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3/31
黃紹竑遺書：「余當年棄國投共，始令億萬黎民今於水深火熱之中。余投共而罪該萬死，唯國人卻無辜矣，即九泉下亦無面目見萬民。」
「投共」與「貳臣」
1949年4月23日，代表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府北上與中國共產黨談和的張治中和邵力子，和談破裂，二人投向共產黨，其後脫離國民黨參加做為中共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下花瓶黨之一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可視為歷史上的「貳臣」。張治中和邵力子，一武一文，皆長期受蔣介石信任與重用，在身負重任之後，不能完成任務，本應回到困難重重的國民黨陣營共商大計，卻不由此，反而投共，為何如此？史載少有記述他們的心路歷程。
當年許多原國民黨及國民黨政府要員投共，實在說，這些人一方面可能投機，一方面可能心懷善意，他們思內戰完畢，國人應團結建國。然而，國民黨及民國政府離開中國大陸後，投共者與民主人士才發現中共之本質與國民黨及民國迥然不同，實非非共人士可以想像。初期，投共者與民主人士皆極為訝異多數之共產黨人之認真勤奮，樸實誠懇。其實這是共產黨多重性格中必須肯定的一面，性格的另一面則是在困境中，共產黨能夠保持高度的多元彈性政策，以求生存發展。可是，共產黨有它自己的真實一面。
待中共建政後，不久即放棄抗戰與內戰期間之懷柔政策，所謂之「新民主主義」，其性質為聯合政府與混合經濟，事後證明僅為奪取政權之術，至多為過渡時期。為何毛澤東急於結束新民主主義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學界政界討論甚多，甚有主張現行政策尚不如當年之新民主主義開明。事實上，根本在於中共之預設之社會藍圖為共產主義，也就是說中共的意識形態主導了其思想行為。1949年後建政後發現新民主主義受到歡迎，而由於資本主義成分與自由思維日漸發展，社會主義與專政結構尚非穩固，若不遏止此一潮流，中共專政之合理性必遭質疑，中共必須採取急劇手段穩固政權。毛澤東非常了解知識份子和有產者普遍對於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恐懼和厭惡的心理，所以從嚴鎮壓異議者，立即改變社會結構，使得其中每一個人只有依靠共產黨才能生存。是以解放伊始即進行殘酷土地改革，使全國廣大貧農成為共產黨政權的底層；鎮壓反革命，清洗國民黨軍事特工人員及家屬；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三反五反，進行全社會階級成分過濾；改造資本主義為公有制，和設立農業合作社以展集體化。之後，1957年反右派鬥爭，1958年大躍進，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一波接一波，期間多數自由化傾向之中共黨員受重大衝擊，遑論民主人士及一般知識份子，而投共者更由於其明顯之歷史背景而首當其衝。共產黨施政目的根本在於改造，改造社會，改造人性，鞏固政權。在1949年前後，沒有人可以預知投共者以及民主黨派的命運，除了毛澤東。
概說民革
抗戰結束後，1948年初，李濟深、何香凝等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宋慶齡為榮譽主席，為中共外圍團體，以分化國民黨，配合中共奪權為目標。其成員多為國民黨左派、反蔣分子以及中共地下黨員。1949年起中共勝利在望，民革成為國民黨降將與投共分子容納之處，也可以說是為中共招降納叛的一面旗子。1949年9月，民革、中國民主同盟等政治團體，接受中共召集，於北平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意義的〈共同綱領〉，接受共產黨以新民主主義與人民民主專政之名領導。
關於民革在解放初期的發展方向，1949年10月12日，周恩來在招待民革領導人茶話會上發表講話中強調：「在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過程中不應該也不可能採取歐美式民主，一黨在野，一黨在朝。中國國民黨的人員構成分為三層兩類，黨員分上、中、下三層，三層中有好壞兩類，即反動與不反動。它的下層多是被強迫參加的，大都是好的，由於他們本不是自願參加的，因此現在不承認自己是國民黨；中層大都是專門人才，即在舊政權機關中工作一二十年的中高級職員、教授、專家等等，這層人有幾十萬，好壞參半；上層數目不多，這裡面好人少，壞人多。鑒於這一情況，中層廣大職教公務人員應當是民革主要發展對象。希望民革朋友在這方面多做工作爭取他們，使他們懂得如何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待人接物一向比較溫和實際，和毛澤東處理人與事的殘酷極端不同，終其一生，周恩來沒有辦法平衡毛澤東的性格。周恩來所謂的三層中的中層，即國民黨留在大陸的職教公務人員，周恩來本意是由民革予以保護、改造、安排，可以繼續為新政權服務。而實際上，在改造的過程中，這些民國以來培養出比較質優的一批人，成為社會上受歧視壓迫、生活提心吊膽的一群人，讀錢理群（錢千鶴留在大陸的兒子）著作即知。這群人其實和民革中的反蔣、叛國民黨、為中共工作的上層人物沒有共同語言，非常可能，留在大陸的國民政府中的職教公務人員根本看不起民革這批人。所以民革核心分子只能與中共上層往來，並沒有，也無法，起保護留在大陸國民黨與民國政府人員的作用。民革主席李濟深對於做國民黨與民國政府留在大陸人員的工作感到為難，1950年9月，李濟深對負責民革組織部的朱學範說：「要以與舊國民黨有歷史關係的群眾為對象，不僅有國民黨歸隊之嫌，同志們思想上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實際做起來，有很大的難度。但是，這些人到了新社會，總得有人做他們的工作。做好這項工作，對社會秩序的安定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從事建設有重大意義。現在我們既不能良莠不齊地把他們包下來，又沒有理由拒絕這項巨大而又光榮的任務。」朱學範是中共隱藏黨員，李濟深當然明白，說這些話，是說給中共聽的，而朱學範則會把李濟深的表態和希望的做法帶到中共的統一戰線工作部，得到指示後再傳達給李濟深和民革領導層，這樣的溝通模式是非常有效又重要的。其後，李濟深與中共統戰部協商，決定在今後發展新成員時，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實際上，李濟深和民革都沒有權力，更沒有資源，去動員與組織國民黨與民國政府留在大陸人員。
以下由民革概說投共人員之組成，主要介紹常務委員部分人員，由於資料不全，時序上可能有些不準確，日後有機會再予更正。
參加第一屆（1948~1949）民革且列為常委的原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除宋慶齡、李濟深、何香凝、譚平山等，還有蔡廷鍇、朱學範、馮玉祥等。其中何香凝為廖仲愷夫人，譚平山為中共早期領導人，朱學範為中共黨員，馮玉祥長期搖擺不定，然最終傾向中共。蔡廷鍇曾任國民命軍第十九路軍軍長，後來反蔣。這幾個人創辦民革，很可能是中共授意，急於利用孫中山遺孀宋慶齡的招牌，加強加深中共的歷史性根源乃是孫中山，而不只是列寧（Vladimir Lenin））史達林（Joseph Stalin）這些俄國人，中共對於外界批評他們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螟蛉子是非常在意的。不過，公平的說，中共的統戰思維和行為具有高度的戰略性與戰術性，國民黨在這方面一直招架不住的，尤其要注意到中共的統戰工作是和其特工系統分工合作密切的，其最高領導人是周恩來。
第二屆（1949~1956）常委開始有投共者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程潛等。其中邵力子應為潛伏的中共黨員，至少是親共人士，張治中抗戰期間與中共的關係一直親善，中共建政後除了幫助平定新疆，似乎未見顯示出與中共有特殊歷史關係。程潛，中國革命同盟會元老，抗戰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上將，1948年為湖南綏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1949年年中在長沙向共產黨投降。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第十九路軍調防上海，陳銘樞任京滬衛戍司令，蔡廷鍇任十九路軍軍長，蔣光鼐任總指揮。1932年日軍登陸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抵抗，為一二八淞滬戰役，名噪一時。1933年，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與李濟深等發動閩變反蔣，在福州組成中華共和國革命政府，事變失敗，逃到香港。陳銘樞在1957年反右中，劃為右派分子。蔣光鼐1966年文革期間遭抄家迫害去世。
第三屆（1956~1958）常委有衛立煌、龍雲、劉斐、劉文輝、陳紹寬、屈武、唐生智、翁文灝、黃紹竑等。其中屈武為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和劉斐都是潛伏的中共黨員。衛立煌1948年初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兵敗，軟禁於南京。1949年1月，蔣介石引退後，衛立煌去香港、1955年3月從香港經廣州回北京，3月17日《人民日報》載其〈告台灣袍澤朋友書〉。陳紹寬，抗戰期間任國民政府海軍總司令。翁文灝任1948年民國政府行政院長。黃紹竑為李宗仁桂系首領之一，1957年，黃紹竑劃為右派分子，文革時受到嚴重衝擊，兩次服毒不死，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以剃刀自殺。黃紹竑遺書：「余當年棄國投共，始令億萬黎民今於水深火熱之中。余投共而罪該萬死，唯國人卻無辜矣，即九泉下亦無面目見萬民。」龍雲，號稱雲南王，後人論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所以稱為民主堡壘，和當時雲南省主席龍雲對知識份子之言論自由持開明的態度有關。我認為西南聯大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的一顆珍珠，鹿橋的名著《未央歌》即描述當年的景況。西南聯大美麗與浪漫的傳奇，可能是空前，也大概是絕後了。1957年，龍雲劃為右派分子。劉文輝，四川軍閥，先後任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1949年12月，劉文輝在四川通電，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背棄中華民國。唐生智是抗戰初期南京守將，日軍進逼，唐生智逃逸，造成日軍屠城，是為南京大屠殺。
第四屆（1958~1979）常委有梅龔彬、王崑崙、盧漢、錢昌照等。王崑崙和秘書長梅龔彬都是潛伏的中共黨員。錢昌照曾任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其連襟黃郛在抗戰前夕為蔣介石維持華北關係。盧漢，接替龍雲為雲南省主席。1949年12月8日，蔣介石在重慶命張群與李彌去見盧漢，希配合胡宗南穩定西南，待張群與李彌抵昆明，立為盧漢所執，宣布雲南倒戈。12月10日，盧漢拍電報致劉文輝，要劉扣留蔣介石，期投共有功。後盧漢釋放張群與李彌，為周恩來所不滿。張群歷千山萬水抵達台灣，李彌則奔雲南邊境重組部隊反共，二人效忠蔣介石與國民黨，生死不渝，忠義可秉。國防部保密局少將處長沈醉亦遭盧漢逮捕，後投共，改造期間，撰寫大量戴笠及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秘辛，語多輕佻誇張，深為來台軍統局老人包括家父所厭。
這段時間，1965年7月，李宗仁夫婦回歸大陸，受到毛澤東接見，指出李宗仁1949年後在海外推動第三勢力運動的錯誤。李宗仁在與民革往來後，表示不參加民革。黃紹竑係其桂系老部屬，二入關係極為密切，沒想到，次年即發生文革，黃紹竑自殺身亡，李宗仁的心情受到極大震撼，可想而知，對他自己的選擇回國深感悔不當初！
第五屆（1979年~1983年）常委有鄭洞國、賈亦斌。1981年12月增選孫越崎。鄭洞國，1948年初任東北剿匪副總司令，5月，長春遭共軍東北人民解放軍圍城，最終彈盡援絕，城內百姓被共軍壓制不得出城，城破，鄭洞國投降，共軍入城赫然見人吃人慘劇，長春圍城，居民餓死數十萬，至今中共諱莫如深。賈亦斌曾任國民政府青年軍復員管理處少將組長，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局長，1949年兼任幹部訓練團團長，4月，率部於浙江嘉興策應中國人民解放軍過長江，隨即加入共產黨。賈亦斌是蔣經國當時的重要幹部，此事對蔣經國傷害很大。惟賈亦斌是否早為中共地下黨員，日後並未表明。孫越崎為抗戰結束後任行政院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1949年底投共，1950年3月，經邵力子介紹加入民革。在陳雲支持下，孫越崎制訂〈基本建設工作程序暫行辦法〉，發表於1951年6月16日《人民日報》，提出「施工必先設計」的基本建設原則。1952年，在中共三反及五反運動中，孫越崎和原資源委員會的一些主要人員受到審查，孫越崎的老友資本家盧作孚在五反運動中自殺身亡。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孫越崎受到迫害，以有特務之嫌的罪名關入牛棚，隔離審查一年餘，抄家，挖防空洞勞動，妻子王儀孟受到驚嚇，精神分裂，兩度自殺。文革後，孫越崎為原資源委員會人員平反，自從資委會投共之後，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原資委會各級人員受到迫害，有的折磨致死，子女受到牽連。1991年10月，98歲的孫越崎致信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列舉資源委員會護產有功的事實。獲得江澤民重視，肯定了資源委員會人員拒遷台灣，護廠護產的貢獻，並認為資源委員會的事跡有「起義」性質。有關孫越崎和資源委員會的事情，台灣的《傳記文學》曾有不少文章討論過。至於孫越崎是「投共」還是「起義」？當然不同立場有不同的解讀。然而有一件事，是極為關鍵的，就是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採取「一面倒」政策，完全倒向蘇聯，由蘇聯提供支援，一切照搬蘇聯的作法，所謂「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1950年代，大陸上崇拜蘇聯老大哥，憧憬共產主義的光景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土豆燒牛肉」。孫越崎計畫一步一步建設中國工業的想法，當然被視為「資產階級」、「美帝國主義買辦」的落後辦法。而且，資源委員會的經驗和技術相較當時蘇聯上萬顧問直接幫助建廠下，已經不是必然需要的了。所以，江澤民代表的中共中央肯定了資源委員會人員護廠的貢獻，但是並沒有說到他們對中國工業化的功勞。解放以後，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有沒有延續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資產，包括人員與工廠的參與，應該是一個實際的議題，這和「投共」、「起義」已經沒有關聯了。
1949年10月6日，中國國民黨宣布將宋慶齡、張治中、邵力子、傅作義、錢昌照等人「永遠開除黨籍」。
(待續)
作者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