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台灣以後，國民黨一方面持續大陸時代對待共產黨的制式心態和手段，另一方面，在內戰失敗後對於共產黨多樣化的統戰感到悔不當初，縱容抗戰期間共產黨的坐大以及對共產黨同路人的優容，造成國民黨在許多方面的基礎侵蝕。所以在風聲鶴唳中，更加嚴苛對待所有可疑的人物，當時對抓到或投靠來的不名與可疑人物，採取「寧可信其有」的態度，這是後來白色恐怖的來源（近年來，不少台灣同胞跟著喊白色恐怖，不知道背後有大陸失敗的背景）。父親有一段時間負責反情報工作，由於不願意用簡單暴力的方式處理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外省人，其中許多是年輕人），引起其他安全單位的不滿，父親說「保安司令部的一位上校科長，他高聲說『我們早已傳聞情報局的楊科長是專門替人摘紅帽子的。什麼案子到他手裡都以沒有問題作結論。我不服。這個案子我認為大有問題……』全場每一個人都抬起頭來，顯出驚愕之色。情報局的人個個都對這位保安司令部的科長怒目而視。」後來，父親處理這些人的方式證明是正確的，這些戴著可疑紅帽子的年輕人們被釋放，日後都有很好的發展，有幾個還出國拿到博士學位。可是這些人不可能知道父親當時處理的過程，甚至於在其一生中反對與厭惡國民黨的情治系統。這件事是一個動亂時代中難以言說的事。反過來說，如果1950年代台灣情治系統不嚴峻防範共產黨地下人員的入侵，台灣會有日後的安定發展時期嗎？進一步說，在抗戰中期，早一點嚴禁與防範共產黨的發展，會有日後國軍在內戰中的失敗嗎？會有城市中到處都是中共鼓動的學潮以及各地共產黨地下黨準備配合解放軍裡應外合的接收嗎？日後會有文化大革命嗎？我回顧這段歷史，心情是複雜的，在錯誤與正確中，在險惡與良善中，如何取捨？年輕的父親選擇在其中嘗試盡己之力毋枉毋縱。其實他不知道，如此他不合適升任高級的位置，因為情治系統中爾虞我詐與寧錯勿縱是常態，一個主管心地善良，可以被適當地運用，但是不能是主流派系。父親說「我在情報圈中幾十年來，沒有立過什麼叫人欽佩的大功。但我立了一些小德，堪以自慰。我辦這幾件可以使人走上絕路的案子，一開始我就思念到過去許多恩人是怎樣的救我助我的畫面，以及我在情報局看守所內所見所聞的審訊官員對待疑犯那種野蠻不人道的可惡行為，一起湧上心頭。因此我能夠在責任和慈悲感之間建立了我自己的中性心態。和平、客觀、耐性、仔細、認真，最後不少案子得以圓滿收場，人己兩得，我心堪慰。記之以策勉後人。」父親之後幾十年一直沒有被調整到應有的職務與階級，他也因為長期沒有受到肯定而非常沮喪。看了父親的回憶錄，我才重新認識父親，肯定父親，我認為這是我們楊家很重要的一件事，對父親一生糾纏不清的功過，給予正確的評價。父親是一個品格高尚、正直善良、勇於任事的人，雖然他有軟弱的一面，以及缺乏認識與處理複雜政治脈絡的智慧，但是他是一個儘量減少無辜者冤屈的情治人員，也是一個最好的父親。

父親生前決定寫他的回憶錄，從一九八八年起到二零零四年，由妹妹、弟弟幫父親錄音，打字，當時母親已經於一九九四年過世，我則在一九九零年回到台灣工作。父親回憶錄只寫到一九六八年左右，其中原因有些複雜。自二零零四年起，父親回顧他在情報單位服務的歲月，在一九六零年代進入一個相當困阨的階段，由於難以克服那樣心理上的障礙而停筆。至於是何種的處境和心境，使得父親無法繼續敘述下去？我們做子女的是不清楚的，是父親個人的因素，還是機關裡的問題，還是都有？我一直沒有追問父親，妹妹、弟弟和我各自有些揣測，但是我們決定不要放進父親的回憶錄裡。

一九九零年，我離開美國，返回台灣，經過二十七年，我開始真正認識人生。如果我知道今天的結果，如果我體認我的父親母親當年是多麼的希望我留在美國，如果我知道我這二十多年來的所努力大多數沒有意義，我不會離開我在美國的父親母親和妹妹弟弟們。這麼多年以後，我才認識到，國家與民族，是一個我不能承受的重量。可是，我今天能夠這麼說，也因為恰恰是我走過了過去的二十幾年，如果我沒有經過這樣子曲折的過程，我不會這麼清楚與深刻地認識到人世間最重要的是家人，不是國家。沒有良好的家庭，怎麼會有健康的個人與社會？更不可能有偉大寬容的民族主義。如果我能回頭，我一生的重心會放在陪伴父母，用心經營家庭，培育出有快樂性情的兒女。但是，如今這一切都過往了。

回顧我的生命歷程，我會告訴我親愛的爸爸媽媽，我應該留在你們身邊，不論你們在那裡，在台灣，在美國，甚至在中國，我們都不應該分離，因為我們屬於彼此，我們就像一株樹，根莖連結，不可分割，父母就是我們的家鄉，而我們，也是父母的家鄉。遠離家園，這個接近殘忍、可怕的決定，卻是近世上千萬華人的願望。可是，最終我們還是發現，我們不可能完全擺脫我們的過去。我們在離散漂流中、在尋找自由中、在依附可以生存的土地中，仍舊一直回頭頻頻看著遠遠的家鄉，那個曾經烽火連天的家鄉、大批大批死去了連姓名和臉孔都不知道的親人同胞的家鄉、現在仍舊在彼此紛爭的家鄉，一個……幾乎無望的家鄉。

在父親過世前幾年，我休假從台北回到美國，在北加州佛里曼市的老人公寓裡陪伴記憶嚴重衰退的父親，我才發現父親有多麼的勇敢，媽媽過世多年，曾經風光的父親一個人住在小小的一房一廳裡，因為無聊寂寞，塞滿了各式各樣的二手市場買來的擺設，父親居然活了那麼多年而從未抱怨。我親愛的妹妹、弟弟一直以最大的愛心照顧父親，回顧這樣子的一個情境，總是讓我熱淚盈眶。父親過世以後，我發覺加州佛里曼才是我夢裡的家鄉，我不太敢再回去，看見我們楊家曾經千里跋涉到美國落戶的老舊房子、街道、加油站、餐廳、棕櫚樹、高速公路、父親的老人公寓和他最後日子的復健中心，我的心理就立即湧現出當年和父母家人一起生活的光景。每次我回美國，看見妹妹、弟弟和他們的家人，就感覺到父親母親還有我們親愛的中年過世的大妹就在我們身邊，於是我們楊家就這樣地團圓了。

我們家人雖然散居大陸、台灣、美國，有著不同的時代經歷，但是最終，我們認識到家族永遠是我們生活與生命的根。我感謝父親在世時的老友對父親的幫助，我們雨聲小學的校長、老師、學長、同學、學弟妹們，還有許許多多過去軍統局、保密局、情報局父親的長官和同事們，尤其是戴笠先生，他是我們精神上永遠的大家長。我們的上一代在蔣中正委員長的領導下為我們的國家民族付出了生命和巨大的心力，他們曾經犯過嚴重的錯誤，失去了整個中國，可是最後，我們堅持下來，在台灣保留住中華民國與中國文化的根基。我們的上一代的堅決與勇敢，不是我們這一代可以企及的。在回顧父親的一生時，我確信我們孩子們以父親為榮，也為做為軍統局的子弟為榮，我們共同走過風雨飄搖與風雨同舟的時代，今後我們還是要繼續航向與探索我們的未來，我們仍然堅持我們抗日戰爭時期與台灣建設時期統一與復國的精神，我們決不放棄我們的理想。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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