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至右：王榮村、胡卜凱、鄧維楨、孫隆基、何步正、黃樹民
（8a）
美國的全民教育制度之有今日，乃是將普及教育民粹化的結果。霍夫士達特的《美國的反智傳統》指出：美國建國一代的啟蒙思想家類型的壓軸是第六屆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 1767-1848）。他在1828競選連任、慘敗給民粹派的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 1767-1845)，令他建設一流的首都大學的宏願胎死腹中。
俄國的科學院和莫斯科大學都是沙皇專制地榨取農奴的民脂民膏蓋成、只替菁英服務的，民主的美國絕不允許這種事。
傑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是美國史上毛澤東式的不斷革命論，在沒有了舊大陸的貴族作為打倒對象的“新形勢”下，把矛頭指向了精神貴族，提防他們變成新權貴。從此，開國時代的啟蒙思想家不再現身領導階層，偶而有知識份子入主白宮，也必須用“草根性”和“陽剛性”包裝形象。
待至1870年代，民主精神進一步深化、資源也逐漸允許，美國遂將義務教育的年齡提高至16歲，高於歐洲列國，而且是單軌而不分途的。這樣做是為了抵制歐式的階級觀，同時製造了“一大批俘虜聽眾”。
至19世紀末，美國的教育界菁英胸懷朝陽地替這個全民化教育設計課程，以升大學為前提，這是“普及+提高”的綱領。但不旋踵，它滅頂於“進步時代”的“新教育”的洪流中。
“進步時代”是一個滿懷烏托邦憧憬的時代，視工業革命與民主化帶來的新時代即將舊社會推入歷史的垃圾筒裡。平民教育也已大眾化，有必要從不斷使舊社會得以複製下去的傳統課程裡，以及威權主義的舊教學法中把未來的國民拯救出來。課程必須朝平民化、現代生活化的方向走。
“普及+提高”的舊教綱被視為是照紳士、淑女、老爺的模式“提高”。新教育反其道而行，當然是“降低”，但在這些民粹派眼中不是“降低”而是“破舊立新”。至20世紀初，終究是“普及+降低”綱領成為了新的全國教育方針。教育界的菁英主義被擊敗，與1828年約翰‧昆西‧亞當斯的鎩羽如出一轍。
民粹派攻擊升學主義乃貴族思想，用大學教育領航全民教育不只浪費資源，而且是作踐人。既然大多數人升不了學，中學教育的內容必須朝“適應生活”(life adjustment)方向修正。中學大學兩階的課程變成了非進階性的，而是分道揚鑣性的。
用在我們這個世界角落懂的比喻說，就是將中英史地數理化這類“傳統課程”（也是大學課程的初階）一應淡化甚至去除，改以令這一大批俘虜聽眾“自我感覺良好”的課程替代。
（8b）
在民粹派的教育改革健將眼裡，養成能適應的公民遠比栽培學者重要。民粹精神不允許教育制度將國民製造成“一般人”和“人上人”兩等，升學主義是製造了一小撮的“人上人”，讓大部分國民變成輸家，製造他們的挫折感與自卑感，自我感覺絕對不良好。教育服務該兩者擇一的話，“一般人”還更能代表國民呢，他們才是全民教育的重點所在。
“人上人”並非是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信念的美國產品，這裡暫且借用中國科舉時代士大夫“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維。在台灣，它的遺留和嚴苛的聯考-惡補制一般，皆隨解嚴時代淡出，但並未壽終正寢。臺灣“後戒嚴”的教育已經呈現種種“美國化徵候”，然而，如還未把“無知”當作一項“權利”來維護的話，則美式民主路沒走徹底。
美式民主的“平權”，就是不要讓無知者成為有知識者“歧視”的對象。這個“歧視”無需形諸於色，只要有“崇智”這個價值在，無知者會將其內在化而出現自卑。“有”和“無”在理論上可以說成是一視同仁的，在現實裡自然不會做到“平權”，而是大多數人倒過頭來“歧視”有知識者。民主本來就是魯迅所說的“以眾暴寡”。
說到全民教育的課程，有中國人的地方，似乎總擺脫不了舊大陸的習性。霍夫士達特指出：在美國的教育民粹主義眼裡，歐洲的中學教育仍保留“傳統課程”是一種腐朽的階級觀，但共產主義前蘇聯的中學教育也是保留這些課程的，又怎麼說？顯然，歐洲與俄國沒製造出美國那般無知的國民，它們的“傳統課程”仍讓中學與大學兩層教育間維持了進階性，而不是分道揚鑣。
孔子將人分四等，“生而知之者”可存而不論，其下順次是“學而知之者”、“困而後學”、“困而不學”，前兩者是可以納入普及教育的。不過對“困而後學”、“困而不學”兩等就不會有“自我感覺良好”，將會涉及類軍營或監獄的強迫因素，其精神意味類蘇聯或臺灣戒嚴時期的威權主義，與上節論及的較“抑鬱”低沉的心理天花板亦具共生關係—這些皆違背美國的民主精神。
美國教育的民粹精神索性來個釜底抽薪，以“困而不學”作為全民教育的基準，其課程設計且將“學而知之者”、“困而後學”兩等人也拖了下去。這個“最低綱領”對菁英學校(所謂貴族學校)與私校毫髮無損，反而加深了“一般人”和“人上人”的鴻溝。前一類人既佔絕大多數，民主先進國之美國自然必須在兩等人之間搞平權，遂讓“無知”升格為一項“權利”。
問題出在:教育民粹主義採“最低綱領”，將普及教育與升學主義一刀切，最終又回到和高等教育“剪不斷”的關係，卻成惡性而非良性的重新接軌，在中學、大學兩層的課程是進階性還是分道揚鑣性這方面，則製造了“理還亂”之局。
美國社會日趨富裕，讓大專增加到4,000千多所，美國民主精神的進一步深化、“（不問具資格否皆心懷）該享有權利的意識”(sense of entitlement)之日益瀰漫，促成50%的中學生都“升了學”，擺明反升學主義又大量升學，讓“一大批俘虜聽眾”也湧入了大學，於是繼文盲中學後出現文盲大學的奇觀。
我在美國大學裡教學多年，其慘不忍睹性皆紀錄在《課堂花邊小品》(Classroom Vignette)與《新千年教學手冊：功能報廢時代的教師生存之術》(New Millennium Pedagogic Manual: Teachers’ Survival Kit in the Age of Dysfunction)兩部寫作裡，在《孫隆基的大觀園》網站上可看到。後因來台教學之故，未能寫成三姊妹篇《新時代教師工傷復健方案》。
▍附錄1 實用主義?還是基本教義主義?
對美國反智主義的一個常見的評述是：美國思想是實用主義，因此傾向反智。姑勿論這種用單因論、並且是一個雲端概念去概括錯綜複雜的、具時空性的歷史是否有效，它其實是給“實用主義”胡亂下的定義，不是美國哲學的實用主義。後者視追求絕對真理為過時，認知有如進化中的物種一般，在新環境中能生存的才是真理。
在新環境中能行得通的才是“真理”，早已表現在《易繫辭》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命題裡。然而，把它系統化為現代哲學則確是美國思想的特色，一句具美國特色的話是：“你打不贏他們，就參加他們(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這與是否“反智”無關。
“功利主義”一詞也是被濫用的、定義因人而亂發明。原本是英國的一種哲學，是指：為最多的人謀最大的幸福。但人們常用此詞指“實利主義”，並把它扯到“讀書無用論”的提倡上頭。若論“實利主義”精神，中國人貌似“崇智主義”的背後—“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其實才真正是。
思想過於實利、加上靈魂、上帝、魔鬼、天國、地獄等觀念之付之闕如，常使中國的論者只看到有“實用主義”這回事、無法掌握美國的“反智主義”其實有類福音派基本教義的精神在作祟。這裡並非指在第2節中已談過的福音派基督教，而是它的世俗化的、更彌漫于文化中的表現。
福音派精神其實彌漫於美國。一本教導如何購買二手車的手冊，除了教授竅門之外（這一部分是很實用的），還說了一大通：必須將它變成一個“信仰系統”，云云，而這本手冊遂成了二手車的“福音書”。一個公司老闆召集全國推銷員開年會，幾乎是穿戲服上臺、在臺上熱情洋溢、手舞足蹈，大喊：“你們可愛的一群，我真以你們為傲！”仿如福音派宣教師在野地裡搭佈道大帳篷鼓舞信眾。
對川普總統來說，根本沒有“全球暖化”這回事，他的出發點就是“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主義”。它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的奧國學派，在川普上臺前夜已被極右派的“茶黨”(Tea Party)奉為皋臬。奧國學派視“自由市場”為絕對，任何政府干預、重稅、福利政策都是對它的施暴。
奧國學派登場的19世紀末，環保的考慮還沒有出現，但今日它卻成為“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主義”重點攻擊的對象，把它政治化者甚至視其為一批左翼知識份子的陰謀。
這種“反智主義”不是鄙夷文化素養、譏諷知識份子為“娘娘腔”，而是否認環境科學、大氣科學、氣象學等硬性數據，亦無視美國境內和世界各地日益頻繁的天災、極區溶化、島嶼將滅頂等鐵的事實。
這個“見到棺材也絕不掉一滴淚”的態度，亦見於“第二憲法修正案的基本教義主義”，即公民擁有槍支的權利。不論已經有數據顯示：自1968年(開始有數據)以來至2017年中美國人死於自己人槍支之手的人數（1,516,863）已經超過包括獨立戰爭在內歷次戰爭的陣亡人數（1,396,733），擁槍派就是一步都不妥協：不是捍衛擁有自衛槍支的權利，而是堅持擁有重型大規模殺傷力攻擊性武器的神聖權利。
“基本教義主義”的原型是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不論地質學與生物進化論如何提出地球年齡的證據，基本教義派仍說：地質岩層中的恐龍化石是魔鬼放在那裡誤導信仰不堅者。在今日仍可看到“地平學會”(Flat Earth Society)的網站，宗旨是捍衛《聖經‧創世紀》裡大地是平的世界觀，謂從人造衛星拍的地球照片是無神論者捏造的騙局、哥倫布的故事則是俄國人釋放的“假訊息”，云云—彼輩皆為上帝的敵人。
▍附錄2a “無知”也可以等於“無恥”（上）
本文開始連載時，某些回應予人的印象是：美國人缺乏基本常識，正因為他們的教育偏向邏輯分析與解決問題之方。這個命題可以P⊃Q的符號表達，P是“無知”，Q則是拜“無知”所賜的上述諸般比中國人更強的能力。
Q既非一個不變數，因此它可以代入“朽木”、“糞土之牆”甚或徑直的“無恥”等項。後幾類情形也不是一個不變數，但還是有發生過，茲舉兩例論證之。
我曾在美國某大學任教，在一次期中考後，班上有一位學生成績不如她期待，她就去退選，卻已過了退費的期限，她繼續上訴遂訴諸平日在人前儘量避免的種族主義論調：“老師是外國人、因此他不會講英語、因此也不懂得教學。”本來不退費的校方，在聽了這個三段論邏輯後，退了一部分給她。
就這樣，“政治上不正確”就從學生身上轉嫁到校方。我於是找上學校的平權委員會、一般都是聘任一名黑種婦女當專員的。她按職務必須受理，說作了調查後再回復，後來以一句話“Students have the right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敷衍我的詰難:“It is not right for a student to say such things!”這種在同一個right字裡玩文字遊戲，把“不對的”(not right)變成“權利”(right)，美式“政治正確性”的偽善性於焉暴露無遺。
我的投訴對像是退選退費申訴委員會、又不是那名學生，於是就把鬥爭升級到校長室去，後者自然不受理，並拖了我13個月，直到有一個學年初校長在大禮堂對全體教職員致詞，謂“教職員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我當眾舊案重提，他連忙打斷，說大會完後立即召見。事後在校長室內給我作了公關:“我能替你做些甚麼?”，我要求以後不再發生同類的事，他一口承諾。
空泛的承諾不算是收穫。我的這次行動的“附帶收穫”是見識了古希伯來聖殿最高祭司的“至聖所”：四面牆都鋪高材質木板的校長室是系主任們都沒踏入過的。
當時我壓根兒不存能作任何改變的幻想。連主耶穌試圖將褻瀆聖殿者清理出去，在一周內就在人前死得很難看。
▍附錄2b “無知”也可以等於“無恥”（下）
另一次事故的起端是我與一位前系主任在教學路線上的齟齬。他在主任期間，一邊說我班上退選的人過多，另一方面又維護學生不來上課的“權利”，並搬出一本校規，上白紙黑字：“校方不得妨礙學生的行動自由。”
問題是：即使允許用點名來限制學生“行動自由”也無濟於事，因為有些人回應了老師的點名後，就在老師的鼻子底下大搖大擺地離開教室。
我遂來個釜底抽薪，索性廢除點名、期中與期末考，化整為零為26次小測驗，也借此實驗我的《新千年教學手冊》，內有一通則：
“如果一個身體因爲生化功能失調而不能一天吃三頓正餐，該身體就必須遵從糖尿病人的飲食法：少量多餐。同樣道理，如果在一個班上，上課的人由於知識‘補充品’短缺，無從應付二至三次大型考試，那末就必須將所謂‘正規考試’化整爲零，變成一連串的小型測驗。”
這個教學法的落實，就是下一節課考上一節課的內容，量少而只需保留記憶猶新2天，小型測驗設在每節課開頭10分鐘，遲到沒有補考，發還考卷則在下一節課結束前的5分鐘，如沒親自來領則取消分數。貌似嚴厲，對學生有利的卻在：一個學期26次小型測驗，學生只需通過其中20次即可得滿分（100分）、12次即過關（60分），容許多次不及格、翹課的空間也很大。
這原本是我和前系主任有關教育仍是“教育”還是該變質為“福利”之爭，卻殃及了魚池。有這麼一位學生，只打算第一堂課、期中、期末各來一次的，我這種安排他絕無可能過關，同時他的這門必選課又只卡在我這個時段。
於是，他就草擬了一封公開信，列了上述的三段論（詳2b-上）：“老師是外國人、因此他不會講英語、因此也不懂得教學”，和上一案子要求退費的學生如出一轍，真是程咬金三板斧，心靈貧乏空洞一至於此。
他拿了這封公開信，在班上流傳，收集簽名，看能收集到多少背書就算多少，但沒有人理會他，唯有單槍匹馬直接告到系主任那裡去。
這位現任系主任把我也找去當面協調。他對應付此類學生顯然胸有成竹，讓後者重複一遍他的投訴後，就轉向我：“既然這位先生需要幫助，你就在課堂外多替他補習吧！”該生果然立即露餡，脫口而出：“我課都不想上，居然還要我‘額外’上課！”媽XX了我們兩位老師後憤怒地衝了出去。
“無知”往往也是“無品”與“無恥”。如還有認為無知者是沒有了知識卻發展了思考和分析能力，不妨試答下列選擇題：
- 按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一個在地圖測驗裡把國家的名字填到海洋裡去的人，他心靈的其他功能例如邏輯思維、分析能力、獨立思考甚至是非觀： 更發達了、b. 也同樣是報廢的、c. 難以置評。
- 如果你的食譜只限於下列兩項，你如何選擇？ 填鴨、b. 空心菜、c. 寧可餓飯。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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