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篇文章轉載自 中時新聞網。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2/1/10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龍城飛提供）
筆者繼續討論「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的相關話題。本次的主題繼續由1987年1月1日的《文星》雜誌以及2009年10月出版的《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中的文章看時代變化。
一、由《文星》雜誌中的《家變》文章看對時代轉折的感受
前文引用1987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讀者投書」上陳其邁等的投書以及胡元輝的〈法律的正義才是法治的真義〉，討論民進黨組黨以後，社會風氣的轉變。本文將稍為討論該期《文星》上討論《家變》的文章，相信讀者會產生訝異的感覺，為什麼筆者會突然講到王文興（1939－）的《家變》？因為這期《文星》的主題雖然是「1986台灣政治影像」，談黨外組黨以後的社會氛圍與民間思維，然而同時談到台灣的文學，有呂正惠的〈「政治小說」三論〉、王文興的〈無休止的戰爭〉、以及石壁堵的〈我爸爸比范曄還要兇〉等文章。
〈無休止的戰爭〉說的是王文興自己和他的文字及文體之間的拉鋸，〈我爸爸比范曄還要兇〉中說的是在一家天主教大學外語研究所班上，老師發給同學閱讀王文興的作品《家變》所引起的批評與辯論。筆者認為該期《文星》的主編並非無意識地如此安排。范曄是《家變》中的男主角，成長以後發現低層外省人在台灣社會中的處境，在家中常以語言、態度虐待父母，終於父親離家出走，不知去向。范曄就是王文興的化身，書中當年27歲，大學歷史系助教。
筆者手中的《家變》，民國75年（1986）20版，初版是民國67年（1978），洪範出版，書的扉頁介紹《家變》被譽為五四以來最偉大的小說之一。王文興寫《家變》，前後花了7年，也就是說民國60年（1971）年開始動筆，那一年王文興32歲，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中華民國日益失去中國正朔的性質與地位，而似將流離失所。
《家變》第16頁，主角范曄在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尋父－父親：自你4月14日出走後，我與母親日夜惦念，望見報後儘速歸返，一切問題當照尊意解決。子曄。」然後范曄出面四處尋父，幾個月後，還是找不到父親，報紙上的尋人啟事簡化為：「尋父－父親：您離家已甚久，請歸來，一切問題當照尊意解決。子曄。」最後，「時間過去了幾及兩年之久，父親仍然還沒有歸來」，至《家變》的結尾，范曄的父親一直沒有回來，范曄和母親的生活慢慢地習慣了，對於應該再去尋索父親的事情，幾乎是日漸地淡忘了。
在〈我爸爸比范曄還要兇〉中，旁聽生同學黃修女是幼稚園園長，同學東東說：「黃修女，你那一家幼稚園叫什麼？五歲的孩子，聽你講王文興的《家變》，太離譜了！」黃修女說幼稚園小朋友小芳說：「范曄不算兇，我爸爸比他還要兇，我如果去問他什麼，他就會說走開走開，好大聲，要是不馬上走開，他就用力打過來，我有一次還被他打到流鼻血。」黃修女問：「這樣對嗎？」「是不對呀！可是他們是在教育我們喲！」一位男生說：「我要趕快長大，長到最大，就不必尊重別人，別人都要尊重我；不尊重，我就打。」
筆者不確定幼稚園小朋友所說「我爸爸比范曄還要兇」，甚至會隨便打小朋友到流鼻血的，是不是指向國民黨？而那個小男生所說的「長到最大，不尊重，我就打」，是不是指向黨外以至組黨日益茁壯以後就可以推翻國民黨了？
這期《文星》第86頁，清華大學中國語文系呂正惠（1948－）教授的〈「政治小說」三論〉中說：「在70年代中期，鄉土文學論戰前後，台灣小說界開始產生明顯的變化，台灣小說家開始重視寫實性、社會性與政治性。在此之前，台灣較年輕的小說家幾乎只寫短篇而不寫長篇，譬如白先勇、王文興、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較特殊的例外可能只有七等生了。一直到民國61年王文興的《家變》發表以後，才真正產生了第一本重要的長篇小說。」
筆者認為時代的精神和意義往往在文學作品中顯露出來，而1970年代前後是台灣文學作品產出的最佳時期，之後筆者認為近40年來，台灣缺乏深刻優美的文學作品，這個問題可能和社會結構的變化有關，民主化以後，社會問題轉向選舉、經濟與娛樂，缺乏了迫害，也就是難有深刻的文學作品。
李敖（1935－2018）2018年3月18日過世，時任呂正惠教授向《澎湃新聞》表示：「在我高中時期，李敖在台灣文星雜誌發表文章，然後出版書籍。他的影響主要在1960年代中期，那時候我們讀高中，他的文章對全台灣高中生影響很大，因為他的思想打破了國民黨戒嚴時代的思想僵化，是對我們這一代高中生突然的思想啟蒙。這是他當時最主要的貢獻。」
李敖比王文興大4歲，二人隨父母自大陸來台灣時都才10幾歲，到1960、1970年代，也才2、30歲，但是他們對時代的感觸與反應是敏銳的。包括白先勇、陳映真、王禎和、王拓、黃春明、七等生等，他們最好的作品多是他們年輕時寫的。對筆者而言，李敖的影響非常淡薄，然而王文興《家變》的影響卻是一生的。
李敖由《文星》雜誌承辦人蕭孟能力捧而紅，李敖、居浩然（1917－1983，國民黨元老居正次子）後來和胡秋原為了「閩變」告上公堂，文星的形象亦大受影響。國民黨撤台後，一直到1970年代，大陸人之間互相戴「紅帽子」以及過度貶低對方的情形相當普遍，包括有名的徐復觀，這種情形局外人一般不太清楚。這使筆者警覺到1950年代中國大陸上持續的文化批判運動，和台灣發生的現象類似，可能和自五四以來文化人與政治人物彼此不斷批判攻訐有關，這是後話。
筆者在2008年出版的自傳體著作《上校的兒子》中第272頁，〈父與子〉一章中，這樣說：「年輕時，1970年代，讀到王文興的《家變》，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書中形容外省人家庭到台灣以後那種不適應的痛苦，一個兒子看他的父親穿著劣質背心、四角內褲、拖板，站在村子口張望，產生了對父親的鄙視與厭惡。之後他折磨父親，甚至不給父親飯吃，最後父親走失，沒有再回家。
從《家變》來看，外省人的父親典範是失敗的，出走了的，他們在內戰中打敗，離鄉背景，逃到台灣這麼一個陌生的島上，兒子仇視他，是他帶來一家人這樣子的生活。」《家變》中父親的形象，讓筆者聯想到自己的父親以及許多像筆者這樣不屬於高級外省人第二代的同學、朋友的父親，他們在國共內戰失敗後來到台灣，其實就沒有真正適應過。
筆者自幼習於聽長輩講四川話、山東話、浙江話、廣東話、福州話，就聯繫上了他們濃郁的鄉愁。而我們和竹籬笆外的閩南話卻是隔離的，這真是一種時代的誤會與錯誤，也是戰後台灣社會中的一種悲哀與不幸。
近年來國民黨的威權幾乎完全喪失，習於依附國民黨的外省族群表現出的集體漂流性與亡國感常令筆者深感畏懼，尤其是看到許多深藍群眾高舉中華民國國旗簇擁著韓國瑜吶喊時，似乎看見注定消散的明末闖王隊伍，愈感心驚，而莫知其所終。
（龍城飛提供）
二、由《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的文章看一些人對時代轉折的感受
在錢永祥教授主編的思想叢書系列13的《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書中有兩篇文章引起筆者的注意，林桶法教授的〈一九四九年的迷思與意義〉、孫瑞穗教授的〈失敗者的共同體想像：回應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林桶法教授的〈一九四九年的迷思與意義〉中，這樣說：「隨著中共逐漸強大，『成王敗寇』成為評論者的主流思想。歷史的解釋權永遠都屬於勝利者，但歷史的解釋並不一定是歷史的真相。」多年來，不論中共在解放後發動了多少不正確的政治運動，中共的官方歷史論述永遠是光榮的、勝利的，國民黨則永遠是反動的、失去民心的，而中華民國是早已滅亡的了。
林桶法又說：「在中國歷史上，民國初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思想的啟迪及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而言，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擬的，所建立的價值觀亦是後代所追循的典範。如果我們用思想的開放與知識分子的論辯標準來衡量，台灣與大陸都經過威權時期，都對言論作了若干的控制，因此至今文化思潮上仍無法超越民國初期所建立的貢獻。更重要的是，海峽兩岸至今對於自己文化的思索其實是不夠的。大陸地區在傳統、創新、西化與共產制度之間擺盪，台灣地區亦未找到一條合於後代子孫所追索的方向，文化的定位與走向表明，只能就一些小問題爭吵。」
林桶法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與文化走向有精闢的解讀，尤其是大陸時期，國共黨政軍高級幹部的平均文化素質可能遠低於民國初期的中高級知識分子水平。近年來台灣社會中藍綠之間的爭執已經到了極其瑣碎、無聊、庸俗的地步，日益缺乏建設性價值，而且看不出改善的可能。
林桶法文章在結尾中說：「對台灣而言，一九四九年可以說是接續民國以來歷史發展與台灣歷史發展的開端，外省人來台灣帶來了正負兩面的影響，在不斷的衝擊與融合中，給台灣增加了許多歷史的材料，所建立的多元文化價值應該值得肯定。」林桶法教授是本省籍學者，他和呂芳上教授等長期以來對於外省族群的同理、寬容與友善使筆者感到非常的溫暖。
孫瑞穗教授的〈失敗者的共同體想像：回應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對於龍應台以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做出相當尖銳的批評。孫瑞穗這樣表明他的出身：「像我這樣來自有日殖文化影響的台籍家庭的人，瞭解與同情之餘，在歷史經驗中看見的卻是另外一種受苦者的身影。」
這樣的對比是重要的，另外一種受苦者就是戰後的台灣本省人。他說：「不管你祖籍在哪，不管你出生何方，這都是你我曾經真真實實用身體和生命經歷成長過的台灣經驗。是的，一個個被政治力用意識型態醃過的『偽勝利者』的歷史，與現實之間有著無可言喻的落差、錯亂、誤認、錯置，一種可以被叫做後殖民地時空感的東西。」
所謂的「偽勝利者，當然指的是國民黨，甚至是一大群1945年8月份以後來台的外省人，對渴望回到祖國的台灣600萬人民，施以粗暴的鎮壓，「殺掉幾乎一整代的台灣精英（即二二八事件），這600萬人之後隨即陷入了更冷峻的白色恐怖。」孫瑞穗詢問龍應台：「你知道嗎？」並且說：「我真心理解龍應台說的那兩百萬人所受的戰亂流離之苦。
但反過來問，那200萬人是否也能夠理解那600萬人在瞬間認同崩潰、面目破碎和文化失語，其實正是來自這兩百萬人延續殖民治理的種種錯誤呢？」繼而：「你知道嗎？正因為戰後一直都沒有領導者願意出面扛起這個歷史責任，承認這個歷史錯誤，導致那600萬人的後代一直難以吞下曾經被一群『失敗者』屠殺和欺負的經驗，因而某種程度地在結構上『被迫』成為『復仇者』。」
這樣的曾經被迫害者轉為復仇者的例子不在少數。多年來，民進黨對於國民黨以促轉會、黨產會施以轉型正義，其尖銳的文字、語言與行動確實產生了「新迫害」的作用，國民黨和許多外省族群則成了「新受害人」。
孫瑞穗說：「在殖民者離去政權轉交後，如果外來者壓迫原住居民這個歷史上的壓迫性治理結構一直不能改變，如果公領域中外省人的文化優越感和對弱勢族群的文化歧視一直不能改變，歷史冤屈便一日不能平反，復仇者的身影將同鬼魅一般，如影隨形，永無止盡地輪迴。」
關於外省人文化優越感的問題，有其來自，即多數來自於中國大陸的主流文化，不只是對受日本教育的本省同胞有文化優越感，對許多跟隨來台的低層外省人與老兵也一樣有文化優越感。而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此非常敏感，是以不斷發動運動，要知識分子向農民、工人學習。
孫瑞穗以「外省人與白種性文化霸權建構，做為新文明的起點」，似乎認為外省人在台灣形同白種人在美國新大陸，筆者認為如果有這樣的情形，也是不明確的，因為大多數的本省人來自於中國大陸的福建、廣東兩省，並非如美國之印地安人。孫瑞穗期望：「既然選擇了民主這條路，便再也不回頭了。選擇有如承諾，選擇之後便要在新大陸上執意建立一個合乎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合乎社會正義精神的新共同體文明。」筆者相信孫瑞穗的誠意與善意。由於提出的期望十分重要，筆者的回應放在本文的「小結」中說明。
初步的小結
本文由1987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中的幾篇文章直接間接涉及《家變》的意義，筆者進行討論。近年來《家變》一書仍然在市場上長銷，甚至王文興當初的書寫稿亦以影印稿形式出版。筆者認為王文興的《家變》，就人性的刻畫以及道德的捶煉上，是民國以來最好的小說之一，王文興是中國的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台灣的外省文學中，無出其右，但是長期以來王文興似乎沒有產生超越《家變》的作品。
相對來說，大陸作家如莫言、閻連科等不斷有優秀的作品出版，筆者認為環境的因素十分關鍵，如果有一天中共開放言論自由，好的文學作品必然日益減少。
林桶法教授認為兩岸「至今文化思潮上仍無法超越民國初期所建立的貢獻」，是非常重要的觀察，未來如何發展，兩岸的政治界、文化界和媒體都應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對於孫瑞穗教授的〈失敗者的共同體想像：回應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筆者回應五點如下：
第一，絕大多數外省人是在國共內戰後，逃難至台灣，並非自願，因此若皆視為「偽勝利者」，或「失敗者」，並不公平。
第二，國共內戰是中國內部的政權爭奪戰，極為殘酷，死傷之眾，高達數百萬。國民黨失敗，撤至台灣，至少保台有功，日後則建設有功，國民黨不是一無是處。
第三，國民黨是否有意識地以殖民者身分治理台灣，筆者認為有相當討論的空間，這裡牽涉到當時台灣社會已經相當日本化，筆者認為長期以來這方面情形的討論不足。
第四，關於二二八事件，並不是沒有外省人願意出來面對與道歉，尤其是前總統馬英九經常性地對於二二八事件公開表示歉意。問題是一方面，不但新的「復仇者」絕不滿意，在馬英九卸任總統後，收到了兩百多件告他的官司，至今法院還未審理完畢；另一方面，明顯已經沒落的外省族群中的多數對於馬英九這樣不斷地「熱臉貼冷屁股」的行為，感到氣憤。所以，族群問題的內在結構可能超過孫瑞穗教授與筆者的理解，並非「偽勝利者」出來以「失敗者」的角色不斷「批判自己，改過自新」，大家即可攜手共創幸福的生活。
第五，也是最主要的，多數本省籍朋友不能理解與接受的，是至今，多數的外省族群仍認同中國為其祖國，這個中國當然以中華民國為其主體，但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已經沒有過去的深刻仇恨，反而期望能夠以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合乎社會正義的精神建立一個新共同體文明的中國。然而，不少過去有日殖文化影響的台籍朋友，似乎對未來共同建立一個新而偉大的中國興趣缺缺，甚至強烈予以抵制。
筆者認為以上五點中，第五點是癥結，也就是台灣社會中難以化解的統獨之爭。其他問題，筆者認為隨著時間前進以及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通婚（筆者的妹妹嫁給二二八事件的第二代家屬，筆者弟弟娶迪化街深綠家庭的女兒，婚姻皆極幸福），都將慢慢解決。
筆者引用孫瑞穗教授的〈失敗者的共同體想像：回應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並嘗試以一個長時間感到時代沒落與精神煎熬的外省第二代，回應孫瑞穗教授的感受，筆者同時指出，一九四九年後，大陸上大量受到政治運動之害的「正港」中國人，他們的痛苦，其實在比較台灣社會中的外省人和本省人中，是最為深刻的。
孫瑞穗教授認為龍應台的「人道主義的嘗試在道德上有誠意，作為促進轉型的歷史計畫，方法仍嫌不足」。筆者認為人道主義是近代中國政黨、政治人物以及知識分子在檢討自身與對方時，必須共同擁有最基本的基礎。因為，至今不論是「偽勝利者」還是「新復仇者」，在人道主義上都是遠遠不足的。
以上討論，並不直接涉及1986年9月民進黨組黨以及國民黨的反應議題，但是時代的精神變化確實是反映當年的重要背景。
（待續）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