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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6
余英時：畢生以反共為志向（圖：中央社）
余英時撰《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被譽為「中國自由主義代言人」，但其反共立場究竟源自知識系統還是個人意識形態，值得思考。
我在《亞洲週刊》上發表《余英時與自由主義的異化》，藉余英時致周保松教授的一封回信，批評他「自我殖民」的心態，反馬列主義卻不反西方理論，套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文化，犯有「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誤(Eurocentrism bias)而自以為是。
余英時院士桃李滿天下，門下訓練出來的博士，在台灣學術界大多位居要津；他在香港和大陸學術界的「粉絲」，更是多如過江之鯽。我發表這樣的文章等於是在「捅馬蜂窩」，因此我在文章中特別表明：歡迎大家對我的觀點提出批判，準備開闢一個「擂台」，接受各方的挑戰。
余院士辭世後，大陸文史界眾人紛紛在微博微信上悼念，稱「余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術第一人」，讚賞他懷有強烈的古代士大夫的人格與情懷，但在從事學術研究時又「完美地採用並恪守了現代專業科學方法」。果真是如此麼？
余院士的學術成就是世所公認的。他在其成名作《歷史與思想》的「自序」中，引用侯世達(Douglas Hofstadter)的說法：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國的標準來說，具備了類似「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識分子；「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則只不過是知識從業員。在這篇文章中，他特別使用了英文詞語mental technician來表明「知識從業員」。在寫《余英時與自由主義的異化》時，我反覆思考：余院士對一九八零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造成的世界性危害視而不見，對美國藉此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不置一詞，反以「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言人」自居，四處推銷美國式的「自由民主」。這種「拿美國護照，論中國是非」的做法是什麼「士大夫精神」？這是不是一種現代形式的「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作為一位世界知名的「公知」，余院士心目中的「帝王家」，當然是有世界格局的美國霸權。當他對中國事務發言批評時，他「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究竟是什麼？
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之辯
余英時教授寫過一篇擲地有聲的論文，題為：《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地說：「廣義的思想史包括所謂『意識形態』(ideology)在內；但意識形態顯然不足以概括思想史的全部內容。意識形態一詞自始即被賦予一種貶義，而且基本上是被視為每一時代統治階級對社會型態的一種主觀投射。因此思想史家往往把意識形態當作社會型態的附庸。」
在這篇文章中，余教授旁徵博引、中西兼顧，說明他心目中的「學術思想」：「無論是西方的『以思馭學』或中國的『寓學於思』，都說明學術思想不但有其相對獨立的領域和客觀的基礎，而且也形成一運綿不逝的傳統。思統和學統的密切關係基本上保證了思想的獨立性和客觀性。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等都是具有嚴格紀律的知識系統，也都各自有其檢查知識的客觀標準，不是能夠任人隨意擺佈的」。
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談到曼罕（Mannheim）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再提到法國共產主義者亞述瑟(Althusser)的「冷意識形態論」，以及傅柯(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最後做出他的結論：「意識形態存在於每一個文化或社會之中，是直接關係著文化或社會秩序的一種集體意識。從這一點說，我們不必把意識形態看作純負面的東西。統治階層與革命團體都各自有其意識形態；所不同者，前者是要維持既有的秩序，後者則要打破舊秩序而代之以新的秩序。」
這篇文章發表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出版的《明報月刊》上。當年七月，台北《中國時報》為此特別邀集當時台灣「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在宜蘭棲蘭山莊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一連三天。事後，余教授把他和大家的對話寫成另一篇《再論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兩篇文章一起收錄在聯經公司為他出版的《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一書中。
當時台灣仍然處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尚未解嚴。「黨外運動」方興未艾，整個社會已經呈現出「山雨欲來」的態勢。參與研討會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大多是在補充余教授的觀點，沒有人加以反對。這篇文章和這次對話，奠定他作為「中國自由主義代言人」的地位。
在那個時代，我也被歸類為所謂的「自由派」。雖然沒有參與那次對話，但對余教授的大作留下深刻的印象。余院士辭世之後，除了學術成就和得獎記錄之外，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矢志不移的反共態度。他在晚年完成的《回憶錄》中，述說他童年時期家鄉發生「新四軍」屠殺鄉民的「二一五」事件，十四歲時他又親眼目睹族兄遭新四軍殺害的屍體，心中埋下了恐懼的陰影。一九四九年，余英時插班考上燕京大學，一度申請加入「新民族主義」青年團，有位同鄉來訪告訴他家鄉遭到共黨殺人逼錢的慘狀，余英時竟然聲色俱厲予以駁斥。六十年後的回憶錄裏，他承認自己當時犯了「左傾幼稚病」。
余英時的生命經歷
余英時就讀於燕京大學時，曾經趁寒假赴香港探望父母。當時他的父親希望他留在香港，就讀於史學大師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他認為「只有中國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搭上返回北京的火車後，車子卻在一個叫石龍的小站故障。在等車期間，余英時又改變心意，決定返回香港，成為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
「新亞書院」為當年「新儒家」領導人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所創辦。余英時在香港期間，先後參與《自由陣線》、《中國學生周報》等第三勢力刊物的編輯工作。他認為這一個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經驗，「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他畢業後到美國教漢學，就逐漸脫離「新儒家」的陣營，成為「全盤西化派」的代言人，主張「自由主義」，反對「馬列主義」。
《河殤》與反共的意識形態
龔忠武是安徽滁縣人，那是余院士家鄉安徽潛山的鄰縣。他一九三七年生，小余氏七歲，在家鄉一直住到一九四六年。後來到哈佛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時，余英時曾經當過他的口試委員，兩人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余院士辭世後，龔忠武在《辛丑之年祭》一文中指出：他幼年時，耳聞目睹的與余氏截然相反，「小時候聽到老人在閒談中談到中共土改的事，流露出渴望分田的夢早日到來」，因為他家是個「世代務農的自由農，生活在社會底層，終年辛勞勉強自給自足，而余家則是個大地主，生活在社會的上層」，所以兩人對中國社會的觀察有非常巨大的階級性差異！
一九七八年，余英時以美國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再度踏上中國土地。這趟返鄉之旅徹底摧毀了他記憶中的中國，「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他更決意從此不再踏足中國。
我在拜讀《余英時回憶錄》的時候，心中經常感到不解：余老意志堅決的反共態度究竟是基於他「具有嚴格紀律的知識系統」，並「有其檢查知識的客觀標準」，抑或僅只是一種「意識形態」，出自於他早年的生命經驗？尤其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他下定決心，從此不再踏足中國。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余院士既然倡言反共，不再踏足中國，怎麼能夠知道六四之後，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於一九八三年參加兩岸三地學術界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第一屆「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之後便經常應邀前往大陸各地講學，或參加學術研討會，親身體會到大陸的情勢變化。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在六四之前，大陸知識界最熱門的話題是《河殤》。當時許多人認為：中國大陸的「黃土文化」已經落伍了，將被西方藍色的「海洋文明」所取代。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廣場上的學生和群眾簇擁的是美國的自由女神像。用余老「學術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劃分來看，這是要以「美國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打破舊秩序，而代之以新的秩序」，結果就釀成了流血慘劇。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秩序
我從一九八零年代開始參與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以來，便以發展華人本土社會科學作為終身志業。六四之後，我經常在兩岸之間奔波講學，一方面目睹大陸社會的巨大變化：從六四時期的「一窮二白」，到今天敢跟美國叫板；一方面也認識到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學術界「唯美（國）是尚」的「自我殖民」心態，跟香港和台灣相較，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余院士的辭世，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我想藉此跟大家一起辯論：如何面對海內外華人學術界普遍存在的「自我殖民」心態。但我要再度提醒大家：在對我的觀點展開批判之前，請先看過美國語言心理學家喬姆斯基（Chomsky）所著的《見利忘義：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再用余院士所提供的概念架構，搞清美國霸權藉由「新自由主義」所要維持的「全球秩序」究竟是怎樣的「秩序」？。
亞洲週刊 2021年36期 2021/9/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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