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 

^{上海復興公園，1978}

^{上海南京路，1978}

 “喇叭褲能吹響向四化進軍的號角嗎？”

1978年，易中天在武漢大學就讀。當時社會上流行喇叭褲，也流行老師拿著剪刀守在校門口剪學生的喇叭褲管。在某些人眼裡，喇叭褲代表沒落、腐朽，是資產階級的褲子，穿喇叭褲，是道德品質問題，更是政治立場問題。當“問題青年”的喇叭褲在武大校園裡流行，校方高度警惕，掛出一條醒目的標語：“喇叭褲能吹響向四化進軍的號角嗎？”　　

很快，有學生在那條標語上加了一句話：“請問：什麼褲能吹響？”

2006年，作為學術明星的易中天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演講時說，“改革開放頭十年最先發展起來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褲的地方，那個地方的名字叫廣東！”

1980年代，路透社曾針對《新聞聯播》播音員的服裝變化感嘆：在中國，服裝也是政治。如果換成中國特色的表述，那就是：在中國，服裝也是生產力。

軋馬路 

1978年，時年34歲的蘇州市民襤褸的他，曾因讀了一位好友評點時政的文章而身陷囹圄的他，在這一年得到平反；經人介紹，他認識了一位姑娘侯惠惠。

第一封情書讓褚崇禧絞盡腦汁。為怎麼稱呼對方，他猶豫了好久。按照之前的慣例，就算是寫情書，抬頭也只能稱呼尊敬的某某某同志。文革期間，情書上更是千篇一律的“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禮”之類的話。

最終，褚崇禧寫信時大膽以「惠惠」相稱，甚至提出，等惠惠晚上10點下班後，相約在一座小橋旁見面。他心裡忐忑不安──當時，男女青年私下約會是一件被看作墮落、無恥的事，談戀愛像搞地下活動，女孩子坐在男友的腳踏車後座上，一見前面有人，趕緊下車，低頭紅臉。

褚崇禧和他的惠惠在公園裡約會，手把手軋馬路。 「軋馬路」這個詞在那一年流行起來，馬路上的戀人像春草一樣瘋長，把革命軋成一團泥。

電燙 

「雖然單調的灰色藍色衣服仍然是標準的服裝，但是女人開始湧向百貨公司，從有限的供應品中選購衣料。在城市，新時興的是捲髮和電燙髮型，北京排隊最長的地方是理髮店。

1978年9月，北京著名的四聯理髮館重新開幕。開業那天，排隊的人差點把理髮館擠爆。館裡最扎眼的就是四台電燙機。幾家國外電視台的記者趕來採訪拍攝。

此前，燙髮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情調，只有個別演員或參加外事活動的人員，才能持介紹信到理髮店燙髮。據說，允許四聯恢復燙髮，是經過中央領導特批的。當時，京城乃至全國僅此一家。

後來，燙髮流行開來，有的理髮店內貼了標語：不捲不要錢。

 “我年齡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無限的學習當中！收起你的情書吧。” 

1978年5月1日，外國文學名著解禁。其後，每個星期天，北京王府井書店都有新書開賣，書店一開門，等候的人群蜂擁而入，在櫃檯前排起長隊。那時候還是櫃檯售書，買書的人只能遠遠看哪些是新書，練就了一副好眼神。

這一年，中山大學中文系學生信力建的想法是，「不每天都去泡圖書館的大學生算什麼大學生？」那時，每天清晨，每所大學的圖書館外都有排隊等著開門去佔位的學生。

信力建的一位女同學，容貌俊美，身材苗條，成為許多男生的夢中情人。那年她已26歲，心思卻完全放在學習上，為避免男生對她動心思，影響她學習，她有意不修飾自己，即便有件好衣服，也把它穿在舊衣服裡邊。她的作息絕對四點一線：教室－圖書館－宿舍－食堂。有一天晚上，她說夢話：“我年齡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無限的學習當中！收起你的情書吧。”

1980年，攝影師劉香成拍了一張照片：晚上，有些年輕人坐在天安門廣場的華燈下學習。

 “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和報告中引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主席的語錄，在報紙上發表時不要再用黑體字。”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休息時，鄧小平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說。

在場的新華社記者隨即請示方毅：今後所有文章中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主席的語錄時，是否也一律不要再用黑體字？方毅說：「此事由新華社報告中宣部再請示鄧副主席後執行。」隔天，新華社總編室就這一問題給中宣部寫報告。鄧小平批：「我贊成。」領袖黑體字語錄從此在中國書籍報紙上消失。

傷痕文學 

1978年8月11日，上海街頭的每個報欄前都是裡三層外三層的人，幾乎人人都在為《文匯報》上一篇題為《傷痕》的小說而落淚。當天的《文匯報》加印至150萬份。有人說，“讀《傷痕》，全中國人所流的淚可以成為一條河。”美聯社的報道說，“中國出現了揭露文革罪惡的'傷痕文學'。”

當年初，24歲的複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新生盧新華把他的處女作《傷痕》貼在了班級牆報上。在復旦校園，這篇小說被傳抄開來。

《文匯報》為了讓《傷痕》順利發表，提出了16條修改意見：小說第一句說除夕的夜裡，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改成“遠的近的，紅的白的，五彩繽紛的燈火在窗外時隱時現”，同時加一句：“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車上“一對回滬探親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極興奮地侃侃而談”，修改成“極興奮地談著工作和學習，談著抓綱治國一年來的形勢”；一直給小說主人公以關愛的“大伯大娘”，則改成“貧下中農” ；因為小說“感覺太壓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東西，在結尾處安排主人公“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將軍吟》、《芙蓉鎮》等「傷痕文學」代表作相繼問世。

後來，到了美國的盧新華說，「傷痕文學」註定是短命的。

1998年，季羨慕林在其著作《牛棚雜憶》的《自序》裡說：雖然有一段時間流行過一陣所謂「傷痕」文學，然而，根據我的看法，那不過是碰傷了一塊皮膚，只要用紅藥水一擦，就萬事大吉了。真正的傷痕也深深埋在許多人的心中，沒有露出來。我期待著當事人有朝一日會表露出來。

▌1979年

^{北京，一名男子在宣武門天主教堂向神父懺悔，1979}

^{北京西單，蹲著看人民日報的北京市民，1979}

^{北京，自由市場守望客戶的商販，1979}

迪斯可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誼舞第一次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聯歡會上。

舞會上，一對青年男女跳著優美的華爾茲，女子與男伴的距離保持在20公分開外。

舞會上的人很多，由國務院管理局組織，一些領導幹部和一些文藝團體的青年參加。在此之前，跳交誼舞是不被允許的，因為是資產階級情調。

人們都跳得挺好，像是練過一樣。但大家還是不太習慣，舞伴裡，同性組合要比異性組合多。

那年的國慶聯歡晚會同樣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舞會再開。青年軍人王朔，回家探親搞到了一張票，也去參加了。

王朔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無數穿戴時髦的青年男女在跳華爾茲，大廳裡響徹《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這樣的圓舞曲和中國民樂改編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

但這一切讓王朔挺不習慣。他不會跳舞，穿著軍裝，覺得壓抑。 「我感到世道變了，我和我身上這身曾經風靡一時令我驕傲的軍裝眼下都成了過時貨。正在跳舞的人們已經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褲、尼龍衫，燙了頭髮，手腕上帶著電子表，大概還有人在說英語。

這年的某一天，北京北海公園裡，一場露天迪斯可舞會熱火朝天，穿著中山裝的青年和老外扭在一起，圍觀者眾多，有些興奮，又有些犯怯。大城市裡時髦的青年男女熱衷於這種被人貶斥為「扭屁股」的舞姿，以前只在涉外舞廳裡關起門來跳，現在敢在光天化日下跳起來了。不過「迪斯可」這個名稱當時還沒叫響，人們都把這種形如篩糠的舞叫做搖擺舞。

到了1980年6月，時風陡轉：公安部和文化部聯合下發了《關於取締營業性舞會和公共場所自發舞會的通知》。由於社會治安不太好，人們對於社會風氣普遍擔心，穿著時髦就有流氓嫌疑，跳交誼舞被指第三者插足。當時有一句編派交誼舞的順口溜：“×××的老婆十八歲，參加了美國的搖擺隊…”

1983年「嚴打」期間，西安中年婦女馬燕秦辦家庭舞會，被收審，判死緩。案件牽涉300餘人，多次參加馬燕秦家庭舞會的都被判了無期徒刑，甚至連為舞會伴奏的樂隊成員，也被判無期徒刑。

1984年10月，舞會改禁為限。當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廳的開放，但只允許四類人進入：外國人、留學生、華僑和華僑帶進來的中國人。

1986年，交誼舞解禁，到處都是參加搖擺隊的人。王朔離開部隊，寫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 

 1979年，年輕人們提著板磚樣的單卡錄音機，在街上邊走邊放鄧麗君的歌曲。對他們來說，這是最酷的事。

這一年，鄧麗君發行了專輯《甜蜜蜜》。她的柔美聲音，侵襲了內地人們幾十年來被革命樣板歌曲疲勞的耳膜。不過，在官方口徑，鄧麗君受到指責與攻擊，「靡靡之音」、「黃色歌曲」之類的帽子，扣到了她頭上。

人們不管。很多人晚上躲在被窩裡，從收音機裡的「敵台」聽她的歌聲，心中甜蜜蜜。當時出現一句順口溜：「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老鄧」是鄧小平，「小鄧」是鄧麗君。

對當年的中國來說，不管老鄧還是小鄧，「是你，是你，夢見的就是你」。

 “社會主義中國，當前最重要的是擁抱和親吻嗎？” 

1979年5月，復刊不久的《大眾電影》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國影片《水晶鞋與玫瑰花》中男女主角的接吻劇照，引發了一場風波。一個讀者憤怒地給編輯部寫了封信提出抗議：「難道我們的社會主義中國，目前最重要的是擁抱和接吻嗎？」信上還說，「萬沒想到在毛主席締造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還會出現這樣的事情。的還不到百分之三。

這一年，首次出現接吻鏡頭的國產電影《生活的顫音》上映時，萬人空巷，許多地方為了防止意外發生，臨時增派消防官兵到爆滿的影院駐守。據說男女主角接吻時嘴上還貼了層膜，這更是撩撥起人們的好奇心。有人回憶說，「終於，男女主角的嘴唇貼在了一起。所有人都吃力地註視著他們的嘴唇，想證實一下他們的嘴唇上是否貼著一層薄膜。場內靜得可怕，甚至可以聽到暖氣管內回水的聲音。 但是很遺憾，男女主人公蜻蜓點水般的接吻剛剛開始，便被破門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斷！ 電影院裡一片失望的嘩然。

人民需要接吻。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這是北島寫於1976年的詩作《回答》的開頭。 1979年，《詩刊》3月號轉載了《今天》創刊號上的這首詩，4月號又刊登了舒婷的《致橡樹》。

1978年12月23日，北島、芒克在北京創立了民間刊物《今天》。在發刊詞中，北島寫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們需要的是五彩繽紛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屬於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開放在人們內心的花朵。”

這一年，王家新剛進入武漢大學中文係就讀，年初開學，他班上的北京同學都帶著《今天》到校。 「詩還能這麼寫？」大家驚呼著，這本刊物迅速風靡校園。

1979年4月8日，《今天》在玉淵潭公園組織了第一次詩歌朗誦會，上千人參加，場面非常熱鬧。員警們在一旁觀察動靜。

1981年，《今天》被查禁，18個月出了9期。

其時，一個詩歌時代已經拉開了序幕，《朦朧詩選》成為當年大學生幾乎人手一冊的床頭書。

多年後，在《今天三十年》一文中，北島寫道：“《今天》反抗的絕不僅僅是專制，而是語言的暴力、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瑣。”

閱讀無禁區 

1979年初，李洪林接到了三聯書店董秀玉的電話，邀請他為即將創刊的《閱讀》雜誌寫一篇文章。

1978年，王匡主持國家出版局工作，宣佈35種書籍開禁。王匡的女兒王小吟後來回憶，王匡向上級請求動用印《毛澤東全集》的紙印中國和世界文學名著。經批准後，每種開禁名著印製30萬到50萬冊，共1500萬冊，分發給全國各大新華書店。

李洪林為《讀書》寫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原則問題：「人民有沒有讀書的自由？」他認為，「我們沒有製定過限制人民讀書自由的法律。相反，我們的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有從事文化活動的自由。

1979年4月，《讀書》創刊號上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正文一字未改，但標題由《讀書》創始人範用改成了《讀書無禁區》。

《讀書無禁區》激起無數迴響。反對聲大致分為兩種：一是擔憂沒人把關，未成年人會被垃圾文學污染；二是擔憂放開書禁後，「封資修」將佔領文化舞臺。有人說，小學生能看《金瓶梅》嗎？

《讀書》第二期發表了《圖書館應該四門大開》。這篇文章是《讀書無禁區》的延續。作者署名范玉名，實際為時任人民出版社社長曾彥修。

1980年，沈昌文任《讀書》主編，《讀書無禁區》激起的波瀾仍未平息，1981年，他兩次代表《讀書》就《讀書無禁區》作檢查。 「主持批判檢討會的杜導正先生，是新聞出版署首任署長，很可愛的廣東人。每次我去參加會議，看見他在會上言辭激烈，但是輪到《讀書》檢討的時候，他都說時間不夠了。書》上臺檢查了，他突然又說，《新華文摘》犯了個錯誤，讓它先作檢查。現在想起來，他是明罰暗保，算放了我一馬。

1981年4月，《讀書》的《兩週年告讀者》說：「我們重申我們贊成『讀書無禁區』的主張。在我們的當代史中，人人盡知，確實發生過史無前例的禁書狂飆。 '四人幫'垮臺後，風沙雖然已過，不敢重開書禁的還大有人在。

 “'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頭版文章《「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稱：「『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它從來就不是無產階級的戰鬥旗幟。不能把『人權'這個早已成為粉飾資產階級反動專政的破爛武器，也搬來作為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良藥。 」

「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或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堅持認為我那樣做是從大局著想的，即使多數人反對，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在1979年6月召開的五屆大二次會議的小組會上，胡耀邦說。

▌1980年

^{在桂林的稻田附近，一個年輕的農家女孩在賣微型樹木和假山，1980}

^{北大學生觀看江青被審判直播，1980}

^{上海，年輕人在溜冰，1980}

時裝演員 

1980年11月19日，繼上一年皮爾卡丹率領法國模特兒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時裝表演之後，中國大陸第一批時裝模特兒－上海市服裝公司時裝表演隊悄悄誕生，首批19名隊員，12女7男，當時對他們的稱呼是「時裝演員」。

這些模特兒全部是從服裝公司下屬78個企業近3萬名職工中挑選出來的，他們有的中學畢業直接進廠當工人，有的曾經上山下鄉，扛過鋤頭，提過鐮刀。挑選標準是：女模特兒身高165公分以上，三圍分別要達到80、60、80釐米，下身比上身長8公分以上；男模身高則要達到179公分以上。

時裝表演隊的領導者們，只不過想讓漂亮的姑娘小夥穿上準備批量投產的服裝登臺亮相，以此增加內銷或出口的訂貨量。模特兒當時的月收入僅45元，參加一場演出的補助只有1.5元。

1981年2月9日晚，首場時裝表演在上海友誼電影院揭開序幕。在後台，一位女模特兒的父母聽說女兒要穿一件一隻肩膀裸露在外的晚禮服，趕來對領導說：「這種袒胸露背的衣服我們女兒不能穿。」登臺時間臨近了，領導只好尊重家長的意見，讓女模特兒披上一條長長的飄帶，好讓她背對觀眾時可以遮住部分後肩。演出成功後，這對父母仍然擔心：“今天敢露一肩，明天可露雙肩，後天就要露大腿和胸脯了，像話嗎？”

 “你愛國家，國家愛你嗎？” 

1980年，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在《十月》發表，卷首語寫道：「飛翔著把人字寫在天上。」劇本拍成電影，送審時改名《太陽和人》。這部電影講述了畫家淩晨光一生的坎坷命運：淩晨光一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女兒的出國決定還是遭到了父親的反對，女兒反問父親：“你愛國家，國家愛你嗎？”

影片被嚴厲批判，沒有上映。

最難的時候，白樺接到時任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打來的電話：「儘管沸沸揚揚，耀邦在你這個問題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的一貫主張：再也不能以一個作品和某些言論加罪於知識分子了！

 “辛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當年，當安徽省包產到戶的做法得到其他省份效法時，一篇篇批判包產到戶的檄文也來了，不少反對者用這句話表達不滿。有些省份甚至在與安徽交界的地方豎起大標語：堅決反對分田單幹風。

 “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1980年9月，病榻上的老演員趙丹讓妻子黃宗英整理了一篇題為《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的文章，交由《人民日報》發表。文中有這樣的話：「習慣，不是真理。陋習，更不能尊為鐵板釘釘的製度。層層把關、審查審不出好作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查出來的！」文章於當年10月8日見報後的第三天，趙丹與世長辭。

▌1981年

^{南京，1981}

^{北京，1981}

^{天安門廣場複習迎考的人們，1981，劉香成攝影}

 “我希望首都人民帶頭不濫用'師傅'這個稱呼。讓大家都能聽到熱情洋溢的'同志'聲。” 

1981年，《北京晚報》上一封讀者來信說：「最近我在公車上，一個年輕人客氣地說，『師傅，往裡靠靠。』我是個軍人，沒想到人家會這樣稱呼我，怔了好半天，才明白是在叫我。

日本《朝日新聞》1981年3月31日就此報道說：「現在北京有這種傾向，即以前在商店招呼營業員時，或者在售票處招呼售票員時，使用'同志'稱呼的這些地方，正在使用'師傅'這種稱呼。他們都非常高興。 '在中國，在互相熟悉的人們之間，互相介紹，以搞到生活必需品，這正在成為一種生活的本事。同時，過去對年輕的女性叫做'小姐'的這種稱呼，也正在復活起來。

報道中提到，“在飯店如果對女性服務員呼一聲'同志'，她會立即把臉扭向一旁，不予理睬。但是如果叫她一聲小姐，她會高興地馬上答應'是'。”

《北京晚報》另一篇文章《何必稱「書記」》說，電視劇《上任之前》的不足之處是劇中多次出現別人稱這位領導幹部為「蘇書記」的鏡頭，而「蘇書記」對於領導者也是畢恭畢敬地稱「宋書記」。

當時正否定個人崇拜，鼓勵人們之間互稱“同志”，不稱呼黨員幹部的頭銜。但現實中，一般群眾、一般黨員對領導幹部很少稱「同志」。

「你搞這個（私人經濟）有風險，已經超出了馬克思的書本，人家說你反馬克思你就成了反馬克思。”　 

1981年3月，華南師範學院政治經濟學研究生鄭炎潮完成了畢業論文初稿，論文題目為《我國生產資料所有製結構及其發展》。在論文中，他把僱工超過8人的個體經濟定義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人經濟」。

導師看過後卻對他說，有關私人經濟的論述過於敏感，與現行政策不符，也不符合馬克思理論，建議把這一部分刪除或修改，否則，論文答辯可能無法通過。

鄭炎潮捨不得刪改。

當時，雖然政策規定個體經濟僱工不能超過8人，但廣東的一些個體戶僱工十幾人、幾十人甚至幾百人的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辦？時任廣東省委會第一書記任仲夷建議廣東社科界一起來好好研究。

鄭炎潮聽說後，從論文中抽出論私營經濟那一章，把文章寄給任仲夷。

一週後，任仲夷邀鄭炎潮面談。任仲夷對他說，「你這個『私人經濟』的概念提得好。…它不但沒有損害社會主義，反而發展了社會主義，那麼它當然是有益的，當然不能夠約束它。它應該怎樣發展，就怎樣發展。

任仲夷還說，“你搞這個（私營經濟）有風險，已經超出了馬克思的書本，人家說你反馬克思你就成了反馬克思。不過你不要害怕，不要為任何非學術的評價所動。”

鄭炎潮的論文，沒有刪改，順利通過了答辯。

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1條增加「國家允許私人企業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等內容。

「儘管沒做虧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門前敲，日子能好過嗎？” 

1981年1月，國務院兩次發出緊急文件「打擊投機倒把」。

在天津大邱莊，正把一家冷軋帶鋼廠辦得紅紅火火的禹作敏受到了來自上面的壓力：他的鋼廠擺明瞭是在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而生產出來的鋼材又擾亂了計劃市場。很快，縣府派下來了清查組。

禹作敏對清查組十分抗拒。清查組成員對他說：「你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禹作敏當即反駁說：「儘管沒做虧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門前敲，日子能好過嗎？」大邱莊村民對清查組也不待見，每天都有老頭子拎著棍子來質問清查組，「我們剛過了幾天好日子，你們就來了，我們挨餓的時候你們怎麼不來？」小夥子也來，「我們打光棍多年，剛找上對象，你們一來就散了，這媳婦要是找不上你們得負責！

1993年，曾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全國鄉鎮企業優秀企業家的禹作敏獲刑二十年，罪名是窩藏罪、妨礙公務罪、行賄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

1997年刑法修訂，取消「投機倒把罪」。

 “中國的汽水就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嗎？不能滿足外國人的需要嗎？非要喝可口可樂？簡直是賣國主義。” 

1981年4月，落腳在北京一個烤鴨廠的可口可樂瓶裝廠正式投入生產。先前的1979年底，首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由香港發到北京。

工廠建成之後，有了不同意見。一位老同志發話：「中國的汽水就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嗎？不能滿足外國人的需要嗎？非要喝可口可樂？簡直是賣國主義。」他要求可口可樂的合作方中糧總公司對此作出解釋。

中糧特別寫了報告，闡述了五個理由，其中一條是：可口可樂配方用了中國的桂油，有中國的成分在裡面。

▌1982年

^{四川萬縣，1982}

^{成都，1982}

^{杭州，1982}

「交五毛錢，就可以搞對象了。」 

1982年底，廣州的大齡青年中間流傳著這句話。

當年11月18日，《羊城晚報》頭版報道：“未婚青年盼望已久的廣州市青年婚姻介紹所，今天上午在青年文化宮舉行開幕典禮，當即有一批男女青年報名。”

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家婚友社。它只給38歲以下的本地男女青年辦理登記手續，每位登記的青年都要填一張資料登記卡，如果寫不好，是要被教育的。紅娘被青年們尊稱為「老師」。

有位男青年在“選擇對像要求”一欄裡說明“要最漂亮的”，結果被“老師”找去談心，勸導他要重視內在美。一位幹部子弟來登記時，要找一個處級幹部的女兒，所裡沒給他登記，說這是門當戶對的世俗觀念，說得他後來都不好意思公開他父親的名字。

這一年，大齡青年張斌和劉志紅，與其他695對新人一起，參加了在天津人民體育館舉行的一場集體婚禮。

談戀愛時，張斌和劉志紅分隔兩地，留下500封情書，可惜的是，後來家裡進了小偷，把那一箱子信當作金銀財寶給偷走了。

婚禮當晚，兩人又分別寫了一封情書給對方。張斌的第一句話是：“我的妻，感謝你的善良，你的愛。”劉志紅寫：“我相信我們的感情不會讓彼此失望。”

 “他精工錶憑什麼歡迎我到北京？” 

1982年2月21日，中國廣告學會成立。不久，學會開了一次研討會，會上有專家提出：「要研究社會主義廣告與資本主義廣告的區別。」 當時有一種觀點：資本主義國家的廣告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都是欺騙消費者的虛假廣告，而我們社會主義廣告，是為人民服務的。 1980年召開的全國第二次廣告管理工作會議曾規定，報紙廣告不得超過1/8版面，電視廣告不得超過每晚10分鐘。

1980年代初，日本精工錶在北京站出站口立了一塊標牌廣告，有精美的產品圖片，還有標語：歡迎您到北京來。一位歸國華僑給全國人大寫信：“我還在中國的土地上嗎？他精工錶憑什麼歡迎我到北京？”

王府井百貨大樓臨街櫥窗展示松下的電器產品，佈置得很現代，不少人給工商局寫信、打電話：「這是宣傳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外國產品為什麼要放在王府井大街上？ 「有關方面只得把展示櫥窗從大樓正面挪到側面。

「我國許多事情，往往外國人先知道，中國人反而是看外電才得知自己國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滿意地稱這種現象為'出口轉內銷'，廣大讀者對中國記者不報道這類事情是有意見的，甚至有些讀者不滿意地稱自己是'二等公民'，這種現象應當改變。 

1982年12月4日下午，新華社記者李尚志在人民大會堂訪問全國五屆五次會議。

表決通過新憲法時，現場的電子螢幕上打出了「棄權票3張」的字樣。憑著多年的政治採訪經驗和新聞敏感，李尚志意識到這就是“猛料”，他把3張棄權票的內容寫進了報道中。

「把3張棄權票也寫進報道，這恐怕不合適。」一位大會副秘書長看完李尚志的稿件後對他說。當著大會秘書長楊尚昆的面，李尚志據理力爭，說了五點理由：

第一，當電子螢幕上打出表決結果時，外國記者們都看到了，明天外國媒體都會報道中國人大表決新憲法有3票棄權，中國的記者，為什麼自己國家的事情反而不能報道呢？

第二，我國許多事情，往往外國人先知道，中國人反而是看外電才得知自己國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滿意地稱這種現象為“出口轉內銷”，廣大讀者對中國記者不報道這類事情是有意見的，甚至有些讀者不滿意地稱自己是“二等公民”，這種現象應該改變。

第三，有3張票棄權，是事實。報道的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

第四，分組討論會上，有代表特別強調，就是棄權了，也不表示他們不同意整個憲法草案。

第五，這3張棄權票還佔不到總有效票的千分之一，報道出去，既表明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打破了過去在極左路線盛行年代什麼事都是「一致通過」的不正常氣氛，政治民主生活方面發生了深刻變化，又顯示了我們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將這3張棄權票報道出去，社會效果、國家形象會是很好的。

“記者的理由的確是很充分啊。”楊尚昆笑著問在場的大會副秘書長、新華社社長曾濤：“你的意見如何？”

「我贊同並支持記者的意見。」曾濤毫不含糊地回答。

楊尚昆帶著眾人來到休息室，向鄧小平、胡耀邦報告了情況。胡耀邦爽快地說：「記者的意見好嘛，我看3票棄權可以寫入新聞報道中去！」鄧小平也笑著點頭。

第二天，全國各報都以頭版頭條報道了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新憲法的消息：「下午5時45分，大會執行主席習仲勳宣佈：根據總監票人報告，有效票3040張，其中同意票3037張，反對票沒有，棄權票3張。

▌1983年

^{江西廬山，1983}

^{上海，1983}

^{三亞，1983} 

呼叫器 

1983年9月，國內第一家尋呼台由當時的上海郵電通訊開發服務公司創建，最初只有一個尋呼坐席、30多個用戶。第一個尋呼訊號是從華僑商店的一間盥洗室發出的。最早一批用戶使用的是類比訊號尋呼機，只能接受呼叫訊號，需要致電尋呼台才能查詢到回電號碼。隔年在廣州開通的數位尋呼台，才解決了這個難題。

後來，尋呼機貢獻了一句流行語：有事Call我，也貢獻了一個笑料：在國外，尋呼機只有乳牛才用，掛在牛脖子上呼它們回牛棚。

 “這裡的服務比國營餐廳好100倍。” 

《亞洲華爾街日報》1983年8月發表的一篇北京專稿稱，一般中國人更想找一個能夠代替國營飯館的地方去吃飯，因為國營飯館服務態度不好，桌子髒，人們吵吵嚷嚷，有時還有人搶座位。在一家個體餐廳的意見簿上，有一條留言：“這裡的服務比國營餐廳好100倍。”

“有人抵制這種搞經濟責任制的想法，因為他們不想競爭，可是要是數以百萬計的行政官員都不動腦子，我們的國家將成個什麼樣子呢！” 

美聯社1983年1月28日報道，北京京劇院著名女演員趙燕俠，在一場藝術革命——打破“鐵飯碗”，以票房收入代替“大鍋飯”——中走在前頭。

趙燕俠把有800人的北京京劇院一團分成4個隊，她自己負責一個70人的有事業心的隊，這個隊搞自負贏虧，實行浮動工資和現金獎勵。其餘3支球隊繼續實行工作量不等但報酬相等的舊制度，這項「大鍋飯」制度當時仍在中國各領域實施。

報道稱，自改革以來，趙燕俠的隊在18個城市進行了340場演出。 1982年，該隊賺了27萬多元，為國家節省了10萬餘元補貼，其餘3支仍依靠160萬元國家補貼。

趙燕俠說她不能容忍吃「大鍋飯」的想法。 “有人抵制這種搞經濟責任制的想法，因為他們不想競爭，可是要是數以百萬計的行政官員都不動腦子，我們的國家將成個什麼樣子呢！”

 “難道不能用女英雄代替美女嗎？為什麼不登卓越的工人、農民或在工作中作出特殊貢獻的婦女的照片呢？” 

對於《大眾電影》1983年第10期的美女封面，一位婦聯幹部給編輯部寫信，指責雜誌社侮辱婦女。

「文學方面，所有世界公認的名著不能封閉。資產階級作家寫作的有名的小說中，即使有點色情描寫也不要緊。我們要禁止的是專門描寫性生活的作品。” 

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在對宣傳部門幹部的談話中如是說。

在這一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一個女記者到某市市委採訪，門房不准她進去，理由是她留著披肩發。女記者只好妥協，用橡皮筋把頭髮紮起來，才進了大門。某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內游泳。一個男青年把女朋友的照片當作「精神污染」交出。

 “性自由是我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我的這種行為現在也許是超前的，但20年以後人們就不會這樣看了。” 

在本年席捲全國的「嚴打」中，一個王姓女子因與10多名男子發生性關係而以流氓罪被判處死刑。面對判決，女子說了上述一段話。多年後，她被網友稱為「83版木子美」。

多年後，當時因和女青年跳貼面舞以流氓罪入獄的演員遲志強慨嘆：“晚生20年，我決不會坐牢！”

 “我們農民對政府不會光講好聽的話。政策不能老變，不能哪個炕頭熱，就在哪兒睡。” 

1983年6月的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北京代表徐慶文直言不諱。外電評論：此次人大會在前所未有的民主氣氛中進行。

▌1984年

^{廈門，1984}

^{上海，1984} 

腦體倒掛 

1984年，《中國青年報》做了一個最受歡迎的職業調查，排在前三名的依序是：計程車司機、自營商、廚師，而排最後的三個職業分別是科學家、醫生、教師。

“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是當時的流行語。根據1982年北京的調查，50歲以下大學文化程度的腦力勞動者人均月收入為60-87元，比同齡小學文化程度的體力勞動者人均月收入67-100元低10%-13%。

當年，「腦體倒掛」這個詞頻頻出現在報紙上。

2008年，在全國兩會上，這個詞又出現在了報紙的標題中：全國政協委員馮世良提案建議“防止新一輪'腦體倒掛'”。

一對來自貧困山區的表兄弟，表弟是裝修工，每年幹8個月左右的活，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學畢業快一年了，還沒找到工作，並多次拒絕表弟的好意，執意不肯與他一起打工。表弟深有感觸地對馮世良說：“我真謝謝我自己，沒有考上大學。”

一項2007年大學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顯示：50%的應屆畢業生月起薪在1,000元到2,000元之間，不少人的收入低於移工。

「我們認為放權不能只限於上層部門之間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權力落實到基層企業。為此，我們懷揣冒昧，大膽地向你們伸手要權。我們知道目前體制要大改還不可能，但給我們松綁，給點必要的權力是可以做到的。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報》頭版頭條刊出福建國有骨幹企業55位廠長經理的公開信《請給我們鬆綁》，信中如是說。

此前一天，福建省廠長經理研究會成立大會召開。會議期間，廠長經理們紛紛抱怨，「現行體制的條條框框捆住了我們手腳，企業只有壓力，沒有動力，更談不上活力」。福建省經委副主任黃文麟代表大家起草了一封給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省長胡平的聯名信。

這是一封言辭懇切、表達謹慎的公開信。廠長經理們要求「松綁」的權利主要是人事權、財權、企業自營權。

黃文麟當天就將公開信直送到了項南的辦公桌上。項南收到信，立即批轉給了《福建日報》，還提筆替報社寫好了編者按。公開信見報後，福建相關部門紛紛表態：“不當新'婆婆'，堅決搞改革，支持'松綁放權'。”一周後，《人民日報》報道了這一事件，對福建省有關部門重視呼籲大加讚賞。

當年5月10日，國務院順勢頒發《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兩年後，國務院全面推行廠長經理責任制。

「黨中央、國務院支持我們穿得好、穿得美，我們紡織工業有責任把全國人民打扮得漂亮一點，不要用50年代的著裝觀點來看待80年代的穿衣問題，不要有'窮光榮'的想法。 

1984年9月，時任紡織工業部女部長吳文英針對自己的「裙子門」風波說。她到山東檢查工作時，身穿金黃色緊身花褂和線條流暢的裙子，引發一場討論。當時，幹部們在公開場合多穿深色正裝，誰要是穿上鮮豔一點、隨便一點的漂亮服裝，在某些人眼中，就有點不成體統。

 “創作必須是自由的。”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開幕式上，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致祝詞。他在列舉了黨對文藝領導的一些「左」的缺點之後指出：「創作必須是自由的。這就是說，作家必須用自己的頭腦來思維，有選擇題材、主題和藝術表現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發自己感情、激情和表達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我們的黨、政府和文藝團體以至全社會，都應該堅定地保證作家的這種自由。了這份祝詞。

作家馬中行在開幕式當天的日記裡記錄了一個細節：「大會那天宣佈胡喬木的賀電，會場上有三四個人鼓了幾下掌，看見無人響應，也不鼓了。會場氣氛很尷尬。 。了。

此前，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爭論中作了檢討的周揚，住進了醫院。

1984年5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文章《帶血的教訓》稱：「鄧穎超在政協說，你們不要怕，我們現在的中央下了決心，不能讓過去沉痛的、深刻的、帶血的教訓重犯。 」

 “不准用港臺演員，否則撤了你的春晚導演！” 

1984年央視春晚導演黃一鶴籌備節目的時候，在深圳的巴士上聽到《我的中國心》，一下被吸引住了。他問司機這首歌的來頭，司機說，在中英街可以買到這盤錄音帶。黃一鶴趕緊去把《我的中國心》磁帶買回來，又幾經周折聯繫到張明敏，一邊打報告，一邊準備排練節目。

就在節目基本成型之際，黃一鶴接到電話：“不准用港臺演員，否則撤了你的春晚導演！”

黃一鶴一邊準備節目，一邊想辦法爭取上面同意。

臘月二十七這天，中央電視台台長洪民生決定做最後努力，每半小時打一次電話和領導溝通。

電話從早晨一直在打，洪民生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大家都沒信心了。到了中午，有個電話讓洪民生眼睛一亮，他狠狠地拍了黃一鶴一下：“同意了，就這麼辦吧！”

除夕夜，張明敏唱完《我的中國心》，胡耀邦看後非常感動，透過秘書給電視台打電話，請電視台複製一盤錄影帶送去。他和家人一起學會了這首歌。

▌1985年

^{1985，北京北二環，剛買的新冰箱，閻雷（Yann Layma）} 

^{1985，北京的風很大，閻雷（Yann Layma）}

^{1985，北京長安街，閻雷（Yann Layma）}

^{1985，成都的公園樹下對弈的朋友，齋藤康一}

^{19 85，成都街邊顯露自己一手好字的老人，吸引了兩位可愛的雙胞胎女孩佇足觀看，齋藤康一}

^{1985，廣州，溜冰場裡的少男少女，閻雷（Yann Layma）}

^{1985，江蘇，閻雷（Yann Layma）}

^{1985，江蘇，閻雷（Yann Layma）}

^{1985，天安門廣場，偏鬥三輪自行車裡的小朋友，閻雷（Yann Layma）}

^{1985，西藏，馬克⋅呂布} 

“'處女膜'除了作為一道堅固的組織帶封閉陰道口以外，無其它作用。” 

1985年出版的吳階平《性醫學》裡說。

同年，阮芳斌主編的《性知識手冊》出版；幾經波折的《金瓶梅詞話》校點本出版，只印1萬套，刪去19610字，銷售對象限定為全國作協會員、古典文學工作者和文藝部門處級以上幹部，並憑證、憑卡購買。 1959年，在毛澤東「可作為內部讀物」的指示下，《金瓶梅詞話》影印本內部發行，發行手續特別嚴格，購者要滿足三個條件：一、年滿45歲；二、已婚；三、省、軍一級的高乾或研究家。每部書編了號，購買時要登記。

這一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成為流行語，源自張賢亮在《收穫》1985年第5期上發表的同名小說。小說首次涉及性壓抑問題。張賢亮說，評論文章加起來有200多萬字，是小說體量的10倍以上。

 “我們想讓中國青年熟悉外國青年的各種生活方式，這絲毫不意味著中國贊成或崇拜這種生活。” 

英國威猛樂團1985年4月10日晚間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演出，動感強烈的流行音樂使得上萬名觀眾如癡如醉，有人隨著音樂節拍手舞足蹈。負責接待樂隊的一位文化官員對記者說：“我們想讓中國青年熟悉外國青年的各種生活方式，這絲毫意味著中國贊成或崇拜這種生活。”

 “鄧麗君說：真高興，能有電話從北京來” 

1985年2月1日，《北京青年報》上的一篇報道，引起多家海外通訊社的強烈反應。報道的標題是：《鄧麗君說：真高興，能有電話從北京來》。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零點二十二分。北京－新加坡。

「您是鄧麗君小姐嗎？」「是。請問您是哪一位？」當我告訴對方我是北京青年報的記者，同時也是一個歌迷的時候，她吃驚地問：「什麼，北京？」對方像是一邊思考一邊說：“我現在很驚奇，能有電話從北京打來。”

……

我告訴鄧麗君小姐，內地一些青年喜歡她的歌。她聽了想了想說：「三、四年前我就聽說內地有人喜歡我的歌。我在美國電視上看到有個美國記者報道了這件事，開始我半信半疑，後來，我在香港又碰到一些人，也說內地有人喜歡我的歌。的青年朋友！

根據鄧麗君的弟弟鄧長禧披露，鄧麗君最大的心願是能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演唱會。

1991年，鄧麗君在廣播中說：「只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環境下，才能擁有實現個人理想的機會；也唯有全體青年都能夠自由發揮聰明才智，國家的未來才能充滿光明和希望。

 “足球項目在當時被賦予了強烈的民族使命感，體現了改革開放之初的時代特點，人們渴望用勝利和成功打破生活的循規蹈矩。” 

1985年劉心武的報告文學《五一九長鏡頭》中說。

當年被稱為“中國第一次球迷鬧事”的5·19事件，球迷的反應被定性為“有組織的破壞活動”，不過法新社並不認同：“中國人終於開始與世界接軌了。 」

當年，球迷們給國足寄臭鞋墊、蒼蠅、刀片、子彈；後來，球迷們在網上傳看《國足歡迎你》MV：「我家球門常打開，開懷容納天地，一個兩個不算稀奇，再多也輸得起……國足歡迎你，用淨勝球感動你，你們撈足積分，我們來出局……”

「你是知識分子，每月工資58元，你的婆娘小學文化水準，成了養雞專業戶，半年掙3800元，你這個教師沒什麼意思啊！” 

1985年，一個村支書對一個工作20年的教師如是說。

一位老知識分子在一次座談會上淚眼婆娑：「提不提工資，分不分房子，稱不稱先生，皆無所謂，我心無所求，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矣，士為知己者死嘛。

 “在上海最高的樓上豎起外商廣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嗎？” 

1985年11月底，當時上海的最高建築－上海國際飯店樓頂亮起了霓虹燈，「東芝TOSHIBA」幾個大字閃爍。 1949年以後上海第一個外商廣告出現。

這件事引發了一場席捲上海的爭論，信件像雪片一樣寄往上海市委、市政府。有人說，“在上海最高的樓上豎起外商廣告，上海不又成了半殖民地了嗎？廣告是資本主義的特有手段，在上海做廣告，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呢？”有人「感到忍無可忍」。

1986年4月11日，《文匯報》發表《有感於一則廣告的爭論》：「讓外商到中國來做廣告，並不涉及國家主權這樣的政治問題；民族自信心的強與弱，同外商廣告的多與少、突出與否，並無必然聯繫，如果連一則外商廣告都接受不了，又怎麼能採取靈活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外資來上海呢？ ”

「五金公司經理當文化館長，這種現象還有。派了一些不懂行的幹部在管文藝，正是左的幹部路線的結果。有的幹部什麼都不能當，可以當文聯主席、文化局長。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1985年1月底至2月初，西北某省召開了學習中國作協四次代表大會精神座談會，一位與會者發言時說了上述一段話。

該發言者提到，曾有乳牛場場長被派為歌舞團團長，“牧牛人不可能牧好歌舞團。”

時為宣傳幹部的王霄在當時的會議紀錄中也記錄如下發言：

「小報不能靠公安局抓，抓，可能兩毛錢抓成一塊錢了。用行政命令手段抓文藝容易造成反感。通過誘導，自生自滅。”

“作協四次大會民主選舉非常好。巴金為什麼眾望所歸？當了官要為作家說話，為人民說話，不要為了官說話。”

「創作自由要有很多保障才行。一是要有出版自由的保障。作家寫啥都可以，但要過編輯的關。出版必須要自由，不敢說領導不懂文藝，確有些事情恐怕是不懂文藝界的情況或不懂讀者的情況…”

▌1986年

^{1986，北京，長安街，上海牌轎車，閻雷（Yann Layma）}

^{1986，廣州市街邊小販，傳統的小雜貨店曾是這座南方商業城市的特色之一，齋藤康一}

^{1986，廣州市一處街坊鄰居們在露天打牌，齋藤康一}

^{1986，遼寧瀋陽，閻雷（Yann Layma）}

^{1986，綠軍裝流行起來，風潮延續到90年代，郭建設}

^{1986，上海，公務員夫婦在公園休息}

^{1986，上海，民眾在體育場內買股票，閻雷（Yann Layma）}

^{1986，上海外灘，閻雷（Yann Layma）}

^{1986，瀋陽，軍區招待所門口，閻雷（Yann Layma）}

^{1986，雙峰－長汀，王福春}

^{1986.3月，新疆烏魯木齊，在某國營農場，男子騎著腳踏車，載著妻子和三個孩子。布魯斯·戴爾}

^{1986年，北京，冬季長跑，閻雷（Yann Layma）}

^{1986年，北京頤和園，熱戀，閻雷（Yann Layma）} 

海陸（落）空 

“聽歌要聽鄧麗君，嫁人要嫁'海陸（落）空'”，這是1986年時年輕人熟悉的一句話。

如意郎君“海陸（落）空”，“海”指海外關係，“陸（落）”指文革期間被沒收的財產落實政策後退回來，“空”指有一套現成的單元房。三軍俱備，只欠秋波。

當年的媒婆往往要問“有多少條腿”，也就是有多少件傢俱。

結婚講究新「四大件」：冰箱、電視、石英手錶和洗衣機，俗稱「四個現代化」。　

根據阿根廷《民族報》報道，當年，中國人結婚的平均開銷是3,500元。

二十多年後，流行的是「嫁人要嫁灰太狼」。

 “你看看你看看，這些牛鬼蛇神都上臺了！” 

1986年5月9日晚，《讓世界充滿愛》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崔健穿一件半長褂，背一把破吉他，兩褲腳一高一低地蹦上舞臺時，台下觀眾還不太明白是怎麼回事。音樂響起，崔健唱出：「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一曲《一無所有》終了，全場狂熱，只有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無法忍受，憤然離場：“你看看你看看，這些牛鬼蛇神都上臺了！”

 “我就不是醜陋的中國人。” 

1986年，花城出版社以「內部發行」的形式出版了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不到兩個月印了兩次，印了210萬冊。 「每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蟲」；「窩裡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個潭，這個死水，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這樣的句子，帶給讀者強烈的心理衝擊。

據時任花城出版社副總編輯的陳俊年回憶，出書後，當時的省委書記連夜把出版社社長叫去了，書記在辦公室裡幾乎拍桌子了：「我就不是醜陋的中國人。 」

有關方面開了一個《醜陋的中國人》批判會。主持人開門見山：“這本書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完全是對中國人、對中華優秀文化的一種汙衊。花城出版社是一切向錢看才會出這樣一本書。”

2008年4月29日，89歲的柏楊去世。第二天，《醜陋的中國人》賣斷貨。在此兩年，柏楊宣佈封筆，在為自己最後一部作品《柏楊曰》作的序裡，他說：「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

「對於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採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鬆、有彈性一點。 」 

1986年7月，中宣部長朱厚澤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如是說。朱厚澤因此言獲「三寬部長」雅稱。他也是迄今任期最短（一年七個月）的中宣部長。

寬容、寬厚、寬鬆的「三寬」政策，朱厚澤在工作上大力推行。他曾對《光明日報》的記者說，「你們是深入群眾第一線的，作為上級，我只有全力支持你們。」[1]

2005年，朱厚澤​​在《炎黃春秋》雜誌發文呼喚「公開、透明、有嚴格法定程式可循的陽光政治」。

2007年4月，朱厚澤在《往事》雜誌發文《關於近現代中國路徑選擇的思考》，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原因在於「解除市場禁錮」、 「解除思想文化禁錮」。社會的治理要從專政、統治、管治、強制、限制的思路轉變過來，實行企業自主、公民自治、國家和各種社會組織合作共治。

2007年11月3日，朱厚澤在創建中國新文化討論會上說：「只有寬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許並推動學術的探索、科學的發現、技術的革新、經濟的發展、制度的創新，並使人權得到尊重，人性得到發揚，人格得到提升，從而脫離野蠻，一步又一步地越過蒙昧，朝向永無止境的文明。

2010年5月9日，朱厚澤逝世，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悼文寫道：“'三寬'說的是文化工作，其實質何嘗不是政治工作、團結工作、爭取未來明天的工作。”

▌1987年

^{1987,湖北武漢 利用暑假上街賣報的女大學生，週國強}

^{1987，浙江舟山，七十二歲的台灣退伍老兵回到故鄉，袁學軍}

^{1987，北京大學，某學生宿舍，閻雷（Yann Layma）}

^{1987，北京長安街,第一次出現了聖誕老人和聖誕小姐， 賈國榮}

^{1987，河北北戴河，吃喝玩樂，閻雷（Yann Layma）}

^{1987.4，廣西壯族自治區融水縣安太鄉寨懷村小學山村教師背著孩子上課， 解海龍}

^{1987夏，河南魯山 養殖柞蠶的鄉民， 趙震海} 

大哥大 

1987年的某一天，新華社記者唐師曾帶著一部“大哥大”，和同行騎車去天安門。廣場上禁停自行車。他們把車騎到一處交警崗亭下，“請給我們看一下車。”交警看一眼自行車籃裡的大磚頭，“有任務？放心吧您吶！”

1987年，摩托羅拉公司在北京設立辦事處，開始向國人推銷磚頭大小的模擬行動電話，俗稱「大哥大」。

當時，一部「大哥大」賣兩萬多，還要走後門才能買到。在那個大多數人只能打公用電話的年代，擁有「大哥大」成為一種身分象徵。有人買回一部“大哥大”，天天拿在手上，三個月沒有打一個電話，因為不會用。有人在公車上舉著“大哥大”震天吼：“餵餵，老婆啊，我買了二兩蔥！”

在1993年的電視劇《過把癮》中，有這樣的鏡頭：方言、杜梅、錢康去一家高級飯店吃飯。最後就剩方言一人了。服務生：“請問先生現在買單嗎？”方言舉起錢康留下的“大哥大”，從容地說：“你看這個夠不？”

洋速 

街頭圍觀跳霹靂，花轎抬進肯德基。

1987年11月12日，北京前​​門，肯德基在中國的第一家餐廳開幕。天上飄著雪花，市民在店門外排隊。

很快，前門肯德基就成為一個每天有人排隊的新景點。登長城，逛故宮，吃肯德基，成為當時外地遊客進京三件事。

每個星期天，前門肯德基的三樓都有人舉辦婚禮。那時候，能夠到肯德基舉辦婚禮，在北京是一件比較有面子的事。

後來，人們開始用洋速食來編派土老冒：一山西煤老闆進了肯德基，大喝一聲：“來三十個羊肉串兩瓶啤酒！”

公務人員 

1987年中共十三大決定，在全國逐步建立公務員制度。

當「公務員」三個字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標題裡，很多人還不習慣：什麼是公務員？幹部怎麼成了公務員？

人們習慣了把機關裡的人叫“大蓋帽”、“吃公家飯的”，也習慣了聽到類似時任國家環保局局長曲格平的抱怨：環保局要招6個人，結果寫條子的就有30多個。

而現在，公務員考試成為了中國最熱門的考試，環保署要招6個人，結果擠掉鞋子想破腦子做卷子的就有3000多個。且看《菩薩蠻·國考》：國考人流似潮水，中間多少行人淚。向北望北京，可憐無我身。壯志遮不住，定到首都去。明年榜中有，不達不罷休。

存在主義

1987年，以三聯書店出版法國當代哲學家薩特代表作《存在與虛無》為高潮，飲食男女被存在主義哲學撞了一下青春的腰。那個年代，無論是學文科還是學理工科的，嘴裡時不時蹦出一個“在場”，或者並非存在主義的“我思故我在”，“存在即合理”。

21年後，天涯社群的一篇貼文題為：《哲學是個屁，××別裝逼》。

帶功報告 

80年代中期，全民氣功熱。到處是練功者，到處是氣功協會，功率很大，超級馬達。

清華大學陸祖蔭、李昇平做出了「氣功影響分子結構」的實驗，《光明日報》等媒體廣泛報導。科學家錢學森對有關報告進行了推薦。

1987年，氣功熱達到頂峰，時興「帶功報告」－臺上氣功師「發功」演講，台下聽眾一起進入狀態。聽眾紛紛表示：感覺到了，眉心熱了，更有人邊聽邊手舞足蹈，殘障人士也丟掉拐杖站起來了。

當年最熱門的氣功師是嚴新。夏天，嚴新在首都體育館、中山公園音樂堂等舉辦多場「帶功報告」。甚至有傳說，他發功幫忙撲滅了當年春天大興安嶺的森林大火。有些出版社爭相出版介紹他的書。

1990年代中期以後，氣功熱漸漸退潮。氣功大師們退，留下一個盛產「大師」的氣場。

“不演出才是耽誤青春。” 

1987年，《中國青年報》刊登了對成方圓保定演出風波的調查以及由此引起的關於「走穴」的對話。

作曲家谷建芬認為「走穴」風容易讓青年演員放棄對藝術的追求。不過，她也談到助長「走穴」風的一個原因是劇團臃腫，幾百號人沒事幹。

幾位在京的青年演員則認為，「不演出才是耽誤青春」。 「什麼叫私演？你們記者晚上回家給外報寫稿難道也要向領導匯報？在業餘時間多幹些事為什麼就不行？」在談到為何外出演出不通知團裡時，她們說，「誰不願走正當手續？ 可是外面來借人，十次有九次被打回去或變相不同意。

有人建議給「穴頭」合法身份，國家照章收稅，馬上有人反對：如果是這樣，國家養活的3000多個劇團就成了為「穴頭」培養賺錢人的培訓班，國家培養好一個，「穴頭」請走一個。

「我無論如何都無法理解：過去微利、虧損，甚至連工資都發不出的企業反而是社會主義，現在有了利潤的企業反而是資本主義，真是怪事！” 

遼寧本溪女工關廣梅租賃了8家國營副食店，她創立的租賃、承包和股份三位一體的租賃企業集團效益驚人，但是，由於其個人收入在兩年內達到4萬多元，引起廣泛爭議，有人發問： “這是姓社姓資？”

關廣梅給《經濟日報》寫了一封求助信：「我無論如何不能理解：過去微利、虧損，甚至連工資都發不出的企業反而是社會主義，現在有了利潤的企業反而是資本主義，真是怪事！ 」1987年6月12日，《經濟日報》頭版刊登了關廣梅的來信。該報隨之展開關於租賃企業歷時40多天的大討論。

1998年，被貼上「商業租賃第一人」標籤的關廣梅從本溪市糖酒公司總經理的位置上退休，賦閒在家，婉拒各路媒體的採訪要求。

「以私有製為基礎能順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國人社會，當然就是台灣。台灣走向民主化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個富過政府官員的強大中產階級，有一個獨立於政府權力的強大社會。 

1987年，台灣當局宣佈解除戒嚴，開放台灣同胞赴大陸探親。這一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讀博士的楊小凱寫就《中國政治隨想錄》，文中有上述一段話。

楊小凱認為，發達的私有財產制度，可以使社會上層結構、知識分子出路多元化，可以產生真正獨立的知識分子和政黨，可以將政治動亂與經濟活動隔絕。 “私有製能順利走向民主這種現象使我有種直覺：中國人是個有私人資本主義本能的民族。”

▌1988年

^{1988 ，廣東廣州， 路邊的市民撲克牌娛樂，葉健強} 

^{1988，大同至北京的硬臥車上，一位女乘客，閻雷（Yann Layma）}

^{1988，陝西關中，三位城鎮女性， 侯登科}

^{1988，山西大同， 閻雷（Yann Layma）}

^{1988，山西省大同市，剛買的新傢俱，閻雷（Yann Layma）}

^{1988，北京，城市廟會上，一個衣著暴露的表演者，黃小兵}

^{1988，北京長安街，騎自行車上下班的人們，閻雷（Yann Layma）}

^{1988，江蘇省鎮江市。街頭的美髮廳，齋藤康一}

^{1988，山西大同，搶購火車票，閻雷（Yann Layma）}

^{1988，山西大同，閻雷（Yann Layma）}

^{1988，瀋陽蘇家屯，閻雷（Yann Layma）} 

^{1988，揚州市場邊露天理髮店，齋藤康一}

^{1988年，海口東湖“人才牆”，黃一鳴}  

“他媽的，像進了女澡堂子！” 

1988年12月22日，「油畫人體藝術大展」在中國美術館進行。根據《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回憶，那天下著雪，中國美術館前買票的隊伍蜿蜒一裡多長，原定兩毛錢的門票暴漲了十倍。

觀眾排隊時心情急切，看畫時，卻不敢駐足直視。畫家楊飛雲的作品《十九歲》前，裡三層外三層的人，後排的人踮起腳尖，啥也看不清楚。觀眾的眼神裡，有新奇、震驚、羞怯與憤怒。

一個戴著大皮帽的中年男人晃著肩膀從美術館大廳中擠出來，滿臉潮紅，叨唸著：“他媽的，像進了女澡堂子！”

「大展」期間，一位女記者自稱「代表婦女」與主辦單位交涉：「既然是人體藝術大展，為什麼男的展得少，女的展得多？為什麼男的不暴露生殖器，而女的都暴露生殖器？ 就那麼幾個男的還遮遮掩掩，把下體遮蓋著？ ！

參展畫家們怕隨便哪位領導一句話就把大展扼殺的擔心，沒有變成現實。為期18天的展覽，共展出了28位畫家的130多幅人體畫作，觀展人數創紀錄達20多萬人。

不過，三位人體模特兒不乾了，以罷課抗爭：「憑什麼我們1小時只拿24塊，而你們又展覽又出書，讓我們的臉往哪兒擱？」她們鬧上法庭。 10年後官司判下來了，每位模特兒獲賠1萬元。

 “《紅高粱》只有'辱華'二字。” 

《紅高粱》捧得1988年柏林影展金熊獎後，《中國電影報》上一篇署名秋田草的文章說。

一個南京的老同志寫信給西安電影製片廠和中央，要求禁演《紅高粱》，因為它是反動電影，是「詆毀祖國，詆毀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還有人寫批評文章說，“《紅高粱》是一部醜化、糟蹋、侮辱中國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國人的賞識”。

影片拍攝地山東高密的農民上訪，抗議影片醜化中國老百姓。

2012年，《紅高粱》原著作者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在高密的故居成為熱門景點。

 “我反對！” 

1988年3月28日，人民大會堂，參加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人大代表們投票選舉教科文衛委員會成員時，一位代表走到設在走道上的麥克風前，大聲說：“我反對！

這位代表在發言中解釋了他反對的理由：「主任委員周穀城先生學問很高，我非常欽佩，但他89歲了，這麼大歲數的人，不應該再辛勞他了。難道就沒有年輕人為國家做事？

主席臺上的鄧小平、楊尚昆等人認真傾聽。

這位代表發言完畢，全場響起熱烈掌聲。

這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自1954年召開以來，第一次公開反對票。

在場的記者趕緊打聽，才知道這位代表叫黃順興，來自台灣代表團，早年曾在台灣當過縣長、“立法委員”，因敢於直言得名“黃大砲”，1985年回到大陸。

這次會上，黃順興也提出設立秘密投票處的建議。他認為填選票時，「每一個人都挨得很近，你投誰的票，別人都看得見。這種投票方式違反了秘密投票的原則」。這項建議被採納。全國人大會議本來沒有大會發言這一項，黃順興提出，不管小組討論怎麼樣，大會發言是全體代表溝通的一個機會，這個權利不可被剝奪。這一條寫進了1989年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

1992年，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興建三峽工程議案時，黃順興依規則要求發言，但未獲準，他因而退席。後來他說：「大水又不會淹到我台灣去。我是站在全國人民的立場上說話。」這一議案的表決結果是：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未按表決器。

黃順興辭去全國人大常委職務。 2002年，他在北京病逝。

▌1989年

^{1989，湖北武漢，「房屋交易會」場外，市民自發性交換換房訊息，謝國安}

^{1989，雲南昆明，郊外市集上賣花捲的流動小販，馮漢紀}

^{1989，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獨峒鎮唐朝村的「挑擔媽媽」陽奶群建和她的兩個兒子，閻雷（Yann Layma）}

^{1989，廣西省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縣獨峒鄉八協村，過年，閻雷（Yann Layma）}

^{1989，哈爾濱站王福春}

^{1989國慶，成都，踩踏高蹺的演員，蕭全}

^{1989年底，幾位旅客正在書報攤前翻看著以美女為封面的新年掛歷，弗裡斯特·安德森（Forrest Anderson）}

^{1990.4，成都，崔健演唱《一塊紅布》，肖全} 

“作為一個中國人，根據中國的法律向中國投資，怎麼就成了侵略中國？” 

1988年海南建省，擁有天然深水良港的洋浦成為海南開發的熱點。當年6月，日本熊穀組（香港）有限公司與海南省政府達成初步協議，由政府在洋浦半島劃出30平方公里土地作為開發區，區內土地使用權一次性出讓給熊穀組，期限為70年。

1989年3月，5名全國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七屆二次大會上聯合發言，公開指責“洋浦模式”是將大片國土送給外國人的新“國恥”，“何異引狼入室”，斥之為「出賣主權」、「喪權辱國」。 123名政協委員聯名遞交了反對「洋浦模式」的提案。

熊穀組方面不無委屈。該公司70多歲的總經理於元平，打電話向中央有關領導申述：“作為一個中國人，按中國的法律向中國投資，怎麼就成了侵略中國？”

海南省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時任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說：“引進外資開發洋浦，我們在經濟上沒風險，但政治上要冒風險，大概不會挨棍子，但'帽子'可能不會少，最嚇人的'帽子'無非是'賣國'。當飯吃…”

「我在國內上大學聽了4年政治課，假話多於真話，政治老師也只是例行公事罷了，大家都可以理解。人最可貴的品質是真誠，但過去經常的政治運動的迫害，使人們不得不用虛假的外殼將真誠封鎖起來…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今天，這套'一言堂'的方式越來越沒有市場了。 '蛇口風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的希望。 

《文匯月刊》1989年第2期一篇關於1988年「蛇口風波」（1988年1月13日晚，在蛇口舉行的「青年教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上，蛇口青年就人生價值觀等問題與專家展開激烈論戰）的長文記載：《人民日報》1988年8月8日闢出“關於'蛇口風波'的討論”專欄後，短短一個月零六天，收到1531封讀者來信。海外留學生也紛紛參與討論。曾有插隊經驗的留學生陳聽，在給《人民日報》的信中說了上述一段話。

共和國第一罷免案 

「共和國第一罷免案」這個詞彙，出現在1989年各地的報紙上。

1989年5月，湖南省七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代表們就清理整頓公司的問題向省政府提出質詢案，副省長、省清理整頓公司領導小組組長楊匯泉和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接受代表質詢。在長達3小時的質詢對話中，楊匯泉對於代表們提出的關於他女婿任副總經理的湖南省國際經濟開發公司非法牟利、他和親屬在廣州一餐吃掉公款4437.1元等問題，不是支吾搪塞，就是無言以對。代表們對此表示了強烈不滿。

177名代表聯名提案，要求罷免楊匯泉的副省長職務。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意，大會主席團將罷免案提交大會表決。

5月15日下午，代表們手持罷免議案表決票，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投票結果：贊成罷免的506票，反對罷免的162票，棄權的98票，罷免案通過。

會場響起了歷久不息的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