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雨亭 | 自由作家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

2018-05-13

今年（2018年）四月，父親楊鵬先生的回憶錄《見證一生》出版了。這本書是我這一生讀過最珍貴的回憶錄之一，不只是我的父親在近代中國戰亂下走過漫長曲折生命歷程的記錄，最主要的是真實性。我多年來看過不少國人的傳記與回憶錄，少有真實記述傳主個人缺失的情節，反而有不少過度地誇大了個人的事蹟，以至於可讀性不高。

《見證一生》的出版走過了一段漫長的過程，我在美國的妹妹和弟弟為了記錄與打字父親的口述和手稿，前後斷斷續續歷經十餘年，一直到這兩年，他們殷切地盼望做為大哥的我能和他們一起將父親的回憶錄出版。一開始，我就希望父親的回憶錄必須真實。可是，我們家子女們對於父親的回憶錄如何完全按照父親手稿的內容出版，有許多的討論和爭議。這段時間，對於我妹妹來說確實有相當的困難，做為一個女兒，她希望盡量保持父親的形象。而當我們三個孩子（我的大妹早逝）撰寫對父親的思念時，面對父親與母親的過往，我們也由於深愛我們的父母，認為應該誠實地記述他們倆生活中的甜蜜與愁苦。意外地，我們發現我們分別和父母之間的回憶中居然有著互相並不知道的部分，我們還發現我們對父母的印象和形象，在某些部分有著不同的看法。最後，我們除了在一些用語上同意不要使用過於負面的語詞，其他的部分，我們尊重彼此的意見，這是非常可貴的事，可能是我們年輕時都在美國讀研究所，受到自由多元教育的影響，相信每一個人有獨特的價值，可以擁有自己的觀念以及表達的權利。後來，加上大陸老家叔叔和堂弟對他們解放後留在大陸幾十年來的回顧，使得這一本回憶錄有了跨越時間和地理的意義和價值。於是，父親的回憶錄，除了是我們子女和父親母親共同的回憶，還是留給楊家後人認識過去時代的一份珍貴文件。

父親敘述許多事情極為細緻，而這反映出他觀察與處理事情的天份。父親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人，卻活在近代中國最動盪的時代，而無所適從地、無所選擇地當了國民黨政府的一名軍統局特務，他一生都在做一件他不喜歡、不擅長的工作，以至於他雖然有爽朗快樂的性情，卻在恐懼和憂慮中過了一生。而這個特質卻遺傳給了我這個大兒子，我的妹妹弟弟們都沒有我和父親的這種問題，許多人不明白我為什麼會有陰暗與暴躁的一面？其實是和父親的工作性質以及他和母親的生活有關。記得許多年前，胡秋原先生年事已高的夫人在他們新店的家裡，對我說：「人家說，如果你走在西門町，身邊的人，兩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國民黨特務。」我吃了一驚，說：「那也太誇張了吧！」我事後很難過，她是不是在想有這樣子的父親，也可能兒子也是吧！

書中提到一九六零年父親由情報局外派日本，回憶錄中父親這麼說：「我回頭向妻兒招手再見時，大兒小雨（即筆者）不懂是怎麼一回事，竟然脫離媽媽的手，跑向停機場，口喊：『我要跟爸爸去，我要跟爸爸去！』結果被機場人員攔住。他大喊大叫。寒梅（即筆者的媽媽）趕上來，用力把他拖回去。」父親大概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忘記過那個光景，我當時突然發現父親要離開我們了，飛機螺旋槳聲震耳欲聾，機場風大，我才六、七歲，居然感覺到不知道父親會不會回來？我不只是大喊大叫，而是大哭大鬧。過了三十六年，我有一天帶我的大兒子小寶回台灣，他和爺爺在舊金山機場分手，小寶才六、七歲，在機場大哭，爺爺也哭，小寶哭的聲音好大，一路走一面哭，一直到上飛機坐在我身邊還在抽泣。這兩個生離死別的畫面，我永遠不會忘記。

回憶錄中說抗戰勝利後還都的事以及之前淪陷區的汪精衛政府的情況，是很重要的反映當時狀況的史料，回憶錄的附錄中有父親在美國《世界日報》上發表關於汪精衛是否「漢奸」看法的文章。父親在淪陷區成長，認為當年沒有汪精衛，淪陷區老百姓的日子要怎麼過？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為什麼失敗？父親見證當年，重慶來的人看淪陷區的同胞，誰都有「漢奸」嫌疑，什麼都冠以“偽”字（父親就讀的學校南京中央大學稱“偽中央大學”，父親和同學們成為“偽學生”）。戰時大後方什麼都缺，人們生活痛苦的不得了，而淪陷區許多的老百姓卻能安定地生活，重慶來的人認為這是不公平也不正確的，所以有辦法的人到處貼封條，佔為己有，引起嚴重的民怨。當年那大時代的轉折，深深隱藏在人性中的複雜面毫不掩飾的展現出來，是非曲直難有公道合理的說法。後來，共產黨進城接收，就充分學到國民黨失敗的教訓。

共產黨為什麼能擊敗國民黨？這個問題困擾了非常多的人，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發出Who lost China?（是誰讓我們失去了中國？）的質問，不久麥卡錫主義抬頭，到處過濾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者。這個問題－國民黨丟掉大陸，促使我中年選擇回到台灣以及讀史，嘗試去了解：我們上一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父親描述勝利以後重慶來的人對待淪陷區，包括廣大華東、華南、華北、東北相對發展地區的物資以及兩億多留在淪陷區的老百姓的心態與作法，是失去民心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國民黨到台灣以後，發生的一些問題和此也有類似的情形，基本上是一個相對落後的文明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已經進入現代文明初期的社會，彼此產生心理、生活態度和價值觀上嚴重的差距。後來，從延安出來的共產黨進入城市，也發生同樣的問題，比如說在剛解放的城市中跳秧歌舞，引起城市居民的不習慣，許多延安幹部的心理也頗有受傷的感受。台灣在日本治理下，五十年中，已經有相當部分的現代化，若非日本攻擊珍珠港，美國大舉反攻，台灣比較安定的狀態不會被征兵作戰以及美機轟炸所破壞。這樣的情形，說明當年日本的戰爭思維是錯誤的，日本當時的工業生產以及國家治理能力遠遠超過亞洲各國，若能以濟弱扶傾方式對待其他的國家和民族，日本今天的地位可能就是亞洲的美國。

父親敘述他在軍統局改編為保密局後從大陸撤退的情形，是我讀過有關國民政府機構撤退過程中相當詳細的一個個人經驗。大陸時期的軍統局人員，有多少人能夠逃離大陸？沒有逃走的，有多少可以活下來？就我所知，解放後在一波波的肅反運動中一次次的過濾清洗，基本沒有能夠逃脫的。除了沈醉這個不斷配合中共醜化軍統局的少將處長外，絕大多數是被中共處決了。只要看一件事就知道，兩岸開放後，有沒有當年軍統局的老人及後人來台灣的？非常少！連後代都沒有放過，到文革中，這些人由於身份問題，非死即傻，打死嚇傻。一位大陸女學者要我看韓少功寫的《爸爸爸》，一個黑五類的孩子被整怕了，就裝傻，別人看他是傻子，放過他，結果他真的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