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們的思考與判斷，表明了他們不願意再捲進藍綠族群與統獨意識的混濁爭鬥，他們甚至不再閱讀立場鮮明的報紙，也拒絕黏着電視上無時無刻播放着似乎是編劇好的、完全不真實的兩方敵對陣營互揭瘡疤的、如同連續劇的鬧劇，他們有他們的網絡世界，當然也有他們未必實際與正確的部分。而我們這一代人，則深信符合自己族群與政治立場的媒體報道，完全無法相信敵對陣營會有任何的正當性。多年來隨着兩年一次的選舉，我們成年人們分化成幾乎完全同質而對立的兩種人——藍色的人與綠色的人。趨於極端的深藍、深綠甚至深紅的族群以及其所代表的政治人物與媒體人，日益地顯示出其僵化、老化、盲目、仇視、缺乏寬容、被歷史與權力所蝕刻出來幾乎沒有改變與改善可能的非理性特徵，其實這是一種人性的異化與智能的退化。

保守者不能理解年輕人表達理想主義

選前藍綠雙方陣營的基本群眾（所謂「粉絲」，其實是民粹）都顯示出各自的「亡國感」的歇斯底里恐懼，而選後藍營尤其是「韓粉」們表現出來的、如同世紀末的悲慟與絕望，令人感到這一群人的走投無路似乎是宣告了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的中華民國的終結；而綠營所表現出嘉年華式的、歡天喜地的節慶感，則似乎是宣告着1949年以來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開始。夾在其中愈趨邊緣化的極統與極獨的「先知」們，普遍地感受着令人難以忍受的孤寂與苦澀。而在遠方的北京與華盛頓的「大人們」在歷史與政治棋盤上思索着下一步的打算。

香港過去半年多以來的「反送中」運動，間接地聯繫着台灣社會的深層結構與大選中的動態，多數港台兩地年輕人對於在中國共產黨專制體系下的一國兩制政策表達出清楚的意向。這無待民進黨選舉操盤手的運用，因為國民黨與藍營，尤其是許多韓粉，對於香港反送中造成的社會不安，多數表現出不支持的態度。這並不是一個是非善惡判斷的議題，而在於保守者不能理解香港年輕人的心理因素以及表達其理想主義的意義與方式。正如多數的國民黨與藍營以及韓粉們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2014年的台灣太陽花學運，也如同85年前、1935年12月在北平發生大規模的學生抗日救亡愛國的一二九運動，其中許多年輕人由於國民黨主張對日軍的退讓而投向了中共，成為共產黨在抗日話語權上佔據着道德至高點的分水嶺。從1935年的北平一二九、1989年的六四、2014年的台灣太陽花，到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都是年輕人們基於正義感而熱血沸騰地結合起來，產生了影響着整個時代走向的運動。雖然事後看出，最終還是政治人物與政黨從中獲取了最大的利益，但是也幾乎沒有例外地，日後必然是，這些曾經「無知」參與抗爭運動的年輕人們中的一些人，加入了政黨與國家政權的官僚體系，而轉換成了新的壓迫者角色。這個現象古今中外比比皆然，時代與社會的更新交替，不可能由中老年人來起事與革命，這是人類歷史動力的基本來源。 

需重新思考「中國崛起了嗎？」

然而，對於近年來中國的崛起，許多香港與台灣的年輕人們，為何沒有能夠與時俱進地參與其中，反而表現出背離的現象？如何解釋這個問題？香港的「動亂」與台灣年輕人的吶喊，由北京的中心觀之，只是邊緣化的雜音，或者，其實是呼喚着遠方一個更合理的新中國的到來？回答這個問題，是歷史的責任，但是解開歷史謎底的鑰匙其實已經握在年輕人們的手中了。

中國崛起了嗎？這個問題對於台灣和香港的真實性，需要重新地思考與定位，重要的是台灣和香港在這樣紛亂無序的世界裏，似乎日漸失去了自身曾經擁有的主體性以及曾經對於中國與世界具有的深刻意義，進而對於未來感到迷惘。

由此，筆者願以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結尾如此描述：

聖者克利斯朵夫渡過了河。他整夜在逆流中走着，左肩上頂着一個嬌弱而沉重的孩子。那些看着他出發的人都說他渡不過的。他們長時間地嘲弄他，訕笑他。隨後，黑夜來了。他們厭倦了。快要顛仆的克利斯朵夫，終於到達了彼岸。於是他對孩子說：「我們終究到了！孩子你多沉重！你究竟是誰啊？」

孩子答道：「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

筆者相信香港和台灣的年輕人們，終歸會和中國大陸的年輕人們走在一起，共同重新地回復到一個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新中國。因此，近日來的香港「動亂」和台灣大選，啟示與應許着我們該繼續行走與努力的方向，就是盡可能地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建設好我們的社會，以及建立起我們之間更良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