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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5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故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與時任AIT台北處長的宋賀德、國民黨副秘書長馬英九。（取材自丁大衛回憶錄）
前排右起林洋港、李元簇，後排右起秦孝儀、郝柏村、錢復。（中時檔案照，王興田攝）
以下資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天下遠見出版，2000年），筆者在每一條相關日記記載後，做出自己的意見。前文〈解讀郝柏村回憶錄之4〉，敘述至1986年3月10日。
1986年大事記（續）
★3月11日，昨日在酒會中遇見返鄉美述職回台的宋賀德，談話要點：一、宋氏回美正值國務院全副精神來處理菲律賓局勢，因此他沒有很多時間和他們接觸。四、宋知道我將在三中全會提軍事報告，並問為何不由國防部長報告，我說部長依憲法為文官，軍事報告為專業性報告，故而例由軍人報告。立法院今日有人質詢，提出軍人干政危機。這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實質台獨分子，在全力破壞黨和元首的形象後，現在明顯將箭頭指向軍隊。
AIT處長宋賀德 Harry E.T. Thayer (1927－2017)，說當時美國務院忙於處理菲律賓馬可仕後的局勢。令筆者想到今年（2021）8月之阿富汗淪陷於塔利班政權前夕，美國多頭馬車，國務院（外交）、中央情報局、軍方三者未能合作一致，且事權不能統一於白宮的現象，說明美國政府高層管理世界的能力其實頗有問題。美國自拜登上台以來，明確重回美國帝國主義立場，但是世界的改變太大與變動太快，過去的觀念和作法已經不能維持，至為明顯。
美國自二戰中期，即開始扮演管理世界文明秩序，安排世界物資供給，以及提供許多人們安全與發展需要的逃城（shelter）（也就是綠卡）的一個多重性格、沒有海外屬地的軟性帝國。美國的矛盾（paradox）是她既是一個國家，又不只是一個國家。中國如果欲與美國競爭，必須思考在國家主義和世界主義兩個面向上發展自身的條件。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在過去多年來倡導的「一帶一路」與「亞投行」，基本就是要和美國的世界主義競爭。然而做為一個國家，中國首先需要的是在自身的政治思想與體制上從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與其文化中逐步脫穎而出，對內治理具有合理性以及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具有接續性，從而各國各族近悅遠來，使用武力僅及國境安全以及周邊秩序。
對於習近平主席所提倡的「共同富裕」，筆者建議擴大至周邊邦國以至全球經濟，發展出一個以東方文明為軸心的Common-Wealth體制，與以歐美為軸心的西方文明現代化體制，互相競爭，互相效力。
宋賀德問郝柏村在國民黨三中全會的軍事報告，為何不由國防部長報告，此事關美國何事？真是管太多了。但是，同時立法院中黨外立法委員質詢，提出「軍人干政危機」，讓筆者警覺美國AIT與黨外（民進黨前身）的「合作」關係，為後蔣經國時代鋪路。
30多年前，陳映真（1937－2016）告訴筆者，1960年代，美國駐中華美國大使館中的美國新聞處（美新處）即注意到陳映真的左翼思想與言論，而邀請陳映真至美新處演講台灣文學。陳映真於1968年7月遭國民黨情治單位以組織讀書會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等名義逮捕，判刑10年。筆者相信美新處不可能出賣陳映真，而是國民黨情治單位一方面注意到陳映真的左傾現象，一方面注意到美國方面對於陳映真的興趣。
1940年代中期，美國對延安的中共非常期望了解，國民黨方面與蔣委員長斷然拒絕美方欲與延安的接觸，但是並不成功。後來美國政府內部有親延安分子認為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不是蘇聯在中國的代理人，而國民黨是極右政權。
這事情是否對於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有關，不能確定，但是國民黨來台灣後對於美國政府與學術界中的傾共分子深惡痛絕，如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等（這段歷史複雜，筆者尚未見到完整的著作與博碩士論文，台灣與美國的相關資料相當豐富）。所以，國民黨對於美國政府內部有人刻意拉攏台獨與左派的「美式統戰」非常敏感，在這一方面，國民黨是政權保衛戰，對內部、對美國絕不手軟。
近日來，對於甚囂塵上的促轉會問題，一般人不清楚有當年的背景，筆者看一些泛藍政治和媒體人物嘗試和過去的國民黨切割，也是一件好事，過去已過，大家理應重頭來過。對於轉型正義，對於近代中國與台灣、香港以及各少數民族具皆有重大意義，而非僅對國民黨「報仇」而已。
至於郝柏村說「唯恐天下不亂的實質台獨分子，在全力破壞黨和元首的形象後，現在明顯將箭頭指向軍隊」，說明郝柏村將當時的黨外人士俱認為是台獨分子，且對破壞國民黨與故總統蔣公的形象，認為是台獨分子主要工作，而對於黨外人士的民主政治訴求，採取漠視與否定的態度，不認為民主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社會中必經之途，也就是說，完全不能接受國民黨可能下台以及無法想像中華民國將處於何種光景之下。
35年來，這樣的看法與情緒在深藍陣營中仍然牢不可破，可見深藍族群並不是民進黨興起以後的產物，而是本身就實質性地存在於中華民國與國民黨的環境之中，而和反國民黨、反中華民國的台灣獨立人士處於極端對立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半個世紀的鬥爭，結果是台獨勢力與綠營族群，由於人口的結構以及面臨體質愈趨老化、弱化的國民黨，而在台灣社會中占有優勢。這是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幾乎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局面。
當然其中一個當時根本看不出來的重大因素，是中共從文革的泥沼中奮發圖強，居然否極泰來，轉型成功，使得國民黨重回大陸復興之路基本斷裂。
筆者在2008年出版的《上校的兒子》書中，悲嘆外省族群由此陷入歷史的斷層之中，進退維谷，除非在投共與台獨間找到一條新路，整個族群能夠跟隨蜿蜒而上，尋獲生機，不然只有等待時間覆滅。
★3月12日，三中全會主要議題六人小組召集人今日集會，6位召集人為黃少谷、俞國華、沈昌煥、林洋港、曹聖芬及余六位常委，黃少谷主持研討，由周應龍（前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提出初稿並說明起草構想，這個文件等於是三中全會的政策說明，從黃少老談話，很多敏感問題不能不提而不能多說，題為「承先啟後開拓國家光明前途」，研討會中僅修正若干文字。余對整個內容似有不同看法，但初次進入情況，尚不便發言。
黃少谷（1901－1996）時任司法院長，85歲，俞國華（1914－2000）時任行政院長，72歲，沈昌煥（1913－1998），時任總統府祕書長，73歲，林洋港（1927－2012）時任行政院副院長，59歲，曹聖芬（1914－2003），時任中央通訊社董事長，72歲，加上郝柏村（1919－2020），時任參謀總長，67歲，平均年齡71歲。
相較當時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胡耀邦（1915－1989），71歲，鄧小平（1904－1997），82歲，趙紫陽（1919－2005），67歲，李先念（1909－1992），77歲，陳雲（1905－1995），81歲，平均年齡75歲。可以說兩岸領導人的歲數都偏高，理論上應降下15歲為宜，平均年齡60歲，國家發展才有新生。老人治國，心態保守自屬正常，阻礙了中年人與年輕人的新思維和新作法。
周應龍（1933－1986），53歲，不幸於當年（1986年）10月5日國民黨考紀會主任任上心肌梗塞過世。周應龍曾得秦孝儀推薦擔任蔣公侍從室祕書達11年之久，之後一直跟隨經國先生。筆者對周應龍先生並不了解，但是他長期擔任兩位蔣先生的祕書工作，其思想與文字偏向保守應屬自然之事。
郝柏村對於這將是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政策說明文件：「很多敏感問題不能不提而不能多說，研討會中僅修正若干文字。」郝柏村對整個內容有不同看法，但不便發言。這說明郝柏村對於黨國大政有自己的看法，日後李登輝邀他組閣，郝柏村不可能拒絕。
事實上，國民黨長期如此，任何會議中，發言自由討論情況極少，馬英九擔任黨主席時期亦然。這和中國共產黨的會議不同。1980年代，中共對於如何走上新路，內外的討論非常之多，可以說真正地百花齊放，百鳥爭鳴，整個社會自由化的情勢幾乎到了接近蘇聯體制崩潰前的情況，以至終於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雖然如此，中共內部對於不同意見，至今仍然是可以討論的，對外當然是仍然比較僵化。
對於1986年3月29日至31日國民黨在台北舉行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郝柏村日記中記載很少，事屬反常，筆者需進一步了解。有關「承先啟後開拓國家光明前途」，其概要為「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的革新」，其中列舉亟待革新和解決的問題：「社會治安的再加強、政治風氣的再整飭、非常時期措施的再調適、民主憲政的再策進、地方自治的再充實、經濟發展的再推進、精神生活品質的再提升、反制中共統戰的再強化、國際關係的再開展」等9條。
至於經國先生如何在這個關鍵時刻推動政治革新，非常重要，留待筆者繼續論述。
★3月14日，星期一孝儀兄談及總統和他談話，對余的工作表示滿意，並謂為歷來最好的參謀總長。余深感自愧，但勉能為總統分勞而已。
秦孝儀（1921－2007），長期為兩蔣信任，時任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經國先生由他轉話給郝柏村，肯定其工作，對於郝柏村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郝柏村個性強硬，打他小報告的所在多有。
1990年3月間，李登輝總統考慮由郝柏村接任行政院長，國民黨祕書長宋楚瑜以為不好，他說「即使是蔣經國在世，對於蔣經國交代的事，郝柏村也未必全數照辦。行事風格非常霸氣。」（《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頁93）
筆者看了哈哈大笑，經國先生當時怎麼會不知道郝柏村的脾氣？經國先生手下文武百官，基本是乖乖牌，有一兩個郝柏村這樣的人不是壞事。而且經國先生每天交代那麼多事，一些情形前後不一致，是非常可能的。
如果身任最高官員之一，凡事應考慮周全，理智判斷，若遇事不知轉圜，才是庸才，甚至於害了經國先生，也壞了國家大事。郝柏村能夠擔任八年總長以及行政院長兩年半，和郝柏村的性格與思慮特質有一定關係，他能堅持，也會轉圜，而且還可以有成績，一般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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