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復

來去自如的信仰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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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信仰的層面,華人並沒有此世(this world)與他世(other world)的二元對立概念,對華人來說,世界只有一個(對於世界的樣貌當然可有無數詮釋),因此華人並不關注天國的有無,但異常關注於世界的經營。華人同樣會講永生,但也只是想要「永遠存活在這個世界上」,這不見得是指肉體的永生,而是指精神的長存,因此華人會關注「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就是指在這個脈絡裡的永生,無論是立德、立功還是立言,都要與現實世界互動共生。華人只想把自己的德性藉由某種事業永遠留存在社會中,這使得我們年輕時會很關注現實的經營,年長後稍有餘裕,常會設立祠堂與神位,期待祖先永遠跟我們同在,並能保佑子孫,這就來自我們對這三不朽的相信。

華人的心中並不會只有自己這一個體,而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孫」,我們是帶著這種承先啟後共構成生命的整體,每個人都不是只有「個人」,而是各種不同範圍的我們交織出的「整體」,其首先來自於家族,並經由家族發展成現在認知的國族。西洋文化中「基督的博愛精神」與「民族的弱肉強食」,兩者共同存在於西洋文化裡,呈現出兩種極端在對立中的永恆共存:一則是他們的政客、商人與軍人在世界各國展開軍事征服和經濟掠奪,拿著正義的標竿製造各種戰亂;但其傳教士卻同樣不辭辛苦,在世界各國傳播基督的福音,提供醫療和食物來救助受苦的人。西洋人相信會有最終的救贖,但是在過程裡上帝不會直接去論斷,他們有很大的自由空間來實踐自己理解的教義,很容易就聲稱自己的行徑來自於上帝的祝福,譬如「十字軍東征」,就是拿著上帝的名義去侵略伊斯蘭世界,美其名曰拯救聖城。

在中華文化的脈絡下實踐人生理想,已經不需要依賴宗教信仰來完成,儒家思想雖不是宗教但有著宗教性,它有宗教最普遍的慈悲心與平等心,更有對終極議題的探討,但儒家思想與宗教的區別在於:宗教理論建立在對上帝(終極神)的信仰,而儒家相信的是自性(心體);宗教寄希望於來世的天國,儒家則寄希望在現世的理想。佛教思想東傳中國,跟中華文化能相容,主要在於其同樣具有內觀自性的態度。從廣義來說,傳統華人的學問都可稱作是心學,只是不特別拿心學為名而已。中華文化對於事物的觀察,不是懷著純客觀的角度來看,但這並不是說就是主觀,而是從不覺得世界是在「我」的外面(該我不是指自我),或與「我」有著對立的關係,因為當「我」不是個封閉的存在,則什麼能相容於一體。中華文化的根本特點在於「天人合一」,這使得「我」不再被肉身所局限,而能無限擴展開來。

道家思想同樣有如此看法,《莊子‧內篇‧齊物論》就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當萬物都跟「我」相容成新的主體,則主客間並沒有永恆的對立,這就在說明為什麼中華思想不能產生西洋型態的宗教,更能解釋為什麼佛教思想可和中華思想互相融合,因人通過修煉自身就能成為諸佛菩薩,這跟《孟子‧告子下》中講「人皆可以為堯舜」,兩者可謂不謀而合。基督信仰非常容易與向外探索的希臘哲學合流,而佛教思想會被向內探索的華人接受,這裡面都各有其合理的脈絡,因基督信仰是一種「天本位的宗教」,著重於向外觀看,而佛教思想是一種「人本位的宗教」,著重於向內觀看,「佛」本身的梵文音譯是「buddha」,意指「覺悟者」,這跟中華文化重視人本身的特點高度相通。

在中國,佛教早期(東漢至魏晉)是依附於道家思想在流傳(其經典的翻譯稱作格義),道教早期同樣因模仿佛教而發展出其信仰型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佛教在中國根本無法傳播開來,但道教通過學習佛教而變得更嚴謹,發展出自身的宇宙論與認識論,包括《雲笈七籤》記錄道教有三十六重天,比佛教還多出三重天。但佛教與道教確實有著根本差異,道教追求的目標是成為神仙,這種神仙悠遊於天間與人間,沒有佛教徹底棄絕人間的心理。佛教「苦,集,滅,道」的理論認為世間本質是個苦,如果想要超越它,就要放下它,纔不會被苦所累,佛教這樣一套理論旨在說明人生具有苦的本質。儒家學者長期對傳統佛教一直有著警惕和憂慮,認為該種厭棄人間的態度有害於社會發展。道家的出世,其實是在世內與世外這兩者間來去自如,保持著一種輕鬆的態度在穿梭,並不是完全跟人間隔絕兩斷。

基督信仰的關注著外在的神,信仰這個神(上帝)不見得需要出世,甚至因信仰上帝,於是就需要在社會上積極去做些事情來榮耀上帝,這使得後世發展出的基督教非常入世。佛教出世的特徵確實表現得極其特殊,但華人在學習佛法的同時,一直都在展開佛學中國化的過程,譬如梁武帝(蕭衍,464-549)把儒家的「禮」、道家的「無」和佛教思想揉合,創立「三教同源」的觀點,同樣讓佛教產生質變,包括同時期禪宗的出現與發展,更重要在於直到明朝中期後開始講「人間佛教」,儒家與佛教纔不再有任何衝突性。雖然道家對於現實人生抱著某種消極態度,但其始終不是要擺脫現實人生,而是依然要在現實人生裡尋求生命的安頓,道家不像佛家直接主張取消現實,只是想帶著更開闊的態度來面對生活,從人本位外的角度來觀察與辯識這個世界,從而讓人雖然不離現實人生,卻依然有個自在發展的精神空間,這使得儒道兩家從來都是有如陰陽共生的關係。

道教因關注於長生,故強調煉丹的效益,這個煉丹的過程反而增強人對於科學的理解與認識。黃老思想發展出來的方術不是一種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會有神明、教義、教主與組織,可是如果只是鼓勵個人去閉門靜坐、誦經唸咒與服食丹藥,那的確是種信仰,但不能算是嚴格意義的宗教信仰。煉丹的過程裡,累積出有關醫藥與化學的知識都有極其豐富的記錄,這些經驗對於中國傳統科學的貢獻可謂相當巨大。中華煉丹術與西洋煉金術具有異曲同工的意義,但兩者有個核心點的差異:煉金與煉丹的結果是物質,可是背後還是來自於精神素質,該精神素質的養成與中西文化的差異有關。

華人在煉丹的時候,著重於內外合一的思考,而西洋煉金術對於內丹與外丹兩者會區隔開來對待(當然敝人並不否認榮格對此有著新的理解)。中國傳統科學講究內外合一,譬如中醫的醫生不是只學習醫療技術,其更有有著修身養性的意識。醫生在治療病患的時候,更不能把對象當做物質的存在,而要有某意義治療的理念:開藥與治療只是最後的結果與效應,可是醫病關係裡的「望,聞,問,切」就已經在展開治療,而不單純是檢查,當醫生和病人開始發生關聯(correlation),兩個人就不再是各自獨立的個體,而是彼此交融共構出的整體。

只要人對未來感覺無法把握,就希望通過占卜來瞭解未來,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情有什麼可能性。占卜是華人從古至今都存在的生活型態,這或許同樣是種華人的信仰。古人會通過占卜來與神靈溝通,但後來華人發展出更精細推算命運的方法,譬如北宋的邵雍(邵康節,1012—1077)發展出《梅花易數》,這使得人的命運可通過計算來推演出來,而且相當程度有著精確性。占卜本身關聯到到個人心思的純淨度,純淨度越高,占卜獲得的答案其精確度就越高。但其實常會出現「占卜失靈」的現象,而且無關於個人純淨度,這就說明即使上天都不見得對人的事情可有精確無誤的把握。

這種現象早在商末周初就已經發生,並使得周公成為中華思想史第一位思想家(相關內容請見拙作《聖人的丹爐:中華思想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一章〈中華思想的主軸與特點〉第四節「周公的觀念轉折」有仔細討論),思想史的出現其實就來自於人對上帝(上天)這一議題的反思,人開始意識到世間的變數太多元,上天其實並不真具有全知性,從某個意義上來看,當人的意識越來越複雜化,天就形成隱性的狀態,甚至反過來對天產生影響,這使得華人說的「天人合一」並不是合於上帝的意思,從字義來說,「天」只居於「合一」的一半資源,「天」固然是個主體,「人」同樣是個主體,兩者交織出自性這個「第三主體」,這就是「一」。這讓我們看出中華文化的先進性,體現在相信人本身的價值,做工夫的意義就是讓人這一主體來體會天這一主體,從而發展出「心」這一主體,不再是單純信仰神的能量。

如果是擔任西洋心理諮詢師(臺灣社會則稱作諮商心理師),卻使用譬如某些預測未來的工具來跟人探討問題,諸如OH卡、塔羅牌、測字或甚至卜卦這些都是探索未知的工具,敝人會覺得這是對諮詢師本人所學治療技術的不誠與不信,畢竟你本來應該接受的訓練應該來自於實證主義的心理治療技術;但如果你是想發展中華本土心理諮詢的型態,尤其想要展開智慧諮詢的話,諮詢師能擔任天意與人意的橋樑,在其間觀察中正的心意,這些型態的占卜倒不失為作為諮詢的工具,畢竟「得魚忘筌」實屬正常,但我們要對心靈領域有種清澈的明白:如果人的主體性變強,開展這種探測性的諮詢就容易測量不準。

人的主體性變強包括兩種情況:情況一是說,人的個人潛意識非常強烈,那麼其測出來的結果,可能就完全是當事人在個人潛意識層面期望的結果,這與實際的狀況不見得有關;情況二是說,未來的狀況可能受到人各種強大意志的影響,而形成各種顯意識與潛意識的交鋒。天意只是這種交鋒的局面裡的其中參與者,卻不佔有絕對主導地位,這導致上天同樣沒有辦法對人事問題形成絕對的守護或保佑。由此可知,各種型態的占卜,其價值與其說是探測天意,不如說是探測天意與人意在交織過程中,當事人(當局者)始終無法瞭解到的各種心理狀態(不只是自己的心意而已)。

當你瞭解到占卜的本質從來不是去占卜「天意」,而是占卜「心意」(各種心理狀態),從中認識自己,你纔真正適合從事於占卜,並讓占卜更具有本土心理學的價值,這就是中西文化面對占卜議題的本質差異,這並不是在跟任何惡靈打交道,而是在跟心靈打交道。當一個人感到迷惘、困惑與痛苦的時候,占卜會帶來精神撫慰的意義,其使得你感受到你並不是孤單一人,因為人始終有自性在當靠山,從終點來說人並不孤單。因此,敝人覺得卜卦跟求神其實是不同精神層次的事情,如果你深度相信人有自性當靠山就不需要求神(不論是哪種宗教的神),那你的確就不需要參與這類信仰(歷來的士大夫常具有這種理性態度),當人認知到自性這一根本層面,人與天的距離,其內在脈絡就有各種選擇角度。這是個很具有辯證性的議題,每個人應該怎樣面對自己跟上天的關係,其間充滿著豐富的反思空間。

不只是占卜,祝禱同樣可變成「不是求神的祝禱」,而發展成就是人通過面向上天,來從中交織出自性的工夫,人通過祝禱來確信自性就在自己生命中,從而精確感受著自性跟己身的對應性,長期有祝禱經驗會讓我們的生命逐漸發展出極其細膩的觸感,精神變得很敏銳,看待人事容易滋生超越性的洞見。但,如果人只是空口說白話,只是在用邏輯的語言否定卜卦或祝禱的意義,固然從自由社會的角度而言都無不可,不過這終究很難不變成一種虛浮不實的「狂禪」,使得各種做工夫的意義都可被抹殺掉。

(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三章〈中華文化的五觀:中道不二的生命態度〉,第一節「來去自如的信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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