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有著從「無為而無以為」到「無為而無不為」的發展脈絡。前者為莊老思想奉行的宗旨，後者是黃老思想奉行的宗旨。「無為而無以為」是專門從「道」的層面要人懷著無為的心順應著自然，沒有刻意要做什麼或不做什麼，譬如面對生老病死我們要保有平常的心態，承認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更要安於當下去做有意義的事情。老子教人觀察每個事情始終都有最自然的狀態，把握住該狀態就會獲得圓滿的結果，至於結果是什麼，則未到終點前始終不可知，這就發展出楚學的混沌觀。

而「無為而無不為」比較複雜，其有著「道」的層面，意即順應宇宙客觀規律來發展成社會客觀規律，按著該規律來行事則無事不圓滿，這就發展出齊學的真理觀；但其更有「術」的層面，譬如暗中觀察事情的發展，絕不輕易出手，但當事情發展到某個關鍵點時立刻抓住機會行事，就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或者這個人表面看起來沒做任何事，私底下其實已經讓事情在無聲無息的狀態裡就獲得妥善完成，這樣就不因顯露行徑而帶來不需要的麻煩。

黃老思想作為老子思想的一種歧出的發展，應該跟戰國時期各國交相爭鬥有關，老子思想流傳到齊國，正值政權由姜齊變成田齊，田齊政權遙尊黃帝來鞏固其政權合法性，經稷下學者思考如何與現實政治相結合就形成黃老思想。漢初的統治者在施政時處處拿秦朝的滅亡作為自己歷史教訓，因此拒絕純法家如商申韓這些諸子思想，採用黃老思想作為治國的最高理念。黃老思想提倡「無為而治」，但該「無為」並不是毫無作為的意思，而是政府不要去過度干預百姓，減輕賦稅和徭役，使百姓能休養生息，逐漸從戰爭創痛中恢復過來。西漢政府通過這種治國政策，從漢高祖、漢惠帝發展到漢文帝、漢景帝時期，使得社會安定、百姓安和樂利，國庫逐漸充裕，因此這段時期被稱作「文景之治」。

再回來看黃老思想，不能把這種學說簡單等同於黃帝與老子的學說，即使使用「道家」這一後世概念來指稱黃老思想，都不能不知道這種思想具有融合諸子百家思想的特徵，深具有稷下齊學的兼容並蓄風格。漢朝開國丞相蕭何在實施治國政策時就深刻體現出黃老思想：例如將軍隊官兵復員成平民，更讓流民回到自己的故鄉，賜予或恢復原有的土地和爵位；減免諸侯子弟相當年限內的賦稅和徭役；百姓中因飢餓自賣為奴隸者，則恢復成平民。秦朝的田租稅最高可達十取五，漢朝剛建立時延續這一制度，高祖後來大幅降低為「十五稅一」（十五取一），希望藉此能恢復農業經濟，《漢書‧食貨志》卷四記載:「漢興，按秦之敝，諸侯記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以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呂后（呂雉，？—180B.C.）專權時期，丞相曹參（？—190B.C.）還是沿用蕭何的治國政策，雖然他政績不如蕭何，但社會依然保持著穩定發展。

其實曹參早在擔任齊國丞相時，就已採用黃老學說作為治國理念了，據《史記‧曹相國世家》卷五十四記載：「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意思是說：曹參擔任齊國七十城的丞相，由於天下剛恢復安寧，曹參召集年長的讀書人請教讓百姓恢復安和樂利的辦法，由於齊國過去尚在的儒者百數計，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曹參覺得很難採納任何一種意見，聽說膠西有位精通黃老思想的蓋公，就派人厚幣邀請他過來請教治國的辦法，蓋公告知治國的道理莫過於崇尚清靜而人民自己會懂得如何活出想活出的生活，曹參冀圖便利於常向蓋公請教，甚至搬出自己的辦公大廳來讓蓋公居住，他當齊國丞相的九年裡，使用黃老的治國理念，齊國社會安和樂利，世人都稱讚他是個賢相。由此可知，黃老思想源自於齊學，更是曹參後來擔任漢朝丞相治理整個王朝的經驗來源。

到漢文帝時期，文帝政府進而減輕賦稅與徭役，放鬆法律與各類禁令。《漢書•刑法志》卷二十三中記載漢文帝即位後：「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意即文帝時期刑罰大幅減輕，甚至全年只有四百個罪犯，形成有刑法卻無須實施的情況。到漢景帝二年（157B.C.），景帝再減輕賦稅，《漢書‧食貨志》卷四記載：「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三十取一實屬極輕的稅制，景帝並開放禁地給百姓耕種，頒布賑濟無生活保障群體的法令，並開展一系列減輕刑罰的措施，其中有些政策的實施已經非常接近《周禮》中的相關內容。文帝的妻子竇漪（？—135B.C.）後世稱作竇太后，她極度推崇黃老思想，一直到漢武帝時期，竇太后都置身於漢朝的權柄中樞位置，控制朝政長達四十餘年。《漢書•外戚傳上》卷六十七記載：「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意思是說：竇太后喜好黃老思想，這讓景帝與竇氏家族的成員都不得不讀《老子》，使用黃老思想的治術。由此可知黃老學說在漢初統治階層的確屬於主流思潮。

用黃老思想治國，在漢初確實獲得卓越的成效，《史記•平準書》卷三十記載：「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意即是說：到漢武帝剛即位數年的時候，漢朝已經建立七十餘年了（其實如果仔細計算，漢高祖六年，漢惠帝六年，漢文帝二十二年，漢景帝十六年，合計從漢朝創立到漢武帝即位只有五十年餘），此時國家沒有大事，除非遇到天災，否則百姓人人都生活富足，天下的糧倉與國庫都極其充裕，甚至穿錢的繩子都腐爛掉，有些糧食都外溢出來腐敗不能食用。黃老思想給漢初帶來的成果顯而易見，但這種寬鬆的政策同時帶來問題，譬如無法根除塞外匈奴的威脅和境內諸國的膨脹，到武帝時期，隨著竇太后的去世，年輕氣盛的漢武帝終於放手實施改革，他將經董仲舒（179B.C.—104B.C.）改造的儒學公布為政治指導思想，藉此加強中央集權，黃老思想纔完成其歷史使命。後來漢武帝能遠征匈奴，進而開拓西域，正得益於其祖上積蓄的雄厚國家能量。

漢朝初年，君主和丞相是共同治理國家，到漢武帝即位前，絕大多數的丞相都是由功臣或列侯出任，這使得漢朝初年並不屬於君權獨大，而是君相共治的狀態，而且天子往往會召集大臣共同來商討軍國大事，不讓丞相一個人來做決策，這種共同商量的機制稱為「廷議」，但廷議的結果往往是按照誰意見的賢能來作為依據，而不是多數決，意見的賢能與否則是由天子來做準則，這跟現在議會民主有很大不同，但我們不需要輕易就說這種決策型態是「獨裁」，現在全球各大企業或公司的董事長制其實正就是如此，其背後雖然有董事會，但董事長纔是最重要的決策者，只要能賺錢，董事都支持董事長，而股東如同百姓，其利益與幸福始終是董事長（或皇帝）需要念茲在茲的課題，這其實就是種民本思想。

到漢武帝即位後，他重用身邊的臣子形成「內朝」，架空丞相為首的外朝政治機關，君權的確趨向於乾綱獨斷的決策。但高度集中的權柄有助於漢武帝積極開展對外軍事實踐，在他統治期間，漢朝扭轉自建國來征討匈奴總歸於失敗的局面，收復大量失土，並開拓河西走廊，使得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獲得創闢的空間。漢武帝常喜歡用轟轟烈烈的政治實踐來使得中央和地方形成有效的聯繫和動員，通過這種工作型態來加強中央集權並緩解內部矛盾，但這不是究竟的辦法，轟轟烈烈的政治實踐總會平息，未解決的問題最終還會暴露出來，這就包括他晚年時無法解決王位繼承問題（巫蠱之禍），致使自漢昭帝（94B.C.－74B.C.）後，政治權柄的掌控機制逐漸轉移到外戚手中，發展出不只君權外落，更產生相權不振的現象，最終導致外戚王莽（45B.C.—23）篡位並讓西漢王朝滅亡。

_{（本文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七章〈從兩漢到魏晉：儒道兩家思想的交替發展〉，第一節「西漢早期的黃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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