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democracy）這一概念是西洋文化傳過來的舶來品，現在就一般社會認知而言，這是種透過選舉來選出政治領導人的型態，其與華人社會長期有關政治的運作並不一樣。中華文化影響裡的社會是種「民本社會」。民本觀念是中國政治思想史極其核心的觀念，這個觀念的重點是說，民本並不是「完全順從人民」的意思，而是統治階層要做出符合人民福祉的決策。中華傳統長期由社會菁英來判斷國家（或王朝）的發展路向，甚至判斷人民應該知道什麼，不應該知道什麼，因此總是由中央來掌理各地教育政策（不像是美國由各州自行發展），甚至由政府來掌管歷史課程中有關史觀的角度，即使臺灣社會處於海峽東岸，其政權統治結構同樣具有中央集權性（包括教育政策在內）；社會菁英同樣要判斷人民應該擁有什麼，不應該擁有什麼，因此由國家來掌理經濟政策，且任何華人社會都不會實施徹底的自由經濟政策，避免造成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公。

當然，社會菁英在決策過程中不能有私心，他們要去體察民情，然後幫人民做出超過個人才智做出的決策，否則平日沒事歸沒事，任何政策失當，人民就會罵說：「我們要你這種政府做什麼？」一般民眾的公民素養其實很難保證其品質，而由士人這種菁英集團組成的政府，有時要相當程度去抑制一般民眾難免有著「自私自利的心理」，這時士人要從整體的角度來做決策，不能放任一般民眾對自己利益的無限擴張。就像是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第十二）意思是說，君子的德性就像風，小人的德性就像草，風在草上吹過，下面的草就會跟著傾倒。這種集體潛意識長期影響著華人社會，使得不論是大陸或臺灣，政府部門常都是由高學歷的知識菁英來從事決策工作，政府甚至有責任尋覓與攬請學者參與國家決策（或者政府官員要有意識去提高自己的學歷，否則會被人民輕視），畢竟「野無遺賢」纔會是國家富強康樂的指標。

在華人的傳統觀念裡，政府官員同時應該是文化的掌舵者和先行者，這就是為什麼大陸會習慣稱上司為「領導」，臺灣則習慣稱上司為「長官」，因華人相信其上司的德性應該要比自己高，能帶領團體踏上正確的道路，替該團體帶來更深遠的福祉。這使得華人總有著聽從領導或長官的文化心理，並讓自己的真實想法常隱藏在深不可測的角落。這是一種對自我的高度抑制，為避免破壞大局，藉此成就「更大的我」，這固然能解釋為什麼中華思想的主軸是「自性」，但是我們還要避免概念被偷渡，並進而思考：那個「更大的我」的決策有時候不見得是德治，意即我們通常會相信領導能做出有自性意義的決策，但其實可能大家的共同討論更有利於自性，卻因為大家的沉默，而讓那個決策沒辦法被聽見，從而導致不大理想的結果。

但無論如何，華人的團體生活的確有這種傾向，任何不同範圍的團體都會凝聚出某個菁英階層來集體管理，藉此有效抑制個人自由的無限擴張，並保護集體利益，這種特點使得華人常只是字面聲稱「民主」的重要性，然而對臺灣社會而言，其實施範圍只及於「國家層面的政治」，但不在該範圍裡的其他政治（譬如公司的經營或家庭的經營），則繼續呈現其傳統中「相信領導」或「相信長官」的特徵。譬如說，公司中各級老闆做出的決策，不可能有其單位員工敢質疑或反對，否則你就可能面臨工作不保的困境；家庭中孩子不可能集體投票，採多數決，要求爸爸暑假放下工作，帶他們搭飛機去美國玩半個月。如果臺灣社會自認是「民主社會」，卻並未全面在各層面實施選舉投票制度，這裡面是否有「名實不符」的問題呢？

然而，在國家層面的政治，所謂的「民主」的終極型態就是公民投票，常見的現象卻是人民對某些重大公共政策，毫無相關專業知識，卻總要對專業議題做出情感性的發言，並做出不經辯論的投票，任由多數決來決策大計，譬如臺灣社會對於是否要使用核能發電已經爭論三十年，只要有政黨對此議題釋放恐嚇的負面訊息，人民就會對於核能發電感到恐懼，並在宣導中支持「我是人，我反核」的主張（並不管該主張是否符合理則，譬如提供我們瞭解「支持核能者為何不是人」的合理原因），卻導致臺灣現在發電與用電都日漸困難，甚至要承受因恢復大幅煤炭發電而導致中部地區人民的生活品質日漸受損，但這種長期傷害人民健康與生活的事情，卻無法在短期選舉中討論與呈現任何具體結果，政治人物都經由選舉出身，已經不再是傳統飽學的社會菁英，常見不學無術者只要靠著話術或技術就能在選舉輕易碾壓對手，可是儘管如此，臺灣社會「相信長官」的文化心理依舊未見改變，使得這些譁眾取寵的政客只要熱衷於根據社會大眾的輿論來不斷轉變談話風向，就可持續操縱民意並獲得高支持度，從中混淆視聽並獲得己利，導致國家不再有具遠見的政策可落實，這種充滿矛盾的徵象，如果按照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絕對不可能持久發展下去，最終將會因「菁英不從政」（意即假菁英當道）而使得整個國家整體結構被支持民粹主義（populism）的人破毀殆盡。

基於前面這種菁英管理型態，天下的安危都繫於讀書人身上，使得華夏讀書人只要尚有發展的機會，都會對於政治有著特殊的使命感，士人會將百姓福祉放在自己的胸懷，實踐「民胞物與」的社會理想，這出自宋張載（1020－1077）在《正蒙‧乾稱》中〈西銘〉這段文字：「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意即人民都是我的同胞，萬物都是我的同類，因此，究其實，華人社會始終不是民主社會，而是民本社會，或者說，即使稱做民主社會，這種民主社會並不是要讓庶人當家做主，而是讓士人當家做主，關注國家的長遠發展與社會的長治久安，使得廣大民眾的整體福利獲得照顧，徵諸整個中國政治史，漢朝而降可謂由士人階層在主導中國政治在實質層面的發展。對西洋人來說，信教最終的呈現就是成為神父或牧師，對華人來說，讀書最高的表現就是需要做官，藉此實踐經國濟民的願望。因此子夏（507B.C.—420B.C.）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第十九）能擔任優異的政府官員，平日都要認真於學問的探討；能成為優異的學者，後來都要認真於政治的治理。

這兩者有著共生性，即使無法發展自己對政治的理想，還是可藉由著書立說與經商致富，不過只是讓自己在物質生活層面過得更舒適一點而已，並不真正能完成生命意義。這使得有大凡有才智的人，如果遇到政治還清明的時空，都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成就，而不是經商。敝人長年跟山東人來往，素聞山東省就是這種典型的狀態，其父母對孩子的教育高度重視，使得每位山東人從童年開始無不在教育層面承受著高壓狀態，考上名校就能光耀門楣，沒考上名校則會辱沒祖先，並且山東人對自己在政府部門工作會感到特別榮耀，開車能在窗上掛著公家單位停車證纔能顯得氣派，甚至其普遍覺得即使在私人企業可能會賺相當豐厚的錢，都比不上人在政府部門工作來得實在。其實，這就是傳統中國社會纔會有的現象（尤其反映著魯學思維的特點，詳細可見敝人《聖人的丹爐：中華思想史與本土心理學》一書的討論），不是這個文化脈絡裡的人會很難理解。

如果說儒家會被視作成宗教，那是種著重現實人生的宗教，著重在現實社會和現實政治，形成的一種重視文化如何落實於政治的宗教，這樣的宗教具有入世精神，將政治理想與生命意義結合，不像西洋文化基於「政教分離」的原則，宗教絕對不能參與政治，因此，外國人在跟華人的互動過程裡，如果聽到有父母鼓勵孩子認真學習，將來要「做大官」會不太理解，他們比較能理解認真學習將來要「賺大錢」，因為資本主義能高度發展，就是來自於個人主義思維。針對這種現象，孫中山在民國十二年（1923）12月21日對嶺南大學有篇演講詞，題目是〈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其間內容中表示：「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這當然是語重心長的勸告，但其實反過來能作為文本證據指出：傳統文化確實有種將政治理想與生命意義結合的想法，纔會年輕人立志總會不知不覺想要「做大官」，當然很多人可能在過程中忘記初衷本來應該「做大事」。

當前臺灣社會在某個層面正慢慢跟中華文化呈現脫節的現象，如果有臺灣孩子童年發願想要從政，家長會開始罵他不知進取，但如果孩子童年發願想要經商，家長都會讚許年輕人想要賺大錢很正常，這就是個人主義思維將生命意義限縮到自己身上的結果（當然我們同樣可解釋這是種齊學風格），不過，大陸社會與臺灣社會有個共同現象，那就是大學畢業生常有很多人熱衷於考公務員，父母會覺得孩子能考上這種穩定的工作，未來人生比較有保障，不論職位高低，汽車能掛上政府單位的辨識牌就是衣錦榮歸，這其實還是延續著「做大官」的思維，如果沒有將生命意義的角度放進來思考，不想要「做大事」，很容易就流於「公務員心態」，不知不覺變成官僚機構文化中的幫兇。

但，如果不是知識分子（傳統則是士人階層，當然，現在的知識分子不見得有士人意識），華人多數時候對於現實政治常只喜歡看熱鬧，實際層面卻對於外在事務採取默不關注的態度。這來自某種根深蒂固的農民意識。西周時期原本有井田制度，到春秋時期逐漸開始被廢除，原因在於隨著工商業逐漸萌芽，有些農民開始游離於田地，有些農民則則開始擴張田地，本來的地主希望能增加稅收，於是只收田租，不再嚴格控管田地經界，農民開始有機會不斷擴大自己的田地，這就開始有土地兼併的現象，導致土地擁有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狀態；加上各諸侯國經由編戶齊民的過程，戶籍不斷擴張，更多農民變成「農戰」中的一員，無事時耕作，有事時戰鬥，因殺敵而獲得犒賞的田地，更促使無數新興地主的出現，這些原因使得封建制度徹底崩解。

當時的人口基數並不如今日，人只要認真耕耘，自己擁有的田地就會越來越擴大，這種靠天吃飯的背後，形成農民通常只在意跟自己有關的家族與上天的關係，對於更高的社會性的連結不大在意，因此公共意識相當淡薄。沿襲到現在來觀察，平日我們常見華人總覺得自己是道德上的好人，譬如會認真於祖先祭祀，或者重視於孩子教育，卻對公共秩序的維護顯得漫不經心或事不關己，譬如不遵守交通規則，公共場合大聲喧嘩，隨地吐痰或亂丟煙蒂這些陋習都層出不窮，大家只圖著自己生活的便利，覺得這些行徑無傷大雅，甚至自覺如此纔是率性過日子，當多數人懷著這種集體顯意識的心理狀態，就會形成公民素養的不彰。這就是當前華人社會頗值得省思的問題，我們很多人儘管在日常生活上早已離開農業社會，但是心態與作法還依然生活在「小農心理」產生的思維限制中。 

（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三章〈中華文化的五觀：中道不二的生命態度〉，第三節「民胞物與的政治觀」。）

_{♦ 本文內容刊載於 2026/6/18，不代表本站立場。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