿仍然把相對論作為哲學上的相對主義和資產階級唯我論進行批判，文字上也無大改動。第二次修改稿印刷之後，學習班專門派人到上海徵求意見，同“上海市革命大批判組”以及高校的一些人進行了座談。11月 13日，由《文匯報》社主持召開了上海全市性的座談會。據北京派去的人反映，上海的老知識份子對他們的批判稿反映冷淡。但也有人要把愛因斯坦作為自然科學界的“劉少奇”來打倒，並且希望這篇批判文章能起很大作用，真正打響第一炮，引起廣泛的震動。
1970年2月，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又一次召開了關於相對論的座談會，“批判相對論學習班”編印了一批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材料。4月，這些“供批判用”的材料又第二次印刷發行。
1970年4月3日，陳伯達在遲群等人的陪同下，到北京大學召集會議，鼓吹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在這個會議上，陳伯達大講要全面開展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所謂“群眾運動”，要重新審查和估計過去的一切理論，要把牛頓、愛因斯坦遠遠地拋在後面，發出東方無產階級的聲音。陳伯達還脅迫老科學家批判相對論，要專業科學工作者向中小學生“革命小將”學習，要中小學生也參加批判相對論，因為“中小學生思想活躍，眼光敏銳，興趣廣泛，很有生氣”。他還曾提出，要召開萬人大會來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陳伯達的此次北大之行，是他對批判愛因斯坦的態度的公開表露。4月8日，他再次敦促科學院的負責人劉西堯，要他抓緊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運動，並且提出要辦一個關於相對論問題討論的刊物。
陳伯達作出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指示之後，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專門派了一名軍代表負責抓這項工作，成立了“相對論批判辦公室”和刊物編輯部。4月中旬，中國科學院革命委員會又召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原子能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等單位，開了3天的相對論問題座談會，傳達了陳伯達關於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指示”。整個批判運動開始進入高潮。
3、批判運動的高潮——《相對論問題討論》的出版
作為北京批判運動高潮的標誌是科學院革命委員會主辦的《相對論問題討論》第1期於 1970年 6月 15日正式出版。
這本集子“編者的話”的第一句就是陳伯達1966年的“名言：“人類的文化是從東方開始的，後來轉到了西方；經過一次往返，現在又在更高的水準上回到了東方。”後面又轉述了陳伯達的指示，要求專業科學工作者向中小學生小將們學習，並要“創造出資產階級老爺們意想不到的奇跡，把牛頓、愛因斯坦遠遠拋在後面，響亮地發出東方無產階級的聲音”。
第1期《討論》收集了6篇文章：北京的4篇，上海的2篇。第一篇是科學院“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寫的《相對論批判》。這一稿的執筆者已經易人，文字表述形式與以前的討論稿、修改稿有所不同，如說相對論的定律不是相對主義，但愛因斯坦相對論體系卻滲進了唯心主義的反動哲學，這是由於他的階級本能所驅使。但這一稿在實質性的內容上，同以前的三次稿並無多大區別。
北京的第二篇文章是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基本粒子理論革命大批判小組”的《評狹義相對論》。這篇文章比較客觀地肯定了狹義相對論的正確性。文章的附錄列舉了從5個方面驗證狹義相對論的23個實驗的結果，說明狹義相對論在它適用的範圍內已有較牢固的實驗基礎。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篇文章的出現是難能可貴的，因為它的基調同整個批判運動的基調顯得很不和諧。
在這本討論集中，上海的兩篇文章調子最高，是不可多得的奇文。其中上海梅隴中學一個教師寫的《破除對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迷信——批判“光速不變”原理》一文宣稱：“愛因斯坦不僅在政治上是反動的，在哲學上是唯心的，在科學上也是十分荒謬的”。“光速不變原理是形而上學的謬論。”“光速不可超越是自欺欺人的謊言”。至於另一篇“上海理科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的重要文章，我們將在本文的第三章中評述。
4、北京的批判運動無疾而終和整個運動的分化
《相對論問題討論》第1期在全國範圍內散發後，一些單位把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當作“無產階級司令部”部署的“鬥、批、改”的重大任務，又是開座談會，又是辦學習班，一時間，批判愛因斯坦之風甚囂塵上。可是，天有不測之風雲，1970年8月在廬山舉行了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陳伯達倒了台，接著全國開展“批陳整風運動”，公開對所謂“劉少奇一類騙子”（指的是陳伯達）進行討伐。北京的批判相對論運動因失去了得力的後臺，也就草草收場。參加學習班的多數成員發覺自己是受政治騙子利用，不願繼續受騙上當，於是從“批判”相對論，轉向研究相對論以及有關引力、基本粒子和天體物理的理論問題。
在收場之前，學習班把原已收集到的稿子勉強出版了第2期，也是最後一期《相對論問題討論》。值得注意的是，這本1970年10月出版的《相對論問題討論》第2期中，沒有學習班自己的文章，卻刊登了情報所提供的《國外引力波的研究簡況》，表明北京的批判運動已經有氣無力，成為強弩之末。給這期《討論》撐場面的是蘭州大學的一篇文章和上海的兩篇文章。
蘭州大學“理論物理革命大批判組”的文章《試評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認為愛因斯坦只承認運動的相對性，否認運動的絕對性，因此“比牛頓倒退了一大步”。此文還提出劉少奇及其在中宣部的代理人利用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爭奪青年一代，“把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作為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復旦大學“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寫的《評愛因斯坦的相對主義》一文中提出，光速不變原理是愛因斯坦主觀臆造的，同時性就是相對主義真理觀。“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的《評愛因斯坦的科學觀》一文，竟得出“愛因斯坦的‘知識’完全是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的”的結論。這篇文章還對《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1965年第4期1篇《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的論文（由許良英、李寶恒合寫）進行攻擊，說：（1966年初）“陸定一看到國內有一篇無恥美化愛因斯坦的大毒草，十分欣賞，立即指令閻王殿大肆宣揚，妄圖作為貫徹《二月提綱》的黑樣板，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到邪路上去，挽救行將全面崩潰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一篇評論愛因斯坦哲學思想的論文竟能把“文化大革命”引到邪路上去，並能“挽救全面崩潰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實在是太神奇了。
第2期《討論》出版後不久，科學院“批判相對論學習班”也就無疾而終，學習班的成員各自回原單位。科學院各研究所因研究工作全部停頓，學習班中科學院的成員就轉到物理研究所，組成第十三研究室。它的任務是研究引力和基本粒子理論，已不再公開掛出批判相對論的招牌了。在全國還是處於動亂、折騰的狀態時，他們卻在專心致志地探索相對論和有關的物理學前沿理論問題。後來，他們還同一些批判相對論的荒謬論點針鋒相對，公開為相對論辯護。這一轉變，使整個批判運動發生分化，引起堅持批判者（特別是“上海理科大批判組”）的強烈不滿，因而被視為“叛徒”和“保守派”。
三、上海的批判運動
1、前期的批判運動
1969年，北京的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搞得氣勢洶洶。同陳伯達相互勾結又相互爭奪的張春橋、姚文元，也指使親信，要在上海大搞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運動。
1969年7月，“四人幫”親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的第二把手王知常跑到復旦大學召開座談會，聲稱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派，“動員”物理系教師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座談會的氣勢逼人，王知常指示要成立專門的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寫作班子，並以寫作班成員可以不參加勞動和政治學習作為交易。會上，物理系教師戴顯熹問他，為什麼不經過科學的調查就確定批相對論，王當時無言以對。隨後，駐復旦大學的工宣隊揚言，有人公開跳出來反對批判愛因斯坦，並說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藉以恫嚇廣大教師、學生。
會後，駐復旦大學工宣隊、軍宣隊搞起了一個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直接操縱指揮的寫作班子“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寫作組”。他們聲稱，要象批判“走資派”那樣把愛因斯坦交給群眾批判。為了搜集批判愛因斯坦的材料，他們命令一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教授到理科大批判組翻譯外文資料，供他們批判之用。一個工宣隊長得意地說：“這是讓你們自己去挖自己的祖墳。”復旦大學教授們對於這種別有用心的所謂批判都十分不滿。當工宣隊逼迫物理系老教授周同慶先生對批判愛因斯坦表態時，他拒不表態；讓他翻譯批判愛因斯坦用的材料，他寫的都是英文摘要，而且內容與相對論毫無關係。寫作組頭頭惱羞成怒，大罵他以消極怠工對抗批判愛因斯坦，對他進行批鬥，使他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1969年國慶日，姚文元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組長朱永嘉召到北京，進一步策劃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朱回上海後，調集市寫作組的骨幹到《文匯報》社關起門來寫批判文章。1970年1月，他們寫出了《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討論稿。此文的寫作得到姚文元的特殊關懷，他親自給它定調子，說相對論的要害是相對主義，相對論的組成部分是：相對主義的真理觀，形而上學的宇宙論，神秘主義的方法論。於是，寫作組就按此分題論述。這篇文章使用了惡毒的語言，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肆意攻擊，如說：“愛因斯坦就是本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是當代自然科學領域中資產階級反動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的典型”，“是引導危機不斷加深的一面黑旗，在它的帶動下，自然科學被資產階級的御用科學家們糟蹋得不像樣子。”“不把相對論之類反動理論打倒，什麼新科學、新技術都是建立不起來的。”
在組織此文時，寫作組得知《紅旗》雜誌準備發表批判愛因斯坦的文章，於是，加快了寫作速度，希望搶在北京之先。後來，由於陳伯達與姚文元之間的爭奪以及其他原因，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一事告吹。1970年6月，上海的這篇《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發表在科學院編印的《相對論問題討論》第1期上，它的調子蓋過了北京的所有文章。
《相對論問題討論》第1期印發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駐復旦大學的聯絡員責令翻印多份，發到各系。市寫作組對於原子能研究所寫的肯定狹義相對論的文章非常惱火，認為是反面教材，要寫文章批判。
還在《相對論問題討論》印行之前，北京的“批判相對論學習班”與上海市革委會“寫作組”就開始了一面互相勾結利用，一面又互相爭奪領導權的爭鬥。姚文元手下的一個親信曾對“理科大批判組”的人說：上頭鬥得厲害。他們常常罵北京的批判愛因斯坦是“明批暗保”，以渲染這次批判運動中的所謂“路線鬥爭”。
北京中國科學院“批判相對論學習班”也想方設法摸清“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下屬的“理科大批判組”的底細。1969年，他們派人到上海徵求對《相對論批判》一稿的意見。1970年，又派人到上海瞭解情況，仔細查問了上海市“理科大批判組”的細情，然後回北京商量對策。上海市寫作組的頭頭對此大為氣憤，搞了好一陣追查。
上海市“寫作組”不僅對於科學院“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嚴加封鎖，而且對於所有的外界單位都備有戒心。1970年夏，他們從復旦大學物理系找來幾個根本不知情的教師，頂替“理科大批判組”應付那些“串連取經”的單位。一次，物理系的一個工宣隊長不知深淺，向“取經”的人披露了實情，市寫作組知道後就大發雷霆，撤換了那個工宣隊長。
1970年，上海市“寫作組”在抓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這個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交辦的大事之外，還要批判巴甫洛夫、居里夫人、維納等人，復旦大學的理科各系都要成立批判組，寫批判文章，要從四面八方，對所謂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反動權威和反動理論大興討伐之師。
2、批判運動的發展
1970年8月陳伯達倒臺後，北京的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草草收場。此後不久，上海市“寫作組”中也傳下來話，說最高領導人認為上送的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文章不通俗、不好懂。這使“上海市理科大批判組”感到躊躇，一時拿不定主意。姚文元卻看准這是他們獨霸意識形態領域的好時機，立即指使“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變換手法，加緊進行擴大批判的準備。
1971年1月 20日，姚文元在上海“寫作組”彙報會上，指使“寫作組”要繼續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說要對資產階級先肯定一番，然後痛駡一頓。姚文元這次講話之後，“上海市理科大批判組”抓緊編寫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上送資料”：《愛因斯坦和相對論》。
自 1971年初至 1972年 9月，理科大批判組對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上送資料進行了多次修改，僅印刷出來的就有五稿（這份上送資料原來的題目為《相對論》，1972年9月的第五稿定名為《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在修改過程中，“理科大批判組”窺測政治形勢的變化，隨時增添一些適合政治需要的論調。
1971年夏，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在會上，周培源同志發表了反對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意見，戳到了“上海理科大批判組”的痛處，參加這次會議的上海市“寫作組”駐復旦大學的聯絡員寫信向上海彙報。市寫作組馬上組織人寫文章，攻擊周培源同志。此時，“理科大批判組”寫出上送資料《相對論》初稿，裡面就有專門影射攻擊周培源同志的話，如：有人認為“相對論是一‘大革命’，是物理學‘三次大革命’之一，那麼，誰要批判相對論，豈不成了‘反革命’了嗎？”
這份“上送資料” 《相對論》初稿中，還對《相對論問題討論》第1期上的原子能研究所的文章進行攻擊，說什麼“難道只有相對論有‘實驗’，而辯證唯物主義就不是早經三大革命實踐證實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嗎？”
1971年9月，姚文元到上海，“寫作組”趕印出第二稿給他看。文中有時空彎曲比平直時空好這類話，姚文元看後說：平直不對，彎曲也不對，彎曲必然要導致閉合宇宙。於是，“理科大批判組”趕忙轉調，改為批判彎曲時空。在姚文元的支持下，“寫作組”把寫這份資料當作中心任務，在改寫第四稿的過程中，分成三個隊伍，分別住在《文匯報》社、復旦大學和康平路齊頭並進。
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粹，以後一段時期由周恩來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1月，周總理在接見義大利前副總理、社會黨領袖南尼時說：“猶太民族出了一些傑出的人才，馬克思是猶太人，愛因斯坦也是猶太人。”把愛因斯坦同馬克思並列，這對於當時熱衷於批判愛因斯坦的姚文元一夥無異是當頭棒喝。他們既仇恨周總理，又不能不有所顧忌，於是改變批判愛因斯坦的策略，以所謂“一分為二”的“兩點論”作掩護，先抽象地肯定幾句，然後把他徹底打倒，並消除他的影響。
1972年9月在第5稿《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中“理科大批判組”改變了那種一味咒駡的筆調，寫上了幾句肯定愛因斯坦的話，說愛因斯坦“在自然科學領域內稱得上是一名革新的闖將”，但是，此文目的仍然在於批判“相對論由於在反動世界觀體系指導下而造成的理論上的錯誤和荒謬”。
在改寫過程中，“寫作組”的一個負責人曾說過，自然科學理論好比舊房子，要全部拆光，剩下的磚頭瓦片可能還有點用處，但必須先拆房子。一句話，他們就是要“拆”掉相對論和其他的科學理論。
1972年9月，《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第五稿鉛印之後上送，姚文元看了表示滿意，王知常也稱讚他們，“你們坐了兩年冷板凳，搞出這份資料不容易。”而這份資料的主要執筆者則認為，這份資料是為1969年寫的《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一文“揩屁股”的。以後，這篇文章就成了“理科大批判組”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樣板，他們公開發表的一系列批判愛因斯坦的文章，都是從這篇稿衍生出來的。
3、四篇批判文章公開發表
1972年春夏間，在批判林彪即“批林整風”的過程中，先是批判極左思潮，不久又轉為反對“極右”，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夥甚為囂張，為了壟斷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他們指使親信于1973年在上海公開出版了《學習與批判》、《自然辯證法》等刊物。此時，“理科大批判組”也加緊趕寫公開批判愛因斯坦的文章。他們把上送資料《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拆開，按時空觀、運動觀、物質觀和世界觀寫成四篇長文。“寫作組”的一個頭頭得意地說，這叫一魚三吃，先作資料，又作雜誌上刊登的文章，以後再彙集成冊。
1973年 8月初，《評愛因斯坦的時空觀》改寫出來，為了給批判飾以“學術”的偽裝，姚文元親自在朱永嘉於 8月 9日上送的《自然辯證法》1973年第2期目錄上批示：此文不要在《自然辨證法》雜誌上發表，而要在學報上發表。
1973年10月，《復旦學報》第3期發表了署名“李柯”（即“理科大批判組”）的文章《評愛因斯坦的時空觀》。此文是由上送資料《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第一部分《從相對時空觀到先驗論的“四度時空”》改寫而成，其主要論點是：愛因斯坦只“承認時空關係，而否認這種相對關係背後的時空屬性”，因而從時空的相對性走到了“相對主義”，又從相對主義“滾到”“唯心論的泥坑中去” 。
1974年初，江青等人發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正在這時，《復旦學報》1974年第1期和第2期分別發表了李柯的《評愛因斯坦的運動觀》和《評愛因斯坦的物質觀》。《運動觀》一文斷言相對論是“相對主義唯動論”，愛因斯坦“把物質等同於運動，物質消失了，只剩下抽象的相對運動”。《物質觀》一文編出一個“物質=品質=能量=場”的公式加到愛因斯坦頭上，說這是“唯能論”的新變種，並宣判為“屬於唯心論陣營的，屬於唯心論的先驗論”。
1974年9月，《自然辯證法》雜誌第3期發表了李柯的《評愛因斯坦的世界觀》。此文不僅論點荒謬，而且包藏著卑劣的政治目的。在寫作的過程中，他們知悉了周總理同南尼談話的內容，於是在文章中向周總理放冷箭，別有用心地說什麼“愛因斯坦在晚年既孤獨又淒涼，既看不到任何政治上的前途和出路，又幻想復辟、倒退，使資產階級返老還童，恢復青春。”
在這四篇顛倒黑白的批判文章發表之後，已經瓦解的原中國科學院“批判相對論學習班”中少數不甘寂寞的人，去信表示支持，吹捧李柯是公開批判愛因斯坦的帶頭者。《復旦學報》和《自然辯證法》雜誌還發表了他們從北京寄去的批判相對論的文章。《復旦學報》1974年第1期還曾發表了一組支持批判愛因斯坦的“讀者”來信，其中一封講得最露骨，說愛因斯坦“反對機械唯物主義（形而上學）的作用不是變革，而是象孔子那樣的搞復辟”。
1975年春，姚文元、張春橋接連發表文章，系統地提出了所謂“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理論。此時，上海市“寫作組”指使理科大批判組，把上送資料《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第五部分改寫成愛因斯坦傳，要把愛因斯坦的一生寫成是反革命的一生，以此懲戒我國廣大知識份子，為推行他們的封建法西斯全面專政製造輿論。
1975年，由於鄧小平同志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四人幫”進行了鬥爭，“四人幫”的氣焰有所抑制，上海的批判愛因斯坦運動也不得不稍有收斂。直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以後，上海“理科大批判組”寫的《愛因斯坦傳》才於1976年6月鉛印出第一稿。可是，等不到公開出版，“四人幫”就覆滅了，這個傳也就成了死胎。
4、對宇宙學的批判以及其他活動
上海“理科大批判組”除了聲嘶力竭地聲討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外，還組織圍攻愛因斯坦所開創的現代宇宙學。這一鬥爭起始于中國科技大學教師方勵之於1972年發表在《物理》雜誌上一篇關於宇宙解的研究論文。上海“理科大批判組”認為此文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宣揚“反動資產階級”的大爆炸宇宙學，感到十分惱火，立即在新創刊的《自然辨證法》雜誌1973年第1期上發表兩篇討伐檄文，斷言：“宇宙的總體沒有什麼數學解、物理解，但是有哲學解。所謂宇宙的數學解、物理解，實際上也是一種哲學解，是唯心論的先驗論的哲學解。”他們以“卞思祖”署名的文章《宇宙是無限和有限的統一》，《光明日報》和《物理學報》都加以轉載，各地報刊也出現不少迎合文章。但我國多數天體物理工作者並沒有被嚇倒，他們依然堅持自己的研究。1973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天文學座談會，1975年7月又在南京大學戴文賽教授的主持下組織了“南京地區天體物理討論班”。這兩次活動，“四人幫”爪牙都力圖加以控制，每次都派親信去干擾。就在這樣批判和反批判、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中，我國相對論天體物理學和宇宙學的研究逐步開展起來，使這個曾長期被視為禁區的學科（早在1947年蘇聯意識形態權威日丹諾夫就曾宣佈它是“為神學提供新論證”），竟能在萬馬齊喑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國生根，發展。這可以說是一個奇跡。
作為“四人幫”實現封建法西斯統治輿論工具的“上海理科大批判組”，在搞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同時，還發動了對其他自然科學理論的批判。
1970年6月，“理科大批判組”在《相對論問題討論》第1期上發表《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同時，還編寫了兩份所謂“現代西方自然科學理論及其主要流派介紹”：《基本粒子物理學》和《宇宙學》。在《基本粒子物理學》中，楊振寧和李政道被咒駡為“兩個投靠美帝，獻媚蔣匪的民族敗類。”但是在1971年和 1972年楊、李先後回到中國訪問，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同志的親切接見，慣於作政治賭博的寫作組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押准，深感失望。
1972年7月，周總理在強調高等學校要重視基礎理論的學習和研究時曾提出：有什麼障礙就要掃除，有什麼釘子就要拔掉。在這個精神鼓舞下，北京大學“教育革命組”和周培源同志分別于9月和10月發表文章，提出要重視自然科學基礎理論課教學和研究。張春橋、姚文元感到惱火，組織圍攻周培源的文章，掀起所謂批“理論風”的逆流，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總理。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在此以前，全國開展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四人幫”的氣焰極為囂張。在這個運動中，上海市“寫作組”利用所控制的報刊，肆意攻擊鄧小平同志。“理科大批判組”也密切配合，在《自然辯證法》、《學習與批判》、《復旦學報》等雜誌發表文章，竭力為他們所宣揚的哲學代替論（以哲學代替自然科學）辯護，大罵“崇洋媚外的黑風甚囂塵上”，“洋奴到何種地步！”1976年6月，他們在《愛因斯坦傳》初稿的小冊子中也塞進了這類話，說什麼“‘科學救世’也就是‘科學家救世’，是由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充當救世主來拯救日益腐朽衰落的資本主義制度”。
“四人幫”的爪牙在組織批判愛因斯坦的過程中，還演了一出小插曲，這就是圍繞愛因斯坦著作出版問題的一場鬥爭。
1973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奉“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之命，出版了一本將近60萬字的《愛因斯坦論著選編》。這本書原來是作為一個供公開批判用的所謂重磅炮彈，企圖由此大大增強他們搞的批判運動的聲勢。可是這本書的整個出版過程卻成了他們卑劣行徑的一次大暴露。因為這部稿不是由上海市“寫作組”組織編譯的，而是從別人手中搶去的。此稿是《愛因斯坦文集》的前身，原名《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是商務印書館於1962年9月約請許良英編譯的，後來許又邀請上海市科委秘書李寶恒合作。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李寶恒因前不久發表的《試論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一文受到衝擊，《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全部譯稿連同許良英寫的《愛因斯坦的世界觀》書稿被抄走。在1969年10月姚文元指使朱永嘉回上海抓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之後，11月上海市“寫作組”就從他們所強佔的譯稿中選編了一份名為《愛因斯坦批判》的內部資料，分節按上如下標題：反唯物辯證法的相對論體系；物理學唯心主義的典型；馬赫主義的忠實信徒；馬克思主義的死對頭；帝國主義的衛道士。
他們不以此為滿足，以後又秘密策劃用改頭換面的手法公開出版全部譯稿，命令復旦大學部分教師加以校改。1972年8月出版的上海《科技書征訂目錄》中，登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將于當年10月公開出版《愛因斯坦言論集》的廣告。所介紹的內容和字數都同《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稿一樣，編譯者卻是復旦大學的“《愛因斯坦言論集》編譯組”。許良英獲悉後，立即寫信給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頭頭徐景賢提出抗議，並攜帶原譯稿到上海，當面揭露他們的剽竊行徑；後又在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同志和副秘書長秦力生同志的支持下向周總理和國務院申訴。為此，上海的書推遲了一年才出版，並改為內部發行，書名改為《愛因斯坦論著選編》，沒有編譯者，但在“編譯說明”中列舉了復旦大學12位教師的名字，說是他們“集體編譯”的，並說“編譯的過程中，曾參考了許良英、李寶恒於1962年至1965年間的舊譯稿。”可是全書有94%的內容是從許、李的譯稿抄去的；而原稿尚未發表，竟被稱為“舊”稿；強取豪奪，竟被冠以“參考”的美名；還要盜用十來位無辜的教授的名字來壓倒一個被剝奪了公職、戴過“右派”帽子的農民，其用心可謂良苦。
但壞事經過鬥爭還是成為好事。結果，商務印書館不僅按原計劃出書，而且把原來的一卷擴大為三卷（改名為《愛因斯坦文集》，範岱年、趙中立、張宣三、鄒國興、何成鈞也先後參加了編譯工作）。而且，在1974年“批林批孔”的逆流中，一切所謂資產階級的哲學著作都停止出版，唯獨《愛因斯坦文集》的第1卷和第2卷仍然於1974年和1975年相繼付排。
四、批判運動的擴展與結局
1、全國報刊上的批判和反批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全國學校一律停課，科學研究機構停止研究工作，所有科學刊物也都被迫停刊。直至1972年，研究機構開始逐步恢復業務，各種科學刊物也陸續復刊。當時，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在北京基本上已經偃旗息鼓，在上海卻甚囂塵上，準備擴展為公開的全國性批判運動。因此，在新復刊或創刊的科學刊物中，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問題成為最引人矚目的論題。據不完全統計，1972—1977年間，僅《物理》（1972年6月創刊）、《物理學報》（1973年7月復刊）、《科學通報》（1974年1月復刊）、《復旦學報》（1973年復刊）、《自然科學爭鳴》（1975年3月創刊）、《自然辯證法》雜誌（1973年6月創刊）等 6個刊物就發表了120篇與相對論有關的文章。這些文章，多數對愛因斯坦相對論持否定態度，其中明白表示要堅決打倒相對論的就有5篇。值得注意的是，這120篇文章中有21篇是為相對論辯護的，它們針對批判文章中一些荒謬的物理論點提出反批判。這21篇反批判的文章中有18篇發表在《物理》雜誌上。
當時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批判相對論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根本不懂相對論，連起碼的科學知識也很缺乏。他們熱衷於“砸爛舊世界”，要同一切舊傳統“決裂”，要革自然科學的命。如有一個福建省的作者就曾在文章中自己表白：“我是一個高中還沒畢業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我的數學、物理學知識很少。但是，恩格斯、列寧和毛主席的有關教導鼓舞了我，給予我巨大的勇氣和動力，使我敢於批判愛因斯坦等人的形而上學觀點”。
在這個批判運動的浪潮中，各色各樣趨炎附勢的人都趁機來表演一番。例如，有一個青年對星系紅移現象提出一個毫無科學根據的解釋，並且宣稱，大爆炸宇宙學是上帝創世說的翻版；要求光速對各個慣性系都是常數同唯物辯證法的普遍原理不相容。他就憑著這類文章，於1980年被人推薦到美國“研究”相對論，《光明日報》還特意為此發表消息。
在運動的熱浪中，也有個別高級知識份子動了心。不過，他們都不是研究物理的。例如，1973年河南省新鄉師範學院有位領導幹部也聞風而起，大罵“愛因斯坦在學術上是個大騙子”，“相對論純粹是一些謬論”。但他的言論遭到了該院物理系教師的抵制和反對。無獨有偶，此時北京中國科學院也有一位研究數學的高級研究人員提出一種自稱超過愛因斯坦的新的空時理論，但立即遭到了物理研究所十三室同志的反駁。由於這些同志是從原來的“批判相對論學習班”轉過去的，使他無法容忍，認為這是當時“路線鬥爭”的反映。
總之，1972年以後，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中出現的各種反科學的論點，常常遭到物理學工作者公開批駁。由此可見，即使在“四人幫”橫行時期，我國物理學界並未為淫威所屈，正氣始終占主導地位。固然，在當時條件下，這些反批判文章只能就具體的物理問題提出反駁，而未能在哲學上和政治上為愛因斯坦公開辯護。
2、批判運動的幻滅
1976年10月，惡貫滿盈的“四人幫”終於到了末日，我們國家開始有了新的轉機。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宣告我國科學事業的春天的到來。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使全國人民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我國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隨著“四人幫”的覆滅，鼓噪一時的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運動也宣告徹底破產。經過反復的鬥爭和較量，不僅愛因斯坦的形象得到了恢復，而且他的成就和思想更為人所瞭解，他的為科學和民主而獻身的精神更深入人心。
“四人幫”覆滅後2個月，經歷了14年折磨的多災多難的書稿《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正式出版了。1977年3月，中國科學院、全國科協在北京召開自然辯證法座談會，專門揭批“四人幫”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的罪行，上海搞的批判愛因斯坦運動得到初步的揭發批判。在愛因斯坦誕生99周年的1978年3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培源同志為《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重印本寫的序言，新華社也向國外發了消息。這篇序給愛因斯坦以極高的評價，稱他是“人類歷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並且指出，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搞的是“封建法西斯統治”，因此，他們必然視愛因斯坦為仇敵。
為了肅清“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惡劣影響，我國科學家于1979年2月在首都隆重集會，紀念愛因斯坦誕生100周年。會上周培源同志代表全國科協作了長篇報告，對愛因斯坦的科學貢獻、哲學思想、為人品德和歷史地位作了全面的論述和評價。國家科委副主任于光遠同志也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對愛因斯坦的評價問題，在過去一個時期，曾經成為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同反對我國現代化的敵對勢力進行鬥爭的一個戰場，“今天我們舉行這樣的集會，也就是對這場戰鬥奏出的一曲凱歌” 。
可是，另一方面，依然還有人繼續公開唱著過去批判運動的那些老調，如說什麼愛因斯坦是“偉大的科學家，渺小的哲學家”之類。最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出版社於1977年10月出版了一本名為《現代物理學的革命和兩條哲學路線鬥爭》的書，它的基調同“李柯”的那些所謂批判文章並無二致，如斷言：西方“大多數物理學教授、科學家們”都“是資產階級在技術領域中的幫辦和奴僕”；愛因斯坦“由於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支配，由於不懂辯證法，而從時空的相對性一步一步滑到主觀唯心主義和有神論”。在“四人幫”覆滅整整一年之後，作為國家政治出版機構的人民出版社居然還把“四人幫”的遺物當作馬克思主義來宣揚，不能不令人吃驚。
又如，直至最近，河南省新鄉師範學院那個領導幹部還經常印發他的所謂批判相對論的文章，並利用行政權力，脅迫物理系教師附和他的謬論。由此可見，批判運動是徹底破產了，但其影響並未完全消散，鬥爭還未結束。
五、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性質
1．一場以踐踏科學為目的，對科學實行專政的政治運動
“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名義上是學術討論和學術批判，實際上卻是一場以踐踏科學為目的，對科學和科學家實行全面專政的政治運動。
這個運動給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帶來嚴重創傷，為親者所痛。但是，直至 1978年還有人在報上公開為這次批判運動叫好。例如，1978年1月《光明日報》上有一篇文章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在黨中央關於開展對自然科學理論戰線上‘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的號召下，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關懷下，圍繞著相對論問題的討論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觀點的批判陸續開展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大好事。”而且全國性報刊（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還不止一次地出現這樣的論調：上海的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是“四人幫”搞的，應該否定；而北京的批判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群眾運動，是正確的，將來還要搞。
“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已作了根本否定的結論，一切為它翻案的企圖都是枉然的。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表現形式在北京和在上海固然不盡相同，調門也有高低之別，但兩者都以前提是根本錯誤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為指導，並且都直接接受陳伯達、姚文元這類反革命頭目的指使，都是為實現封建法西斯統治的政治目的服務。試問它好在哪裡？正確在哪裡？
有些當年以極左面目大罵愛因斯坦是馬赫主義並為帝國主義服務的人，今天卻大肆宣揚科學沒有客觀真理，歷史事件沒有是非可言，目的無非以恥辱為光榮，給自己打掩護，設埋伏。
這個批判運動的性質，中國科學院“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在第一篇批判文章中就已規定得很清楚。這就是：要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統治，從而鞏固無產階級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對資產階級的專政”。陳伯達垮臺後，這個學習班瓦解，多數成員轉向，這無疑是值得稱讚的好事。顯然，這些同志已經退出批判運動，甚至反過來對運動進行抵制。他們後期的這些正確行為，不但不能為整個批判運動增添任何光彩，反而更加暴露這種“批判”對科學事業的危害。
2、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所謂哲學批判
在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中，北京和上海的批判文章都曾把“相對主義”列為相對論的主要罪狀，進行所謂的哲學批判。
科學院“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提出：“相對論是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的相對主義”。上海“理科大批判組”也多次斷定：“相對論的要害是相對主義”。為了論證相對論等同於相對主義，他們引用毛澤東同志1937年的一個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稿《辯證法唯物論提綱》中的一段論述“唯心論的相對論”的話作為依據。但是只要稍有一點哲學常識的人都可看出，毛澤東同志指的顯然是哲學上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同物理學中的“相對論”（relativity即theory of relativity）根本風馬牛不相及。相反，相對論不但不否認客觀真理和絕對真理，而且肯定了自然規律的形式對於參照系的絕對不變性。北京和上海的批判文章中，還一再抄襲50年代蘇聯一些哲學家引用《資本論》中商品的屬性與關係問題的論述，斷言空間、時間是物質的屬性，以取代“空間、時間是物質的存在形式”這一基本哲學命題，並以此來否定相對論的空間、時間理論。
他們同樣重複20年代蘇聯哲學家的論調，把愛因斯坦說成是馬赫主義者和主觀唯心主義者。可是，只要讀過愛因斯坦一些代表性著作的人都會發現，他雖然在年青時受過馬赫的影響，但在基本思想上，他們有著原則的分歧。早在1922年，愛因斯坦就曾公開說過：“馬赫可算是一位高明的力學家，但卻是一位拙劣的哲學家。”在晚年的《自述》中，他重申：“馬赫的認識論觀點”，“今天在我看來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連新康得主義者凱西勒（E．Cassirer）和維也納學派創始人之一弗蘭克（P．Frank）都認為，把愛因斯坦看作是馬赫主義者和實證論者是極大的誤會。而我們那些自封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打手則依然信口雌黃，以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手法來進行所謂的哲學批判，什麼“相對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唯我論”、“先驗論”、“唯能論”、“唯靜論”等等，一起傾瀉下來，似乎憑著這些帽子的洪流就足以把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淹沒了。
上海“理科大批判組”對愛因斯坦的著作曾作了這樣的評價：“眩人耳目的花腔，天花亂墜的大話”，再加上“惡毒咒駡”。這倒是他們自己的全部所謂批判文章的恰如其分的自我寫照。
3、充滿胡言和夢囈的所謂科學問題討論
在這個運動中，多數批判文章披著“學術探討”的外衣，但裡面裹的是一派胡言亂語。
1967年12月，所謂“京區場論小組”印發的自詡推翻引力場的“新理論”中，就有這樣的“高論”：“我們掌握了引力場與斥力場的轉化規律之後”，“可以製造出斥力場很強的物體來，甚至可以受地球的排斥”。類似這種語無倫次、荒謬絕倫的胡言，在所謂批判相對論的文章中俯拾即是。例如，北京“批判相對論學習班”1969年10月寫的文章中說過：“事物的外部運動也是以各事物內部的矛盾性為根據的”。到了1974年，“李柯”又把這種觀點加以發揮，用來批判慣性定律：“用手推皮球，手的作用只是那麼一下子，為什麼皮球可以持續運動下去呢？如果外力是根本原因，那麼外力消失了，皮球就得立即停下來，”這分明是假借辯證法的名義，企圖把科學倒退到亞里斯多德時代，這才是貨真價實的“唯靜論”。
中國科學院“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提出批判光速不變原理的理由是“絕不能想像，一種物體” “相對於一切東西都是以同一速度運動的”。上海“理科大批判組”對光速不變原理的“批判”更是荒誕無稽：“愛因斯坦回答不了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卻危言聳聽地說：如果光速可以超越，那就不得了，時間會倒流，歷史會倒演，於是，剛出膛的炮彈又退回炮口裡去，剛埋下的死人又從棺材裡爬出來倒長成剛落地的娃娃，如此等等”。
“理科大批判組”對於引力有這樣的“高明理解”：“時空是彎的，彎得使地球只能象長跑運動員一樣，在固定的跑道上永遠圍著太陽轉”，“都是莫名其妙地沿著那個預先規定好的跑道跑”，“就象在碗邊放上一個彈子，彈子就要循著碗的傾斜形狀而滾到碗底”。他們就把這些隨心所欲的臆造和胡說，拿來當成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而又若有其事地對這些胡話進行所謂“學術批判”。批判來批判去，充其量不過是以他們信口雌黃的詭辯，來批駁他們自己杜撰出來的胡話。
這些所謂批判文章不僅暴露了作者們對相對論的無知，而且也缺乏起碼的科學常識。如“李柯”的文章中說蒸汽機發明於19世紀，說熵是“表示運動喪失轉化能力的程度，即不能作功的熱量的數量。”後一錯誤經人指出後，文章的主要執筆者很不服氣，竟厚顏無恥地說：“你說的是自然科學上的熵，我說的是哲學上的熵。”更可笑的是，為“李柯”的批判文章把關的上海市“寫作組”第二把手王知常竟責怪數學上無窮大（∞ ）的寫法，說“怎麼把8字橫寫了？”
4、造謠誣衊的人身攻擊
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文章，不僅對相對論進行哲學和科學上的歪曲，而且還對愛因斯坦本人進行造謠、誣衊和謾駡，往愛因斯坦身上潑灑污穢，把自己靈魂中骯髒的東西都傾瀉到愛因斯坦頭上。
上海“理科大批判組”在1970年《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寫著：“帝國主義需要相對論這樣的‘科學’，更需要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他一生三易國籍，四換主子，有奶便是娘，見錢就下跪。有一點卻始終不渝，那就是自覺地充當資產階級惡毒攻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喉舌’。”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革命大批判寫作小組”則乾脆把愛因斯坦說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死敵”，認為“愛因斯坦的‘知識’完全是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的”。另一篇上海梅隴中學教師的文章攻擊愛因斯坦“頻繁地投入了反革命的政治活動”，“充當美帝侵略野心的辯護士”。
在上海“理科大批判組”寫的《愛因斯坦傳》初稿中，還有這樣的評論：“愛因斯坦的一生，作為資本主義社會裡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代表，有不滿現實的一面，是為副；又有反對革命的一面，是為主。”“他高喊科學家應該聯合起來，對政治問題不應當採取沉默態度，應當跪在資產階級面前，乞求自由、民主、平等”。
批判文章不僅惡毒攻擊愛因斯坦，歷史上其他偉大科學家無不受他們嘲弄咒駡。例如哥白尼就被說成是“只是在臨死的床上，才膽顫心驚地同意公佈他的太陽系學說”。而伽利略則被定性為“真理的叛徒”。
眾所周知，愛因斯坦不僅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而且也是一個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精神境界高尚的人。他為探求科學真理、爭取人類進步不屈不撓地戰鬥了一生，因此，世界各國正直的知識份子無不尊敬他，同時也招來了那些妄圖使歷史開倒車，以科學和民主為敵的敗類的仇恨。在我國60年代和70年代，竟還有人假借“革命”的名義，變本加厲地重演30年代德國納粹的故伎，實在令人髮指。
綜上所述，我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運動，顯然是一場假借革命和科學討論的名義，踐踏馬克思主義，摧殘科學的政治運動。
六、小結——歷史的教訓
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自1968年發起，時緩時急，延續8年，一直到1976年才偃旗息鼓。這個借科學名義摧殘科學的運動，在我國科學史中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它留下的歷史教訓需要認真總結，永遠記取。
1、在文化領域中實行“全面專政”的論斷，違背馬克思主義，危害社會主義建設
1968—1976年間我國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自然科學理論領域中一個主要的樣板。而“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要在“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的論斷。對於這個思想，1969年4月的“九大”報告中作了這樣的解釋：“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由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政治大革命，是一場上層建築領域裡的大革命。我們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義，奪回資產階級篡奪了的那一部分權力，在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全面專政”的指導思想在整個批判運動中貫穿始終。北京“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於1968年6月印發的第一篇批判文章中就明白寫著：“自然科學研究一直被剝削階級壟斷著，形而上學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一直佔據著統治地位。”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上海“理科大批判組”在《自然辯證法》雜誌上發表文章宣稱：“許多科研單位仍然是資產階級的一統天下”，“資產階級還會利用他們暫時佔有的‘知識優勢’和無產階級繼續進行較量，把自然科學陣地變為復辟資本主義的頑固堡壘。”
現在很清楚，這種“全面專政”理論，既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又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因為，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可能一成不變。當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建立之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1956年9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就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但是，“全面專政”的理論卻完全否定“八大”的正確決議，不顧客觀事實，憑主觀的臆測和願望，鼓吹人為的階級鬥爭，製造無端的混亂。結果是：哲人蒙冤，丑類跳樑；斯文掃地，科學遭殃；國不安寧，民不聊生。這種自我折騰決不是革命，而是國家、民族的災難。
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後3年就指出：“只有以舊社會遺留給我們全部知識、組織和機關為出發點，利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人力和物力，我們才能建設社會主義。”“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而我們，在建國17年以後，還要把知識當作異己的敵對力量，要對科學、文化和一切知識及其所代表的知識份子實行所謂“全面專政”，這同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列寧說過，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地卻吸收和改造了二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顯而易見，對文化領域實行“全面專政”的理論，十分雷同于列寧當年所批判的“無產階級文化派”所代表的思潮，它只能危害社會主義建設，使歷史開倒車。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要真正建設社會主義，對於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只有認真學習、努力吸取的義務，而決無去專政、踐踏的權利。科學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恩格斯語），妄圖對科學專政，必然成為歷史的罪人。
2、自然科學領域既沒有資產階級反動理論，也沒有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發動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運動的直接依據是《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中的規定：要“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自然科學理論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對於後者，那些以無產階級革命派自居的批判者把它直截了當地說成是“批判自然科學領域中的資產階級反動理論”。不論名稱如何，這種所要批判的物件歷史上都從未出現過，純屬主觀虛構。因為自然科學理論是自然規律在人的認識上的反映，自然規律沒有階級性，自然科學理論本身也不可能有階級性。否則，它就不可能正確地反映客觀的自然規律，從而不能稱為科學理論，必然要被任何階級的科學研究者所鄙棄。
既然自然科學理論沒有階級性，當然也就根本不存在什麼自然科學中的“資產階級反動理論”或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中的有關規定，完全是無的放矢，徒然惹是生非，其結果只能是：凡是自己所不知的，就以為是荒謬的；凡是稍遠離常識、不是簡單易懂的理論，就被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動理論。這樣的批判，實質上無非是：把無知當作真理，以愚昧代替科學；或者是指鹿為馬，顛倒是非。20世紀科學史中創紀錄的這一出所謂相對論批判的鬧劇，同現代文明成為鮮明的對照。
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既不存在資產階級的反動理論，同樣，也不存在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顧名思義，“學術權威”指的是那些人學術上造詣很深，成就很大，聲望很高，普遍受到學術界尊重的學者。由於自然科學沒有階級性，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學術權威也就不屬於任何特定的階級，而屬於全人類。因此，自然科學的學術權威不是一個政治和階級的概念，根本沒有反動、不反動之分。固然，作為一個社會成員，任何科學工作者都會有自己的政治觀點和階級傾向。但這同他的自然科學成就無關。即使他在政治上很反動，也不能稱之為“反動學術權威”，因為他在學術上的權威地位是為任何階級否定不了的，而且他的學術成就能一視同仁地為任何階級所用。歷史上也有個別學術權威，品德惡劣，政治上極反動（如為納粹效忠的德國物理學家斯塔克（J.Stark）等），甚至可能有嚴重的犯罪行為，應該加以懲治；但這同學術無關，不能因此認為他在學術上也是反動的。
在近代中國，科學長期落後，學術權威猶如鳳毛麟角，實在是太少了。而且，由於過去他們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都具有愛祖國、愛人民的優良品德；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們起了棟樑的作用，在人民中間享有威望。他們熱愛真理，也熱愛社會主義，是人民最可信賴的朋友，是我們國家最寶貴的財富。可是，在對文化進行“革命”的年代裡，知識越多越“反動”，學術上稍有成就的知識份子一律被封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成為“批判”、“打倒”的對象，受盡淩辱和迫害，甚至迫害致死。這是我國科學事業無法彌補的損失。這種悲劇竟出現在科學昌明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實在令人寒心。
現在大家都很清楚，要在我們這個科學文化落後的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就必須重視知識和知識份子，就必須充分發揮知識份子的作用。因此，學術權威不僅不能打倒，而且應該受到全社會的尊重。
3、政治民主是科學繁榮的保證
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這出歷時8年的鬧劇所以能夠出現，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浩劫所以能夠出現，是由於我國長期受著封建統治，沒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傳統；而革命勝利後，對封建遺毒的嚴重性和危害性認識不足，沒有注意到要建設民主的政治制度，切實保障公民的各項自由權利。特別是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權利。相反，民主或者被看成是可有可無的“手段”，或者把它冠以資產階級封號而根本否定。正如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幾千年世界科學史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沒有學術和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科學的繁榮；而思想自由，必須由政治民主來保障。認識到思想自由對人類進步的必要性，特別是“人人生而平等”和“主權在民”的民主思想的確立，是人類徹底擺脫以思想統治和封建特權為標誌的中世紀封建傳統的精神大解放。這種思想的深入人心，是現代精神文明的基本前提，也是馬克思主義賴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與前提。“五四”時代我國思想解放運動先驅所高舉的科學和民主的旗幟，至今仍有極其巨大的現實意義。因為科學和民主不僅是反封建的戰鬥口號，而且也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背離民主，就是對人民基本權利的踐踏，科學必然受排斥，受摧殘，這也是在最根本意義上對社會主義原則的背離。總之，要使“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必須有政治民主作為保證。
附記
此文是屈儆誠同志于1983年6月完成的物理學史碩士學位論文。這項考查，早在1977年春我就打算進行，當時約請了原來一道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的4位同志合作。以後由於大家都很忙，擱下了。1981年我把這項任務交給了我同王福山先生在復旦大學合招的物理學史研究生屈儆誠同志。開始時，阻力很大，有人認為這不是物理學史，而且要擔政治風險。幸虧屈儆誠同志的祖父和父親瞭解到這一情況後，從自己親身經受到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災難的痛苦體會，堅決支持屈儆誠同志在我指導下做這項研究工作，才消除了我們的後顧之憂。為了寫這篇論文，屈儆誠同志花了將近一年時間在北京、上海兩地進行調查、訪問工作。在整個工作過程中，不時受到非議和阻難。但絕大多數同志都熱情支持，給以很多幫助，特別是許多參加過批判運動的同志，也主動地提供重要的內情和有關文字資料，使資料的搜集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對所有這些同志，我們都衷心感謝。
為了審議這項研究究竟算不算物理學史，我們特地請幾位著名物理學家參加論文答辯委員會。論文答辯於1983年7月22日在北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舉行,由中國科技大學錢臨照教授主持。答辯委員會的成員有：中國科學院周培源教授（因公外出，寄來書面意見），中國科技大學方勵之教授，華東石油學院戈革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劉遼教授，以及復旦大學物理系金尚年同志。論文審查人是戈革教授和方勵之教授，他們的書面和口頭評語都充滿激情。整個答辨會氣氛十分熱烈，一致認為選題得當，而且意義重大，希望今後有更多同志來研究這類能發人深思的課題。那天氣溫高達37℃，不巧又逢停電，既無電扇，又無冷飲，會議開了3個多小時，大家還有說不盡的話要說。這種熱情的支持和鼓勵，使我們深深地體會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一切踐踏科學和真理的丑類必將自食其果。
此文曾摘要發表于《自然辯證法通訊》1984年第6期和1985年第1期上。發表時加了我自己的名字，表明政治上和道義上完全由我負責：一旦風吹草動，任何衝擊都由我去抵擋。這次發表，基本上是1983年論文的全文，只是刪去了引文出處（因大多是內部資料）和批判運動積極參加者的姓名。這些人中，有一部分在運動後期即已認識到自已是受騙上當，不僅退出了運動，並且反戈一擊，立了大功。有一部分是在“四人幫”覆滅以後逐漸得到了這種認識的。但也有些迄今還在有意無意地回避問題。他們中間有不少人近幾年來在自己的工作、研究或學習上取得了一定成績，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可是，如果不去正視10年前這一自己積極參與過的為親者痛、仇者快的觸目驚心的歷史悲劇，並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總會難以使自己的內心保持平衡的。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應該是社會良心的體現者，應該為科學真理和社會正義盡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凡是光明磊落，勇於對自己和社會負責的人，總是會得到人民的信任。謹記此，以與同志們共勉。
1986年5月 17日
此文連同上述附記發表于許良英、方勵之主編的《愛因斯坦研究》（第一輯），1989年7月科學出版社出版。此書剛印刷裝訂好即被封存，因為“六四”血案後方勵之成了被公開通緝的“首犯”，官方誣稱他是操縱學潮的“黑手”。此書至今未能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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