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的競爭愈發激烈，為擴張各自的國家能量，諸侯都在積極尋找人才，希望得到富國強兵的方法，因此重視才幹更重於出身，只要有學問有技能就給予重用，順應這個大環境的鉅變，各種樣貌的思想學派就開始發展出來，思想家（或者說策士）都積極向君主提出自己的見解，希望能得到君主的採用，這使得戰國時期的言論極為自由，更是中華學術思想多元發展的黃金時期，史稱「百家爭鳴」，《漢書‧藝文志》卷十就指出「凡諸子百八十九家」的情況：「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說，以此弛說，取捨諸候。」各國選拔的對象稱作「士」，但這一概念已發生質變，「士」在春秋時期是一種文武合一的人，更是屬於貴族最末端的階層，他們受過相當水準的文化教養，但主要還是負責戰爭。

士人再下一個的階層是「國人」，這是住在城內並被編納戶籍的人，再來就是「野人」，這些人都住在城外的「隙地」（國與國間的交界地帶），不見得屬於某國人。可是到戰國時期，隨著「編戶齊民」，隙地已經消失，全部人民（包括國人與野人在內）都納進編制中，使得人口大幅增加，戰爭規模越來越大，士的內涵開始發生變化，這些士人反而不見得需要參與戰爭，戰鬥已是變成全部人民在耕作外的義務工作，士則轉型成為有新思想新觀念的讀書人，不見得會從事於戰鬥。

春秋末年開始已有許多禮賢下士使得這些士人布衣卿相的例子，如春秋末年的魏文侯任用子夏等人來進行政治改革；魯繆公（姬顯，415B.C.—383B.C.）任用子思來提倡文教；商鞅遊說秦孝公（嬴渠梁，381B.C.—338B.C.）而受到重用展開變法。齊威王（田因齊，378B.C.—320B.C.）、齊宣王、齊湣王（田地，323B.C.—284B.C.）到齊王建（田建，280B.C.—221B.C.）大約一百四十年間，長期聘請各類自成一家的學者在稷下學宮講學，讓齊學變得更兼容並蓄各種思想，戰國時期很多士人僅憑舌燦蓮花的辯才展開遊說，提出新的觀念或主張，就能進入政治領域，甚或一躍成為領導國家的重臣，這跟戰國時期學術思想的活躍，各國人才都能自由來往，有著絕對重要的關係。

戰國時期聚集弟子講學成為風尚，而且從師與遊說成為戰國士人進入政治領域的兩種門徑（或者說次第）。從師是長期跟隨某個名師學習，而遊說是跟國君說明自己的主張，兩者常有先後關係，先從師，學成再到諸侯各國間展開遊說，從中爭取國君的賞識，譬如孟子遊說列國時跟隨者有數百人，車輛數十乘，孟子的弟子彭更（生卒年不詳）在《孟子‧滕文公下》說：「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這場面跟孔子相較實已不可同日而語，可見孟子頗有厚實的經濟能量。即使是一個相對規模較薄弱的學派，如農家許行（390B.C.—315B.C.）縱然自苦生活，同樣有徒眾十人相隨，《孟子‧滕文公上》說：「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戰國時期抄寫書籍的工具獲得改良：首先是毛筆的材質逐漸精益求精，再者，除在竹簡上寫字外，開始有人在本來用作製作衣服的絹帛上寫字。書寫工具的多樣化，使得書籍著作大幅增加，當年孔子本人自稱「述而不作」，意即沒有特別去寫什麼著作，只有改編五經，他的弟子整理其言論同樣極其簡鍊，到戰國時期，這些思想大家動輒就是長篇大論，《孟子》這本書有三萬八千餘字，《荀子》則有九萬八百餘字，每本著作都能記載這麼豐富的內容，顯然就是因承載文字的工具已經獲得大幅進展，這就像是相對於紙質書，我們現在能因電腦硬盤的容量不斷擴張，而保存越來越豐富的圖文檔案。

西漢司馬談在他所著的《論六家要旨》中首度將學說分為六家，分別是農家、縱橫家、雜家、名家、陰陽家和小說家。東漢班固（32—92）則根據西漢劉歆（50B.C.—23）的《七略》增刪改撰而成《漢書‧藝文志》，進而將諸子學說分為「九流十家」，「九流」意即儒、道、墨、法、農、名、雜、陰陽與縱橫這九種主流思想，九流外加上不入流的小說家，合稱「十家」，此因小說家只是記錄民間的街談巷語，並沒有嚴密的思想脈絡，不能算是嚴格意義的思想流派。直到漢朝中期後，這種分類纔變得更為清晰。這是由於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的政策，《漢書‧武帝紀贊》說：「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得所有的思想開始被檢視並做出歸類，於是今天認知的思想流派名相纔被派生出來。

戰國晚期已經呈現各家思想互相交流、碰撞與融合的現象，有時候影響你最深的其實是你的敵人，不見得是你的同道，因你長期跟對手相較量，很容易就會受到其思想的影響，譬如民國三十八年（1949）的前後那一段時間，國民黨雖然在思想上反對共產黨，但在組織型態卻是在高度學習共產黨，但只學習人家的組織，而不能在思想層面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就很難維繫其在大陸的政權。戰國晚期每個思想家都在互相綜合其對手的思想，像《中庸》的組織編排就與《老子》具有高度對比性，《中庸》裡面不同於《老子》對於「天地不仁」的詮釋，其大量在討論「至誠則靈」的思想，意即人如果正心誠意，心靈就能直通天道，這是對於天道兩種不同的思路，角度雖有異，卻不見得完全衝突。如果按照今天西洋哲學觀念來說，《中庸》的觀點似乎有點神秘主義（occultism）的傾向，可是對儒家思想來說，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型態，其實是冥契主義（mysticism），意即其自有理性可詮釋的觀念脈絡。

戰國時期沒有智慧財產權的觀念，思想家只在意其思想能不能對天下產生影響，而不會在意這是誰的著作，因此思想常常是集體創作的結果，先秦諸子百家尤其是這樣的狀況，任何一部著作都往往是集合整個學派的智慧結晶。敝人就是用這種角度來觀察《大學》與《中庸》這兩本書。這兩本書都出自《禮記》，通常我們所講的《禮記》都是指《小戴禮記》，作者為西漢的戴聖（生卒年不詳，世稱小戴）。但《禮記》其實有兩本，還有一本是《大戴禮記》，作者為西漢的戴德（生卒年不詳，世稱大戴）。大戴是小戴的叔叔，他們叔姪兩人都各自記錄出不同版本的《禮記》，內容是戰國晚期到西漢中期儒者對於孔子與弟子的言行暨各種日常生活該注意的禮節。

《禮記》這本書融合各家思想，包括道家、法家甚至陰陽家都在內，《禮記》常見曾子（505B.C.—436B.C.）的相關言行，一般都公認最早經由曾子學派中人整理出來，但是《禮記》裡有一篇〈月令〉，這是在講曆法的文章，內容卻完全是陰陽家的作品。古人會拿星星作為指標來記年，常根據木星的運行軌跡來說明氣候的變化。先秦儒家裡，孟子跟荀子的思想有著劇烈的對立，而《禮記》這本書卻在化解這種對立。《禮記》中的觀點極其豐富，如果涉及到心性議題，觀點就比較契合於孟子的思想；但如果是涉及到禮樂議題，觀點卻會融合荀子的思想。顯見這部著作具有西漢時期融合各家的特徵，更有意在調和孟荀的對立性。

《大學》原本係《禮記》中的一篇，直到南宋時期朱熹（1130—1200）將其獨立成為一本書，使得《大學》的地位獲得很大提昇。這篇文章同樣是曾子的後學整理出來的思想，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觀念被稱作是「八條目」，把個人的修身到治國平天下的關係完整闡釋出來。修身是內聖與外王的轉關，「身」不只有自己的身體，更包括心靈在內，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都是內聖的工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都是外王的效益。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說：「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見《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孫中山，2011a：247—248；2011b：62）

但孫中山其實不知道《大學》這部書真正精微開展的意義，其實在於將「內聖四條目」與「外王四條目」完整結合，而該內聖四條目中的「格物」與「致知」，甚至首度談到人的意識主體如何產生認知，從而對應宇宙的存在開展出世界的存在，當「格物」與「致知」完成後，接著纔能開始談「誠意」與「正心」，心體實屬內聖工夫落實後的感應機制，放在第四個次第具有合理性，這是具有中華本體論脈絡發展出來的認識論，而其「止，定，靜，安，慮，得」則是具體的觀念工夫論，很適合於靜坐與冥想，詳細內容可見敝人《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陳復，2021：106—112）。

文化集體潛意識常會藉由文字來當傳遞訊息的符碼，讓人不自覺就會做出該符碼期望個人做出的行徑。因此，人會有心理問題，很多時候是其使用的文字系統帶來的心理暗示，把不精確的詞彙灌輸到人的意識中，與真實的狀態產生不對應的脫節現象，從而對人帶來苦惱。譬如說華人已婚女姓只要聽到「賢妻良母」與「相夫教子」這組詞彙，就會覺得如果要做個受人稱讚的已婚女性，就應該要往這個脈絡來發展人生，然後她就會檢視自己有沒有善盡賢妻良母與相夫教子的工作，如果沒有做到位，就會產生心理負擔。

再譬如說人與人只要意識到「結婚」這兩個字，就會在心中產生分量，兩性如果交往，時間一久，就會不斷在心裡去探問自己跟對方究竟是否會藉由結婚來確認彼此的關係，尤其是生育年齡的女性常有這種心理負擔，這都是文化心理。但我們如果意識到，人使用比較精確的詞彙，讓其放在意識中，使得人思考事情沒有雜訊，可幫忙自己活出比較乾淨俐落的精神狀態，這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過程。譬如說，只有「夫」是個「德夫」，「妻」纔能對應做個「賢妻」，順此脈絡發展，纔有「良母教子」的可能。讓表意的文字變得更精確，這需要擴張知識的視野，知識的獲得就是「格物致知」，當你能完成你就能更精確辨識出觀念的正誤，否則面對生活常會有種無從下手的感覺。

_{（本文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五章〈不同的內外整合：性善與性惡的大爭論〉，第四節「戰國晚期的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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