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9年秋天起，我開始了長期的歐洲旅程，平均每年一到二次，每次大約三周到一個月的時程，分赴中東歐各地旅行參訪，親身觀察這片被稱為「新歐洲」的「前社會主義」大地，經歷著轉型、變遷與陣痛的過程，同時也留下一篇篇的心得與紀錄。最後累積成編，遂成此書。

赴歐旅程的首發站通常是臺北、香港、廈門或紐約，而航班到達的目的地，則多半是維也納、法蘭克福、慕尼黑或阿姆斯特丹，但有時候也會安排直赴莫斯科、基輔、華沙或赫爾辛基。接下來繼續展開半個月、一個月不等的火車自助之旅，從西歐往東行，一站又一站、一城接一城，分赴天涯海角，每次大概六至七國，迄今仍未停歇。

由於蘇聯解體、中東歐轉型的過程十分艱困，而且族群複雜了解不易，到今天仍然無法得窺其全貌。在這片「新歐洲」地區先後出現了二十九個國家，其中有的發達，也有許多滯後不前，在一些地方搭火車旅行很不方便，就只能轉乘公車或另乘飛機前往。於是，三十多年下來，累積了不同的旅行經驗，經歷了酸甜苦辣，也進一步體會到中東歐各地不同的民族風情與人世滄桑。

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先生曾撰述名著《歐遊心影錄》，記載了他在一戰結束後的遊歷心得和政治觀察。本書則專就中東歐劇變前後，「新歐洲」地區的轉型經驗和發展進程，提出新的視角和歷史見證，也反映一隅所見與一己所得，故名之「新影錄」。我儘量留下各篇寫作的具體時間，藉此呈現當下的時空背景，雖然後來的看法可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如實呈現旅行當時的面貌和具體的心證。

這本書的完成，要感謝《聯合報》在1989年夏天提供的邀約和協助，讓我看到了在冷戰尚未結束之前的蘇聯、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和波海三國(Baltic States)，那是社會主義的舊時代，真實而親切，樸質且無華，讓人大開眼界，實彌足珍貴。

但是，1990年以後的「蘇東波」卻帶來了沉痛與哀鳴，當我每一次再去蘇聯和中東歐時，看到的是社會主義政權的破碎和民族國家的解體，也親睹老百姓面對戰爭的衝擊和生計的困頓，轉型艱辛，家徒四壁，甚至到了瀕臨斷炊的邊緣。這是警世的教訓，人間的慘劇；同時也是我在日後毅然決然投身政壇、力圖挽救國運的根源。這樣的心路歷程，對於一位探索比較社會主義，專注中東歐與蘇聯課題的學子而言，既是跨越了「研究觀察」與「親歷實證」的畛域，也是從「同情的了解」到「創造的投入」之間的重大轉折。

1991年南斯拉夫內戰爆發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再去，一直到戰後重建工作陸續展開後，再回去時看到的卻是街角殘留的彈痕、民眾揮之不去的愁容，與民族分裂和戰爭流血帶來的傷痕。這是族群傾軋的悲歌，也反映出歐美大國在推動地緣政治競逐時的無情和殘酷。德、美、英、法、俄這些不斷博弈和逐利的霸權主義者，以及在他們指揮和卵翼之下，無良的媒體與冷血的掮客，遲早會有一天要為它們的罪愆負起責任。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另一個經歷轉型劇變與分裂陣痛的烏克蘭，與南斯拉夫相比，則是死傷逾恆，命運多舛。我在前南斯拉夫西北角的斯洛維尼亞，遇見了僥倖離家出走的烏克蘭難民，他們在餐廳裡打工謀生，慶幸自己亡命天涯、遠離戰火，終於在另一個經歷分裂陣痛的國家裡苟全於世，倖免於難，卻也活生生譜寫東歐轉型的另一曲悲歌。

而今，俄烏戰爭快要打不下去了，和談、割地、賠償和大國交易恐將是最後的結局。很多人都在問：另一場烏東戰爭是否會在臺海地區發生？臺灣究竟會不會變成另一個烏克蘭？我的看法既簡單又直白，只要臺灣拒絕成為烏克蘭，只要政治領導人不願成為下一個澤倫斯基，中東歐的劇變就不會在臺海複製與重現。

這是民族的智慧與歷史的抉擇。南斯拉夫內戰與烏克蘭分裂的教訓，清楚的告訴我們，長期以來斯拉夫民族因為日耳曼、盎格魯—撒克遜和拉丁民族的分化和挑撥，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搏鬥和爭戰，至今血跡斑斑，餘恨難消。但是，這樣的慘痛經驗卻不應在儒家文化圈，同樣使用漢字與國語的臺海兩岸發生。文明的衝突與族群的清洗，是西方霸道文化的困境，也是中東歐大地百年來的大不幸，卻不是東方文明與王道文化的抉擇。基於此，中東歐劇變留給我們的教訓是，中華民族在經歷了兩百年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挑戰後，必須走出後殖民主義和扈從國家的陰影，不應再一次成為霸權的應聲蟲，這才是中國人的出路，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智慧選擇。

最後，我要感謝周天瑞先生和《優傳媒》的支持，刊載了多篇遊記與評論，也要對蘇起學長的賜序，表達誠摯的謝意。三民書局的劉仲傑董事長，一如尊翁振強先生，繼續為我出書，兩代情誼，能不深記？二哥玉山仔細校讀本書，並提供許多編輯上的意見，致有今貌，多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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