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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體廣泛報導，日本政府積極向私營部門中的資深高管招手，為他們提供補助，希望將他們培養成國際組織高級官員，以增加在國際組織工作的日本籍高級官員數量。日本此舉可見，儘管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多邊主義表示“意興闌珊”，但美國仍在世界主要的國際組織中深具廣泛影響力，日本要增加國際話語權，須在現存的國際多邊秩序中深耕，努力尋求突破。

這對經濟實力已大而漸強、冀在國際社會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政府而言，應當對日本的做法好好思考和研究，採取措施積極培養國際組織高層人才、吸引更多國際組織落戶中國及創建更多國際金融、經濟機構等。這對於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以及應對國際事務漸趨由經濟主導的“地緣經濟”(geoeconomics)新時代所帶來的挑戰意義深遠。

根據日本傳媒的報導，與過往主要招聘35歲及以下的年輕人不同，日本政府轉而對私人企業的中年及老年資深高管，和曾有幫助發展中國家經驗的人士求才若渴，以圖將他們培養成為聯合國及其它國際組織的高級官員乃至最高官員。此舉的背景在於，作為向聯合國繳納的會費僅次於美國的日本，截至2016年底，有820名日本人在聯合國及有關國際組織任職，但其中僅有77人擔任相關機構的高級職務。日本政府希望通過增加在國際組織擔任高級官員人數，強化日本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

但我們應當看到，更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何為“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美國總統特朗普雖然高舉“美國優先”的大旗，甚至在不少國際組織中公開“退群”，但並沒有改變美國依然是大多數主要國際組織中流砥柱的現狀。當前的美國也沒有衰落的跡象，一個強國要衰落往往首先是經濟出現嚴重衰退，加上軍事過度擴張，社會、政治出現各種問題才會墜落。事實上，美國繼續憑藉其超強的經濟、金融和軍事實力對國際組織有廣泛及深遠的影響力，雖然相繼退出了一些國際組織，但美國並沒有將一些關鍵性國際組織的人事權拱手相讓。

有美國智庫發佈的報告顯示，在全球53個主要的國際組織中，美國是近一半國際組織（24個）的最大金主，主導了這些國際組織的主要話語權、人事權，而並列第二的日本、英國則是9個國際組織的最大金主，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暫時不是任何國際組織的最大金主。要成為國際組織的最大金主，擁有該國際組織的主導權，並不如很多人以為的那樣只是根據GDP總量，或者拿錢砸、Over Pay即可，而是有眾多的綜合因素如經濟、物質、社會、資源和政治等考量因素。

可以說，縱使美國完全放棄多邊主義，也不意味著日本、英國或者中國，就能取代美國的地位主導國際事務。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於在未來不短的時間內，美國繼續主導世界秩序，更符合各國當前的利益。

打個比方，相信不少讀者看過由香港導演杜琪峰導演執導的電影《黑社會》、《黑社會-以和為貴》，電影情節提及，黑社會老大被員警抓進拘留所之後，原本以為黑社會群龍無首，香港社會就能安定下來，但沒想到的是，各路黑社會人馬由於沒有老大管束，反而更加爭權奪利，為了搶地盤展開激烈鬥毆，讓社會的秩序更加混亂。如果將當前國際社會比作“黑社會”，那美國就是這個“黑社會”的龍頭，雖然這個龍頭向來有對人嚴、對己寬的陋習，但如果世界缺少了美國，很大可能如影片中所呈現的那樣，不但大國間會互相爭搶地盤，一些中小國家也會兵戎相見，例如中東國家與以色列、印度與巴基斯坦、朝鮮和韓國之間就會因為沒有美國的制衡，隨時觸動地區戰爭的爆發，世界將會陷入混亂，這給大多數國家帶來的麻煩和威脅只會比現在多。

特別是對中國而言，如果沒有美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會否對中國更有戒心，更擔心遭中國控制，導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無法像現在這樣大致順利呢？值得各位讀者深思。

因此，在這種Can't Beat Them的考量之下，日本選擇了Join Them，且成績堪稱靚麗。從公開的新聞媒體報導中可看到，雖然國際組織還是由美國、西歐國家主導，但日本也並不遜色，現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國際海關組織秘書長分別由日本籍官員天野之彌、禦廚邦雄出任，除了上述二人已晉身為重要國際組織的最高官員外，日本人也曾先後出擔任過國際海事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難民署、國際能源署等重要機構的最高官員職務，為日本政府在國際事務上的長袖善舞，國際規則的制定和修改立下汗馬之功。

作為“大而漸強”的中國而言，應深思日本政府做法，更加主動參與國際組織，然後再尋求完善、修改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這是一個世界強國的“標配”，也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且有助於為“一帶一路”向全球推廣掃清一些障礙，尤其是國際專業行業組織的障礙。

更重要的是，中國繼續參與完善、修改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可應對國際事務漸趨以經濟掛帥，國際間的競爭由過去爭奪資源轉向市場佔有率競爭的“地緣經濟”新時代的挑戰。

在新的國際秩序下，除了眾多新興國家的興起出現了許多新市場，引發各國競相爭奪國際市場佔有率之外，國家間的對抗，已由過去的政治、軍事愈發轉為現在的經濟、貨幣領域的對抗，越來越多的國家傾向於以區域性的經貿協議取代軍事聯盟，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通過金融武器、大宗商品價格和貨幣匯率等的手段來打擊敵對國家，以消耗對方的經濟基礎、政治基礎。越來越多的國家相信要制裁它國，通過經濟制裁、貿易禁運等手段，比軍事打擊能更有力地摧毀其政權。

在這個“地緣經濟”新時代，原有的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和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等國際組織解決全球性問題、國際間衝突已較難解決上述諸多挑戰，當前也並無可以完全取而代之的新的國際秩序，國家秩序慢慢出現了可怕的真空。

國際新秩序對中國“一帶一路”的實施，也將帶來暫難估計的影響。例如，中國企業的“走出去”，必將面臨國際市場佔有率之爭，尤其和西歐、美國和日本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市場的競爭，將進入近身肉搏的階段，協力廠商市場的合作可能只是單純的美好願望。又例如，西方國家可動用金融武器、大宗商品價格等手段，消耗中國的外匯儲備以衝擊人民幣匯率，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願持有人民幣乃至對中國是否有足夠的實力繼續推動“一帶一路”產生懷疑。

中國若要積極面對地緣經濟新時代所帶來的挑戰，及制定國際組織的新遊戲規則，需要借鑒日本政府的經驗，可考慮至少在以下兩方面著力。

其一，須大力培養及儲備有國際組織工作經驗的中高級人才。與有超過800名日本人在聯合國及有關國際組織任職，其中有77人擔任相關機構的高級職務相比，資料顯示中國僅有不到100名在相關機構任職，其中擔任高級職務的更不到20名，屬於任職人數偏低的國家，更與中國當前的綜合國力地位嚴重不符。應該說，中國精英進入國際組織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在地緣經濟新時代之下，中國政府除了繼續由政府內部派出和推薦優秀人才到國際組織任職之外，也應考慮從經濟學界、金融界、大型民企的中高層高管，乃至港澳和海外華人華僑中招攬優秀人才，將他們培養成為國際組織的高級官員。如果有更多中國高級的專業人才充實到國際組織，不但可擴充中國籍高管的比例，更可發揮其專業知識，有利於晉升為國際組織關鍵的職務，以此提升中國政府在國際組織的設置議程、議事決策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其二，積極吸引更多國際組織落戶中國。國際組織總部對所在的國家、城市影響深遠，不僅可助推東道國和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還可為提升該城市的國際化程度、城市的轉型升級。除了北京、上海兩大門戶之外，中國也應積極吸引國際組織前往粵港澳大灣區落戶。

發展大灣區經濟已是世界經濟強國的“標配”，世界知名的三大灣區經濟：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與東京灣區，不僅凸顯了美國和日本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國力，同時也吸引了眾多主要的國際組織入駐，發揮著磁吸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不僅要彰顯出中國經濟實力和國力逐步踏入“大而漸強”的階段，也應當好好發揮大灣區對國際組織的磁吸作用。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擁有良好的配套設施和政策，較為用完善的法律、財務制度，以及擁有國際金融中心，有利於形成了良性的國際組織“生態環境”，推動國際組織落戶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利於大灣區經濟的發展，更有利於提升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力。

尤其，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掌握國際金融話語權更有助於鞏固和發展在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二戰後，西方國家先後創建和主導了5個國際金融組織，分別是世界銀行、歐洲重建發展銀行、拉美發展銀行、非洲發展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以此主導了國際金融領域的遊戲規則。

中國也應當考慮利用其大灣區，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創建更多的國際金融、經濟組織。“一帶一路”倡議於2013年提出之後，亞投行、絲路基金以及亞洲金融合作協會這三大金融組織已經相繼在北京成立。未來若要抓住地緣經濟的新機遇，以及互聯網金融、移動支付、綠色金融迅猛發展的新形勢，中國應當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優勢，在大灣區內成立和“一帶一路”相關的區域性金融、經濟組織，以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話語權。

可以說，在當前“地緣經濟”的國際新秩序下，國際組織的地位依然至關重要，其中也已開始出現部分“真空”，這是中國亟需重視，不可再錯過的機遇。中國要提升國際話語權，要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必須更加主動、深度參與國際組織，並在此基礎上致力於國際組織遊戲規則的完善，既令其更符合國際新秩序的發展，同時為“一帶一路”未來的建設鋪設一條較為平坦的道路。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對於國際組織更積極參與的努力，並非挑起中西模式之爭，而是貢獻中國的智慧、經驗，為現有國際秩序作出有益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