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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3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民主進步黨組黨後舉行新黨晚會。（龍城飛提供）
筆者繼續討論「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的相關話題。本次的主題由當時的《文星》雜誌與《當代》雜誌的文章看時代變化。
一、由《文星》的文章看一些人對時代轉折的感受
筆者參考1986年9月1日復刊，1987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雜誌來看當年一些年輕知識分子在民進黨組黨兩個多月後對時局的反應。
該期《文星》雜誌的讀者投書上，台中陳其邁投書，標題是〈除了教科書，還有什麼？〉這樣說：「20年來，我們生活在中國有史以來最富庶的時代，但也是活在思想上的真空時代。從小我們就被訓練成一部考試機器，只要會答所有的試題，其他都是多餘而不必關心的。在這種環境下，這一代逐漸變成冷漠而自私，曾問過一位醫學院學生：近日看了哪些書？得到的回到卻相當令人失望與同情：『人體解剖學、組織學以及生理學。』假如我們只關心自己，而把自己局限在校園的話；假如我們沒有獨立思想，不能為追求理想而活的話；假如我們只考慮流行的意見、看法，而沒有自己的見解思考的話；假如我們只懂得討好別人、迎合時尚，而對真理追求沒有熱愛的話，那麼在這個大時代的震盪裡，在中國邁向現代化的路途上，我們實在沒有資格挑起這個重擔。」
筆者認為此應即為現在的高雄市長陳其邁（1964-），在他23歲時就讀醫學院時的投書。他的父親陳哲男，為本土派國民黨立法委員，後轉入民進黨。我們看陳其邁當年的想法，具有自省力，值得注意的是當年多數的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且陳其邁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為人生的重責。
筆者在此，指出一個人主張中國統一也好、台灣獨立也好、維持現狀也好，主要是當事人自己成長的家庭背景與當時的處境占主要的影響。環境改變，人的看法也會改變。如果我們以陳其邁當年的反思來反映今天中國大陸年輕人的想法，是否可以得到相同的回應？
台北讀者正之投書，標題是〈請還給我們免於蒙蔽的自由〉，這樣說：「台灣的大眾傳播媒體，一直扮演著尷尬的角色，多年來儘管世局潮流衝擊，民智提昇，卻仍改不了台灣社會強暴傳播媒體的事實。以電影來說，題材的受限，幾乎已經到了令有識之士無法忍受的地步。任何挖掘真相的素材，只能做正面報導，稍越雷池，即被扭曲為企圖醜化的欲加之罪。就算刻劃人性的純藝術創作，也要四平八穩，符合光明面。明明知道貪官污吏的存在，也知道社會缺失猶多，卻不許誠懇的電影工作者以嚴肅的手法，取材來作為剖析問題，或探索社會現象。於是，一窩蜂只能在無關痛癢的題材上打轉。電視、報紙也脫離不了這種格局，多重的設限，導致堂堂社會公器專走邊緣路線。龍應台教授在貴刊發刊辭寫道：復刊的文星，希望是一個與謊言妥協最少的聲音。」
正之反省當時在國民黨長期管制下的大眾傳播媒體，令今天的台灣讀者難以想像，卻令人聯想到中國大陸的大眾傳播媒體。大陸今天的共產黨管制言論情形，和當年的國民黨非常類似。那麼30年後，中共是不是也可能會逐步地開放言論？
台灣社會在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以後，歷經37、8年的戒嚴，在主觀上固然有嚴防共產黨入侵與破壞的心理與作用，但是在客觀上，卻用層層鐵絲把台灣人民和社會綑綁起來，嚴重地矮化、窄化了人的思想與心靈。當黨外長期衝擊國民黨，並且在1986年9月28日組黨以後，國民黨也因應社會的需求而調整，開始對台灣社會與人的鬆綁，之後台灣人（包括國民黨自己）逐漸離開「牢籠」而學習自由地表達自我、自我地創造。以致到今天，台灣的民主政治仍有不少問題，但是台灣人基本是自由的，不存在一個黨，幾乎無所不在，告訴你，什麼該講，什麼不該講。
台北讀者李貴寶投書，標題是〈電視與選舉〉，這樣說：「電視所應扮演的角色的重新探索：TV乃True Voice，因此觀眾絕對有權要求其訊息的真確性。稍有正義的觀眾，都不能坐視寡占的情形肆無忌憚地剝奪我們知的權利。為什麼政府一再聲明：『政治人物，不分黨派，要相忍為國，以和為貴，誠意溝通』。而電視上所看到的，卻是單軌的、不留餘地的對反對黨痛加撻伐？為什麼書本上所學的『民主國家視批評為常態，是進步的動力，不僅管道流暢，且可自由地、普遍地傳播』，而我們的電視台卻高度敏感、色彩分明、諱疾忌醫、報喜不報憂呢？太多的問號在當代年輕人心中激盪，但願不久的將來會有滿意的解答。」
當年電視台只有台視、中視、華視三台，全部由政府控制。過了35年，台灣的電視台上的政治評論節目卻發展成藍的越藍，綠的越綠的「二元民主」現象。筆者認為是一個不正常的情形，形成社會中藍綠對立的源頭之一。而所謂「高度敏感、色彩分明、諱疾忌醫、報喜不報憂」的現象，對於今天大陸的電視媒體與觀眾來說，可以說是相當熟悉的。
該期《文星》雜誌，第41-43頁，刊載當時《聯合報》記者胡元輝的〈法律的正義才是法治的真義──論選罷法徹底改造的必要性〉，這樣說：「法律本是一種規約，經由社會的同意，作為彼此共信共守的最低行為準則。選罷法既是一種有關選舉的規約，自應成為一切選舉活動的軌範，但是去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經驗卻在在顯示，這個規約已經淪為具文，不僅缺乏共信，也無法共守。這就好比籃球場上的比賽，本來應該按照籃球規則進行，卻突然有一方把籃球當躲避球打，其結果不是人仰馬翻，也是秩序大亂。從政治的觀點來檢討，現行選罷法的基本特質可以歸納為一點，就是它的『防制性』。選罷法成為『防制性』立法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以負面而非正面的角度來看待選舉，進而將選舉的角色定位於破壞政治安定，而非促進政治進步。去年9月28日黨外更上層樓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立即使選舉態勢呈現政黨競爭的雛形。執政黨進行政治革新，宣布即將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這項革新是一項分水嶺式的政治轉變，它標示了封閉社會的消逝，開放社會的形成，也代表執政黨逐漸由支配者的角色走向競爭者的立場。修訂選罷法的三項原則：活動空間開闊化、選務機關超然化、政黨待遇平等化。」
依胡元輝的說法，在民進黨組黨以前，國民黨長期刻意壓制黨外參選的範圍與方式，形成不公平競爭。而民進黨組黨以及解除戒嚴以後，台灣社會發生了立即的變化，由封閉社會逐步走向開放社會。
筆者指出，在1987年之前，國民黨本身以及其支持者，很少會感覺到台灣社會是一個封閉社會，而在國民黨本身以及其支持者以外的人們，則有可能感覺到台灣社會的封閉性。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重要分野，筆者一時不能了解其中道理，有可能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the ruler and the ruled）之間的感受相當不同。以上對於中國大陸未來是否亦有可能逐步放開共產黨長期監護的封閉社會，而產生開放社會，讓人民自行選擇其認同，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當代》雜誌封面（龍城飛提供）
二、由《當代》的文章看一些人對時代轉折的感受
筆者參考1987年1月1日出版的《當代》雜誌，看一些當年台灣留學美國的知識分子在民進黨組黨兩個多月後對時局的思考。該期《當代》雜誌中，有兩篇文章值得介紹，第一篇是水秉和寫的〈政黨政治與民主困局〉，這樣說：
「我相信，創造一個與自由主義毫無關係的民主理論，或設計一種與歐美政體絕不相干的民主體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民主的理論與實踐有它的普遍性。不接受這個普遍性就等於不接受民主。這中間是沒有選擇餘地的。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文化傳統裡面實實在在沒有可以稱得上民主理論和民主制度的東西，所以靠自家傳統是建立不起一個中國式民主的，要民主就必須向西方學習。實行還是不實行政黨政治，我相信，是中國（大陸和台灣）要不要走向民主化的當前第一課題。革命黨一般而言必然是非民主政黨，而革命的過程愈艱苦，革命黨就愈不民主。讓我們考慮一個特殊情況，非民主政黨的確有實行民主的誠意，但是，又意識到如果開放黨禁，允許公平競爭，則又擔心如果競爭輸掉，贏得政權的反對黨會：（一）剝奪它以後的競爭權利；（二）徹底改掉它建國之初所訂定的方案和目標，或者否定它的意識形態。這時它應不應該開放黨禁？當一個非民主政黨決定實行民主時，勢必要把黨的結構與政府組織逐漸分開，同時也要普及民主教育，建立共識，包括民主程序和民主理想的共識以及對國家的長遠目標的共識。然後，必須把國家的命運交給人民由他們來作明智的選擇。如果當政者以為自己是少數，沒有獲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會退縮，以非民主的手段去應付，如此即演變為兩極分化。反之，如果相信大多數人民不會同意極端份子的主張（歷史證明，在經濟繁榮期間，絕大多數人民不會同意任何走極端的主張），因而放膽地讓人民作最後仲裁，則社會可望逐步走向民主。」
水秉和所描繪的是當時兩岸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治理下的政府，面對民主化時，都有的困境。而事實上，這個困境，卻首先把國民黨和共產黨自己關在革命黨的思想與意識的牢籠裡面，長年走不出來。水秉和參考1965年出版的《民主的困局：以自由毀滅自由》（Democracy's Dilemma: Freedom to Destroy Freedom, by Benjamin Lippincott），思考與探究一個非民主政黨如何轉型為民主政黨。
他當年所定義的民主政治，具有民主基本要求的自由、平等。在1986年9月，隨黨外宣布組黨以後，蔣經國先生決定開放黨禁以及解除戒嚴，所發生的種種現象，相當部分合於水秉和的推論。基本上，當年國民黨在台灣的治理，確有相當的成績，尤其相對於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的執政結果，因此開放民主，較有信心。
台灣社會中的極端份子（不論是台灣獨立派還是中國統一派）不是沒有，但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不起破壞作用，說明台灣人民不可能自行捨棄已經擁有的經濟與政治基礎，再掀起「革命建國」的動盪過程。
第二篇文章是殷惠敏（原名楊君實，另筆名楊誠）的〈專制政體的民主化〉，這樣說：「由於大陸時期的失敗，使得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特別忌諱工人和學生運動工會受到嚴密的控制，各大學有黨團機構的監視。在過去30餘年的這種政治文化的薰陶下，國民黨政權老一輩執政者的心態是不難推知的：（1）他們對於民主體制基本上缺乏信心，因為民主本身包含著不可確定性，對習慣一元化社會觀的專制主義來說，這個特徵就相當於無政府狀態。（2）他們對於台灣的經濟成就和社會安定，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恩賜心理，似乎認為過去的安定繁榮，都是他們辛苦的成果。他們保護了台灣的居民，但自己並沒有享受到多大的利益，因此他們對黨外人士的『奪權』行動和『囂張』言論，也就有很強烈的排拒心理。（3）由於國民黨最初是一個革命政黨，在過去的鬥爭中，只有非友即敵、你死我活的敵情觀念，而缺乏以平等地位對待反對黨。今天之所以有新黨（即民主進步黨，筆者註），是由於過去無數的犧牲換來的。台灣執政當局最近關於解除戒嚴的決定，和放棄對新黨鎮壓的態度，一方面固然是懍於外在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國民黨內開明力量的一次勝利。從現實的條件來看，『獨立』和『自決』固然是動聽的口號，而且也具有煽動情緒的作用，但是在現實上既無可能，亦無此必要。然而新黨若把自決當做戰略手段來運用，以這個激進的目標來累積政治籌碼，設法達到其他的目標，倒是可行的辦法，就是實質上的中華民國台灣化。美國顯然樂意見到反對黨在台灣出現，最近國會選舉造成的民主黨在參眾兩院的優勢地位，對於新黨未來的發展，也是一個有利因素。」
殷惠敏的說法，更接近台灣的實在情況，對於當時國民黨的分析相當地明確。到今天，不少國民黨人與深藍群眾基本上仍承續了當年的心態，對於民主體制缺乏信心、對於台灣的經濟成就有恩賜心理、以及難以以平等地位對待民進黨，台灣社會中的藍綠對立，不能說沒有由這樣的心態所形成。
當然這也不是單方面國民黨與深藍群眾的責任，不少民進黨和綠營群眾長年來對於國民黨與部分外省人統治者的積怨，亦激化了國民黨與深藍群眾的反抗與敵對。這些問題，不是當年經歷開放黨禁和解嚴這樣重大的政治變化中可以想像到的。可見，理想主義者對時局與歷史的判斷容易失衡，現實中種種政治、經濟、文化、族群所累積的差異與對立所形成的階級、階層意識，具有很大的疏離感，並不會因為新環境的出現而立即被抹滅掉，而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洗滌過去不良的心態與關係。
陳其邁在《文星》雜誌的讀者投書。（龍城飛提供）
三、初步的小結
胡元輝之後擔任了許多重要的職務，自立報系總編輯、TVBS電視台新聞部總編輯、自立晚報社長、公視基金會總經理、中央通訊社社長、台灣電視公司總經理，近年來擔任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筆者曾經與他有一面之緣，此人高大英俊，頗有才氣。由他在《聯合報》服務期間投稿《文星》的文章，看出他早年在傾國民黨的媒體中服務的時候，已經對國民黨的施政有相當的意見。
陳其邁父親陳哲男2014年因政治獻金問題，被法院處有期徒刑，陳其邁之後加入民進黨從政，步步高升，位至行政院副院長，再南下參選並當選高雄市長。陳其邁、胡元輝二人的政治發展都是由藍轉綠，說明民進黨確實在觀察與選擇有特質的年輕人參加其梯隊前進。
相對來說，國民黨對於有反抗性、挑戰性與異議言論的人戒心很大，排斥性強，產生近親繁殖的同質性情形相當嚴重（共產黨亦然，強制地要求年輕人和老人一致）。
1980年代對於多數的外省年輕族群來說，一般很少感受到政治壓抑，在意識與感情上與國民黨一致，對時代變化的反應比較慢。過去這個族群中的少數新生代多依靠父蔭當官，不容易和綠營中許多必須從下而上打拚的年輕人競爭。
水秉和與殷惠敏，近年來的思想與言論傾向，似乎比較傾向中國的發展，這也和他們的出身背景與在美國的生活有關，筆者不能評論是非，待日後有機會訪問他們時再了解他們的心路歷程。
由於時間與篇幅的限制，筆者不能繼續討論當年《文星》和《當代》雜誌上相關文章的重要意義，希望下期可以做出進一步的了解，向讀者報告。
題外話，《民主的困局》的作者邊澤明‧李品格（Benjamin Lippincott，1902-1988，倫敦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拉斯基 Laski的學生），二戰期間曾在美國海外的十三航空隊（Thirteenth Air Force, 13AF）服務，而十三航空隊在1958至1979年間於台灣台中清泉崗以及台南空軍基地曾長期駐紮。
我們注意到1979年4月份十三航空隊離開台灣，1979年是美國和中華民國斷交以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一年，1月1日起美國第七艦隊停止巡航台灣海峽，4月份，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中華民國和台灣一夕之間被長期堅定的盟友美國「拋棄」以國內法《台灣關係法》維繫著台灣與美國及國際社會生存的「臍帶」。
筆者大學時代在台大附近看過十三航空隊台北辦公室的建築物，十分氣派，由於是美國空軍，非常活潑，聽說周末有不少活動，歡迎台灣可愛的女子們去參加舞會，不知道後來有沒有年輕女生因此嫁給美國空軍軍官的情形。對於我們當年這些普遍貧窮、瘦弱、自卑又具有尖銳民族主義的男生來說，可愛美麗的年輕台灣女子嫁給駐防台灣的富有、高大、俊朗、快樂的美國軍官，然後攜手移民美國，從此過著王子公主的快樂生活，對我們的自尊心造成了很大的打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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