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韓非子》的脈絡，通常的看法是說：在韓非子出現前的法家學派中，有三種有關國家治理的學說，意即商鞅（約390B.C.—338B.C.）為代表的重法派、申不害（400B.C.—337B.C.）為代表的重術派與以慎到為代表的重勢派。首先何謂「術」呢？《韓非子‧定法篇》中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言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也。此人君之所執也。」意思是說，「術」是人君駕馭群臣的技術，更精確說會是權術，其作法是因應人的才能來授予合適官職，依循人的言論來督責實情，這是君主用來操縱生殺的權柄，藉此考核群臣的工作是否符合自身的意思。這種重術的思想是申不害首先提出的主張，《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卷六十三中記載：「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幹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他使用這種的思想幫忙韓昭侯（韓武，？—333B.C.）治國，使得韓國富強，他國不敢侵犯。

再者，何謂「勢」？這主要是指「權重位尊」的來源。在先秦法家中慎到是「勢」這一思想的主張者，《韓非子‧難勢》中記載其說：「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龍乘雲飛行，蛇乘霧遊動，如果雲和霧都散開，那麼龍和蛇就跟蚯蚓沒有什麼不同了，因為失去承載它們飛行的依託。賢人屈服於不賢的人，這是因權柄輕與地位低；不賢的人能壓制賢人，則是因權柄重與地位高。堯如果只是一個平民百姓，他連三個人都沒辦法管理，但是夏桀成為天子卻能讓天下大亂，因此權位纔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個人的賢能與明智與否則不值得去傾慕。

從慎子的角度來說，只有掌握權位纔能做到「令行禁止」。不過，慎子思想不能只從利益角度來解讀，他只是覺得這些都是事情發展的客觀條件，首先需要瞭解宇宙的客觀規律性，繼而相應的建構出社會的客觀規律性，最終就是設計具有客觀性的法律，意即慎子主張的「勢」，不是單純只有講「勢位」（權位）而已，誠然君王有君王的權位，大臣有大臣的權位，其共同在扶持的國家則有國家面臨的情境，這種權位或情境的認知，都出自於對某種客觀條件的掌握。荀子說的「法」是指根本義理，更是指向「禮」這一概念的溯源發展，因此《荀子‧法行》說：「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禮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荀子覺得聖人與眾人的差異在於聖人知道「禮」背後的「法」，意即「法」是「理」背後依循的義理，其正來自慎子的主張，慎子談的「法」則是種標準的概念，意即重視客觀性，不要受任何人為因素的影響，從該脈絡來講「法」，就會發展出客觀的法律（陳復，2001：73—84）。

但韓非子對於「法」的解釋不採取慎子而採取商子的主張，其「法」是指君主通過官府公佈於眾的法令，藉此讓人民知道賞罰的依據，具有某種專制特徵，《韓非子．定法》記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 皆帝王之具也。」意思是說，人臣依據法令謹慎給予該獎賞者，並懲罰對法令曲意解釋的人，這種賞善罰惡就是人臣該師法的工作，君主如果沒有權術就會被蒙蔽；人臣沒有法令就會被惑亂，這都是要當帝王的人需要擁有的工具。

韓非子置身在戰國晚期，卻在這裡使用「帝王」兩字，可見當時人已經在滋生某種更高於各國君主的意識，韓非子是荀子的學生，然而荀子本來希望由聖王的人治來開展盛世，客觀的法律則是完成該盛世的技術，但譚嗣同覺得對荀子帶來的負面影響，其實應該由韓非子來概括承受，畢竟荀子本身並沒有主張君主專制統治，因韓非子係針對商子、申子與慎子三人思想的總結和發揮，完成其君主集權的理論，意即韓非子的這一理論對後來君主中央集權提供巨大的思想支撐。

荀子提出「性惡」，把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欲望當作人的本來情性，人只要順應本性去做，就會導致「惡」的出現（對社會而言），韓非子的思想深受其老師荀子的影響，他接受這種「性惡」的主張，覺得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情性），更把人與人的全部關係都看成是利益關係，包括把君臣間或臣子間的關係都被視作利益計算的買賣關係，這些觀點太過於犀利，其實對於他自身慘遭其同門李斯迫害致死不無關係（因韓非子活著會損害李斯的具體利益），這種「利益關係主義」產生的思考對中國政治思想影響很大，成為華人本土政治中蔚為主流的政治心理學，但本來荀子還有企圖架構出「道義關係主義」的願景（崇禮），來對「利益關係主義」做出束縛的架構，但到韓非子這裡「禮」已完全沒有存在的意義，他覺得「禮繁者實心衰」（見《韓非子‧解老》），韓非子拒絕其師觀點做出的思想抉擇，不只讓自己不得善終，更對華人社會的正向發展帶來極其嚴重的影響。

韓非子的主張是種極其狹隘的功利主義觀點。既然每個人都是自利，那麼社會的秩序要獲得維持，國家只有順應人性這種自利的特質來發展，《韓非子‧八經》中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主張。所謂「因人情」，就是要順人性的好惡來賞罰。韓非說：「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獎賞要豐厚，使得人民覺得很有利；榮譽要美麗，使得人民覺得很榮耀；誅殺要殘酷，使得人民覺得很害怕；侮辱要嚴厲，使得人民很羞恥，全部行為都按照法令來執行，完全禁止任何私相授受的空間。

這種觀點或許可暫時獲得實施，但這種順應人性其實是違反人情，很難有人能長期接受這種生活全面控制而不產生反感，更違背中華文化發展基於中道這一脈絡，《老子》第七十四章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秦國啟用商鞅實施變法後，迅速成為戰國中晚期最富強的國家，最後攻滅六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王朝，繼續採用法家治國，卻在短短十五年內滅亡，可見嚴刑峻法並不能換來長治久安，畢竟人不是只有生理本能和利益趨向，還有著人與人彼此間溫情和尊嚴的產生的倫理需求，這就是「道義關係主義」，當後者的需求被長期壓抑，人會感到雖生猶死，最終就會起而抗暴，這是秦末群雄並起的原因。

回首當前，美國政府總是基於鎮壓恐怖主義這一理由而派飛機去他國轟炸各類設施，結果大量炸死許多無辜的老百姓，那些父母被炸死的孩子，他們日後的成長過程中，無法得到好的教養，戰爭帶給他的創傷更無法獲得撫平，很容易就會被恐怖組織教唆並培養成新的恐怖分子。美國動輒用軍事來解決問題，卻不願意理解這些國家人民背後的文化心理，結果反而製造出更多的問題，這種決策型態正來自不知秦朝滅亡的背景，使得其扶植的政權往往很快就崩解。

韓非子的觀點在政治心理學獲得很寬廣的應用，其實生活中無一不是政治，這就難免基於評估權位的客觀條件，領導階層操作其個人的權謀與專政無所不在，尤其常見於公司的商業經營中，導致對手或下屬常因被鬥爭而產生各種心理問題，敝人覺得諮詢師如果不懂韓非子的觀點，很難提出具體可行的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EAPs），而只能處理些技術問題。

《韓非子》這部書中有好些耐人尋味的寓言，可在心理諮詢過程中跟當事人談，譬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有「鄭人買履」的寓言：「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意思是說：有個鄭國人想要買鞋子，他先在家中測量自己腳的尺碼，卻不覺把尺碼放在座位上，終於來到集市，卻發現忘記帶尺碼，已經拿著鞋子不試穿，卻說：『我忘記帶已經測量過的尺碼了。』就返回家去取放在座位上的尺碼。等到他回來時，集市已經散會，最後鄭國人始終沒有買到鞋子。有人問說：「爲什麼你不用自己的腳去直接測量呢？」這名鄭國人說：「我寧可相信尺碼，都不相信自己的腳。」這則寓言一聽就會覺得鄭國人的作風很荒謬，但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始終相信只要藉由儀器或藥物就能解決身心的問題，卻從不相信自己內在的聲音，更從不三省吾身，其實跟買鞋的鄭國人到底有什麼差異呢？ 

_{（本文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五章〈不同的內外整合：性善與性惡的大爭論〉，第三節「韓非子的思想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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