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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6
文 |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神州詩社所辦《青年中國》雜誌，創刊號，1979年7月。圖：龍城飛提供）
前文我們談到民國67年（1978）11月，《大學雜誌》改為革新版第一期，其中延伸出「神州詩社事件」話題，接續上集，2010年4月號《文訊》對神州詩社主要成員與相關作家的專題訪問。
（五）訪問方娥真（溫瑞安女友），標題〈一條生路〉，如此說：對人性的恐懼，使我常在流言的杯弓蛇影中掉進頹喪裡，感覺頹喪的力量強勁的吞噬著我往下沉，沉到不見底的死境。
30年前，記憶去到一個沒有光的所在，身在囚禁中的我，沒有機會回應誣告者的抨擊和中傷，只有他們在說，沒有我說的份。這不是在一個公道的平台上，只有一面之詞，並非雙方陳述。
臨睡前對著黑暗，偶爾會在腦中構思著要為自己澄清的內容，但這封信不知該寄給誰。
我在囚室中想，為什麼社員要誣告我？我有時真要懷疑，不懂他們到底是社員還是來臥底的。我由他們知道了溫瑞安魔鬼的一面，但他與叛亂絕對無關。
這群誣告者，要搞出版社時，對作者歌功頌德；搞到一半時，卻集體退出，進行誣告；又趁當事人身陷獄中時在外散播流言；到後來，又趁當事人不在台灣時繼續抹黑。有一流言說社員為賣書量最大的溫瑞安、方娥真賣書，為詩社奔走賣命。
當年的案件早已明日黃花，在我心理不留案底，但流言帶起的餘震卻一直持續不斷。
當年離台回馬來西亞時，入獄事件在報紙上公布，我躲到陌生的香港。手頭缺錢，為了省房租，住進一棟久無人居的宿舍，一陣陣霉味撲鼻，後來給趕了出來，蒙蔣芸姊仗義收留。
當年事發後，報刊雜誌都不發表我的稿子，《馬來亞通報》的主編悄凌卻反其道而行，寫信到香港要我寫專欄。
張錦忠（1956－，馬華作家－筆者註）在〈那年秋天，西灣舷影〉中說：「溫方出事期間，當初賞識者、結義者人人避之遠之，坊間選集從此不見其文其名，文人之勢利世態之炎涼可見一斑。當然也有少數為二人奔走，其中余老師（余光中）即致電國民黨文工會表示關切。」
落難時最不想讓人見到，尤其是自己注重的人，當然是希望能在最佳狀態下相見。
金庸的名望如日中天，他用《明報》替我申請工作准證，列了一份聘請合約給移民局（香港－筆者註），又安排我和溫瑞安認識新加坡《南洋商報》副刊主任杜南發。
我和溫瑞安在台拘禁期間，黃昏星去找高信疆，請他營救。金庸到台灣，見蔣經國時，請他對我和溫瑞安的事從寬。（金庸堂兄查良鑑（1904－1994）當時任東海大學董事長、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曾任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長－筆者註）原本擔憂會判7年以上徒刑，後來判決書上是送感化3年，最終3個多月獲釋。
僥倖的是人生裡出現了金庸和他筆下一群俠義的人物，他們讓我從死境裡走出一條生路。
溫瑞安與金庸在香港，神州詩社事件後，溫瑞安與方娥真在香港由金庸照護提攜而重新出發。（圖：龍城飛提供）
問：神州詩社出事以後，很多你一手栽培出來或與你共同奮鬥的人，就不再寫詩、寫作了，但你依然堅持寫作，寫得名滿天下，你有什麼感覺？
溫瑞安：我有兩種看法：一是惋惜，他們其中有許多可以成為優秀作家，可惜給挫折了、打散了；另一種感覺，是慶幸，寫作太艱苦，不是人人都有那種機遇，如果要選定為自己終生職業，我認為大可不必，世上有太多值得投入的東西。
問：你們既未曾「起義」，後來又為何遭台灣當局以「政治犯」名義抓起來？
溫瑞安：你這要問辦這案的人，我只能答：也許樹大招風，我們的存在，讓有些人覺得沒有安全感。事實上，神州詩社在我主導下，一直刻意避免參與政治。我們直面時弊，對文化和社會種種現象，不平則鳴，但不干預政治。後來給國安局以政治理由抓了，反而很多人為我惋惜，一早加入政治集團，有黨派保護，才不會有此劫。我想，我慶幸沒深陷泥淖，一點也不遺憾。
問：你們入獄以後事件好幾年以後，詩社裡有很多人都加入了與國民黨抗爭的黨派。你有什麼感覺？
溫瑞安：也許我有此下場，讓他們失望了。
問：你們詩社為何發展成包羅萬象，有跳舞有練武的文社？
溫瑞安：我們吸收的人才越來越多，我本身就是練武的人，看不慣文人太贏弱，中國歷代有很多知識分子是文武合一的。
問：你們還出版雜誌、刊物？
溫瑞安：在平鑫濤先生支持下，朱西甯先生引介下，出版了《神州文集》，我們也自資出版了《青年中國》雜誌，得到國民黨文工會和總統府第一局來電致意表示支持。
問：你做為社裡的負責人，力促他們為你們的刊物推銷，是不是會妨礙他們的學業？
溫瑞安：請了解實情，一、他們是自願的，我從沒有逼迫他們。二、要突破銷量，不甘心作為一個詩人或作家，應該把自己的作品和風格亮出來。三、掙回來的錢，我一個繃子都沒有花過，全捐給詩社的發展。
問：你受了那麼多誤解，不覺委屈嗎？
溫瑞安：我那一點算得了什麼，你一翻歷史就知道我的遭遇微不足道。只有平庸、不起眼、不做事的人，才會無人指責。
問：你出事之後，台灣和大馬都有人以受害人的名義出現，唯獨你不發一言。
溫瑞安：當時忽然給抓了進去，我們沒有一項苦頭沒受過，我連尋死的心都有了。我給關進軍法處看守所，重犯林義雄先生就在我對面囚室。對著沒日沒夜的審訊，我堅持一件事，社裡的事，都是我主持的，所有的錯，該由我一個人承擔。
問：能夠終於自由，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感謝的？
溫瑞安：海外聲援的很多，例如胡菊人、美國楊升橋，香港的蔣云，台灣的高信疆和柯元馨，葉洪生、宋楚瑜、馬英九、張曉風、高俊明、陳曉林等。
問：末了，你有什麼話要跟讀者說的？
溫瑞安：三句話：年輕人，一、要有夢想，二、盡可能保持自己的良心與善意，三、對自己喜歡和努力的，要堅持，不要輕言放棄。
對於神州詩社事件的思考
神州詩社1980年9月出事，實際原因至今不明。筆者推測有幾方面的可能：
第一，1979年1月1日起，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中華民國失去美國正式邦交國地位，雖然在四月份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注意不是中華民國關係法），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加速孤立，人民的自尊心嚴重受損，國民黨在主觀上已不能如過去般聲稱其對中國的正統地位，島內外泛台灣獨立的聲浪日高。中華民國與台灣之後何去何從？和當時中國大陸發展現代化腳步一樣，都必須摸著石頭過河。在這樣的處境下，對於像神州詩社這樣有強烈中國民族主義的社團必須壓抑，否則會讓年青人開始在國民黨之外投射到另外一個中國的圖像。今天我們回顧，當年國民黨無意中產生了自我限縮的不統不獨的維持現狀路線，後來在1982年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筆者當年在美國舊金山看那些老國民黨人開會、講話的方式，就知道他們在努力地搞他們不在行的「反統戰」，沒有辦法對他人的內心產生感染力，朝共同的目標前進。以筆者的經驗，國民黨內很難出現像溫瑞安這樣尖銳的人物，國民黨的文化太傳統與拘謹；在大陸時期，像溫瑞安這樣的年輕人，一般會出現在共產黨裡；在台灣，像溫瑞安這樣的人，不是黨外，就是左派。溫瑞安也沒有選擇，這和他的出身環境有關，當年馬來西亞政府一方面壓抑華人，一方面嚴厲防備馬共，1974年溫瑞安不可能去正在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中華民國是他們唯一可以去的一個「中國世界」；
第二，筆者查看民國68年（1979）4月皇冠初版社為神州詩社出版的「神州詩集第五號」《今古幾人曾會》，「今古幾人曾會」取自南宋陳亮的《念奴嬌》，這首詩說陳亮登樓遠眺長江，嘆中原荼炭，而朝中少有人願意渡江北上，收復河山。1979年，溫瑞安的中國夢快要醒了，或者已經醒了，在台灣已難「恢復中華」。我們在《文訊》訪問錄中，多次看到警總提出毛詩、周恩來、魯迅著作與中共歌曲錄音帶等「物證」，是否敏銳的溫瑞安已經開始把注意力與期望投射到中國大陸？
神州詩集第五號《今古幾人曾會》，廖雁平等著，1979年4月，皇冠初版社。（圖：龍城飛提供）
第三，神州詩社發展過速，其意識形態和國民黨一致甚至超過，漸有國民黨大陸時期「青年團」的雛形，使得只是要大學生吃喝玩樂與背誦三民主義的救國團相形見絀，如果任由神州詩社發展下去，將影響國民黨在大學裡的控制。而包括余光中、亮軒、朱炎、朱西甯、高信疆、張曉風、金庸等這些外省文化菁英都對神州詩社有所支持與愛護，也顯示出國民黨在文化上層逐漸失去了吸引力與向心力。這些曾經厚待溫瑞安等人的長輩們，神州詩社事件後，是如何看待當時的國民黨呢？
第四，抓溫瑞安等的人來自警總，而溫瑞安在經過了30年後的2010年初接受訪問中，陸續提到「國安局」，當時警總已被裁撤，是溫瑞安記憶只有國安局？還是溫瑞安記憶正確，他一直認為是國安局下令抓人？這需由溫瑞安來回答。筆者認為在1980年時期，知道國安局的年輕人不多，尤其是僑生。如果溫瑞安在牢房中有人告知其案的主事者不是警總，而是背後的國安局，筆者會非常驚訝，因為這可能是事實。溫瑞安在牢房中的3個多月，其實應在第一個月內就已確定他不是匪諜，或者從頭到尾，警總就知道溫瑞安不是匪諜，但是抓溫瑞安有上面的指示，而警總人員不願揹黑鍋，故意洩露隱情給溫瑞安。在剩下不必審訊的日子裡，溫瑞安和辦案人員在談什麼？一般的情形下，警總必須和溫瑞安達成共識後放人，其中應有溫瑞安等協商後的同意與簽字，否則這件「冤案」爆出來，國民黨當局無法承擔，當時國民黨國內外的情況非常不好。30年後溫瑞安有意提到國安局，可能不是溫瑞安搞錯了，而是他要透露一條秘辛的線索，警總不是主角。如果是國安局指示，國安局又是奉准誰的指示？這是全案的關鍵。在《文訊》訪問亮軒中，亮軒說「文工會管不到這一塊」，有意無意洩露天機，是「誰可以管到這一塊？」如果讀者回頭去看亮軒《文訊》的訪問稿，就知道亮軒一開始就清楚狀況。溫瑞安還感謝宋楚瑜、馬英九、高俊明等的協助，就知道整個事情的層級很高，一般的情形，當時職位只是局長級的宋楚瑜、馬英九是不會主動去關切警總的案子的，他們先後是蔣經國的秘書，可是1980年9月，馬英九似尚未返台就職。高俊明牧師屬於台獨派的長老教會系統，在有關神州詩社資料中，筆者第一次看見高俊明的名字出現，是由溫瑞安講出來的。這也是奇怪的事，因為高俊明在1980年4月協助施明德逃亡被捕入獄，6月警總判刑七年入獄，高俊明如何表達關切？可能透過長老教會，若是如此，高俊明對溫瑞安的表達關切對國民黨方面產生的壓力不小，因為國民黨不願意將神州詩社案再牽拖到美麗島事件；
第五，和胡蘭成（1906－1981）可能有一些關係，胡蘭成是汪精衛舊部，長年居住日本，和國民黨對抗日戰爭的史觀不同，胡蘭成評論時局，認為國民黨、共產黨是一樣的專制、狠毒（國民黨和共產黨在程度上的差異還是很大－筆者按）。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失敗撤台，共產黨在解放後的作為，說明抗戰後國民黨對待汪政權與「偽軍」的方式未必正確。1974年國民黨批准胡蘭成來台，胡蘭成甚為高調，筆者當年在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聽胡蘭成演講，座無虛席，胡蘭成一身藍袍，䀚首闊步，受到許多年輕女學生包圍，部份應為張愛玲故（胡蘭成係其前夫）。之後余光中、胡秋原等批判胡蘭成為「漢奸」，1975年警總查禁當時幾乎人手一本的《山河歲月》，胡蘭成搬到朱西甯家旁居住授課，往來聽課者川流不息，其中包括當時的文藝青年楊照、楊澤，聲勢不減。國民黨施壓，1976年胡蘭成返日，而朱天文姊妹之三三出版社繼續出版胡蘭成著作，明顯抵制國民黨，國民黨方面不方便對朱西甯家族動手，逮捕往來頗密的神州詩社首要份子，應有隔山打牛之意；
第六，神州詩社一些成員沉迷社務很深，影響學業與家庭生活，家長與校方表達意見的不少。這件事也反映出問題，為什麼幾個20來歲的馬來西亞僑生組成的神州詩社可以有這麼大的魔力？台大中文系，溫瑞安同班同學的陳劍誰（陳素芳）寧可離家出走並遭母親哭打也要和神州詩社成員日夜廝守，陳劍誰日後並未後悔，她的年青歲月狂熱過，沒有留白。我們不能不說溫瑞安創作出一種信仰與組織，給予這些青年們美好的夢想與自發的追求，這是在救國團以及許多宗教團體中所缺乏的氛圍與動力。然而，在方娥真的訪問稿中，我們也看見在出事前，神州詩社內部已經開始出現分崩離析的現象，其中一種流言是說神州詩社社員的拚命努力，受益者是溫瑞安、方娥真。這個說法似是而非，但是年輕獨斷的溫瑞安當時缺乏大型組織的發展經驗，無力解決，加上警總、調查局所安插的多頭內線不斷聳動與傳播分裂話語，年輕學子們容易輕信傳播，神州詩社已難維持；
第七，如果歷史可以重來，神州詩社當時及早與救國團合作，或者溫瑞安向陳履安投帖，有陳誠的蔭庇，在國民黨內保護與「輔導運用」神州詩社，應有餘裕，但這違反溫瑞安的個性與原意。神州詩社有些像1969年以後的《大學雜誌》，國民黨方面非常注意。1971年《大學雜誌》被國民黨中央黨部收編，因勢利導，產生了一定的政治改革效益，可見最後張俊宏、許信良仍然入獄、流亡，說明國民黨本身的文化包容性與延展性不足（近年來的深藍族群亦有這樣的問題，同質化內縮，排他性強，應自我反思與改變）。而神州詩社成員核心分子多為外來的馬來西亞僑生，不黯台灣政治生態，其意識形態又太偏向國民黨，不可能與黨外合作，由是孤立無援。神州詩社的性質單純，可能讓偵辦的警總人員驚訝，和當時已發生的美麗島事件的嚴重性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使得逮捕溫瑞安等四人這件事在警總內部不好處理，警總人員曾告訴溫瑞安說「我們如果放你們出去，你們就是一張白紙」，溫瑞安長久以來一直沒有真正了解這句話的意思。神州詩社許多成員日後受到的心靈與精神上的折磨都是虛妄的，因為他們是「無罪的」，但是他們中一些人確實是一生幾乎被毀掉了。筆者認為國民黨與共產黨長時間對許多的老百姓由於有意無意間觸犯了影響其政權的敏感性而處罰過重，甚至株連家人同事朋友，使得這些人一生無法正常生活，實在是中國近代歷史中一個很嚴重的現象與待反思的課題，我們文化上的弱點以及我們的法律制度顯示出在政治領域發生錯誤時，缺乏早期制衡的條件。
暫時的結論
我們不要輕忽神州詩社事件的影響力，溫瑞安關在警總軍法處看守所時，林義雄就在他對面的囚室裡，1980年2月底發生的林家命案，溫瑞安9月底和林義雄「比鄰而居」，會不感同身受嗎？我們自身若有與林義雄關在牢房裡的直接經驗，人生觀與政治立場是不可能不改變的。《美麗島雜誌》在前一年（1979）9月份已出版，且黨外雜誌到處都是，溫瑞安等人應已閱讀，他對國民黨的印象如何？2010年4月號《文訊》訪問者問溫瑞安：「你們入獄以後事件好幾年以後，詩社裡有很多人都加入了與國民黨抗爭的黨派。」說明了神州詩社事件的潛在影響力慢慢地滲透出來。不少參加神州詩社的年青學子，本來是被溫瑞安等人「洗腦」了，完全相信溫瑞安等所熱情關注的國民黨式的中國，並熱切盼望中國的復興，都成了一個個的「小統派」，而溫瑞安等核心人物居然被國民黨以「通匪」嫌疑逮捕了，這些年青學子的內心反應如何？他們還會相信國民黨嗎？在他們以後的日子裡，會支持國民黨嗎？他們的家人與他們的下一代呢？
神州詩社事件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由於「受害者」來自馬來西亞，是弱勢團體，當時主要的媒體幾乎沒有報導，事後也很少受到台灣社會的關注。這批馬來西亞僑生以及許多熱切投入神州詩社的本地年青學子們，乘興而來，敗興而返。而43年過去了，歷史證明神州詩社中沒有一個人是傾共的，這其實也是悲哀，如果真有幾個神州詩社傾共份子，且付諸實現，至少說明他們的理想是大中國的。當核心分子被警總抓了起來幾個月，這些人就意氣頹唐，之後除了溫瑞安，在他們熱愛的文學創作領域上幾乎全面退卻。1981年溫瑞安到香港後，所成就的主要是武俠小說系列，其《四大名捕會京師》在兩岸都被拍成電影、電視劇，非常成功，而他的一生中是否都在編織中國與他自己在所創作的武俠世界裡？這也說明神州詩社當年缺乏堅定不移的信念、意志與目標，只是一群可愛的年輕人們組成的追夢詩社。他們和張光直、陳映真、藍博洲、蘇慶黎等左翼人物相較，確實經不起考驗（台灣社會內部一直有從台共到左翼政治與文化的伏流），也難較美麗島事件中株連上百人的磨練（沒有美麗島事件，就沒有出獄後的黃信介、張俊宏和李登輝、宋楚瑜協商的國會全面改選，也沒有律師團陳水扁、蘇貞昌、謝長廷等人的崛起）。矛盾的是，如果溫瑞安等人被關上五年十年，在綠島上看海、敲石頭，放出來後還真可能創造出幾個文學大師呢？
在溫瑞安等人來台十年後再來的第二批馬來西亞僑生，汲取溫瑞安的教訓，不搞組織，幾乎都取得了博士學位，並在台灣的大學中任教，基本落戶穩定下來，而且開出了枝葉繁茂的台灣馬華文學派，其中溫瑞安、方娥真、李宗舜（黃昏星）、廖雁平等人的詩作絕對是優秀的作品。
溫瑞安們，在我們的時代中，一直到1980年，還在台灣這個孤島上做著浪漫情懷恢復中華的唐吉訶德大夢，而終究是一群被折斷了翅膀丟棄在門外的少年英雄。事實上，近代中國這樣子的人物千千萬萬，在我們時代的巨輪下多是被輾壓到不成形了，包括筆者。由此，我們民族對於人性的復歸以及從灰燼中重生，逐步走上正常的道路（筆者沒有說「光明的」、「勝利的」這樣子「黨的話語」），是我們都應深思與實踐的。
溫瑞安等人明年（2024）皆70歲，介時筆者盼能組織史學、文學、媒體朋友們訪問他們，共同撰寫「神州人來台五十年回顧」系列文章。
關於馬共與馬華文學，留待下集討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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