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3 

 商朝的王位屬於「兄終弟及」，理論上一家兄弟都有做王的資格；周朝的王是「父死子繼」，尤其是嫡長子繼承的制度，家族裡只有一人成為王統，該王統成為整個中央系統，其餘諸人都會被封成貴族，貴族能成為貴族，則來自於王者的封予，這漸漸就變成「王統觀念超過家屬觀念」（錢穆，2011：97），並構成華人社會長期有著「大一統」的思維，這一概念最早的文獻可見於《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唐朝顏師古（581－645）對此解釋説：「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其「一統」的本義是指整個社會歸依於某個具有抽象性的本體，稱作「一」，前面已經指出《孟子‧梁惠王上》對於「一」的解釋，但對於統治者而言，其心中的「大一統」更意謂著整個天下共構成中央集權的政治系統，《中庸》第二十八章就紀錄從君主角度展開對「大一統」思考：「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戰國時期的交相兼併，其癥結就在周王室衰落後，各諸侯國都有志於從自己的角度來完成新的「大一統」，直至秦始皇統一六國為止，他設立郡縣，全國實施統一的制度，包括統一文字，統一貨幣，統一車軌，更統一度量衡，這就是他在完成的「大一統」。

漢景帝在位時爆發的七國之亂（154B.C.），其實就是漢景帝想完成自己心中的「大一統」，而面臨諸王的抵制。漢武帝後，皇帝的宗親或子弟會封王或封侯，可是這些王跟候根本不能參與實際政治，他們只享有俸祿，使得王跟候變成只是爵位，帶有社會地位的象徵，其王室或侯室只是個家庭，不能擁有自己的武裝，更沒有實際的職權與影響（錢穆，2011：97），任何職權與影響都是通過郡縣來落實，尤其由博士弟子員到各個郡縣去負責管理，這是中國政治管理的徹底變化，漢武帝完成秦始皇未竟的大業，這同樣是漢武帝本人在完成的「大一統」。

秦漢時期開始的郡縣制度一直影響到今天，譬如現在大陸社會的「市」實際上就是秦漢時期的「郡」或明清時期的「州」。郡縣制度沒有能與西洋諸國對應的概念，其既不是城邦國家（如古希臘），更不是征服型帝國（如羅馬帝國或大英帝國），更不是聯邦國家（如後來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或現在的美利堅合眾國），其是根植於中國自身的歷史，由中央和郡縣融合成一體的中央集權政體，在秦統一後就變成世界性意義的大國。中國在兩千年前就完成這樣這種大規模的整合，這種大一統的狀態帶給華人的心理深遠的影響，對於型塑華人的文化心理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兩千年來，中國政治一直採取這種科層體制（bureaucracy）在運作，政府常要通過大量的文書往來讓人意識到政府的存在。文書就是各種政令的宣告，公務員就在政府機構裡參與文書的收發、撰寫、謄錄與寄出，在這過程裡就形成每個人與這套政令宣導系統間的關係。這是華人社會獨創且特有的關係，即使當前臺灣社會只侷限於一隅，其政府體制還是這種結構，生活在其間的個人，很難沒有生命意義的問題，如果有人擔任政府公務員，覺得政府的政令宣導跟自己真實的生命沒有什麼連結，但自己又不得不做這個工作（不辦事就會被懲戒），還是要把這個工作做到位，這時候心態能否調適得當，就成為當事人不得不關注的議題。而且，長期工作中，有些當事人可能會發現：面對體制中交辦的政策，有時候跟實務環境出現落差，導致人不禁感覺到自己消極不做事，可能會比積極做壞事來得更不會造孽，這時候該怎麼辦呢？如果沒辦法做精確的調適，這時候諮詢師可請當事人反過來想，自己從這種政令的傳佈過程裡，是否使得自己的知識與視野都大開，開始變得比較精確與細緻的思考，纔會有此反思？

在面對這些政令的宣導時，當事人可探問自己真實的心理跟這些政令間有著如何的關係，如何不會壞事且不做壞事，其間就有文化心理的議題需要梳理。譬如當事人可自問，民眾常覺得公務員比較官僚，沒有真正去幫他解決問題，常常會有種受挫感，那自己到底有沒有犯這個毛病呢？舉例來說，政府要徵收某塊某一片社區蓋大樓，結果一拖就是五年，政府部門什麼行動都沒有，導致某位民眾不知道究竟應該去翻修老家的房子，還是繼續等待接受政府的徵收，於是就形成心中的焦慮，這時候公務員如果承辦到這件投訴案，或者遇到民眾直接跟你洽公詢問此事，就應該自問自己到底有沒有幫民眾辦理實事，或如何纔能讓事情獲得實質解決，而不是只順應著公文系統照章辦事，免得出錯惹上麻煩。這些都是在大一統格局中每個人很常面臨的生命課題，尤其生活在臺灣社會的人，刻正面臨著既反感於大一統卻時常活在大一統的矛盾心結中，譬如雖然大學號稱自主，實則連自身學費金額這類細節都要由教育部控管。

中華大一統傾向同樣體現在思想領域，使得思想家總會綜合前賢來發展自己的思想，先秦思想發展到漢朝時，雖說百家爭鳴，最後剩下的議題就是如何調和儒家與道家的差異。這在當時有三條路線：第一條路線是儒家為主來調和各家思想，譬如成書在漢武帝前的《易傳》與《禮記》就反映這種特徵；第二條路線是道家為主來調和各家思想，譬如漢武帝時期淮南王劉安（179B.C.—122B.C.）召集賓客所寫的《淮南子》；第三條路線敝人想特別做個闡釋，其面對各家思想展開調和與統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首推被視作雜家的《呂氏春秋》，其由秦朝丞相呂不韋（290B.C.—235B.C.）主編，呂不韋雖貴為秦國丞相，而且據說他纔是秦始皇嬴政的生父，可是他並不滿足於此，而是希望能建設一個空前的大帝國，構築出自己的指導思想，於是豢養大批的「食客」（先秦時期寄食在貴族或官員家中，替其宗主謀劃與落實的人），想要共同撰寫一本實業計畫，或可說是建國藍圖。

呂不韋認為天下的學者何其眾多，每一個人的言論都非常犀利與巧妙，如果只是為追求辯論的勝利而不是為探求事實，那麼這在目前這個大一統的狀態中不應該被允許。由此可知，呂不韋是一個全方位的野心家，他不僅想要自己兒子當大一統的皇帝，他自己更想要當思想領域的皇帝。《呂氏春秋》的誕生確實意味著諸子百家的結束，這並不是說諸子百家終結於呂不韋，而是說諸子百家到戰國晚期，因交相對話與融合來到尾聲，而《呂氏春秋》的誕生正反映出這樣一個新潮流。這本書裡探討到的層面極廣，包括教育、禮制、修養、軍事與刑政，涉及到儒、道、法各家的思想，甚至還有探討如何種植的農家思想都在內，這是一部綜合性很高的書。不過，按照前面討論的脈絡，敝人覺得最終在思想領域完成大一統的人是董仲舒。

認識文化心理需要知道相應的背景知識，這些背景知識不見得直接與心理諮詢有關，但背景知識如果不知道，去討論到一些實務層面時就會有面臨缺失的環節，尤其通過這些背景知識串聯出來的心理現象，就會與心理諮詢有關。心理諮詢本來只適合於都市化的環境裡，都市化的環境最為西化，纔會有西洋人那種因為工商業社會的高度發展，導致的人與人、人與自然暨人與天的割裂產生的心理問題。這是當前最典型的現象。可是，西元二零一零年，三位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在《自然》與《行為科學》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自西元二００三年到西元二００七年間的心理學研究中，百分之九十六的樣本來自美國和其餘西方諸國，其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二，這些來自西方（Western）、高教育水準（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與發達（developed）的樣本，和全世界其它地區的廣大人口相較，其心理傾向非常特殊，他們將其稱作「怪異」的樣本（陳復，2019a：4）。

心理諮詢本應該通過認識文化心理而拓寬其縱深，我們現在要發展的智慧諮詢，其實正就是在擴大心理諮詢的領域，讓不同類型的專業素養都可參與進來這個工作。這時心理諮詢師的諮詢類型背後所依據的觀念泉源就必然要擴大，纔能促使各種類型的諮詢對象都可被包容，而不見得只是精神病患。心理諮詢轉化至智慧諮詢的過程中，首先有種類型的諮詢對象可優先被吸納進來，就是原本可能會常去廟裡求神明保佑的這一群華人，他們要不就是生活在農村無助的婦女或老人，要不就是在都市化過程中深感適應不良的職場工作者，他們希望神明很具體且精確去回應他們的問題，因此會從事於燒香、求籤與許願。這樣的人群，如果讓他們覺得通過跟心理諮詢師的對話，能獲得更精確的引領，尤其通過知識的論證與生活的體證，比去廟裡燒香、求籤或許願更能對應他們的文化心理，如果能做到這個程度，那就是我們發展華人本土心理諮詢的用意。要做到這一點，心理諮詢師其實需要有思想家的素質，更要有比較寬闊的視野和深厚的內涵。

_{（本文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七章〈從兩漢到魏晉：儒道兩家思想的交替發展〉，第三節「大一統的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