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華人都在使用北京時間，可是民國時期的中國，其實被劃分為五大時區（自東向西分別為：長白時區、中原時區、隴蜀時區、回藏時區、崑崙時區），意即時間的區隔，都是給人類提供辨識而做出的區別，並沒有絕對的區別。這反映出名家思想在探討的議題，不能只被視作是理則問題，它背後其實涉及到科學，甚至是佛學的議題。針對時空的相對性問題，公孫龍（約320B.C.—約250B.C.）的觀點更精微細緻，《莊子‧內篇‧天下》記載公孫龍子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意思是說，把一條線從中間切分成兩半，然後把這兩半再繼續從中間切分，這樣就能一直無限切分下去。

這說明有限中有無限，量變最後會引發質變，物質還原到本質，就接著開始從原子、質子、中子、夸克和膠子持續無限分解下去。時間與空間都莫不如此，科學領域直到二十世紀後半葉，量子物理學纔開始出現「多重宇宙觀」（multiverse）的假設，可跟公孫龍的這個觀點相互對話。我們所在的空間不單純只是肉眼可見的空間本身，該空間可不斷切割下去，當時間發生變化，就會有不同的空間，不同的空間裡更有不同的時間感，於是空間與時間交疊出的宇宙無窮無盡，這意謂著人不會只有一個「我」，無窮盡的時空裡有著無窮盡的「我」。

相同和相異都不是絕對的概念，意思是說，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相同，只是我們尋覓「共相」獲致的結果，卻沒有意識到每一個事物本身都有它的「自相」或者「殊相」，就像雙胞胎即便非常相像，還是有細微的差別。這種觀點比傳統墨家的觀點又更前進一層，墨家是基於宗教的角度提倡「兼愛」，惠施是基於哲學的角度認為因差異並不絕對，就不要對事物有喜歡或厭惡的心思，而要「氾愛」。

惠施站在這種沒有絕對的角度來看政治議題，他早就明白周王室建立起來的那套運作七百多年的制度，無論曾經有著怎樣的輝煌，此刻實際的狀態就是早已破敗不堪，周天子只是個名義上的共主，不再擁有實質的權威。既然名義從來都不絕對，既然此一「實在」已經破毀，又何須再維持這種無效益的名義？如果有國家膽敢獨自稱王，必然會遭到其它國家的聯合攻擊，惠施就建議由齊國和魏國這兩強彼此稱王，與其它國家形成能量的平衡，這樣既不會引發戰爭，共構新的實在，又可進而擺脫周朝既有禮制的約束。經過他這種帶有形名思辨意義的決策，從此天下各國就都跟著稱王了。這反映出哲學思考同樣會影響政局。

《莊子‧內篇‧天下》中記載：「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從惠施開始，名家中不知其名的辯士跟著提出二十一個命題，其中「卵有毛」是在說，如果雞蛋沒有毛，為何能生出有毛的雞？「馬有卵」是在說，馬雖然不是卵生，可是該馬卻有卵生這一個階段。「丁子有尾」中的「丁子」是指蛤蟆，這是在說長大的蛤蟆雖然沒尾巴，卻曾經是有尾巴的蝌蚪。「烏長於蛇」是在說烏龜其實是有比蛇更長的可能性，如果拿一條剛出生的蛇跟已成年的烏龜比較，那烏龜的確比蛇長。

這些命題乍看都很無厘頭，卻都在說明兩個內容被置放在相同的抽象概念中（譬如不同時間的蛇），會因具體條件的差異而不同（譬如蛇的長短），再跟不同的抽象概念比較（譬如已成年的烏龜），就會導致人本來對抽象概念的認知發生具體的變化（蛇不比龜來得長）。從共相來看，萬物都相同，但從殊相來看，萬物都不同，這些命題裡包含著某種生命自身會不斷演化的進化論觀點。這些辯士根據時空異同的相對性，提出很特別的知識論，在「火不熱」與「目不見」這兩個命題中更可看出，意即如果人沒有知覺，有火都不會覺得熱，有眼睛都看不見，這表示並沒有客觀存在的物質，人的知覺纔是影響認知的主體，從這個角度就會聯繫到心學常在討論的觀念：意識由知覺產生，沒有意識就沒有世界。

《莊子》的其它篇中，同樣有與進化論相關的內容，如《莊子‧雜篇‧寓言》說：「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意思是說：萬物都是種子，各從不同形態開展生生不息的生命歷程，首尾銜接如環相扣，無法分清其次序，這就是「天均」，並且其屬於自然發展出來的分際。《莊子‧外篇‧至樂》這一篇說：「種有幾，得水則為繼，得水土之際則為蛙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郁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灶下，其狀 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 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機」是指生命孕育的機制，萬物都由這個機制化生出不同型態，並且前後兩個型態間有著銜接，演化到人的階段則成為最高型態。這些動植物的名字，今天都不易細考，但重點是這背後在探討萬物會隨著環境不斷在變化，呈現自生自化，並沒有一個超然的主宰在影響這種變化。西洋神學家試圖用因果律來證明上帝的終極性，可是因果律要遵循「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的原則，如果說上帝是「第一因」，那就表示我們必須承認上帝是「無因之果」，可是這樣會破壞掉因果律的原則，無法證明上帝的終極性。但莊子的這種進化論是一種「被動的進化論」，太從「齊物」的角度來思考，忽視掉人類這種擁有自我意識的物種，其實會通過主動改造世界來適應環境。

前面提到「狗非犬」，在《墨子‧經下》中同樣有討論：「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墨子‧小取》中說：「盜，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非殺人也。」這兩段話都在說同樣的道理：從共相的角度來看，可說狗是犬的一種，盜賊是人的一種，意即狗就是犬，盜賊就是人；但從殊相的角度來看，古時候的「狗」字意指毛沒長全的小狗，「犬」則是指已成年的大狗，因此可視作殺狗不是殺犬，這能解釋對某些人而言「殺狗來吃並不是殺犬來吃」，同樣的道理，偷東西的人纔是盜賊，同樣可說殺盜賊來正刑罰不是在殺人。

如果嚴格從概念來說，這些概念的細緻區隔的確有其自成系統的道理，如此纔能解釋各種契約或法規需要解釋得極其精確，纔能避免引發任何爭論。別墨與名家的這種觀點後來影響到儒家，《孟子‧梁惠王下》中記載，齊宣王（田辟疆，350B.C.—301B.C.）拿周武王討伐商紂王的事蹟詢問孟子這是否是謀害君王的行徑？孟子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認為商紂王是敗壞仁義這些崇高價值的「獨夫」（行事專斷的獨裁者），違反社會共識，殺死他只是在殺一個「獨夫」，從概念而言已不具備君王的資格，這就不是謀害君王。從這些有關相同與相異的討論中，可說明別墨或名家的觀點由理則層面到政治層面的體現，如果運用在心理諮詢的過程中，諮詢師可讓當事人意識到沒有什麼事情具有絕對性，人要學會換角度來看問題，就不會被概念所困惑。

敝人還是要強調，我們稱「墨家」和「名家」，只是拿漢朝時期的概念來指稱這些先秦諸子，這只是種便宜行事的作法，並不表示我們不知道他們並未如此全稱自己。這些思想的衰落，其原因各有不同。墨家的核心主張太過於嚴苛且清苦，真正能落實者有限，尤其儒者對墨者的強烈攻擊，使得兩者呈現消長的敵對競爭關係。墨家會誕生，本就源自墨子對儒家思想的不滿，而孟子對墨子有強烈的批評，《孟子‧滕文公下》中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認為墨子把別人的父親和自己的父親同等對待，這是禽獸纔有的無差別行徑。

荀子（荀況，340B.C.—245B.C.）同樣在《荀子‧解蔽》中表示：「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意即其太過於重視實用，卻不知道文飾對於社會的重要性。在戰國晚期到秦漢初年，雖然法家思想（包括與其合流的黃老思想）興盛，儒家卻在社會中成為一股支持天下一統再開盛世的能量，當儒家興盛起來，墨家就逐漸衰落。但，其實墨家思想有相當部分的內容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孟子雖然很激烈的攻擊墨子思想，可是他受墨子思想的影響最大，譬如他提出的「性善」這種本質論看法，就受到墨子「兼愛」的影響，無差別的愛是指沒有親疏遠近的分別，能產生這種博大的愛，其實更深一層來思索，正可謂來自人人本具的善性。這就像荀子同樣攻擊那些辯士，可是他受那些辯者的影響同樣最大；宋朝儒者攻擊佛教，可是沒有佛教思想就沒有宋朝儒學。孟子的性善論就是要讓人民都因闡發內在本性而蒙受樂利，這其實是受到墨家的影響，可是孟子本人卻沒有意識到此層。

墨家的團體專門保護弱國，主張和平，在戰國末期，各國經歷長期纏鬥交相毀滅，諸侯到人民無不希望能盡快決出勝負，很難有人完全接受和平的主張，更不要說當弱國本身都被滅了，幫忙弱國守城的墨者很難置身事外，這種犧牲太過慘烈。在各國都面臨生死存亡的環境中，世人對別墨和名家的這種細緻的觀念分析，沒時間更沒意願去深度探討，這些辯士所探討的問題，比較像西洋哲學的思維型態，的確可稱作「中國哲學」而無愧，但此後華人就不大採取這種思維型態了，嚴格來說，中國哲學史的確只能寫到先秦就結束，如果有人繼續將先秦而降的中華思想史寫成中華哲學史，這就跟寫中華心理學史一樣只能從後設的角度來架構其內容，而不是本來就有的脈絡，此因後來的中華文化沒有西洋文化那種概念化、對象化與客體化形成的心理學，但是，中華文化中還是有很多可經心理學解釋的素材，值得我們去思考，轉化成當前心理學角度能解釋的內容。

意即我們需要建立一套當前學術能理解的系統性觀點，然後從傳統思想中尋覓可跟這套觀點對話的內容，從中思考架構中華本土心理學該有的方向，敝人對此有個整體看法：華人的本土心理學從來都不是單獨只談個人的心理，而是從「心體性，宇宙性，社會性」這三個角度，兼容並蓄來探索，意即由心靈實體出發，往上探求宇宙的實在，往下探求社會的實在，從而安頓個人的精神，華人意識中的「良知」，其實不外蘊含著這三種內容在內。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四章〈文化心理的原型：多元並立的先秦思想〉，第三節「形名的突破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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