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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8
2020年有一部電視劇《做工的人》，是少有的以勞工階級為題材的製作。劇作以勞工代表“底層的人”，描繪他們對生活的無奈，為了憧憬擺脫絕望的人生，他們終日沉迷在發財的白日夢幻裡，常作不切實際的投機，甚至輕易上了詐騙集團的當。前4集以喜劇的手法表現這些小人物無比的樂天，為了營造喜劇效果，難免給人物塗上少許“小醜化”色彩。但喜劇氛圍裡總潛在一股抑鬱的暗流，到了後面的5-6兩集，無奈感的悲情就浮出水面，以做鐵工的阿祈與阿欽兩兄弟注射過量的毒品雙雙自盡告終。
問題在於：從薪資收入的角度看，片集裡的鐵工、燒焊工與建築工人絕非社會的“底層”。他們的“底層化”似透露左傾思維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然而，這類替“無產階級”定性的階級分析卻未能涵蓋故事裡勞工們的女伴:性工作者與檳榔西施。勞工階級出賣自身的勞動力是由於不擁有生產工具，但操皮肉或色相生涯者則是自己身體的主人，尤其故事裡的珍妮花是一樓一鳳的單幹戶，屬“小所有者”而非“無產階級”。固然，亦可訴諸為生活所迫一類的“悲慘世界”式論述將她們也“底層化”，作為幹粗活的勞工的性別對稱項。
“勞力者”的底層化，由來已久，其著名指標是孟子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這個從社會分工切入的說明卻不是最深層的。以體力勞動與操皮肉生涯者代表“底層的人”，其根基當為文明對“身體”的歧視。
在文明這個符號體系的網格裡，身體功能多被隱私化和羞恥化，在飲食、排泄、交媾三大生理功能中唯有飲食是“有頭有臉”的—口不位於下體而是在頭臉上—除了維生之外，它還是融和社會的一個頂重要的功能（在中國人之間尤其如此）；另一大功能睡眠亦某個程度地隱私化，乃由於它是個人的撤防狀態，意識既休眠，睡態亦非所能控制，故不宜顯示于外人，但也不至如排泄與交媾般隱秘。
四大生理功能都能坦然化的是自然界（禽獸），而非文明。縱使今日有動保運動，也喜歡養寵物，人對禽獸仍然是歧視的，罵人即曰“畜牲”、“豬狗不如”、“衣冠禽獸”。科學革命時代的二元論哲學家笛卡爾只在人身上確認了心物並存，動物則是沒有“靈魂”的，純粹是“身體”。
沒有比印度的種姓制度這個極端化的例子更能說明文明對身體的歧視。處理排泄物一類的穢物的工作者一律被賤民化。連處理毛髮頭皮屑的理髮匠在今日南印度仍是賤民、在北印度則否（北印度具有伊斯蘭統治的歷史背景）。皮革匠和鞋匠因接觸皮囊等不潔物質，亦趨賤民化。皮革來自動物的屍體故如此，那麼火葬場的工作者位於“賤民”之底端即不難理解。今日印度境內的佛教徒稀少得不成氣候，但歸入“賤民”的比例卻幾達90%，佛教徒是吃素的也是主張出世的，因此我歷來苦思不得其解，直至從印度教“身體”的不潔觀視之，方恍然大悟：佛教徒是供奉舍利子的，那就是不潔的“骸骨崇拜者”！在印度某些地方，即使高種性的女性，在月經期中也是不潔的，被禁止從事多項活動，包括準備食物。換而言之，未至停經期的婦女每月會被“賤民化”一遭。
世界上少有如印度種姓制般極端，但歧視身體的意向只見於宗教嗎?還是已內建於日常用語中?我曾對民國時代用語裡的“心理”一詞做過量化分析。這個現代名詞自清末輸入，與傳統的“精”、“氣”、“神”以及從孟子到宋明理學對“心”的論述並列，其用途卻出現兩極化傾向。一般來說，凡是出現“精神”，都是“上揚”的語用，例如“發揮愛國精神”、“發揚無私精神”；傳統的倫理化的“心”也演繹為“覺悟心”、“是非心”甚或老生常談的“愛心”；“氣”則是“志氣”、“正氣”、“氣節”與“浩然之氣”。然而，“心理”一詞除了在心理學論文裡是中性化的語用，在大眾語裡一概呈貶義，例如，心存僥倖是一種“心理”!幸災樂禍、自私自利也是一類“心理”。缺乏公德心—在公共廁所中開了水龍頭不關、公共空間的燈開了也沒人關—都會招來“這是一種什麼心理？”的非難。在這裡如說“這是一種什麼精神？”就會製造認知失調。
道理很簡單，“精”、“氣”、“神”、“心”皆屬“形上”界，但“心理”卻是根植於生理學尤其是達爾文進化論的東西。“心理”遂成為“存天理、去人欲”裡的“人欲”的現代化意符。
在《做工的人》的劇情裡，與檳榔西施露露和性工作者珍妮花形成對照組的是美鳳，她是阿祈的妻子，雖然常因阿祈拿了家裡的錢去作敗家的投資甚至奉送給詐騙集團而氣炸，但總勉力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長期照顧阿祈與阿欽癱瘓在床的老爸，處理他的飲食與排泄。因為“這是女人的份內事”，遂養成老公外出與“哥兒們”一起混的生活習慣。在美鳳因阿祈的“敗家”憤然離家出走期間，家公卻壽終正寢，她隨即趕回來以“不孝”深切自責。美鳳提供的服務關乎社會倫常，體現的是“犧牲精神”，相形之下，珍妮花與露露雖然長期替阿欽與挖土機司機阿全提供身心慰籍，在符號社會學裡卻是“身體化”的服務，也是“底層化”的。
在經濟社會學裡，以勞工代表“底層的人”或許是一個假命題，但在符號社會學裡卻是真命題。在符號社會學裡，“讀書人”總會居於幹粗活者之上，“精神化”也總是比“身體化”優越。事實上呢，今日文科的大學畢業生該更接近經濟意義的“底層”吧，不是踏入社會後十年工資仍停留在底薪上，就是為了延緩這個命運而長期滯留在研究所裡，而且，既然沒有淪入“身體化”的底層，恐怕“身”受其害最深，成家變得遙遙無期，旺盛的青春也讓它荒廢掉。
在《做工的人》這個虛擬時空裡的社會底層哪裡像是“底層”呢? 這些人還懂得做白日夢、力圖掙脫目前的困境，與命運作豪賭，在美夢難成真時也滿足感官地活著，不虧待眼前的人生。然而，維持了作為幹粗活者的“人上人”這個符號優勢的“讀書人”又怎樣呢?
孫隆基 | 1945年生於重慶，在香港長大，並且在台灣受大學教育，獲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后赴美國深造，於明尼蘇達大學專攻俄國史，獲得碩士學位，轉赴史丹佛大學專攻東亞史(期間並在上海復旦大學進修一年)，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加拿大等多所大學任教，後返回台中正大學任教。重要著作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歷史學家的經線》《未斷奶的民族》《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新世界史》(一)(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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