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與余英時都在自己的著作提出，歷史學家要有時代觸覺，不能死守於象牙塔內。但有別於許倬雲「知行合一」，余英時居住美國期間，沒有對美國的金融寡頭加諸批判，盲從抱緊「民主、自由」等宣傳口號，有違背自己學說之嫌。

在《史學、史家與時代》一文中，余英時說過一段動人心弦的話：「學歷史的人，至少應該有嚴肅感、尊嚴感，對生命有嚴肅感的人，才能真正懂得歷史；有嚴肅感的人，對他的時代，必須密切的注意，絕不能將自己關在書房裏，只管自己書桌上的事情，好像其他世上一切皆與我不相干一樣。」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初次看到余院士這段文字的時候，不禁衷心讚嘆：這真是儒家思想傳統最好的「現代詮釋」！

在另一位華人歷史學家許倬雲教授所寫的《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裏，析論美國社會由盛轉衰的諸多弊病之後，接近結尾的第十二章〈美國時代潮流的變化〉中，我也看到了類似的說法：「凡此現象，不是一般留學生，書齋裏和實驗室看得見，所以奉獻讀者諸君，如果有任何機會到了新地方，務必張開眼睛，仔細看看周圍環境，和各種人的行為，你會看見許多書上讀不到的事物：這也就是我在離開台灣前，一位老朋友，吳克先生告訴我：你要去讀『美國』兩個字，這本大書。」

我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無法像他們二位那樣，對歷史研究者應有的時代感，作出任何期盼。我在撰寫《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一書時，其實只是憑一般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直覺，關注美國制度性腐化的社會和歷史根源。在我看來，今天美國問題的根源在於一九一三年，美國成立「聯邦儲備理事會」(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由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中央管理委員會及十二家主要城市的地區性聯邦儲備銀行所組成，成為美國的中央銀行，決定日常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存款準備率、重貼現率、公開市場操作等等，並由「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實際管理各種政策工具。

聯儲會成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隨即爆發，歐洲金融寡頭們一方面為了躲避戰禍帶來的風險，另一方面也是認為機不可失，開始將他們經營的重點轉移到新興的美國，逐步控制美國國家的金融政策。

他們的目的是創造一個類似歐洲從前的貴族階級，長期維繫他們新貴族群的利益，並建立一個全球性的金融帝國。

金融寡頭們投資的另一個重點是軍火工業。二戰之前，美國並沒有龐大的軍備工業。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製造農業機具的工廠可以說是根據實際需要而改造武器。韓戰之後，美國開始建立一個規模龐大的永久性軍備工業，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十分了解發展軍備工業潛藏的危機，可是，他的繼任者都很少有這樣的危機意識。

軍工國會複合體艾森豪總統最早稱之為「軍事工業國會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ngressional complex），具有足以操控國會的力量。美國國會中有個軍事委員會(Armed Service committee)，由四十八名資深眾議員和參議員依據《國防授權法》（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組成，這個委員會有權決定美國一年要編列幾兆美元的軍事和情報預算。委員會以秘密行事進行審議，沒有人知道他們會編列多少預算。這四十八名國防委員都受到美國前五大軍工承包商的影響，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它也是中情局、國安局和聯邦調查局的監控資料處理總公司。

美國政府和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卸任後的主要出路之一，是加盟二十家國防承包商。時至今日，美國五大國防承包商，波音（Boeing）、洛克希德‧馬丁、雷神（Raytheon）、格拉曼（Northrop Grumman）和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的負責人，每年平均賺得二千多萬美元。洛克希德‧馬丁一家公司獲得的美國軍事合同總值超過英國、德國或者日本的全年國防預算。

為了維持這龐大的「軍工國會複合體」，百分之九十的美國「國防」開支根本與國防無關。專家估計，只需三百枚核武器就能提供有效的威懾，「保證將人類毀滅」，然而，美國已經有五千多枚核子武器，可以把人類毀滅十次以上。

根據美國人自己的統計，美國從立國兩百多年來，參與戰爭和對外軍事行動多達二百四十次；而且年平均次數越來越頻繁。從二戰結束後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零年，美國對外戰爭或大規模軍事干預共一百二十五次，平均每年二點八次；從「新自由主義」開始風行的一九九零年到二零零三年，美國進行四十多次海外戰爭或軍事干預，平均每年四次。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美國幾乎是年年都在打仗，有一段時間，還同時打兩場以上的戰爭。

今天美國擁有一百四十萬職業軍人，在外國領土上擁有一千二百個軍事基地，海外駐軍多達三十一點五萬。美國壟斷了世界軍火市場，武器貿易佔全球軍火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七十八。

「絕密美國」

威廉‧阿金（William Arkin）和達納‧普利斯特（Dana Priest）在他們二零一一年出版的著作《絕密美國》（Top Secret America）一書中指出：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境內出現了一萬個隸屬於秘密政府的秘密監控點；一千二百七十一個從事機密工作的政府機構；洛克希德‧馬丁等一千九百三十一個大型私人企業現在承包著秘密政府（國安局和中情局）的美國境內業務。就他們所知，約四百八十萬名美國公民（這數字很可能只是實際人數的一半）通過了美國政府的「身家安全調查」（security clearance）而從事機密工作，這些人都有簽保密協議。阿金和普利斯特還發現高達八十五萬四千人有美國政府的「絕密許可」（top-secret clearance），實際的人數一定更多。幾十萬名軍工複合企業的員工，從秘書、收發室人員到執行長，都簽署了國安局或中情局的保密協議，協議規定他們不准談論他們看到的任何事情，就連違反法律或憲法的事，也不准說出去。

洛克希德‧馬丁發明了一套追蹤程式，可以調閱每一位美國民眾和國稅局往來的紀錄、通聯記錄、電子郵件和付款紀錄，這些紀錄都流到洛克希德‧馬丁，等於是把這家公司變成一個私有的國中之國。除此之外，還有洛斯洛普‧格拉曼、雷神公司、波音公司，以及伯斯‧艾倫‧漢米爾頓控股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也有類似機制。

美國一年的國防預算是五千九百八十億美元，美軍海外軍事基地每年要花費一千五百億美元。不僅如此，美國納稅人每年要繳五百億稅金，給這些沒有人知道的秘密情資工業複合體，這是一個絕對機密、無人知曉的體系，這些公司不用向任何人報備或負責，在多數情況下也不用對總統負責。秘密情資工業複合體根本就是一個無人可管的體系，甚至根本就沒有人知道這個體系的存在。

當前金融寡頭集團的主要任務是：一，取得控制金融和貨幣發行的權力。二，借助金融力量控制美國政界的兩黨精英。三，透過金錢控制或影響學者、智庫和媒體，建立理論基礎，主導思想領域的軟實力。四，透過對軍隊—國防工業的控制，必要時以武力摧毀一切可能的敵對勢力。

金融寡頭集團借著控制美元發行權和分配制度，腐化了原來充滿理想的美國，將一個依靠個人努力、勤奮奮鬥、創造財富的國家，變成一個貪婪、享受、只顧眼前利益、忽視長期投資發展、制度性腐敗的國家。

美國傳統獨立的行政、立法、司法及媒體已經大多被金融力量所控制，今天美國許多民眾普遍認為不合理的政策都不能改革美國的聯邦赤字、國債危機，迫使聯儲會必須靠無休無止的濫發美元來維持經濟的運轉。

美國從小布殊總統任內，國家債務便年年快速上升。以二零一九年的聯邦預算為例來說，總預算是四點四零七兆（萬億），總收入是三點四二兆，赤字是一兆。扣除社安、醫保、國債利息等強制性支出，可支配的支出僅有一點二兆，其中有關軍事方面的預算是八千九百三十億，包括國防部基本預算五千七百六十億、海外軍費一千七百四十億，及其他部會內的軍事有關預算。

美國今天的聯邦債務約二十二點六兆，比GDP（二十一點三兆）多一點三兆。美國的實際債務包括聯邦政府承諾的義務開支、醫療保險、社會安全福利、聯邦退休金等等，估計在一百兆到二百一十一兆之間。美國政府既無力，更無心償還這些債務。

整體而言，這個「軍工國會複合體」運作的原動力就是金錢。為了取得上以兆計的金錢，讓這個集團可以繼續維持下去，他們就得製造出形形色色的衝突和對立，讓世界保持在永不止息的戰爭狀態。結果就是：「把貧窮留在美國，而把錢拿到全世界去推翻外國政府、謀劃政變和用飛彈轟炸敵對國家。」

許倬雲教授這本《美國六十年滄桑》共有十五章，從他抵達美國的初始印象，談到早年歐洲移民的開疆闢土，回顧其農業生態的變遷和工業化過程，然後析論其經濟運作，分析其多族群社會問題和「城鄉分離，階層異化」的現狀，再從其政治制度和文化脈絡討論美國時代潮流的變化。最後的結論「未成的帝國和敗壞的資本主義」，跟我最關注的問題竟然如出一轍！

許倬雲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居住六十年。許教授的許多著作可以說是「密切注意他的時代」，「仔細觀看周圍環境」後所完成的作品。我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一再擊節讚賞：「真是先我心而得之！」讀完這本書後，更是自嘆不如！

「實踐檢驗真理」。我一向認為：任何一種價值理念，不論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中國的「士大夫精神」、或是「史家的時代感」，都應當放置在具體的時空脈絡裏，來檢視它如何被人所實踐，否則它便很可能流為「美麗的空話」。

許倬雲和余院士一樣，都是以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而聞名於世的海外華人學者，他們對於如何作為「史家」也有類似的期盼。然而，我在閱讀《美國六十年滄桑》時，真正感受到一位歷史學者的「嚴肅感和尊嚴感」。

相形之下，余院士對美國藉口所謂「價值聯盟」，維繫其霸權地位毫無所感，反倒矢志不移地到處推銷美式的「自由、民主」，這是什麼樣的「史家的時代感」？余院士真的有實踐自己所提倡的價值理念麼？抑或是只是拿它作為沽名釣譽的工具？

撰寫這篇文章時，再次翻閱余院士的大作《史學、史家與時代》，心中一再浮現孔老夫子所講的話：「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號稱國學大師的余院士，有做到儒家的這些基本要求麼？

余英時的「時代感」

然而，說余院士對他所處的時代毫無所感，其實也不夠精確。對他長年居住的美國，不管是制度的腐化，或是社會的衰敗，余院士雖然視若無睹，不置一詞；對於華人社會的「民主前途」，余院士卻是世界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他不僅支持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而且一再給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撐腰打氣。他認為香港受英國殖民，殖民政府不給民主，「卻實實在在地給人民自由」。二十世紀的台灣已經初步完成五四運動的兩個理想，「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

他認為：台灣實施一人一票的民主，「在形式上成器」，但「面臨很大危機」。中共統戰無所不在，面對中共的統戰，台灣人民必須「有深厚的人文修養」。他看到部分媒體「已經幾乎變成人民日報的台灣版」，不見「台灣的人文修養還有很大的缺憾」。他對三個華人社會的觀點不僅反映他個人的意識形態，而且跟冷戰時期西方列強的立場一致。不過他本人長久住在美國，似乎感受不到其中的強烈矛盾。

余英時與時代背離？

二零一二年，台獨本土社團發起「拒絕中時」運動，他立刻寫信給該社團負責人，表示：我「在美國看到台灣這幾年的政治變化，早已發生一種很深的憂慮」。經過綠色媒體大肆渲染，造成很大風波。很多人覺得奇怪：「自由主義代言人」的余院士怎麼會高分貝反對言論自由？

當時余院士已經八十二歲，他早年的學生之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黃進興只好替他出面緩頰：「余老師已退休，在美國專心學術研究，平時不上網，不看電視，只為了專心做研究，不想受打擾。」

這話聽起來更奇怪了，一個對自己學生表示，他在美國不上網、不看電視的人，怎麼能知道「台灣這幾年的政治變化」？這是什麼樣的「時代感」？孔子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難道他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