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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5/21 

《烏合之眾》(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是一本篇幅不長、但在世界上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社會心理學著作。作者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 (1841-1931) 是法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勒龐在書中極為精緻地描述了集體心態，對人們理解集體行為的作用以及對社會心理學的思考發揮了巨大影響。 《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在西方已印至第29版，其觀點新穎，語言生動，是群體行為的研究者不可不讀的佳作。在《烏合之眾》這本書裡，勒龐花了其中相當的篇幅去評論法國的教育，尤其是應試教育制度，因為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與烏合之眾的產生是有密切而天然的關係。

人們常常持有一項錯誤的觀點：教育能夠使人大大改變。

這種觀點堅持認為，教育會萬無一失地改造民眾，甚至於把他們變成平等的人。這種觀點被人們不斷地重複，當它被重複得足夠多時，就足以讓它最終成為最牢固的民主信條。以至於今天要想擊敗這種觀念，就像過去擊敗教會一樣困難。然而我們要說的是，教育既不會使人變得更道德，也不會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變他的本能，也不能改變他天生的熱情。即使在某些時候，只要進行不良引導，教育的壞處還會大於好處。

統計學家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佐證，根據他們的觀點，犯罪隨著教育，至少是某種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會的一些最壞的敵人，也是在學校獲獎者名單上有案可查的人。根據一本著作顯示，目前受過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率是3：1，在50年的時間裡，人口中的犯罪比例從每10萬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增長了整整1.3倍之多。這點在法國體現得尤為顯著，因為法國的年輕人犯罪率大幅攀升，而人盡皆知的是，法國為了這些年輕人，已經用免費義務制教育取代了交費制。而那些成為社會敵人的社會主義者，往往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危險狀況，都是因為這種教育制度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心理學基礎上面，這種基礎認為，智力是透過一心學好教科書來提高的，只要一個人的成績足夠好，那麼他的智力就會獲得穩定提升。

由於接受了這種觀點，人們便盡可能強化許多手冊中的知識。從小學直到離開大學，一個年輕人只能死記硬背書本，他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個人意識從來派不上用場。受教育對他來說就是背書和服從。

於是，許多孩子在學校裡開始對著一篇文法和綱要努力，做到準確重複，出色模仿，直到變成學舌的鸚鵡為止，這種教育的惟一結果，就是貶低自我，讓我們變得無能。

如果這種應試教育只是無用，人們還可以對孩子們示以同情，這些雖然沒有在小學裡從事必要的學習，但好歹還被教會了一些科勞泰爾後裔的族譜、紐斯特里亞和奧斯特拉西亞之間的衝突或動物分類之類的知識。然而，這種制度造成的危險要遠比這嚴重得多，一個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它使服從它的人強烈地厭惡自己的生活狀態，極想逃之夭夭。

應試教育的結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農民不想再當農民，而大多數中產階級，除了吃國家職員這碗飯以外，不想讓他們的兒子從事任何別的職業。

學習的唯一目的不是讓人為生活做好準備，而是只打算讓他們從事政府的職業，在這樣的行當裡想要取得成功，根本不需要無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現出哪怕一點個人的主動性。

說到底，應試教育制度在社會階級的最底層創造了一支無產階級大軍，這個群體對自己的命運忿忿不平，隨時都想起來造反。

而在最高層，它又培養出一群輕浮的權貴階級，他們既多疑又輕信，對國家抱著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視同天道，卻又時時不忘對它表示敵意，總是把自己的過錯推給政府，離開了當局的干涉，他們便一事無成。 

儘管國家用教科書製造出這麼多有文憑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於是只好讓另一些人無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飯碗留給先來的，剩下的沒有得到職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國家的敵人。

從社會金字塔的最高層到最低層，從最卑賤的小秘書到教授和警察局長，有大量炫耀著文憑的人在圍攻各種政府部門的職位。商人想找一個代替他處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難上加難，可是成千上萬的人卻在尋求最平庸的官差。只在塞納一地，就有幾千名男女教師失業，這些人全都蔑視農田或工廠，只想從國家那裡討生計，而被選中的人數卻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懷不滿的人。他們隨時會參與任何革命，不管它的頭領是誰，也不管它有什麼目標。可以說，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場的知識，是讓人造反的不二法門。

我們了解了引發群眾運動的五大導火線，然而對於教育因素，我們也應當額外說上幾句題外話。很明顯，法國在教育制度上犯了不小的錯誤，它進行的唯一價值就是，為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添加了數以萬計的懶漢、寄生蟲和不安定因素。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種錯誤的民族還大有存在。顯然，迷途知返為時已晚。只有經驗，這位民眾最好的老師，最終會揭示我們的錯誤。只有經驗能夠證明，必須廢除我們那些可惡的教科書和可悲的考試，代之以勤勞的教育，讓我們的年輕人回到田野和工廠，回到他們今天不惜任何代價逃避的辛勤開拓事業。

我們必須再一次重申，向人灌輸大量膚淺的知識，不出差錯地背誦大量教科書，是絕對不可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的。

在我們的生活中，能夠幫助我們走向成功的條件是判斷力，是經驗，是開拓精神和個性！而這些優良品質，偏偏是不能從死啃書本中得來的，教科書和字典固然可以充當有用的參考工具，但長久把它們放在腦子裡卻沒有任何用處。

那麼，我們該如何讓孩子接受有益的教育，讓它幫助孩子獲得正確的觀念呢？ 

要知道，觀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環境中才能形成。因此，我們需要年輕人每天從工廠、礦場、法庭、書房、建築工地和醫院獲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親眼看到各種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與顧客、工作者和勞工在一起，不管他們幹得是好是壞，也不管他們是賺是賠。只有採用這種方式，孩子才能對那些從眼睛、耳朵、雙手甚至味覺中得到的各種細節，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學習者在不知不覺中獲得了這些細節，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漸成形，並且或遲或早會產生出一些提示，讓他們著手新的組合、簡化、創意、改進或發明。而我們的年輕人，卻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紀，被剝奪了所有這些寶貴的接觸、所有這些不可缺少的學習因素，因為有七八年的時間他一直被關在學校裡，切斷了一切親身體驗的機會，因此對於世間的人和事，對於控制這些人和事的各種辦法，不可能得到鮮明而準確的理解。 

毫不客氣地說，在十個人裡面，就有九個人在幾年裡把他們的時間和努力浪費掉了，而且可以說，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幾年。他們中間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是為了考試而活著，然後被殘酷地淘汰掉。另外一半或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種學歷、證書或一紙文憑在規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對一個答辯團，在連續兩小時的時間裡，懷著對科學家團體，也就是一切人類知識的活清單的敬畏，他們要做到正確或絕對正確。

然後，甚至用不了一個月，他們便不再是這樣。他們不可能再通過考試。他們腦中那些過多的、過於沉重的所學不斷流失，且沒有新東西補充進去。他們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們繼續成長的能力枯竭了，一個得到充分發展的人出現了，然而他也是個筋疲力盡的人。他成家立業，落入生活的俗套，只要落入這種俗套，他就會把自己封閉在狹隘的職業中，工作也許還算本份，但僅此而已。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風險不成比例的生活。 

在醫院、礦場和工廠，在建築師或律師的辦公室裡，那些十分年輕便開始學業的學生們，按部就班地經歷他們的學徒期，在投入實際工作之前，他們也有機會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過程，因此已經準備好了一個框架，可以把他們迅速觀察到的東西儲存進去，而且他能夠利用自己在空閒時間得到的各種各樣的技能，逐漸把自己充實成為一個全面而健康的人。在這樣的製度下，學生的實踐能力得到了發展，並且與學生的才能相適應，發展方向也符合他未來的任務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為這些工作就是他今後要從事的工作。正因為如此，英國和美國的年輕人很快就處於能夠盡量發揮自己能力的位置。他不但成了一個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備自我創業的能力；他不只是機器上的一個零件，而且變成了一部發動機。 

我們不妨看一下笛福的小說主角魯賓遜，儘管他只是一個文學形象，卻反映了英國教育的成功，當魯賓遜流落於荒島上時，他發揮了自己的全部能力，像一個完整的社會體系那樣，白手創立了一番事業，而這正和英美兩國的教育目標一致。而在製度與此相反的法國，一代又一代人越來越向中國看齊，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費還能夠接受，然而這種教育制度與實踐生活不斷脫節的趨勢卻令人著實難忍。如果從考試、學歷、證書和文憑的角度看，坐在學校板凳上啃理論和教科書的時間是有點長得過頭了，而且負擔過重。即使是採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頂，以至於已經成為了一種嚴重違反自然的、與社會對立的製度。為此，我們不妨看看我們的教育制度都做了什麼。

過度延長實際的學徒期、培養懶漢的寄宿制度、過多的人為的訓練和填鴨式教學、繁重的功課、對今後的時代完全沒有考慮、對人的職業缺乏安排、對年輕人很快就要投入的現實世界裝聾作啞、不考慮學生如何適應社會、不考慮人類為保護自己而必須從事的鬥爭、不教給學生如何保持堅強意志…

反過來呢？所有必要的準備、所有最重要的學習、那些豐富的常識、堅忍不拔的意志力、凡是該賦予年輕人的東西，我們的學校一樣也沒有教。這樣看起來，我們的教育不但遠遠沒有讓他們獲得生存能力的素質，反而破壞了他們的這種素質。正因為該準備的沒有準備，才使得我們的年輕人一旦走入社會，進入他的活動領域，就開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與挫折，由此給他造成的創痛久久不能痊癒，有時甚至失去生活能力。可以說，這樣的教育制度，對年輕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響，甚至存在著難於恢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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