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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8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1986年民進黨在圓山大飯店成立。（中時檔案照，葉清芳攝）
以下資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天下遠見出版，2000年），筆者在每一條相關日記記載後，做出自己的意見。前文〈解讀郝柏村回憶錄之6〉，敘述至1986年3月17日。
1986年大事記（續）
★3月18日，軍事會談，陸戰隊司令提工作報告。總統提示：中共統戰比任何時候都嚴重，而以軍、隊為主要目標之一，分化挑撥軍民關係。中共企圖使我內部敵我不分，在內部搗亂，可謂一波接一波來打擊破壞，我們在心理上必須自立自強鞏固自己。中共畏我復興基地存在，復興基地存在乃由於部隊存在，部隊存在乃由於三民主義思想存在。★
在《國史館集刊》第4期上高素蘭的〈中共對臺政策的歷史演變（1949-2000）〉一文中，對於這段時間中共對台政策的變化有相當詳細的說明，讀者可以參考，筆者在此引用其部分論述。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3月接任金溥聰出任中華民國駐美代表的沈呂巡，在其民國75年（1986）1月出版（即目前筆者解讀郝柏村日記的前一個多月）之《軍售問題與中共對臺政策之研究》第9頁中說：「70年代，冷戰和解氣氛濃厚，中共開始尋求與美國改善關係，突破『文革』時期自我封閉的孤立狀況。」
此說明當年我外交官員了解國際關係走向，1970年前後美國與中共突然改善關係，並非一般認為當時僅是美國總統尼克森單方面於1971年7月9日派遣季辛吉密訪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雙方面經過一段時間互動的結果（時間應在1960年代中期以後，因為素極反共的尼克森副總統突然在外交期刊上發表同情中國處境的文章，並不正常）。
以沈呂巡的講法，應是中共之前已主動直接間接（可能透過華沙雙方大使館）聯繫美國，美國政府內部也早有人希望接觸，才有季辛吉之行。
兩個月後，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訪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共在上海簽署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
中共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省」；美國則「認知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上海公報」確定「一個中國」的原則。
我們要了解，無論美國之後如何辯解，「上海公報」中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中，除了英國等，多數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然而，令人費神的情形是，在美國「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一個中國以後，對於美國以及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來說，仍然維持正式外交關係的中華民國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這段1970年前後的過程，中華民國政府與國民黨幾乎完全被蒙在鼓裡，對於孤懸台灣一隅矢志復興中國的中華民國的打擊非常沉重，傷及國家、政府、國民黨以及蔣介石等領導人的顏面與自尊心極深，而對一般老百姓的信心影響難以評估。
1970年9月，美國國務院宣稱將琉球及釣魚台移交日本，引發台灣留學生大規模的保釣行動，這件事波瀾甚大，其餘波盪漾直到如今。
其中令國民黨非常意外的是，不少忠貞的國民黨子弟轉而傾向中共的中國，甚有於此文革期間一些留學生放下攻讀博士學位，回祖國參加革命。
這段時期到底有多少台灣留學生赴大陸，具體的過程如何？其完整的歷史著作並不多見，文學方面則有陳若曦的《尹縣長》（陳與夫婿段世堯於1966年即赴大陸，適逢文化大革命，他們於1973年離開大陸）、劉大任的《杜鵑啼血》等。這些人當中少數在中共安排下進入聯合國工作，多年來保持低調，是可以理解的。
1978年12月15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與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且承諾與中華民國斷交、廢約、撤軍的同時，希望中共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此事令筆者聯想1949年時期的美國對待中華民國以及國民黨政府的態度）。
中共立即作出回應，16日，中共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中美建交公報」記者會上，首度沒有使用「解放台灣」的字眼。22日中共舉行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這項會議中鄧小平取得領導權，會中確立中共今後對臺政策的基調是「和平統一」，對台灣問題的立場是「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們神聖領土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面前。」
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於1979年元旦（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締結外交關係之日，中華民國被逐出美國門外「待命」），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文中除強調尊重台灣現狀，中國終將統一外，同時呼籲兩岸共同商談結束雙方軍事對峙狀態，希望在創造台海安全環境的前提下，能促進兩岸「三通四流」；提出「寄希望於1700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認為「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立場，反對台灣獨立」，此為國共「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
1979年4月，美國政府制訂《台灣關係法》，重新「收容」在門外身分不明、躊躇不定近4個月的中華民國，筆者當時正好在美國留學，躬逢其盛，深感恥辱。
筆者在此強調的，出賣與傷害中華民國和台灣的「主謀」恰恰是美國，中國共產黨只是「從犯」。
中國共產黨依其中國民族主義立場提出「一個中國」基本原則，就和國民黨政府在蔣公介石領導下，自民國38年（1949）年以來，一直堅持「一個中國即中華民國」的主張在性質上並無不同。然多年來，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皆對隨時可能「闢腿」的美國不敢有所怨尤，矢志忠誠。
而近年美國發現其「新元配」（中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悍婦，招架不住，還是「舊人」（即中華民國與台灣）好，完全改變態度，要「新舊人」（已從過去的國民黨轉為反共反中最力的民進黨與台灣獨立人士）從中華民國降級為台灣，進入聯合國，重新獲得正式的身分，雙方便可以正大光明地往來。而美國開始對其「新元配」（即中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口誅筆伐，百般虐待，其態度之惡劣，令人難以想像。
經國先生說：「中共企圖使我內部敵我不分，在內部搗亂，可謂一波接一波來打擊破壞，我們在心理上必須自立自強鞏固自己。」這應是對於鄧小平與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呼籲統一的反制。
筆者相信，1979年5月經國先生非常寄望的林毅夫投共，1981年8月空軍少校黃植誠駕駛F-5F戰鬥教練機投共，1983年4月陸軍航空隊少校隊長李大維駕駛U-6A偵察機投共等事件，對他的打擊很大。經國先生很難接受，以當時中華民國與台灣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會不斷發生國民黨培育的軍官投奔大陸的現象。
事實上，1986年是中華民國與台灣的一個關鍵時刻，半年後的9月份，民進黨組黨成功，一年以後的1987年4月份，老兵開始組織返鄉探親運動，7月份中華民國解嚴，中華民國與台灣發生翻天覆地的轉變，歷史從此不再回頭。
我們由郝柏村的日記，可以閱讀到經國先生當時心情變化的蛛絲馬跡。到現在為止，似乎只有「郝柏村日記」中記載著與經國先生的對話，筆者尚未知曉是否還有其他同時期有關經國先生講話的著作與材料。
余英時（1931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2013年8月19日在普林斯頓大學寓所接受《世界日報》訪問之文〈中國會回歸文明的主流〉中說：「台灣有很大的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一是怕他打過來，好像完全不能抵抗，另外一種就是怕台獨，於是就想用對岸來控制台獨。這種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說老實話，如果繼續顧忌下去，那最後只有向共產黨投降。那當初何必跑到台灣來，在南京簽字投降不就完了嗎？台灣政府跟共產黨打交道要有原則，民主自由這套價值觀要保持。跟共產黨不是不可以打交道，三通都可以，但是在政治上是不能讓步的。」
余英時先生說國民黨「想用對岸來控制台獨」，令筆者相當驚訝。民進黨大老張俊宏先生約在6、7年前告訴筆者，他早年（1960年代末張俊宏在台灣大學讀書時曾經參與主辦《大學雜誌》，該刊物後來為蔣經國系統收編，張俊宏進入國民黨組織工作委員會工作，他和許信良皆非常了解國民黨當年的情形）即聽說蔣經國計畫利用台獨來抵抗中共，因為中共最擔心台灣獨立，而台灣獨立必然有美國、日本等國的幕後支持，否則不可能立足。
如果參照余英時的講法以及張俊宏的說法，經國先生當年對於民進黨組黨的放手，應該是他深思以後的一個「陽謀」。
以當時國民黨的力量以及國民黨上層極右派系開始出現「寧左勿獨」的意見（如王昇、藤傑等），日後國民黨內部必然分裂（如三家分晉——親中共派、中華民國派、本土派），不可能單獨對抗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壓力以及武力逼統。
也就是說，經國先生開放黨禁，雖然是大環境下不得不的一個選擇，更是他對他身後的一個長遠的安排。筆者的看法，在當時黨外積極主張組黨的人士中，有幾個人得到了經國先生的指示，力主組黨，因為經國先生會放行。
如果我們參考一個多月前，2021年9月出版的《衝破黨禁1986：民進黨創黨關鍵十日記實》，第304頁，當時對於民進黨組黨，新潮流的首腦，前總統府祕書長、國安祕書長、行政院副院長邱義仁回顧：「為什麼蔣經國沒有下手，我到現在也沒辦法了解。」這句話很有意味，邱義仁參與機要多年，足可閱讀當年許多密件，他應該了解實情，但是有些事不能說。
日後證明民進黨的成立與發展，對於中共產生了莫大的壓力，因為是本土的民族自決加上美國、日本的支持，使得台灣問題國際化。這不表示經國先生是支持台灣獨立，而是為了中華民國國祚的賡續。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不能斷裂，因為中華民國是在近代中國動亂歷史中，惟一延續中華文化並且接續清朝之後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與政治文化的一個國家，相對與大陸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的政權，中華民國這個中國的重要性大於國民黨，也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國民黨式微，中華民國仍然必須挺住，以待來日，必有東山再起的時機，蓋所謂江東子弟多才俊也。
民進黨等人固然傾向台灣獨立，但是中華民國的體制、文化以及經濟發展短期內不可能完全丟棄。蔡英文與呂秀蓮近年皆倡言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或中華民國第三共和，筆者認為國民黨方面至少是可以談的：「一個中華民國，各自表述」。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可以有九二共識，和民進黨為什麼不能有「某某共識」？
近年來，許多人說台積電是台灣的護國神山，事實上，中華民國才是台灣的護國神山，支持中華民國的台灣人民至少有一半，海外以及中國大陸上亦有千千萬人，這其中多忠貞之士，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這是筆者解讀蔣公以至經國先生遺命的責任，筆者讀史，深受司馬遷跪受父親司馬談遺命的感動。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說：「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也正是筆者生於此亂世中的自述。
★3月19日，今日中常會，外交部朱（撫松）部長及總統府祕書長分別對亞銀允許中共入會，而強迫我改名「中國台北」表示不能接受的立場。亞銀會籍案實際為中共一國兩制統戰的一部分。中共與英國關於香港問題協議後，採取一連串的迂迴統戰措施，亞銀會籍案即為其一。各國高層包括美、日對我勸說，實際即為幫助中共統戰，若謂接受更名留在亞銀即可恢復各國際組織席位，是辦不到的事。處理亞銀案有所變，有所不變，亦即基本國策立場不變，方法手段則可變，如民間組織的奧委會即為變通之道。余對本問題了解不深，聽到上述說明後始悟政府決策是正確的，但說明溝通不夠。★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成立於1966年，總部設於菲律賓馬尼拉，為亞洲最主要之經濟發展機構。設有「亞洲開發基金」（Asian Development Fund ADF）協助會員國發展經濟以消弭貧窮。中華民國係創始會員國之一。
1986年，亞銀允許中共入會，並將中華民國的會籍名稱由Republic of China改為Taipei China，即由「中華民國」改為「中國台北」。當時國民黨決定以不參加抗議。1988年，改變措施，由當時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率團參與該年年會，在會議桌上的會員名牌Taipei China旁邊放置Under Protest（抗議）字樣。
之後各屆的年會，中華民國利用宣讀演講稿發言時口頭表達抗議，此實為悲哀之事。不過筆者同意郝柏村所說：「一個國家能存在才能獲得承認，而非靠承認可以存在。」中華民國和台灣能夠以「中國台北」或「中華台北」存在於國際社會中，發展自己的能力與國際關係，已經是不容易了。筆者認為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中華民國盡受中共與極獨人士屈辱，支持者也應由此產生奮鬥的志氣與力量。
近年來，中共不斷以打擊民進黨與台獨之名，阻止中華民國與台灣參加國際組織，並且壓抑中華民國國歌、國旗的出現，進一步壓縮中華民國至台灣的地位，也就是說，取消中華民國的國家人格，只剩台灣。如此，一方面將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化，一方面造成台灣獨立的實質化。
這個問題，其實中華民國和台灣可以應付，問題在台灣社會內部有藍綠分裂，於是變成國家認同問題。由此，中共拉藍打綠，美國則拉綠抑藍，藍綠皆強權之工具化。
目前形勢發展影響到21世紀中期「美中大戰」的格局，對於中共與美國，台灣這個球都不能丟。從這個角度看，台灣海峽短時間內會發生規模性戰爭的機會很小，因為對於美國還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目前開戰各方面的條件都不成熟，演變成台灣處於颱風眼中寧靜的變相和平狀態。
筆者周六觀看電視，見宜蘭、桃園、台中、台南等各地，疫情稍鬆，許多父母攜帶幼兒親子遊，快樂非常，而此時中共軍機猶在台灣海峽中線上空巡航。筆者想起1949年2、3月，中共百萬大軍渡長江前，江南雖然時局緊張，卻寧靜異常，不也是有許多父母攜帶幼兒親子遊，快樂非常嗎？誰知不久大難臨頭？真是如元朝詞人張養浩嘆：「望西都，意踟躕。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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