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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體撰文質疑，《“一帶一路”專案為何大量遇阻？》（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8461?full=y&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ccode=2G188002）。對此，我們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回應，部分國際輿論之所以對”一帶一路“有質疑與誤解，是未有掌握國際經濟發展規律，國際資本、產業轉移趨勢以及海外投資定律造成的。
一些對「一帶一路」的質疑和誤解，是因為沒有掌握國際經濟發展規律，國際資本、產業轉移趨勢以及海外投資的定律造成的。
這些質疑、曲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對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實力和能力的質疑，由於近年來國際市場風雲變幻，加上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政府的質疑也隨之加劇：中國的經濟前景究竟如何？如果未來國際經濟、金融市場的波動、加劇，會否影響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建設？
二是對中國推動「一帶一路」背後「政治和意識形態主導」的質疑。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受到的另一項主要質疑是其帶有與美國博弈的用意，部分國外輿論認為中國希望利用「一帶一路」令亞太地區力量平衡再洗牌，或是類似美國當年推動「馬歇爾計劃」一樣，以經濟援助達到政治控制，並認為在此倡議下推進的項目可能遭遇政治風險，甚至存在毀約風險。
三是升級版的「中國威脅論」。中國長期與韓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印尼、越南等國家存在領海方面爭端，尤其是南海區域，中國在此方面宣示主權的做法被不少國家解讀為態度強硬，野心勃勃乃至恃強凌弱。「一帶一路」項目中中國企業和資金進入部分地區，也被認為是對當地經濟的威脅，對本土企業的排擠。
在近日，部分國際輿論對「一帶一路」最新的質疑，則是認為「一帶一路」項目已大量受阻，陷入「麻煩」的中資海外基建項目正在激增，並認為這是由於中資企業的管理不善、缺乏透明度造成的。
作為從2014年初就開始進行「一帶一路「研究的學者來說，我們認為，部分國際輿論之所以對」一帶一路「出現上述的質疑與誤解，是未有掌握國際經濟發展規律，國際資本、產業轉移趨勢以及海外投資的定律造成的。
在此，我們略作解釋。
其一，不是所有中資企業到海外投資的項目，都是「一帶一路「項目。
雖然由於各種原因，中國政府暫未對外公布被認定為「一帶一路」項目的清單，但從中國國務院各部委的公開訊息所見，絕非所有到海外投資的項目，都能算是「一帶一路」項目。例如，中資企業到海外投資的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項目等均不屬於「一帶一路」項目。又例如，使用不符合投資目的國技術標準要求的落後生產設備的項目，以及不符合投資目的國環保、能耗、安全標準的境外投資項目，即便所在地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均不屬於中國政府官方認可的「一帶一路」項目。
至於哪些海外投資的項目屬於 「一帶一路」項目，從中國政府部門的相關公開訊息可觀察出，只有符合「一帶一路」所提出的「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項目，例如，包括但不限於有利於「一帶一路」建設和周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的項目，同時又能夠帶動中國優勢產能、優質裝備和技術標準輸出的項目，能夠與境外高新技術和先進制造業企業合作等的項目，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一帶一路」項目。
另外，從中國政府認可的「一帶一路」項目範圍可見，部分輿論認為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是為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傾銷過剩產能、污染項目也是無稽之談。原因非常簡單，中國傾銷過剩產能和污染項目不可能有出路，不可能被接受。在這個地緣經濟的時代，中國當前實質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的，主要是高鐵、基建、核電和航天科技等能夠代表中國最新、最強的優勢，最「優質」的產能，才能有機會在與西方發達國家競爭全球市場份額中，努力擴大中國國際市場份額。假如輸出的是過剩產能和污染項目，就無法在競爭中搶到市場。
其二，當然並非所有 「一帶一路「項目最終都能成功。
一些國際輿論「神化」了「一帶一路」的項目，認為這些項目只要有「一帶一路」加持，就必然可以成功。但這個「神化」並不能改變國際投資的客觀規律：海外投資項目的成功率國際上一般只有30%，另外的70%效果不明顯或者失敗。這一規律由國際會計諮詢機構畢馬威（KPMG）提出，該機構從大量全球併購和整合諮詢工作中，總結出一個著名的「七零定律」：70%的海外併購案較難達到預期目的，而70%的不成功案例源於併購後的整合問題。
所以，海外併購項目的全球的成功率約為30%，而根據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的研究數據，中國企業目前跨國併購的成功率約為40%，略高於全球的成功率。根據公開的數據顯示，在過去5年，中國央企參與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合作項目1700多個，固然有成功的案例，也會有不少失敗的案例，這是正常的現象。
何況，一些項目的成功與否，不能僅以當期盈利作為計算標準。我們以最近廣受關注的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項目為例，該線路不但是跨越馬來半島4個州、覆蓋沿線400多萬居民的超級工程，也是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上的最大在建工程。根據馬來西亞政府公布的公開訊息顯示，該項目15%至30%的工程將由該國企業承包。一旦鐵路全面投入運行，預計可為鐵路沿線的3、4個州每年帶來1.5%的附加經濟增長率。此外，東海岸鐵路項目在開發期間，預計將為馬來西亞創造超過8萬個就業機會。同時中馬兩國將開展「中馬鐵路人才培訓合作計劃」，中國將為馬民眾輸出中國的高鐵技術，該計劃將培養3600名鐵路建設和運營人才參與東海岸鐵路項目。
除了馬來西亞，再以中資企業在非洲的肯尼亞蒙內鐵路項目為例，該鐵路項目是將東非大港口蒙巴沙和肯尼亞首都內羅畢連接起來，將可拉動肯尼亞的GDP達到1.5個百分點，為當地創造了5萬個就業崗位，而且，鐵路建設的絕大多數建築材料都來自當地。
上述案例可說明，對於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中資企業而言，當期盈利是一筆帳，促進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提升民眾的就業率，讓中資企業的國際化經營進一步擴大，甚至創造出新的市場和需求又是一筆帳。因此，縱使從經濟學角度而言，對於中資企業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項目，國際輿論只算「會計學」這筆帳，也是有失偏頗的。
其三， 「一帶一路」項目其中早有不少西方跨國企業參與，而且獲利頗豐。
「一帶一路」並非中國的獨角戲，而是世界各國的合唱曲。針對「一帶一路」的投資項目，中國政府提出「第三方市場合作」，與西方跨國企業優勢互補，進行聯合體投標、聯合生產以及聯合投資等新型合作，在尊重第三方國家（通常是發展中國家）意願的前提下，推動第三方國家的發展，實現三方互利共贏。
西方發達國家在不少「一帶一路」國家有殖民地時代的歷史淵源，對當地了解甚深，人脈豐富且有的豐富運營管理經營。對中資企業來說，和他們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合作」則有利於分攤投資風險，以及減少中資企業與西方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時可能出現的對抗，增加合作空間，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對於「第三方市場」，來自中資企業的性價比較高的產品，中高端製造能力，若能夠結合來自西方跨國企業的高端技術、先進理念，例如吸引中國和歐洲合力投資，對「第三方市場」是其加速轉型升級的更佳選擇。在這樣的願景之下，中國已和法國、英國、西班牙和德國等歐洲國家，及韓國、澳大利亞等亞太國家就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達成重要共識。
對於西方跨國企業而言，它們擁有中國以外市場的經驗是一個競爭優勢。因此，雖然中資企業成為不少港口設施、橋樑等基建項目的主承包商，但是最終還是會把其中的項目分包給其他一些擁有幾十年跨境技術整合經驗的公司，而且通常都是西方跨國企業。
以德國西門子為例，根據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西門子已與中國能建、中國電建和中石油等上百家中國央企，在「一帶一路」的電力、油氣與化工、礦山與工業等投資領域開展了合作，由此得到巨大的商機。2017財年(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西門子在中國的總營收達到72億歐元，比2014財年增長了12%，增速是2011-2014財年的15倍。
又以瑞士的ABB集團為例，ABB集團與中資企業的合作遍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與了厄瓜多爾辛克雷水電站項目、孟加拉巴庫275兆瓦火電項目和安哥拉索約聯合循環電廠等項目。僅在2016年，ABB集團已為400多家中資企業提供諮詢、設計、工程、製造和服務，並協助中資企業解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設計標準和行業規範差異化等問題，助其降低項目成本和工程風險。
至於美國跨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的情況，如美國高速列車減震器生產商ITT Inc.，則與作為全球最大軌道車輛製造商的中國中車簽訂供應協議，參與中國中車在「一帶一路」的相關項目，亞太區收入已佔到美國ITT Inc在2016年全球總收入的12%。
由上可見，眾多西方跨國企業早已「深陷」在「一帶一路」當中，不少中資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項目都有西方跨國企業活躍的身影。但我們在研究中發現，中國的媒體報導中往往並沒有太多有關西方跨國企業在「一帶一路」項目中獲利的訊息，當中有何玄機，就不得而知了。
其四，「一帶一路」倡議實質是國際資本、產業的又一次轉移。
雖然中國不少學者賦予「一帶一路」倡議能治百病的「板藍根」功能，但我們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實質是國際資本、產業又一次轉移的過程。正如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國家將產業轉移到日本、韓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韓將產業轉移到香港、台灣以及中國大陸一樣，隨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中國一如歐美、日韓等國，正在漸漸完成從一個資本、產業凈輸入大國向資本、產業輸出轉型的過程。也就是說國家發展到了一定程度，資金、人才、技術會有輸出的需求。
因此，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則是為適應了這個發展趨勢，也為推動企業更好、更深地「走出去」提供了重大契機，選擇了「一帶一路」這個輸出口。與此同時，中國的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雖然已逐漸形成一個增長極或經濟中心，但由於生產要素的邊際回報（marginal return），隨之出現遞減的現象，導致整體成本上升，產業的生產規模希望進一步擴充，但卻出現了「規模不經濟」的問題。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產業及生產要素向周邊相對落後國家、區域流動，能夠產生擴散、輻射效應，一方面可拉動周邊落後國家、區域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這些周邊國家、區域的經濟增長，又能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逐步形成一個上升的循環累積過程。
最後，關於國際輿論對「一帶一路」的種種誤解，我們也倡議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傳播和推廣中，應當更加努力去淡化中國這個「在岸」或「中心」，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海外傳播採取更為去中心化的策略。同時，通過「一帶一路」經濟合作、投資和商貿交往中帶來的良好機遇，藉助身在海外的傳播力量對中國從不同角度的深層次解讀乃至「現身說法」，才能令海外傳播中的中國形象更具有真實性、可信性和權威性，以此消除沿線國家的疑慮，促進更多沿線國家民眾對「一帶一路」倡議的了解與認同。
當然，正如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那樣，縱使盡了全部努力，或許也無法改變部分懷有敵意的國際輿論對「一帶一路」的刻板印象，對此，不妨坦然面對，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梁海明為系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馮達旋系絲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顧問、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原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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