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內向性，其核心觀點就是「中道不二」，意即根據心靈實體的智慧，從而發展出各種面向的觀念，我們拿信仰觀、民族觀、政治觀、經濟觀與道統觀來釐清。先由華人的信仰觀來開始釐清。談到華人的信仰觀會有個困境，那就是乍看華人好像什麼都信，甚至一人常會信好幾種宗教（有經過正式的受洗、持戒、頂禮或點道），或者一家人有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但這完全不妨礙一家人有著深刻的情感，而且，同一個人可能在不同時間點會有不同的信仰，有時候早年成為基督信仰者，中年卻因工作升遷的需求接觸民間信仰，晚年卻在死前再度受洗，希望能回歸天國，這種案例實在多不勝數，因此我會稱作「來去自如的信仰觀」。

但什麼都信本身實在不能說有某個「從一而終」的宗教信仰，更不能從終點的信仰來抹煞其起點或中間的信仰，畢竟不同時間的信仰都各自有其意義（甚至可謂都有現實的意義，譬如民間信仰可解決工作問題；基督信仰可解決永生問題），因此，與其說華人有什麼很精確的宗教觀，不如來仔細討論華人的信仰觀會更恰當，因華人或許不見得「信教」，但不可能沒有「信仰」，包括信仰科學導致的科學主義，這同樣都是種信仰。每個文化都有上帝的意識，這是來自全體人類都在思考何謂究竟或根本的議題，上帝只是一個對終極領域的稱謂。

《說文解字》中說：「帝，諦也，王天下之號也。」由此可知「帝」這個字的原型會寫成「諦」，這表示其通過語言來完成統治，兩個字都含有原初與根本的意思。對終極的渴望是所有人類的共同關懷，人會去思考，既然有「看得見」的世界，同樣就應該有「看不見」的世界，就如同有陽就有陰。看不見的世界是由誰在管理？看不見的世界能不能影響看得見的世界？這個其實早在老子（生卒年不詳）的思想裡就可體現出來。《老子》第六章中說：「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老子覺得女人的子宮如同玄牝一樣，當我們去思考促成生命誕生那背後看不見的核心源頭時，自然就會思考到神靈的存在，而終極的神靈就是上帝。只不過後來老子對此有著更深一層思考，覺得上帝是個人類後設的概念，上帝的後面還有個源頭，《老子》第四章說：「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該源頭老子使用「道」這個字來稱謂。

從信仰觀的角度來說，有個很值得深思的議題：大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主張的「破四舊」，意即全面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真有在大陸社會獲得徹底實現嗎？依敝人長期觀察顯然沒有，文化集體顯意識依舊根深蒂固在影響著大陸華人日常生活舉止，譬如敝人曾在山西省晉城市看見自己的學生崔燕老師會在大年初一的早晨祭祀「車神」，她說自己當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喝完紅糖水（期待未來一年能人生能甜甜蜜蜜），接著會給家裡供奉的觀世音菩薩上香，然後到家外面，面對自己的汽車，擺上三盤水果（一般是蘋果、香蕉與橘子）。車頭朝向東方，擺上香爐，上整把的香，上香時跟車神有對話，還會圍著車放鞭炮，更有酒圍著車灑一圈，如果沒有酒，可拿清水來替換，藉此祈求未來一年行車平安，拜祭完成後，會在車旁守候，等著香完全燃燒完畢，纔收回拜祭的東西，整個過程極其虔誠，後來隔兩年她告訴敝人，現在政府不讓放鞭炮，已沒有這一環節，但我們可看見民間信仰從來沒有離開她的生命，甚至還會按著傳統的脈絡來繼續發展。

儘管大陸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但只要是華人都不可能不問自己：在奔忙的日常生活中，自己心裡是否有對於精神層面的某種渴求？而在尋覓精神歸屬的過程裡，儘管傳統文化曾經被批評得一文不值，但自己是否還要祭祀祖先？祭神如神在，如果我們不相信祖先真有靈，則該祭祀還要如何展開呢？因此，究其實，所謂破四舊的「破」，其實只能是在行為層面去摧毀某些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地上的建築、地下的墓穴或家中的藝品），可是人的文化集體潛意識如何能摧毀得了？像在臺灣社會，即使公立機構在中元節祭祀是極其平常的事情，但對大陸同胞來說，可能就是在公然宣揚所謂的「封建迷信」，但大陸民間（尤其商店）還是會在不完全公開的環境中展開中元普渡，這就是文化集體潛意識的不可磨滅性。

敝人還有一名住在晉城市的學生，他告知敝人在中元節當天遇到一件自己親耳聽見的奇聞。村中有位村民跟大家談發生在他們家族裡的事情：家中親戚的兒子過世了，母親給她兒子「配冥婚」，舉辦殯禮合葬後，當天晚上兒子就托夢給自己母親說：「媽，怎麼給我找個男人結婚？」第二天，這位母親很疑惑，立刻去冥婚的親家詢問說是不是有搞錯。他們去查看自己去世女兒的墓穴，結果發現殯葬人員錯把旁邊一位男人的墓穴刨開，用他的屍骨來配婚，結果趕忙填埋骨骸，重新刨開並取出自己女兒的骨骸來完婚。

這顯示出冥婚的習俗到現在都還存在於山西省晉城市，並跟臺灣社會的習俗並無顯著不同，這位村民的親戚因配婚發生「錯位」而去驗證其事，終至於「各就各位」，完成正確的安頓，整個過程（包括村民跟人訴說）都來自於大家都相信「靈魂的實在性」，通過該實在性來完成冥婚。臺灣有些人自稱不是華人，可是他同樣會參與中元節的祭祀，他始終就活在中華文化裡，無法只是憑自己的聲稱就擱置文化集體潛意識，這些人只不過是在做詞彙爭論，卻無法在精神領域徹底擺脫其影響，文化需要因革損益做出轉化，但是要斷掉該文化，除非是承載這個文化的語言與文字完全被捨棄，否則其集體潛意識始終跟著人並影響其個人顯意識與集體顯意識。

我們可再從臺灣社會的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在臺灣被稱作「外省人」的這一族群，當年來臺者要不是知識菁英，或就是極年輕就離家的軍人。尤其後者，這些軍人對家鄉的文化是一種不清晰甚至斷根的狀態，因此，外省人雖是從大陸過來臺灣，卻反而是最不瞭解中華文化的一群人，而且外省人在臺灣的五大族群中是最西化的一群人，其基於流亡產生的不安全感，高度親美，其孩子只要求學時期認真讀書，大學畢業後就想要到美國留學，然後取得美國公民資格，終身遠離父祖輩的生命悲劇。

然而只要留在臺灣社會的外省人，經過三代的歲月洗禮，就會發現這一族群開始向本省的風俗習慣靠攏，因他們自身家鄉文化的流失，使得他們心理層面只要有著文化需求，就會轉向本省文化靠攏（包括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的文化），讓他們的心理得到撫慰，這種現象尤其出現在結婚過程，譬如說外省人第一代至第二代結婚的時候只是在酒店辦個西化的結婚典禮，有證婚人、主婚人與父母，然後交換戒指，就完成所謂的結婚，可是只要他（她）結婚的對象出身於閩南族群或客家族群，其人就會轉而接受本省的風俗，譬如通過送聘禮來表達對婚姻的重視，或者仔細研究農民曆並排八字，來確認結婚典禮中的每個環節都能順利吉祥，並且，這些外省族群的孩子後來到第三代與第四代都逐漸不會承認自己是「外省人」，而會直接改稱自己就是「臺灣人」，藉此避免自己會被其他族群排擠的不安全感，成為臺灣社會唯一類「族群不明者」，但他們又會通過其他兩大族群的文化，藉由同化過程，獲得向文化集體潛意識的回歸。

華人本來有著類同於耶和華信仰的宗教觀，這來自商朝人相信他們的祖先是上帝降生的選民（chosen people），死後依然會回到上帝的左右，並認為上帝不會直接與普通百姓相接觸，而是需要王室祖先的神靈作為上帝的代言人，纔能將一般百姓的訴求傳達到上帝那裡去。這種通過王室來與上帝溝通的型態，跟天主教信仰通過神父來跟上帝溝通很相似。「選民」（代理人）是商朝人與猶太人都有的概念，天主教同樣保留著這種概念。但是周朝人覺得上帝並沒有始終眷顧著一個部族，使得這個部族成為人間的唯一統治者，如果統治者的統治不得當，失去上帝的關注，上帝會撤銷這個部族的統治資格，再選擇別的部族或王室來擔任。

但前面已指出，從商朝到周朝，上帝的概念已發生變化，不再為一族一姓私有，重點在該王朝是否有德性，這是中華歷史中王朝更替的心理背景，甚至是秦末平民如劉邦（256B.C.或247 B.C.—195B.C.，其生年有兩說）都能聚眾成立漢朝的原因。華人的宗教觀逐漸變成一種「整體性的信仰」，而不是「個體性的宗教」，這是種無宗教型態的宗教，個人的自我會有罪惡感（上帝跟個人的契約關係），群體則沒有所謂永恆的罪惡，更沒有要被救贖的需求，因為群體不關注自我，而關注整體的發展，符合整體利益就符合上天愛人的意旨，這就是中國的信仰裡沒有罪惡觀念的原因，使得其很難被認知成西洋文化意涵裡的宗教，這種整體性的信仰有著自性的意義。

華人最重視的祭祀對象莫過於祖先，甚至可將這種祖先信仰稱作「祖先教」，任何宗教只要反對華人祭祀祖先，該宗教就很難在華人社會獲得廣大的傳播。死後的祖先對於在世的子孫影響極其巨大，中國古人原本只是單純的拜祖先，因為祖先纔能跟上帝溝通，人不能直接跟上帝溝通。當然這裡面還有更細緻的發展脈絡：一開始是一般百姓的祖先要先跟王室的祖先溝通，王室的祖先再跟上帝溝通，後來慢慢發展成每個人的祖先都可直接跟上天溝通，祖先本身就有著靈性（神性），這就能解釋為什麼華人如此看重祖先，這跟華人所相信的靈性世界有關。西周而降，上帝或上天不再只特定保佑某一群人，而會維繫人類整體的德性不滅，因此華人會覺得，生活只要不失去常軌與常規，不離開整體性，個人的生命就不會出問題。

該整體性常通過世間的倫理規範來呈現，甚至會轉化成對於某個政治意識型態的認同，其缺點則會變成某種道德綁架的難題（譬如產生「任何不認同臺灣徹底獨立的主張，就是臺灣社會的敵人」這種沒有理則的說法）。華人的集體潛意識普遍有著「順大流」的心態：個體只要順應著主流來發展，個體就不太會出問題。但這樣的想法同樣會有個問題，就是華人「看起來沒什麼主見」（其實根本不是如此），但這是將個人的願望隱藏在整體的情境中來發展，如果這種文化風格在某個時空中著重於自性的闡釋，則能直通於智慧而開創盛世，如果不著重於自性，而只看重對權威的服膺，則的確很符合群眾心理學的盲從心理，有時候會醞釀出社會甚至國家的災難。這就像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法語：Gustave Lebon，1841—1931）的著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表示，人只要進入群眾中，就註定是不理性的狀態，在群體中所作出的決定，事後冷靜下來往往都會覺得很瘋狂（勒龐著，高山譯，2015）。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三章〈中華文化的五觀：中道不二的生命態度〉，第一節「來去自如的信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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