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政通先生常在談話中說：「我首先是個世界人，接著纔是個中國人。」這樣的觀點如果放在承平時期固然很不錯，但在當前美國政府正在擴大中西文化對抗的緊張狀態中，這段話應該顛倒過來思考。我們做為華人，面對深層的種族歧視議題，如果對自己的出身背景毫無所知，究竟要如何立足於世界中坦然而無愧？雖然韋先生的觀點即使不顛倒，只要人能對中華文化熟稔於心中同樣可成立，但重點在華人面對生活周遭的現象不應該持續保持宛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態，一輩子渾渾噩噩活著，這就需要仔細釐清並把握住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

並且，任何人始終需要思考生而為人，到底什麼是有意義和有價值的事情？如果人跟動物一樣，只需要滿足最基本的生理本能，就如同《孟子‧離婁下》中所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類與動物的差異在於人會通過教育，甚至有時候是自我教育，來學習不只生存技能，還有更高端的精神內容，使得人的生命被立體打開，不再只是平面觀看這個世界。

不同的物種感知到的世界不一樣，譬如狗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黑白，人不應自覺「世界就是自己所看到的樣子」，就連光對人類而言都還有可見光與不可見光，更不用說每個不同的人，對於顏色的感知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差異，這說明個人生物機制能感知到的世界有限，我們誰都不應該妄自尊大，更不應該拿粗糙的經驗來論斷黑白。

生而為人，就是要完成作為人置身在宇宙間的特殊使命，去探索與開展你能認知到的世界，這需要通過體證和論證來不斷擴充自己的生命，使得我們成為一個更有品質的人，於是當我們開始向內觀看的時候，加深自性的厚度，向外看到的世界就會變得更加豐富。當你瞭解自己此生的使命，你就不會再浪費生命在無意義的事情上，這時你做事情可能就會開始有內在秩序，會去思考自己該怎麼做，讓參與的事情其意義最大化。

譬如有機會去外地演講，你同時還可藉此機會考察當地的文化資源，從中去觀看華人置身不同環境中的思維型態，去探討在地文化的演進脈絡，通過與異域做對比，從中更清晰的瞭解中華文化的輪廓。這對於探討華人的共相與殊相會有更深刻的體會，繼而更深刻的去思考華人當前所面臨的困境，並構思能做出的對應調整。

正如明朝董其昌（1555—1636）曾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畫禪室隨筆》卷二）考察可區隔成文獻考察和實地考察，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帶著這種考察的態度，時而帶著一本書，一有時間就立刻閱讀和思考，或者當有機會去外地，不要只是走馬觀花，而是能帶著研究的心態，將自己覺得有價值的東西拍下來，甚至製作成簡報，在圖片附上自己的觀察與詮釋，這樣點滴積累起來，就可讓自己的生命變得豐富而深刻。

活著絕不要虛度光陰，吃喝玩樂不見得就是在虛度光陰，浸潤其間依然還是可發展出深刻的意義，譬如當下讓你感到很特別的美食，同樣可把它拍下來製作成簡報並書寫感想，這時候美食就不僅僅是吃到你的肚子裡，它還變成你的生命記憶與研究反思，這些簡報未來可當做演講或報告的資源，就會是自己很獨家的內容。人通過認真寫字（或打字）可整理和整合自己的身心，讓觀點因此變得有厚度，這是種書寫治療（或自療）。

我們不應該把寫字或打字當作只是學者從事的專業工作，這種只有學者需要讀書寫字的想法，會導致社會大眾一出學校就不再讀書寫字，唐朝詩人杜甫（712—770）在他的詩作〈偶題〉中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是指文章與心靈具有緊密關係，大凡有志於修養生命的人都應該重視此事，不能拿功利主義的態度來看待，任何事情的有用與無用往往具有辯證關係，人不能只執著於乍看有用的事情，譬如追求名利聲色，這反而會讓人變得麻木不仁，只對刺激感官的事物有反應，生命就被限縮在狹窄的視野範圍內。

殊不知無用的事情自有其大用，《莊子‧內篇‧逍遙遊》說：「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意思是說：現在你擁有這棵樹，卻憂慮其沒有用，何不將其種植於無須存在的鄉里，安置於空曠無垠的郊野，不需要有任何刻意的舉止，就只是悠閒徘徊在樹蔭下睡覺，每天自得其樂，既然這棵樹沒有辦法來拿來製作任何用具，就不會有人來砍，更不會妨礙到任何人，這又何需覺得困擾或苦惱呢？

敝人覺得莊子這個觀點並不是極端的想法，反而更有一層積極的意義，莊子不求現實中的實踐，只想在生活中保持反思，反而成就出莊子的人生，就像是韋政通先生一輩子的工作就是在認真讀書，晚年只在書齋中而不在社會中問世事，每讀一書都會仔細做筆記（我個人手上就有他當年特別叮嚀要留給我參考的數十頁讀書筆記），即便他後來手指出現麻痺現象，都還在堅持做這件事，甚至在去世前兩個小時，他都還在研究「美國的反智傳統」這一課題，可見其生活跟學問完全相融無間，他這些筆記不見得是用來寫書，而純粹就是自己面對生命的態度。

探討華人的文化心理，首先就要來到先秦時期來討論，因為這是型塑華人文化集體潛意識的核心源頭，其原型（archetype）經由祖先的記憶與經驗，通過語言的傳播不斷來到後人身上循環但不重複的發生，構成其做出判斷前的思考依據，甚至構成某種高度相像的人生劇本。先秦時期有兩個重要的段落，首先是西周時期；再來是春秋戰國。這兩個時間都各自有其對於後世的重要意義。

春秋時期而降，周朝的封建體制崩解，加上經濟產業的改變，促使社會階層發生激烈的變動，最明顯的變化，莫過於原本只有貴族纔能接受的教育，因很多貴族逐漸淪落於民間，尤其是其中的「士」，他們正因人數極大量，除自己本來的文武涵養外沒有生存的技能，只能藉由教學來改善生活，這就讓平民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使得「王官學」逐漸發展成「百家言」，孔子就是在「士的轉型」這一過程中至關緊要的樞紐人物。但在孔子前的五百餘年，最重要的觀念領航人莫過於周公，周公完成對外東征後，通過制禮作樂來呈現其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教化，《禮記‧明堂位》記載：「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扶持成王，當時的目的本在於面對武庚（生卒年不詳）叛亂，冀圖挽救周王室傾覆的處境，實際的效益卻藉由闡發出人文精神，來替換掉商王室的神道思想，釐訂出中華文化的發展主軸。

儘管該主軸內蘊的心體思想，後來通過孔子對於「仁」的詮釋而首度獲得當時與後世的認知，但周公制禮作樂並不純粹只是外在的儀軌或演奏，其配合著天地運行的規律而設置，正如《禮記‧樂記》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意思是說：樂歌表現天地間的和諧；禮節表現天地間的秩序。因有和諧，萬物獲得化育生長；因有秩序，萬物展開類別差異。樂歌依照天道的運作而創作，禮節按照地理的樣貌而創制。制禮超過該有的秩序會造成混亂，作樂超過該有的和諧會產生暴動。明白天地間運行的道理，然後纔能真正完成制禮作樂。由此可知，制禮作樂並不只是個外在制度的設計，其目的更在於引導內在生命的共鳴，制禮作樂體現出來的人文精神，就是中華文化最早期的原型思維，使得華人的文化集體潛意識中，總會更相信人本身的智慧，從教化的角度來面對與解決各種社會問題。

錢穆先生表示，在孔子出生前的中國，重要的文化典籍只有《書經》、《詩經》與《易經》這三種（錢穆，2011：61—67），但敝人覺得應該還要加上《禮經》這部經典，這是目前可見最早的「四書」，《樂經》是否存在目前尚在存疑中，但《禮記‧樂記》保留相當大量值得閱讀的文獻。這些古書的版本流傳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歷經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劫難，這些經典變得殘缺不全，漢文帝（劉恆，203B.C.－157B.C.）時請宿儒口授成書，因此採取隸書來寫就，這稱作今文經；稍後漢武帝時，魯共王（劉餘，或作魯恭王，160B.C.－128B.C.）興築曲阜宮室，想要擴增面積，於是拆除孔子的舊宅，在壁間發現孔子後人夾藏的竹簡，由於使用戰國時期山東六國的古文字，其字體頭粗尾細，像是蝌蚪文字，使用硬筆漆書，因此被稱作古文經。

《書經》就是《尚書》，《尚書》保留的文獻，除〈堯典〉與〈舜典〉外，主要是夏朝、商朝與周朝這段時期君王與大臣間重要的對話，或者政府對外公告的紀錄，會稱作「尚書」，西漢孔安國（生卒年不詳）在《尚書正義‧尚書序》卷一引鄭玄（127－200）的看法表示：「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他們覺得這個「尚」字就是「上」字，係指「上天」，後面的「書」字則是指詔令，意即公文這類政治文件。

《尚書》是中國目前最早可見的散文，裡面反應出對上帝與祖先的敬畏，還有對百姓公共意志的敬畏，甚至這三者被合成一整體，敝人特別看重有關周朝時期的文獻，可從中看見人文精神的曙光，譬如《尚書‧泰誓上》說：「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意思是說：上天憐愛人民，只要是人民想要的事情，上天必然會聽從。《尚書‧泰誓中》則是記載周武王征討商紂王時對外發布於天下的誓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意思是說：武王覺得上天看見的事情，來自於我們老百姓看見的事情；上天聽見的事情，來自於我們老百姓聽見的事情，老百姓責怪抱怨我一人，現在我必定會順應上天與百姓的意見，前住征討紂王。這種民本思想，反映出周朝在建立前，已經標舉出嶄新的人道思想。

《詩經》則收錄自西周早期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年左右的詩歌，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但包括從貴族到平民各個階層人士，目前可見三百零五首，其內容主要談什麼呢？孔子在《論語‧為政》第二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覺得總結來說，其思想純正，沒有不可訴說的事情。按照音樂性質的不同，《詩經》區隔成「風，雅，頌」三類，「風」就是十五國的國風，收錄這些不同地域的民歌，共計一百六十篇；「雅」就是正樂，意即是宮廷宴會或朝會時演奏的樂歌；其中〈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合計一百零五篇，除《小雅》中有民歌外，其他大多數是貴族的作品。

《大雅》的作者同樣是貴族，但對現實政治有不滿，除宴會與祭祀的樂歌，更有著反映人民願望的諷刺詩。《詩經》中即使有表現祭祀上帝、鬼神與祖先的詩歌，都是懷著嚴肅與敬畏的心情流露其間，反映出神人合一的宗教情緒，但沒有神話般的玄想與誇大，這是因為《詩經》是北方的詩歌，而北方人比較務實且坦率，正如其生活在大面積的華北平原與黃土高原，你能從文字語意中清澈看見其歌詠的心聲，顯見《詩經》中描述的情感，無論是美好的愛情，還是百姓的疾苦，都很簡約直白；如果是《楚辭》，你就會看到裡面洋溢著千折百轉的玄想，這是因當時長江流域尚未開發，叢林與河川密佈，烟波浩渺間，人很容易開啟無盡的想像空間，《楚辭》會用各種虛辭來表達感歎的語氣，呈現出情感的細膩性和曲折性。

中華文學在韻文層面，從最開始《詩經》這種四字一句的詩，到五字與七字一句的詩，再發展出長長短短的樂府詩，不只將其格律化變成唐朝絕句或律詩，後來再逐漸擴張成詞，再接著發展出散曲（包括小令、帶過曲和套數三種），隨著字數不斷增加，其實反映出人的思緒越來越複雜且深化，需要的文學型態就不斷擴張。從思想的角度來說，南方首先出現相對比較複雜的思想（這就是楚學，包括老子的思想在內），然後因春秋末年，當南北不斷進行交流和來往，就形成南方對北方的影響。

《詩經》裡有談到人跟人的情感，包括男女間的情感，但總是希望回歸到中正平和的狀態，不會流於放縱，不像是《楚辭》談感情都是極其激越狂浪，《詩經》非常關注於倫理教化，總是希望把事情秩序化，這就能解釋孔子為何會高度重視詩，誠如《禮記‧經解》記：「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每個國家都各自有其風俗教化，然而《詩經》對人的教化宗旨，就是溫柔敦厚的精神。《論語‧季氏》第十六記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我們通讀後來的《左傳》，就會發現各國諸侯與大臣的外交應對往來，都會藉由唱頌《詩經》中的文字來表白自己含蓄不露的想法，例如希望兩國結盟或希望獲得援助，由於這是大家共同的生活語言與觀念資產，很容易就能聽明白。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早期的《詩經》三百篇雖然多數是出自平民的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其實是通過政府的特意收集，然後在各國間用來作為外交對話時使用的內容，這種作品就不能說是純粹的平民文學。 

《易經》區隔成《經》與《傳》兩個內容，其中《經》由卦象、卦名、卦辭與爻辭組成，都是西周時期的作品；《傳》則是後來稱的《十翼》，意即這是對《經》的十種注解，屬於孔子本人或孔子弟子所著。陳鼓應教授認為《易經》出自於「道家」，但對先秦思想進行分門別類是晚至西漢《史記．太史公自序》有司馬談（？－110B.C.）寫〈論六家要旨〉纔出現的事情，這使得無論堅持《易經》是屬於道家還是儒家，都是很奇怪的說法，畢竟這是屬於西周流傳下來的文化資產。 

但，如果從《易經》思想的內容與性質來說，其的確比較接近於儒家思想的脈絡，因老子思想覺得宇宙有混沌性，沒有任何終極可言，《易經》則是要把握住客觀的規律，其把整個人世間的變化發展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種變化在世間循環。就此而言，老子不大可能是《易經》的思想泉源。《易經》有兩個層面，一個是象數易，一個是義理易。象數易就是通過卜卦的答案來瞭解吉凶禍福，義理易是透過道理的解釋來指導吉凶禍福。 

《易經》中的卦象原本只是簡單空靈的符號，可是後來卻經過思想家的參與，被演繹成富含義理的詮釋。從伏羲（生卒年不詳）畫八卦，到周文王（1152B.C.－1056B.C.）演繹六十四卦，其實就是華人面對渺茫的未知，尤其面對天與人的永恆關係，展開屬於他們那個時空能做出的系統化思考，這更是知識化的過程：通過知識建構來理解人間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藉此把握宇宙與人生的奧秘，瞭解個人應對其中的道理。 

這個過程裡或許有占卜，可是《易經》將其導向哲理跟智慧的思索，《易經》從來不會簡單粗暴的告訴你任何固著的看法，包括「吉就是吉」或「凶就是凶」，而是會告訴你吉會變凶，凶會變吉，得意時要警覺，失意時要等待，吉凶禍福是相互依存的關係，這體現出中華文化的特徵，相信這世間的事情具有無窮盡的生剋循環，各種情境都會相反而相成，對立創生出統合，這是《易經》的核心思維。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四章〈文化心理的原型：多元並立的先秦思想〉，第一節「孔子前的文化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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