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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中美合作所成立，是中國與美國共同抗戰，贏得對日大戰勝利的幕後英雄。圖為民國34年，戴笠（前排左五）率官員與中美所美方官員在上海國慶酒會合影。（記者慶正翻攝）
以下資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天下遠見出版，2000年），筆者在每一條相關日記記載後，做出自己的意見。前文〈解讀郝柏村回憶錄之5〉，敘述至1986年3月14日。
1986年大事記（續）
★3月16日，美國國務院中國問題專家道南說，美以蘇為首要敵人，對中國政策以下列假定為基礎：一、中共與蘇聯因疆界與利益衝突，和好如初已無可能，故可爭取為抗蘇與國。二、由於地緣關係，中共足以威脅蘇聯，但尚不足以威脅美國。三、中共推動四化，須仰賴美國之科技支援與貿易互惠。四，中共在經濟與國防方面愈增強，其發展為與蘇俄對抗之趨勢愈確定。五、鄧小平新經濟計畫如成功，將為共產國家樹立模式，其影響是：1.經濟活動與生活方式更接近西方，而共黨幹部獨裁權力將逐漸消失。2.使蘇俄在共產國家中之地位動搖。六、我國之繁榮安定有助於促進中共朝向自由市場經濟發展。七、美對我方支持程度與我在國際間之形象有直接關係。基於上述假設，美對我之政策指導：一、協助我國繼續其成功的經濟發展。二、提供必要的軍售支援，但以不嚴重傷害美與中共關係為前提。道南上述意見自稱係其私人對美政策的理解，說明的目的在助我決策人員因應參考。上項說明可謂實情，對余實有極大參考價值，而余之爭取軍售策略亦可謂不謀而合。★
這段談話十分重要，透露出198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中對於美國與中共、中國、台灣相互關係典型的觀點和政策。
基本上，國務院中國問題專家道南對於1980年代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中、中蘇、美蘇三角關係的判斷與戰略，當時有一定的道理，就是美國拉中打蘇，並且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欲以普遍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使共產黨放鬆其政治與經濟的管制，而逐步產生民主體制。但是後來的變化，大出美國政府與相關國家（包括台灣）的意外。
而當時美國對於台灣方面的考量不足，僅視為美國對中政策下的一個棋子，台灣不具有自身的主體性。郝柏村說：「基於上述假設，美對我之政策指導：一、協助我國繼續其成功的經濟發展。二、提供必要的軍售支援，但以不嚴重傷害美與中共關係為前提。」筆者見到「美對我之政策指導」以及「提供必要的軍售」字樣，感覺十分不佳，不論中華民國或是台灣，似皆沒有反對美國政策的餘地。
5年後，1991年底蘇聯解體，和中國大陸的西方化沒有直接關係，當時中國的力量還不夠強。1990年東歐社會主義制度解體，多少受到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影響；而蘇聯解體，和東歐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有直接的關係。
因此，美國對中國的「利誘」政策，直接的效果就是將文革以後的中國放入美國文明的搖籃之中。而中國人欲補償解放後30年的內耗所造成中國的一窮二白，渴望學習與迎頭趕上的心理非常強烈，不但學習美國，也在中小企業發展上學習台灣。
相對而言，解體以後的東歐和蘇俄在經濟發展的方面遠不如中國，筆者認為除了美國對於中國各方面的幫助，1980年代以後的30多年中，中華民國和台灣人民普遍對於中國大陸親善的態度有極大的關係。
然而1996年，中共為阻止李登輝總統連任，對台灣外海發射飛彈，造成台海危機（Taiwan Strait Crisis），美國派出兩艘航母戰鬥群維護台灣，形同韓戰再現，從此美、中、台三者之間的關係開始質變。中共意識到美國是有可能攔阻中國統一台灣，從而全面研究發展海空戰的思想與武器系統。美國則開始警覺中國在南海以及東亞的擴張，將日益損壞美國在東亞的權力結構。
2000年後中共對於現代科技與經濟發展的知識與學習有相當的進展，開始對於統一台灣的宣傳進程日益加速，這也和美國積極拉攏台灣有關，之後台灣明顯成為美中角力之間的「拉鋸球」。
由於中共長期以國民黨為對手，且受到台灣內部深藍政治與媒體人物對李登輝反感的影響，而不正確地判斷，過度打擊李登輝，將李登輝推到台灣獨立的陣營，並連動地引起了台灣社會深層結構中原本存在的高度自主與台灣獨立意識的反彈。
台灣民主化以後，台灣本土族群形成了百年來惟一經由選舉得到政權的民進黨，轉向反抗威脅最大的中共與中國，因為傳統國民黨已經無法再壓抑台灣本土政權的發展，就是國民黨在選舉中暫時獲勝，依人口結構以及國民黨的中國屬性，下次選舉，本土的民進黨（或民眾黨）仍然有機會重新掌握政權。
近年來，事實上台灣社會中最危險的威脅主要不是來自於中國共產黨，也不是民進黨和國民黨（筆者認為美國永遠是外部因素），因為政黨必須理性才能執政，而是藍綠紅媒體以及其網民與群眾之間的激烈攻防，形成兩岸政黨與政治人物皆無法置身事外的族群化民粹動員。這是全球化下令人意外出現政治民粹化興起的最危險的不定期炸彈。
群眾與網民以選票與民意調查脅迫政治人物、政黨，產生了群眾與網民和政治人物共同治理國家的非理性現象（群眾日益網民化，筆者稱政黨與政治人物受到網民脅迫與推動其政治主張的政治運作形式為 Netizencracy，網民政治、網民執政）。
自1979年美麗島事件、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的40年，美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台灣四者之間的關係變化非常之大，極具戲劇性，絕非1986年3月美國國務院中國問題專家道南所敘述的思維所能想像。
而郝柏村謂美國之中國問題專家道南所言「對余實有極大參考價值，而余之爭取軍售策略亦可謂不謀而合」，說明郝柏村所考量的只是向美國爭取軍售，對於台灣內外形勢掌握不足，尤其對大陸的政經發展政策不深入了解（習慣性認為中共對於經濟發展搞不起來，專政維持不下去）以及與大陸民意脫節（以為大陸人民人人反共），而完全依靠自己的主觀願望以及配合美國的策略。
筆者認為國民黨中長期缺乏大戰略家與思想家，從大陸時代即為如此，在處境好的時候，不能夠進取與預防危機，在處境惡劣時，內部團結不足以及失去信心。國民黨少數筆者認為很有創意的構想是「九二共識」，可惜沒有接續的版本論述，以適應新的環境變化。也就是說，當國民黨失去執政權，如何不依賴執政的民進黨維護九二共識，而能繼續維持兩岸一定的關係，是國民黨面臨的最大考驗，比如說將國共論壇移到香港或新加坡進行等。
國民黨由於性格保守，不能大開大闔，多數狀況採取碎步前進，這有缺點也有優點，和受到大陸失敗的陰影有關，因此很難要求國民黨改變太多。筆者認為現在的兩岸鬥爭主場，是「中國共產黨」和「民進黨加上美國」兩股力量的對峙，國民黨由於對美國與中共（兩位發牌莊家）皆不敢過度表達意見，只能關起門來鬥爭民進黨，因此對於拉鋸兩邊所產生的實質性加分減分都不夠多。
1980年代，國民黨基本認為文革以後的中共必然質變，中華民國在美國的支持下，可以平行發展，等待「共黨幹部獨裁權力將逐漸消失」，中華民國甚至有統一中國的機會。可是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當時國民黨要員完全沒有政權危機意識，似乎國民黨可以百世其昌。其實兩年後蔣經國先生過世，國民黨政權就逐漸從上開始瓦解。國民黨由於缺乏基層組織，上層潰散，中層維持不住，局面就亂了。1949年前後就是如此，最後仍然依靠蔣介石在台灣聚攏與鞏固部分國民黨上層黨政軍經力量。
現在的（2021年）國民黨面臨同樣的處境，必須深思與團結，尤其要發展與鞏固基層，減少頭面人物互相嗆聲的畫面。另一方面，蔣經國過世後，就是沒有李登輝的推波助瀾，國民黨生存的空間與精神由於習於依賴美國，子弟多散居國外，當美國開始支持台灣的本土政黨，切割台灣與中國時（注意到蔣經國在世時，美國的說法就盡量符合蔣經國的中國想像，並且一再安撫與運用國民黨上層人物，包括郝柏村以及年輕一代的宋楚瑜、錢復、馬英九等），國民黨組織就在老人政治與僵化的意識形態中逐步瓦解。當時若非陳水扁總統的貪腐和躁進，得罪了選民與美國，馬英九要選上總統也絕非易事。
雄村內的中美訓練所是利用美軍來訓練戴笠旗下的請報人員。（楊俊斌攝）
從1980年代到今天的2021年，橫跨40年，解嚴以後，台灣經過國民黨和民進黨輪替執政，美國對台政策基本不變，就是讓台灣成為促進與制約中國的一個棋子，而這個棋子必須牢牢掌握在美國手中。由於台灣的軍事與經濟體中80%以上受到美國控制，包括核電廠的核原料與設備維護，陸海空軍的武器裝備，所有政府與金融機構以及大中小企業的電腦與網路系統，大部分的電信與通訊設備，每年高達數兆台幣營業額的電子、電腦、手機代工生產事業，大量的機具與零件外銷，航運航空業等等，幾乎完全依靠美國。
其中美國設計生產的關鍵電腦與網路晶片，只要停止供給台灣產業一天，台灣的主要3C製造產業立刻停頓，就像2020年川普下令停止供給晶片給中國的大廠中興，中興立刻停擺，之後就是華為。近年來許多紅統與深藍朋友在情緒上越來越反美，殊不知台灣沒有美國支持，不只是軍售的議題，整個社會運作能夠維繫半年就不錯了。就是兩岸立刻統一，大陸也沒辦法讓台灣政府與民間的電信、電腦與網路系統以及能源、代工產業獨立運作，中國自己沒有美國科技支持，也發生了嚴重的問題。
國民黨在萊豬議題上振振有詞，那是因為國民黨不是執政黨，如果國民黨執政，進口萊豬就像馬英九進口萊牛，絕無抵抗美國辦法。台灣要脫離美國的控制，只有和中國大陸統一，否則就是獨立，仍然是美國手中的棋子。而統一，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與文化和台灣差異太大，中共要改變思維和體制以及作法，並且單獨維持台灣政府與社會在沒有美國的支持下運作，短時間內是做不到的，因此台灣的問題只能維持現狀。
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政策，現在回頭看，十分符合台灣與兩岸的實情與需要；而馬英九提出兩岸兩德模式，實際上是讓中華民國恢復聯合國會籍，也就是兩個中國方針，兩岸在平等互惠的地位上探討統一的可能性。這個方案很少受到重視，因為民進黨要台灣進入聯合國，中共則是都反對，而紅統與深藍朋友認為中華民國恢復聯合國會籍，就是中華民國獨立，將使統一之路遙遙無期，所以贊成者很少。
筆者好奇，國民黨在下次總統大選中，是否敢喊出「中華民國恢復聯合國會籍」或相當格局的口號，是為重大議題，指出中華民國和台灣下一階段的方向和作法，從而引導台灣人民走出政治、經濟與歷史的困境。應注意李登輝曾經倡言做為摩西帶領台灣出埃及的寓言，並不是不少國民黨員、深藍群眾、外省人所鄙視的「騙局」，而是百年來眾多台灣老百姓真正渴望離開政治與戰爭之苦，而臻至一個可以自主的和平樂土。
如果國民黨（包括深藍群眾、外省人）沒有對於台灣人民（以及中國人民）這種深刻的認識、同理心與愛心，只知狂熱爭取執政權，而一昧依靠批評深植本土的民進黨的（以及深植大陸的共產黨）施政錯誤，未來的勝選之路仍然崎嶇。筆者並不是說2024總統大選國民黨一定輸，民進黨可能由於執政日久，出現權力的腐化，長期受制於地方勢力而不能徹底革新，不能要求媒體中立，以及對於大陸不適當的敵意等種種問題而失敗。筆者強調國民黨同時有中國與台灣屬性，因此必須超越民進黨與共產黨，而有新的高度與深度。
★3月17日，主持軍情局戴故局長雨農（戴笠）殉職40周年紀念。下午舉行三中全會預備會，一、議題及說明應表現說實話、做實事的形象，我不贊成「不能不說不能多說點到為止」的構想。二、我不贊成「無改造之名有改造之實」詞句，改造是由於大陸淪陷，黨自承大陸失敗責任、自承過錯、自反檢討，從根整黨、救黨的非常措施。今日本黨需要革新進步，但不用改造，若用改造，無異自行否定30餘年在台灣的成就。三、應強調在安定中求進步的重要性，為了安定，哪些事現在不可做；為了進步，哪些事現在必須做，而且要積極去做，以顯示說實話、做實事的形象。★
關於戴笠殉職事，由於影響國共內戰過程，日後有各式各樣的揣測，然基本上仍以天氣惡劣以及飛機駕駛員操作不當為主要原因。但是真實的情況，筆者認為是蔣介石受到美國以及共產黨兩方面的離間，保持民主形象，在抗戰勝利後沒有重用戴笠及軍統局。戴笠過世後，軍統局一盤散沙，只有少數戰術性成績，在戰略上完全失去方向與策略。
筆者認為戴笠之後，最能幹的局長是葉翔之，但是台灣的局面太小，中共在解放後對於原軍統局、中統局人員極力追捕，在幾次大規模的鎮反、肅反運動中，肅清與處決極為徹底。因此葉翔之能夠做的不多，除了支援金三角，金門、馬祖等島嶼對大陸沿岸的特攻，在香港以及海外布建，就是空投人員進入大陸，效果都有限。
日後軍事情報局最大的成績之一，是在1990年代發展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劉連昆（1933－1999）少將為我方間諜，由於李登輝公開說出中共發射飛彈為啞彈，劉連昆為中共查獲，判處死刑。這件事，負責策反劉連昆的軍情局第六處副處長龐大為出書《情報札記》說明此事過程，而被我方以洩密罪判刑，筆者認為龐大為功勞極大且富良知，應補升少將。
劉連昆軍官證。（翻拍）
關於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政策說明文件，郝柏村的思慮與意見非常好，不贊成「不能不說不能多說點到為止」。這樣的態度在對岸的中共高層亦然，文革後對於毛澤東的評價，基本也是「不能不說不能多說點到為止」，採取三七開。鄧小平對於解放後種種涉入政治鬥爭中過火的人物的批判與清理採取「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因為幾乎所有人皆在政治鬥爭中出賣過別人。
那麼，郝柏村認為應該怎麼說呢？筆者沒有看到他的意見落實出來。事實上，那些是「不能不說不能多說點到為止」的事情？筆者設法揣測歸納如下：
一、經國先生以後的黨內外局面應如何舉措？二、有關中華民國的法統、憲法以及資深國代、委員的問題如何處理？三、兩岸關係的思維與戰略。四、民間要求民主以及台灣獨立勢力如何因應？五、國民黨撤台前後發生不少違反人權的案件如何處置？六、與美國的戰略關係等等。這些問題十分重大，少數問題確實是不能不說，不能多說，點到為止，但是其他議題皆應分析出來重點，在黨內取得一定的共識，公諸媒體與群眾，爭取全台灣社會的批評與支持。
事實上，以上重要議題，長期以來國民黨內一直沒辦法真實面對與公開討論，而變成且戰且走，甚至採取鴕鳥戰術，在志氣上太弱，在格局上太窄，這當然也是國民黨失去大陸以後逐漸島民化而難以避免的結果。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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