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16

從文化史的角度來反思漢武帝復興儒學，重點並不是探索這件事情的細節，而是要從中瞭解漢武帝「獨尊儒術」背後的心理背景。前面引《漢書‧武帝紀贊》說：「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可見漢武帝其實並沒有說「獨尊儒術」這四個字，他的重點在「表章六經」，而「六經」的確是儒家思想最重視的思想泉源，但其實只有「五經」而不是「六經」，此因建元五年（136B.C.）漢武帝針對《易經》和《儀禮》增設博士，與漢文帝與漢景帝時已經設立的《書經》、《詩經》與《春秋》的博士，合稱「五經博士」。

如果我們說漢武帝的思想跟儒家思想確有相合，這就要說該時期的儒家思想究竟有什麼內容呢？其實該時期的儒家思想已經在綜合先秦諸子思想，不再只是本來先秦儒家思想了，因此其包容性自然比黃老思想更廣。譬如董仲舒特別提倡「天人感應」的思想，這就受到陰陽五行學說的影響，其主旨在指出如果皇帝行為端正，盡職盡責，那麼天都會有祥瑞的徵兆；反過來說，如果天有不祥的徵兆，這表示皇帝有某些行徑要去反省。這種思想按住漢武帝的要害，他既討厭這樣的思想，又深深被這種思想影響，形成自己心理上巨大的壓迫感。

因漢武帝迷信鬼神，而董仲舒這種帶有鬼神意識的思想恰好能套住漢武帝的心理，就像是給孫悟空戴上緊箍咒一樣。漢武帝後來沒重用董仲舒，恰恰來自他本人深受董仲舒思想的影響，他想掙脫其框架而不能，則冷落其人實屬正常，但董仲舒的思想對於兩漢儒學著重於讖緯帶來重大影響，「讖」就是應驗的預言；「緯」就是經典的解釋，兩者搭配就使得儒家經典變成對後世的預言。儒家思想有個重要的特徵是重視情感，其有情宇宙觀使得「天，人，物，我」都會從感應道交的角度來認識，這與漢武帝的性格有高度的對應。再加上儒家思想的確帶有強烈的理想色彩，尤其對人世間有著積極的參與態度，總想要改變現實與現狀，這對漢武帝如此具有不羈性格的人來說，完全對著其胃口。他喜歡變革，討厭一成不變的因循，他總帶著浪漫色彩面對著現實，這使得儒家思想提供給其性格有個思想支撐。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設置五經博士，博士官全部是由儒家學者來擔任（的確同樣只有儒家思想能跟這些博士講授的內容高度對應）。然後他更採納丞相公孫弘的建議，設置「博士弟子員」，意即這是博士所教授的學生，五經博士制度剛建立的時候，其博士弟子員只有五十人，到東漢末年擴張到三萬人，相去不到三百年的時間，博士弟子員增加六百倍。這種驚人的發展，可讓我們發現這該制度已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博士弟子員最快一年就可畢業，如果能通過考核，考試列甲等的人當皇帝的侍衛郎官，乙等以下的人到各郡縣政府擔任行政官員，讓儒學於是成為士人做官唯一的路徑。

先秦時期同樣各國政府都有興辦教育，但該種教育是貴族子弟專有，平民學者雖開創出一種自由教育，但那是私人所設，而五經博士的弟子則是由郡縣政府選送十八歲以上的優秀青年，不限資格都可進來學習。這件事情的意義非常重大：「官」跟「吏」本來是兩種不同的角色，吏在今天其實就是事務官，負責日常行政庶務的運作。這樣的行政工作人員在西周時期，無論是在周朝本身還是各諸侯國，全都是由貴族子弟擔任（包括下層貴族的士），可是到漢武帝開始，從平民中薦送大量的優秀青年進入中央學習，經過培訓再回到各郡縣去做吏，如果做得優秀，還可再回到中央來，這讓社會階層產生高度的流動，更使得中國開始變成儒學主導的政治。

大陸社會已從文化大革命時期「破四舊」的環境中跨出來，經由反思，人民普遍意識到我們不能再持續接受西洋文化的異化而毫無自覺，這些年來政府開始提倡復興傳統文化，其獲得的成果正在大幅洗滌文革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本來不是普通農民會在意的議題，卻是人「富而好禮」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從中我們可看出大陸社會的體制正在經歷質變，意即其再度進入到傳統中國的格局裡來發展。這其實跟漢朝本來由平民建立，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最後有漢武帝時期的發展歷程，背後有著異曲同工的意義，到漢武帝時期，平民學者參與政治，例如公孫弘，他是西漢建立後第一位丞相封侯的人，意謂著漢朝開始由軍人政府轉變成士人政府。

董仲舒就是替兩漢儒學發展奠基的引路人，他對解釋《春秋》的其中一大核心經典《公羊傳》有特別細緻的研究，通常研究《公羊傳》的人，都是對政治制度改革有濃厚興趣的人。董仲舒一生對中國歷史最大的影響，就是他獻給漢武帝的三篇策論，被稱作〈賢良對策〉或〈天人三策〉，這是他的思想總綱，裡面建議漢武帝著重德性，積極開展文化教育，希望能以儒家思想作為治理天下的核心思想，改變自秦始皇以來用法家來治理天下的局面。

董仲舒的這些觀點大部內容都被漢武帝接受並實踐，可是卻沒有任用他到中央做官，而被派任江都相，做易王（劉非，168B.C.—128B.C.）的國相。董仲舒在江都相任內喜歡研究《春秋》裡談到的災異，意即人與天可交感互應，人如果德性敗壞，天會降下自然災害來懲罰人。他還寫《春秋繁露》，這部書幾乎是把先秦諸子思想全部融合起來，變成一種新時期的儒家，既顯示董仲舒旨在經由思想領域完成自己心中的「大一統」，更反映出西漢儒學的整體面貌。

《春秋繁露‧天地陰陽》說：「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董仲舒覺得天地間存在著「陰」與「陽」這兩種氣，瀰漫在人的四周，就像水瀰漫在魚的四周一樣，不同的狀態只是水看得見，而氣看不見而已。董仲舒覺得這種天地間的氣本來合而為一，分出陰陽兩氣，接著交替衍生出「春，夏，秋，冬」四時，最後就變成「金，木，水，火，土」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指出：「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為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治。」「行」就是指五種運作型態，五種型態各有不同就稱作「五行」，這是五種屬性，其中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這是「比相生」；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這是「間相勝」。按照董仲舒的說法，陰陽五行學說來自於宇宙秩序，但同時是社會秩序的思想根據，按著該秩序發展，就會讓社會獲得大治，不遵循則會帶來混亂，甚至影響王朝興衰，這就是「五德終始說」。

「五德終始說」最早出自先秦時期的鄒衍（約305B.C.—約240B.C.），《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這樣的記載：「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意即秦朝取替周朝是水克火，周是火德，秦朝就屬水德，由於水克火，因此服色與旗幟都尚黑。但漢高祖時期張蒼覺得秦國祚太短且暴虐無道，不屬於正統，應該由漢朝接替周朝的火德，漢朝的正朔應該還是水德。但後來漢武帝覺得前一個秦朝係正朔，再改漢朝的正朔為土德。冀圖避免王室長期世襲造成的專制弄權甚至腐敗無能的弊端，由董仲舒融合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與自創的「三統循環論」發展出來的觀點持續在兩漢流行開來，這是種表面不明說但實質在倡導的「王位禪讓觀」，錢穆先生則稱作「王位禪讓論」（錢穆，2011：102—103），意即只要皇帝的德性無法勝任大位，最終就要「改正朔，易服色」，由新統治者來承擔天命。

漢武帝後，西漢時期的皇帝持續受到這種學說的心理威脅，譬如漢昭帝（劉弗陵，94B.C.－74B.C.）時期有儒生睦弘（生卒年不詳）因勸皇帝讓位被殺；漢宣帝（劉詢，91B.C.－48B.C.）時期有大臣蓋寬饒（105B.C.—60B.C.）就因主張「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自刎而死，然而禪讓觀持續在流行，成為後來王莽篡漢的理論依據，但王莽因推行新政不利，於地皇四年（23）死於更始軍等反莽能量攻陷長安的戰爭中，其政權只維持十六年就滅亡了。後來劉秀（5B.C.—57）於建武元年（25）稱帝，建立東漢政權，開創「光武中興」，王莽建立新朝時改漢朝為火德，光武帝所接受，可見對於漢朝作為正朔的屬性（德性）長期並未有任何論斷。

對董仲舒而言，五德會輪替，但三綱不變，《春秋繁露‧基義》說：「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相陰陽。陽兼于陰，陰兼于陽，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在人倫層面，「君，父，夫」都不能單獨存在，而要有「臣，子，妻」的配合，就像陰氣會配合陽氣一樣，但又會兼容彼此，君主與臣子相互兼容，父親與孩子相互兼容，丈夫與妻子相互兼容，董仲舒還接著表示：「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這就是王道中的「三綱」，意即大家耳熟能詳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就是網的大繩，所有的細繩都連在大繩上，君為臣綱就是君主是臣子的主軸；父為子綱就是父親是兒子的主軸；夫為妻綱就是丈夫是妻子的主軸。

三綱外，還有「五常」，「常」有不變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講的五種不變的德性：「仁，義，禮，智，信」。敝人覺得董仲舒這種思想，要從黃老思想如何發展成西漢儒學的時空背景來理解，當我們現在當前時空背景中，如果遇到有人依然深信這種思想而受其苦，譬如老闆要求員工做的事情違背自己的做人原則；或父親期待孩子做的職業跟自己志趣並不相合；或丈夫希望太太在家照顧孩子讓自己深受壓抑，其實諮詢師可跟當事人談董仲舒的觀點有其特殊形成原因，跟先秦儒家思想並不一樣，當事人不見得真要將「三綱」當作綱領奉行不悖。

 _{（本文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七章〈從兩漢到魏晉：儒道兩家思想的交替發展〉，第二節「董仲舒開啟儒學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