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復 

這本書《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終於要出版了，誠如我的先師韋政通教授生前所言：「你這些年跟黃光國教授的辯論，等於你撰寫一本有關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博士論文。」雖然先師墓木已拱，然而往事並未如煙。猶記得十二年前，我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做博士後研究，因中華民國科學教育之父趙金祁教授希望我能了解黃光國教授對於科學哲學的最新認識，藉由訪談光國教授的因緣，從此開始聆聽他各種有關課程，經由大量的對話，讓我對如何發展華人本土社會科學有更清晰的想法，同時對於光國教授某些觀點容有不同意見，但因光國教授系望重士林的大師級學人，或許來自他始終覺得任何文化的精華都來自知識菁英撰寫的文集，使得他極度重視文本討論，我如果要讓他理解我的觀點，不書寫成文字將毫無獲得釐清的機會，因此我索性直搗黃龍，冀圖修正他理論的誤差，並將我跟他的觀點異同直接鋪陳成論文，他則針對我的問題做回應，如此一來一往，讓我撰寫出十篇論文，就成為本書的底稿。

然而，這本書的出現，還有更早的源頭。我是深受五四運動理念影響的中華知識分子，胡適先生的每本著作我都曾經讀得滾瓜爛熟，即使現在他的主張不再對我的學問帶來絲毫影響，卻依然深刻影響我寫字的文風。然而，我畢竟已經沒有上一個世代在學術層面的恩怨情仇，早已能平情對待從自由主義到保守主義各種不同的觀點，這包括錢穆先生同樣是我酷愛研究的史學大家，更不用說我後來在學術層面的師承相當多元：不論從胡適先生到我大學時期的老師李敖先生；從錢穆先生到我念博碩士時期的指導教授陳啟雲先生；從牟宗三先生到我終身視如精神父親的韋政通教授；從本土心理學之父楊國樞先生到我這些年來深刻請益的黃光國教授；甚至科學教育領域跟趙金祁教授學習科學哲學的經驗，都在我生命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估計在我這一年齡層的學人，沒有幾人有我這種閱歷，這使得我的思路不再只是人文學的思考，更不再有傳統與現代的壁壘，而會從中華文化整體未來該何去何從的角度，來思考學術議題。

黃光國教授應邀在東華大學開設「中西文明對抗與整合」課程 陳復教授為黃光國教授頒發聘書致謝

但這只是論證層面，我至關緊要的成長經驗，來自我二十二年來對於心體的體證。當年在泰山鄉辦書院，人生腹背受困，在絕境中驀然悟得心體的存在，從此開始琢磨與實踐生命的學問。但我在這些層面的體會，只有在宋明儒學尤其陽明心學中能獲得交相印證，或許是科學主義（scientism）與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影響太深，不論是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學人都沒有任何「見聞之知」可提供給我參考，反而是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的幾位靈性大師諸如魯道夫史坦納（Rudolf Steiner，1861－1925）、克里希那慕提（Jiddu Krishnamurti，1895－1986）與阿南達穆提（Anandamurti，1921—1990）的觀點能讓我意識到有關自性與空性交會的體證絕不是個人主觀的感受，而是超越主客關係的實存經驗。但最奇怪的現象莫過於這些議題竟然不被視作學術殿堂可討論的內容，這曾經令我深感痛苦，基於能在學術獲得承認的現實考量，我不得不「盡棄所學」，將生命的體證放在心中，轉而學習使用社會科學的語言來寫論文。

我面對學術工作的戰略與戰術有具體顯著的效益，經過這些年百折不撓的奮鬥，我已升等成正教授，在學術圈中幾度置身險惡的生態與難關，我秉持著中道精神跨過一山又一山，並超越與忘懷曾經對我帶來傷害的人與事，反而讓生命獲得蛻變，視野更加開闊。回看這三十年來「學三變」的歷程：從人文學（包括文史哲領域）的研究轉到心靈學的探索（包括心學在內的實際體證），經由科學哲學的重要轉折，最終發展出本土社會科學的知識論證。有趣的事實則是說，我從來沒有拋開對於人類精神議題的關注，而且我深信人類終將因科技研發產品的過度供給，轉而更往內在探索，發展出心靈覺醒的新世紀，冀圖替這個新世紀的到來鋪路，我們需要預作因應與準備。如何讓華夏學術更跟社會實際發展脈絡接軌，尤其對於華人學者來說，如何能結合體證與論證，回到我們中華文化的本原，發展出能精確回應當前人類精神發展的社會科學理論，從而在各具體學術領域獲得應用，這是我們任何深受傳統滋養的學人都無可閃躲的重大課題。

 

黃光國教授將畢生藏書捐贈給國立宜蘭大學

我曾閱讀劉子健教授《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這本大作，裡面探討由北宋到南宋，隨著新儒家思潮取得國家正統意識型態的位置，中國逐漸從外在轉向內在，直到公元一八九八年在西洋各國的衝擊與日本戰勝的影響裡，中國才出現近代化改革的要求，使得傳統中國徹底解體。因此，他覺得新儒家曾經獲得的勝利可謂「得不償失」，因新正統本身反而變成「專制政體」的附和依從，壓抑成長的動能與多元的發展。劉教授可能有兩種想法：其一，他當時置身的美國社會，或許擁有著人類最終極且最優良的價值（尤其是民主制度），故而他會覺得宋朝時期的中國屬於「專制政體」；其二，他覺得當時新儒家思潮的存在，不論其居於主導或幫兇的角色，都會扼殺人類成長的動能與多元的發展，不利於中國往外在的議題開展。姑且不論這種看法是否有偏見，我們顯然都同意中國曾經對內在的議題有著相當深度的認識；差別在於他當年尚未看見隨著美國的日漸衰落，不知民主制度現已在全球面臨著失靈與失控的困境。

我主張的「華人本土社會科學」（或可稱作中華本土社會科學），其實跟大陸這些年來常說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有些相通的旨趣，差異點則在於我們真正關注如何恢復中華文化的主體性，跟西洋學術採取平等的角度來交流與對話，不再有任何學術殖民的態度，因此任何西洋哲學大師都不再是我們獨尊的對象，而只是我們討論的對象，我們的總體目標並不在依據任何主義來發展學術，重點應該擺在如何讓中華文化通過華人的心靈覺醒而獲得複興。但，自鴉片戰爭一百六十餘年來，華人社會的確深受歐美社會的劇烈影響，學術領域卻始終學不會西洋哲學的抽象概念思維，架構出精密的微觀世界（micro world），使得我們在各領域的學術討論都只能寫些「見樹不見林」的瑣碎論題，而無法產生第一流的學術成果，既遠愧于我們先聖先賢殫精竭慮獲得的智慧結晶，更無法對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問題的癥結，正在於我們沒有科學哲學的知識背景，使得我們終究只是活在不同維度的「生命世界」（life world）中。

 

黃光國教授西元2019年在濟南大學演講

如果只是置身在樂天知命的農業社會，活在生命世界中本不是問題，但現在早已跨過工業革命的洗禮，更經過信息革命的巨變，虛擬的網絡已經自成完整的系統，何謂「實體」變成需要重新定義的命題，我們眼中的「本土」不再只是腳踩的泥土，更包括眼前的熒幕，華人如何只能安於單純的生命世界中，對於抽象的概念思維置若罔聞？中華文化的天人合一特徵，從而產生各種文明成果，絕對是人類的瑰寶與資產，但談到回歸這種精神，如果沒有架構出更能說服知識人的脈絡與思路，則最終將無人能繼承與闡發中華文化的資產，從而活出精神的富裕安康。在某個階段內，我們亟需採取「主客對立」的論證辦法，來接通回「天人合一」的傳統，使得中華文化的內涵被主流學術領域接納回來，這就是我指出繼已經逐漸淡出學術舞台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roblem）後，我們應該著手解決逐漸顯題化的「黃光國難題」（Hwang Kwang-Kuo Problem），這其間最需要面對的學術課題就是我稱作的「轉道成知」（From wisdom to knowledge）。

何謂「轉道成知」呢？中華文化的核心智慧，不能只是任其在民間發展，或者在文史哲領域被視作邊緣化的學術議題，其自身需要有個轉化歷程，能發展成社會科學的知識，尤其儒釋道三家都在討論的自性議題，這本來是古典中國的公共語言，卻在西風東漸後被華人社會視作學術禁忌，這並不是正常的社會現象。冀圖將自性知識化，首先就要能論證出心體的實在性，「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主張人不能認識「實在的本身」（reality itself），人只能認識「建構的實在」（constructed reality），即使如此，人終究對於實在有某種認識，接著才能有任何建構從中出現，該認識的依據是什麼呢？再者，根據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的理論核心為「先驗實在論」（transcendental realism），其主張科學研究的對象既不是經驗主義的現象，更不是人類強加於現象的建構，其屬於持續存在，並在我們知識外獨立運作的實在結構（real structure），我們如果能將心體視作實在的結構，將會是極其關鍵的「靈性轉向」（spiritual turn）。

 

西元2020年思源學會核心夥伴歲末年終聚會

因此，我從體證的角度（涵養的事實）與論證的角度（文本的事實），具體提出「精神實在論」（spirical realism）與「歷史實在論」（historical realism）來構築出「心體實在論」（nouslogical realism），這是我覺得解決黃光國難題應該依據的實在論，其能有效打破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二元對立界線，屬於「轉道成知論」最核心的內容，但不僅於此，包括我提出的「自性的曼陀羅模型」、「兩線四面理論」與「自性四元體模型」都是在心體實在論的脈絡中，繼續將「中華文化智慧」變成「社會科學知識」的作法。當我們談到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只有先立其大本，通過論證確認心體的實在性，發展出相應的理論，接著才能在各領域討論如何實踐，這些都來自我跟黃光國教授在激烈辯論中豐富與完成的思想，屬於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的突破，雖然彼此觀點不盡相同，然而我們師生保持深厚的情誼，共同聯合同道創辦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持續關懷國事，並參與各種研討會與座談會，這種現像在華人社會極其罕見，被當世學人傳為佳話。

本書完稿後，除黃光國教授外，第一位閱讀完全書的人就是後新儒學大師林安梧教授。感謝兩位前輩都幫拙著寫推薦序，黃光國教授的序深刻說明著我們針對觀點不針對個人來展開辯論，目標旨在釐清學術議題，過程中只有論較誰的觀點其理則更綿密，卻沒有任何個人的勝敗輸贏，因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悖」，但只要願意仔細辯論，華人本土社會科學這片領域就能從中獲得大幅開拓，這就是數年來我們正在開創「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源風格；林安梧教授的序深刻闡釋著戰後七十年來的台灣人社學術領域如何在兩股對立的思潮中相互激盪與整合，我仔細讀來，除對安梧教授的博雅學識深感敬佩外，更不禁潸然淚下！一百六十餘年來，任何對中國的未來有著濃郁情懷的知識分子，不論大家主張有什麼異同，誰不是生命倍感煎熬的受苦者？我們實在應該放下學者慣有的孤傲，想出轉道成知的辦法，來療愈受苦者的靈魂，提振大家的精神，重構精神富饒的文明盛世，這的確是我撰寫本書背後長期內蘊的精神史意義。 

 

林安梧教授當選西元2020年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會的會士

本書附錄有〈總結五四，再創未來：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宣言〉，並附錄〈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宣言始末〉來說明該宣言草擬的過程，由於這兩篇文獻的內容跟本書高度相關，尤其宣言具體指出華人本土社會科學未來在各學術領域可有的預期發展，因此我特別放進來提供讀者參考。這本書不是一本單純在展示我與黃光國教授四年有關華人本土社會科學路線大辯論的著作，或許由於文中的觀點激烈交鋒，使得相關言辭變成外行人最想觀賞的熱鬧，但相信內行人會看出更深刻的意涵。對我而言，這本書最困難的考驗，其實來自有體證經驗的人如何通過論證的語言，來面向社會闡釋自己對心體的認識，使得其重新成為公共語言。二十二年前我悟得自性，經過如此漫長時間的醞釀，始有此書出版問世，此書實可謂第一本從學術角度來論證自性的著作，完全不同於傳統角度來體證自性的著作，這實在不是一件簡單與尋常的事情。這讓我不禁想到《孟子•滕文公下》記錄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眼前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已不再是船不堅或炮不利，而是當中國自此轉向外在，獲得政治、經濟與軍事的卓越成就後，卻不關注內在面向該如何支撐，導致國人只從物質主義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不再願意探討心靈的內容，這會是我們由衷認同的中國嗎？這正是當前亟需跨越的難關。除第十章外，本書其餘內容都曾刊登在頂尖數據庫的期刊，或彙整至我跟黃光國教授聯合主編的專書內，相關論點是否能獲得學術的持續討論，使得自性議題有別於自我議題，成為普世性的重大學術議題，則留待於後世公斷。本書出版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時刻，當前世界局勢混亂，各大文明更需要展開對話，尤其華人社會如果再不意識到如何將社會科學本土化，將很難因應被強權刻意設立文明衝突產生的險局與陷阱。我特別感謝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趙政岷董事長支持這本書的出版，希望各位讀者能細讀本書字裡行間的深意，並不吝惠賜寶貴意見，相信只要您能讀懂這本書的終極關懷，當會發現這本書未來應該會對華夏學術發展帶來重大影響。

庚子年十月初四陳復謹識於東華湖畔玻璃屋

 編輯：張辰 | 審核：曲龍龍 | 圖片來源：陳復教授提供 

 

作者 | 陳復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臺灣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海峽兩岸心理諮詢協會創會理事長，曾任臺灣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主任兼生命教育研究室召集人、教育部高中生命教育學科中心諮詢委員，致力於宣導心學復興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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