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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21
呂正理先生這部著作從共產主義運動的起源寫到它至1990年代的“收攤”，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提供了一個鳥瞰式的圖像，在中文著述中絕無僅有，文筆也很流暢易讀。在他寫作期間，曾要求我閱稿，我提供了一些細節勘誤和建議。但總體來說，呂先生的思路有強烈的傾向性，如從根本更動，則不合他著述的原意，我遂從提供意見轉為在出版後寫書評。
呂先生這部著作不可能在中國大陸發表，因為黨史甚至涉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定調都操控在官方手中，官式寫作避忌的地方很多。在大陸以外的地區寫這類歷史，自有其便利處。然而，呂著並未能擺脫自身的歷史背景，其淵源是冷戰時代台灣這個“反共基地”的反共史觀。戒嚴時期的台灣其實與大陸一樣，也有很多避忌，那就是對國民黨丟掉大陸的那段歷史語焉不詳，甚至對歷史提出頗為“唯心”的解釋—這種寫法也形成了一個傳承。
在解嚴已經33載的今天，且已進入21世紀，這重認知障礙理應消除，實際上卻沒這般單純。蓋歷史之為物非同物理世界，它是已經在眼前消失了的對象，只寄託於集體記憶裡。簡言之，“歷史”是一個不再能身歷其境的空間，它只能是我們腦海中的一個虛擬空間。海峽兩岸對峙70餘載，對中國現代史的解釋其實已經形成了兩個“平行時空”。
中國大陸的中國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是一部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史，而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不限於中國，帝國主義乃是世界史的一整個時代，中國現代史也納入了這個“反帝”時代。反帝史觀至1980年代暫時收斂，至今日“新冷戰”的來臨而有重啟的傾向。
呂著寫的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並非中國現代史，中國部份只從五四運動開始，自然省略掉列強交侵的歷史背景。問題是: 呂氏的“現代世界”裡基本上沒有帝國主義這回事，他的這個“現代世界”是一個自然秩序，而共產主義則是一種反自然的病毒。在下面，我們將分析這兩個平行宇宙。
呂著的“階級立場”
在該書付梓前，我曾建議作者必須對馬列主義理論有所掌握，才配稱得上是“共產世界大歷史”。呂著對馬克思的學說確有涉及，例如“剩餘價值”學說，它是指工人勞動創造的價值中被從資本家抽取的那部份，亦曰“利潤”。但呂著卻未能說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是甚麼?
呂著可能連未說明“階級是甚麼?”都不自覺，透露在台灣這個地方對此概念頗為隔閡。在台灣，一般人是採取美國社會學用“收入”來定義階級，例如: 高收入的上層階級、高層中產階級、中產階級、低層中產階級、低薪階級、貧戶。甚至有認為凡上下屬關係—例如師生—就是“階級”! 當我讀到呂著介紹《資本論》時，已有他的下文將會是隔靴搔癢的預感。
馬克思認為: 唯有在老闆擁有“生產工具”，勞工將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的條件下，才會有“剩餘價值”這回事。在這裡，並不是貧富不均的經濟現象那麼簡單，基本上是勞動者用自身的勞動製造社會兩極化的不公現象。馬克思師承的黑格爾已提出"異化"這個命題，謂勞動者之"異化"在於勞動成果變成一個讓別人用來支配自己的東西。
馬克思稱不擁有生產工具的勞動者為“無產階級”，並不是連一點財富都沒有、沒有褲子、沒有銀行存款、沒有房子的意思。因此，我們聽慣了的共產主義不允許有私產是"違反人性"的老生常談，基本上是看了"共產"一詞望文生義，二來，是拋出一個無需定義和人人皆可隨心定義的"人性"。它反映的是夸談人性論者的思想未經嚴格訓練。
呂著說馬克思學說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這種批評也屬無的放矢。"異化勞動"是一個設定—從勞工立場出發的設定。資本家也可從他們的階級立場出發，如此設定: 資本家的籌資、組織生產、尋求市場也是一種勞動，而且是指揮官層階的工作，而市場機制則是最理性的秩序，唯有“利潤”才是促進生產的動力。這裡是單純的兩種對立的“階級立場”，不是甚麼“證實與證偽”的問題。
其實，站在資本主義這一方，眼看蘇聯集團已經瓦解，亞、非、拉左傾的民族解放運動也退潮，而碩果僅存的共產國家(中國、越南)也必須走上市場化之路，因此共產主義已經破產—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已獲得"證實"，這也是呂著之所本。另一方面，今日的世界，縱使發達國家已有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兩極化差距卻在拉大中，貧國與富國則更不用說，都比馬克思時代更兩極化—這也是一個"證實"。要求歷史當裁判嗎? 歷史還沒跑完。
在呂著裡沒有“帝國主義”這回事
呂著對馬克思的簡述，減掉它對自己階級立場的盲點，仍算差強人意，但它在處理馬克思主義如何變成列寧主義，換而言之，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如何變成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的這個轉折上，卻交了白卷。馬克思既預測最先進的工業國(例如英國)將首先進入社會主義，為甚麼在進入20世紀後，社會主義反而在資本主義還未發達的落後地區蔓延? 關鍵就在列寧的“帝國主義論”。
在替呂著之書稿提供建議期間，我曾建議不能忽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並指出: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各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紛紛背棄國際主義，轉而支持祖國與他國的廝殺—廝殺的對象自然是敵國從軍的勞動階級兄弟—只有少數是反戰的，列寧卻在反戰陣營中獨排眾議，主張儘量促成祖國戰敗。這個建議在呂著裡變成:“列寧這時開始使用一個新名詞「帝國主義」，說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提出一個口號:「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頁107-108)
按呂著的口氣，“帝國主義論”似乎乃列寧為了在俄國奪權而炮製的急就章，而且亦終止於此，根本沒看出它會將歐洲的勞工運動轉化為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因此，呂著此後舖開的“共產主義大歷史”是在一個沒有"帝國主義"的平行宇宙裡發生的。
“帝國主義”並非列寧在1917年忽發奇想。對當時世局敏銳的約翰‧霍布森已在1902年提出帝國主義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過剩，才向非西方地區輸出商品，卻不免將它們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並借口對這些地區施與“文明化”，破壞當地的傳統。解決方案至為單純: 如果發達國家內財富分配平均一點，本國勞工階級的消費力提高，就不需要開發國外市場了。這位英國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反倒像是後來由美國帶頭散布全球的消費主義的先導。
1913年，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露莎‧盧森堡也有帝國主義論: 在以市場競爭操作的資本主義底下，生產永遠壓倒消費(亦即是生產過剩)，商品的輸出乃維持利潤不墮的不二法門，卻造成強勢的西方國家支配他國弱勢的經濟。待全球都資本主義化後，資本主義也就到了極限，碰壁了。但在未達此終局前，為了爭奪市場，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勢必成為常態。
奧國的馬克斯主義者魯道夫‧希法亭在1910年發表《金融資本》，卻指出帝國主義國家輸出的不是商品，而是金融，故馬克思時代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也已讓渡給壟斷性質的金融資本。市場資本主義排斥國家機器的干涉，壟斷資本反其道而行，與國家緊密結合。這就將資本主義推向了絕路，一來導致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戰爭的不可免，二來，資本型態既然如此集中，起義的無產階級只要奪取國家機器，即可實現社會主義。
第二國際的重鎮卡爾‧考茨基亦稱資本主義的現階段為“帝國主義”，卻認為帝國主義國家一旦組成一個“超帝國主義”卡特爾(托辣斯)，協調對落後地區的殖民地剝削，而不是讓每一國的壟斷資本與他國的衝突，或可消弭彼此之間的戰爭。此說似乎預示了二戰以後由美國領導的北約，以美國的霸權為基礎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帝國主義陣營的內戰之消弭，共同對付落後地區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局面(亦即是共同防共)。
待至布哈林與列寧在1916年發表有關“帝國主義”的論述，它已是馬克思主義陣營的共識。在這方面，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標題性里程碑，但此論述其實已是列寧成熟思想的全部。他繼承了這一脈的論述，以“階級鬥爭”為綱，令世界革命綱舉目張(詳下節)。而這個發展卻不見於呂著，其理論層次亦非其所能掌握。
“帝國主義論”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轉化為列寧主義
列寧主義被尊稱為“帝國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各界公認的。至於文革期間中共的一些極左份子奉毛澤東思想為“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面勝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則是自嗨，事過境遷，連中共自身都把它忘卻了。接著的反而是蘇聯與東歐集團解體，以美國為首統一了的帝國主義陣營更顯強悍。
回頭看俄國革命，列寧如何以“階級鬥爭”為綱，演繹他的“帝國主義論”，讓繼起的世界革命綱舉目張?
其一，“帝國主義論”讓列寧繞過了落後地區需等待社會主義革命先在英國爆發的命題，蓋步入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已成為一個全球體系，階級鬥爭既是國內的、同時成為先進與落後地區之間的矛盾。在這個全球體系裡，英國一類國家是堅堡，世界革命在此進攻資本主義，是攻堅；要推倒它當然必須打它最弱的一環: 俄國。
資本主義在俄國還未站穩，俄國社會還有很多封建的因素，但它卻去參加帝國主義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乃是最脆弱的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它是西歐(例如法國和比利時)金融資本的殖民地，難怪它被綁在協約國的戰車上。正因為俄國是帝國主義內各種矛盾的匯集，使它成為世界革命的爆破點。
其二，帝國主義既等同世界大戰的不可避免性，而且戰爭還是周期性的，乃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間歇性爆發，世界革命就必須掌握這些機會，將帝國主義戰爭轉化為國內革命。列寧在未發展帝國主義論前，已親睹1905年的俄國革命，它幾乎顛覆了沙俄政權，其導火線就是俄國在日俄戰爭中的敗績。
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寧一方面譴責西歐的社會主義主流的參戰派是“叛徒”，同時也與反戰派分道揚鑣，獨樹一幟地主張祖國必須戰敗論。至1917年，沙俄對德作戰連連敗績、國內矛盾無法紓解而倒台，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遂乘勢奪權。列寧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洞見成為了世界革命的“鐵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又再度“應驗”。
其三，“帝國主義論”讓列寧解答了古典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難題: 資本主義必須發展至全盛、進入腐朽階段，才輪到社會主義革命。當時俄國的資本主義仍是茁長中的少年，離老朽還遠，在俄國發動無產階級革命又如何說得通? 然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就是最後階段，俄國則是帝國主義這個世界體系內的不平衡發展，循至成為它最弱的一環。最後階段自然也是垂死期，此時，任何國家如果還沒爆發法國大革命式的革命，那就不可能再發生，蓋沒落中的資本主義已成為一股反動勢力，不是革命的先鋒。
法國大革命時代，工業無產階級還未誕生，崛起中的資產階級反封建是勇往直前，但在無產階級已成為一股政治勢力的今日，還未完成歷史使命的資產階級傾向與封建勢力妥協，共同對付來自側翼的威脅。俄國革命將會利用這個不平衡發展，會以資產階級革命始，以無產階級革命終。
事實上，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繼“二月革命”後，發動“十月革命”，推翻的既非專制皇權，亦非資產階級掌權的政府，而是在俄國資產階級衰弱不堪、由一些社會主義政黨(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頂替他們的“臨時政府”。換而言之，是一些有心社會主義革命但又堅信革命不能跳過資產階級革命階段，即使主角已病得不能登場，也必須由他們這些臨時演員頂替演出的一齣戲。
其四，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讓他合理地解釋了為什麼西方的工人階級已喪失革命性，革命動力反而轉移到非西方世界的非工人成份身上。列寧認為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剝削，獲超額利潤收買國內工人運動的領袖，製造了一批“工人貴族”。列寧其實不便明言: 他指的應該是大部分西方的國民。資本主義製造的矛盾如今成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所有與帝國主義存在矛盾的成份。這在列寧辭世時還是一個正在掀開的歷史篇章，這些成份將包括廣大的農民、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自然也包括未成氣候的工業無產階級—後者雖然在勢力上敬陪末座，但因為是“先進階級”，被奉為先鋒。
下節是透過列寧主義開展的20世紀的歷史，它組成一種歷史記憶。其後另有一節討論呂著建構的“平行時空”裡的20世紀史，自成另一類歷史記憶。
列寧主義的“20世紀”
列寧主義在20世紀的開展，在非共產世界的視野裡是月球另一半，不是在月球這一半的教科書和書寫所能描述。然而，我在下面是對列寧主義做歷史性的處理，也是批判性的，且指出它大體上的有效期終止於1970年代。我在下一面對“呂著筆下的20世紀”這個平行時空也將做歷史性處理，仍一樣會作出批判。
作為“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預測了並領導了俄國的“十月革命”，但它進一步的期待卻落空，其努力也歸於徒然: 那就是期待俄國的革命成為歐洲革命的爆破點。歐戰結束期間至戰後，德國與匈牙利都爆發革命，並成立曇花一現的蘇維埃政權，但歐洲並不呈現世界革命的骨牌效應，而是回復平穩。世界革命反而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展開。
非西方世界(日本除外)的資本主義還未發達，在這個新的戰場裡，馬克思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就轉化為帝國主義與所有反帝勢力之間的矛盾，他們包含所有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愛國勢力。在“十月革命”爆發前，荷蘭社會主義者馬林已在荷屬印尼組織反殖運動，甚至與穆斯林結盟。待蘇聯成立第三國際，該運動即成為第三國際的支部印尼共產黨，列寧隨即令馬林前赴中國，協助成立中共，並沿用荷屬印尼模式，促成反帝統一戰線。在中國，孫中山也加入了這個戰線。
世界革命的這個陣地轉移，涉及思維的大翻轉。在西方，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彼等視階級鬥爭為超越國界的勞動者大聯合，鬥爭對像則是身為帝國主義的祖國，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歐洲的社會主義黨大部份支持開戰，遂被視為背叛。列寧獨排眾議，主張讓祖國戰敗以便造成內部崩潰，如此有利國內革命的爆發。然而，當世界革命的重心轉移到非西方世界，其內容變成反帝反殖的鬥爭，愛國主義卻變成了一股動力，但它卻被注入階級鬥爭的內容，那就是由非西方世界的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鬥爭"。
然而，“民族解放鬥爭”這個名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出現的，但歷史上來說，它是列寧主義的演繹，蓋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一般，是一個發展中的現象。細觀中共早期的革命史，仍然是陷在“十月革命”的兩京(彼得格勒、莫斯科)起義的窠臼裡，因此著力點仍然是廣州、武漢、上海。甚至在被逐出城市、轉移至農村後，中共仍稱呼在農村中建立的政權曰“蘇維埃”，自己的武裝部隊為“紅軍”，一直都在翻版蘇聯的革命，直至碰壁為止。
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按照馬列主義教科書，工業無產階級的運動是城市的運動。唯有在城市起義全面失敗、農村根據地掙扎求存，而日本的侵略製造全民族的危機時，中共始服膺共產國際的組織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指令，改絃易轍，將階級鬥爭的形式轉變成聯合所有抗戰份子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在抗戰勝利後，中共在戰時統一戰線的基礎上，組成工、農、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在戰後打倒國民政府，奪取政權。
這個革命自然不是經典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乃是完成辛亥革命這個“舊民主主義革命”—即資產階級革命—未能完成的歷史任務，但既然是由反帝的共產主義運動領導的，因此雖然是去完成“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歷史任務，卻導向“非資本主義前途”。換而言之，它是在帝國主義時代底下，由民族解放鬥爭塑造的左翼建國運動。
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做為一個里程碑，其劃時代性不亞於第一次，都應驗了列寧的“將帝國主義戰爭轉化為國內革命戰爭”的鐵律，其效應則是共產主義運動擴散及半個世界。這個效應更在戰後的“去殖民化”潮流中不斷發酵。另一方面，帝國主義陣營也強化了，它經由“美帝”統一，消弭了陣營內部的戰爭，共同組成一個捍衛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共同對抗共產陣營，並和它爭奪正在“去殖民化”的第三世界。
然而，今人昧於冷戰時代把所有共產國家同質化的思維，將蘇聯東歐集團與其他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混為一談—這正是呂著的思維。蘇聯藉擊敗法西斯之餘，在東歐擴張勢力，對東歐來說乃是占領，無“民族解放”可言。東南歐的南斯拉夫是憑自力推翻法西斯占領的，因此不受蘇聯的控制，到後來甚至參加第三世界的“不結盟”陣營。
而“第三世界”正是戰後反帝反殖鬥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場所，它的鬥爭形式已遠離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而是中共的那一套組織與發動農民、在農村裡進行游擊戰、用革命意志擊敗現代化部隊，打沒有前線與後方的“人民戰爭”，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這一套固然在越戰中發揮到淋漓盡致，其實在阿、非、拉“去殖民化”的過程中，幾乎每一國都有毛澤東派游擊武裝的身影。1960-1970年代那段歲月，世界各地"民族解放陣線"風起雲湧，是它們的黃金年代。
然而，這股全球革命浪潮於1975年越戰結束後即開始冷卻。表面上，是共產主義陣營內部早已呈現分裂。此外，1970年代末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有結束意識形態對立，將世界推入以“文明衝突”為主要矛盾的時代之勢。更深的原因該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必須面臨時代的挑戰，它沒能與時俱進的話，勢將面臨淘汰。因此，下節就有討論馬克思主義生命史的必要。
資本主義的生命史與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史
列寧視俄國的“十月革命”為“世界革命”的第一槍，它不可能只限於俄國，只限於俄國的話，則不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最終取消國家的目的;革命如果不擴散至先進地區，在落後的俄國也不可能獨活。列寧視俄國的革命為“世界革命”的爆破點。在他的理論框架裡，“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它的垂死期，臨近馬克思式—非福山式—的“歷史的終結”。
這個烏托邦一時三刻沒實現，列寧不得不在蘇聯境內局部恢復市場經濟，然而終192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仍相信: 一戰以後資本主義的重趨穩定只是暫時的，更大的危機風雨欲來，總崩潰指日可待。果然，1929年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第二次總危機，資本主義世界出現大蕭條，在比較脆弱的帝國主義國家內導致法西斯政權的登台，即使比較壯健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也必須由國家機器強力介入，例如羅斯福的“新政”，將政府變成最大的僱主，以便解決勞動人口四份之一失業的危機。
然而，無論如何努力，這個總危機看不到盡頭，唯一解決之途是戰爭。自從日本在1931年製造“九一八事變”，一戰以後建立的國際秩序即開始崩潰，終於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這場大戰有兩個重大的後果。其一，它再次應驗列寧的共產黨人透過資本主義總危機奪權的“鐵律”，共產主義得以傳遍半個歐亞大陸。
其二，挑起戰爭的固然是法西斯國家，勝利的一方除了蘇聯外都是西方的“民主國家”，但全球性戰爭乃資本主義之沉痾依舊。戰後由美國統一了帝國主義陣營，這個陣營不再爆發內戰，並且一致對付共產主義陣營。做為帝國主義陣營的龍頭，美國的經濟卻越來越朝“戰爭與工業的複合體”型態蛻變，變成世界最大的軍火商，直至目前為止平均20年打一仗。先前“防共”是一個很好的演武場，在共產主義陣營瓦解後，美國則轉而對伊斯蘭世界用兵，最晚近則圍堵崛起中的中國，其全球軍火貿易欣欣向榮。
只是為了銷售軍火那麼單純嗎? 世界大戰已成歷史陳跡的假象，乃因二戰後帝國主義陣營由美國統一了，陣營內衍生福山所謂的"歷史的終結"之幻象。帝國主義國家發動殖民地戰爭之劣跡也似乎告終，蓋不經美帝允許，陣營的其他成員不准對第三世界用兵。1956年英法兩國為了蘇彝士運河的國有化擅自出兵埃及，招致美國不悅，扯它們後腿，致令兩國蒙羞撤軍、內閣倒台，起了殺雞儆猴作用。
美國掌握了對世界各地用兵的專利權，它的盟邦可以助陣，也可以受委託代戰，例如2011年法國打著北約的旗號替美國拔掉眼中釘前利比亞政權。今日美國正在重整這個陣營的旗鼓，以對付中國，為下一次世界大戰暖身。光是美國掌握了對世界各地用兵的專利權以及有這個超能力，帝國主義是世界大戰之源這個列寧主義命題就一點都未過時。
話必須說回來。按照列寧所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應該替資本主義送終。時至今日，這個臨終期顯得無了期，何故? 當年列寧診斷資本主義末期的型態是“壟斷資本”，亦即是由金融資本控制了生產的各部門，工業資本不再是資本的主導型態，早期資本主義無序的自由市場受到壟斷型態的約束。同時，先進國家也出現保護勞工利益的立法，勞動力其實也是一種商品，勞動力市場仍是一種市場，立勞工法也是降低原始自由市場的毀滅性的避險措施之一環。
這個走勢越來越明顯，國家漸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的管理人。待法西斯國家與羅斯福的“新政”等現象出現，列寧在一戰期間分析的“壟斷資本”似乎又非垂危階段。戰後的馬列主義論壇遂有人提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命題。
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難道又是臨終不成? 美國在戰後統一了先前處於“戰國”狀態的帝國主義陣營，除了憑壓倒性的武力優勢之外，更以美元做為世界通貨的基礎，設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等等。它們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管理，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卻高於國家層階，是世界範圍的，實質上超越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型態。
據我所知，只有到了胡錦濤時代，中國才提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命題，但這次倒謹慎了，沒人敢說它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即最後)階段。我當時寫了一篇評論，不無調侃地說: 如果渡過了這個階段，資本主義還未壽終，那麼，繼起的型態是否“星際壟斷資本主義”? 該文是發表在《蘋果日報》上。當時並不期待缺乏背景的台灣讀者看得懂。但如果碰到像《共產世界大歷史》這部書的作者，我是會改變期待的。
然而，我在閱稿時，發現呂先生就是在台灣那種對馬列主義全面隔閡的基礎上寫作的，在沒理解馬列主義是甚麼之前，已經把它全盤否定，自然也沒去追蹤馬克思主義陪伴資本主義的生命周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成長的過程，只需把它視做一種“病毒”的一路傳播便成—如此寫作歷史真是輕鬆便捷啊!
我之所以對“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語出調侃，是沒把它視為教條的意思。需知唯有馬列主義把資本主義當作一個待屠戮的怪獸，才會把它的生命型態觀察得如此清楚，沒有這個角度，就不會有這個看法，因此不把它絕對化。然而，即使不接受馬列主義的前題，也必須承認資本主義生命史的看法是傑出的，在沒有提供更高明的學說前，實無可取代它。
資本主義的長生不死藥: 無盡止地消費
我仍需補充: 馬列主義官學一連串從自由市場到壟斷資本的“資本主義生命史”，乃是從社會如何組織“生產”這個點著眼。這個盲點沒讓它看到資本主義之所以沒完沒了，是因為資本主義有了消費主義這枚強心針、延命劑。然而，耐人尋味地，這枚強心針也可以變成資本主義的太阿劍。
消費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強心針、延命劑—此話怎說? 它可以用一個名詞作標籤: “凱因斯主義”，在這裡也只能簡約為一句話: 從政府到個人，讓人人都欠債，用信貸助長消費。在此意義下，它是壟斷資本的一個面相，都是用人工的操弄，克服(其實只是緩和)了原始資本主義市場的無政府狀態，讓它不要出現雪崩式的危機。這種人為的操弄，讓政府介入壟斷資本主義的程度越來越深，最早實驗的是美國聯邦政府1930年代的赤字財政，迨至今日成為世上最大的負債人。
消費主義是克服了原始資本主義市場那種要命的大起大落，製造了持久繁榮的假象，同時製造了無止境的通膨。我小的時候只聽說過“百萬富翁”，如今則有“億萬富豪”，而“百萬”已成為小康之家，政府的預算則是用“兆”為單位的了。什麼意思呢? 為了刺激人人消費，金錢的量是大大地增加了，也越來越不踏“實”了。政府除了是最大的消費者和負債人之外，還是印鈔的壟斷者，政府可通過印鈔和定息來調控市場。現代消費主義底下流通的錢早已與貴金屬脫鉤，在戰後是依靠美元，從1970年代開始，這個全球通貨的基礎也終於和黃金脫了鉤，而美元除了是全球的通貨之外，同時是捏在他人手裡的天文數字的借據。它之所以還未成為在流沙上的建築，主要是由於美國乃全球霸權。
照這麼說，由美國帶頭，大家都在用傳統意義上不存在的錢，進住在傳統意義上未完成購買的住屋，駕駛在傳統意義上未完全擁有的汽車。這種不存在的錢甚至不必是濫印的鈔票，它只需是一筆記帳，而這筆記帳本身又可成為市場化的商品，猶如身為全球通貨的美元，也可作為商品，但性質越來越像是欠單一般。這個虛擬經濟有勝過實體經濟的趨勢。實體經濟只有生產資料生產部門和消費資料生產部門，在現代消費主義底下又添了一個服務部門，後者的比重在1970年代的美國已經超出了製造業。
作為一個隨歷史開展的意識形態，原始的馬克思主義和原始的工業資本主義一般，都不可能預見未來會發展出一個大眾消費的新階段。歷史是一個開展過程，認識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只要資本主義沒完，做為它一面照妖鏡的馬克思主義就一直都會在，時代在遞嬗，鏡影則是不斷替換的畫皮。蘇聯式共產黨的時代也會被歷史歸檔，但只要資本主義還活著，馬克思主義仍會是這面照妖鏡。
按照馬克思原初的理論，勞工階級製造了商品卻不能享用它。這個命題在今天看起來實屬不可思議: 資本家開廠，製造商品，如果賣不出去，豈非血本無歸? 不待勞工階級起來革命，自己就完蛋了。資本家理性的策略該是提高工資，讓勞動者有購買力，消化掉那些商品，也好讓自己盈利。
但原始工業資本主義的市場是達爾文式叢林競爭，生產呈無政府狀態，工資受制於不能上漲的“鐵律”: 一個善心的老闆提高工人的薪資，他的生產成本提高了，即喪失了競爭力，他將是第一個被淘汰出局者。在這裡，原始馬克思主義的看法至為簡單: 資本主義刎頸式競爭的結果，最終使社會全體都無產階級化，資產階級只剩下頂尖的一小撮，至該時，只需將他們移除便是。
但資本有其求生欲望。在本國消費群不足的情形下，最早工業化的國家的製成品必須外銷至低度或仍未工業化的國家，淘汰它們的手工業，甚至造成農村破產，這無疑是腐蝕當地的傳統社會，也是對該地自主性的顛覆。這個過程將這些地區併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當地的手工業者與農民也被“無產階級化”。
這正是列寧指出即使在沒有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之地區，也已被籠罩在帝國主義全球體系底下，因此對資本主義的反抗遂變成全球性的反帝鬥爭。但話也可以反過來說: 沒有半途殺出共產主義這個程咬金，舉著“反帝”的大旗，把世界落後地區導向“非資本主義前途”的話，非西方世界是否終歸也會走上資本主義之路?
理論上全世界都可以走資本主義之路，冷戰時期美國的智囊，為了與馬克思主義打對台，提出了“經濟成長階段論”。這是一個沒有“帝國主義”只有“經濟成長”的世界觀，與美國戰後的“現代化論”相得益彰。與後者一般，經濟成長階段論的起點也是“傳統社會”，歷前起飛階段、起飛階段、成長階段，至高度的大眾消費社會大功告成。
大眾消費社會的發明者是美國，起步於1920年代，這個初步實驗卻導致了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資本主義這場總危機的原因很多，但其徵候仍然是生產過剩，出現勞動一方大量失業，資本一方卻必須銷毀滯銷的商品。它非農業社會爆發的饑荒可比，乃是社會的富源日增而創造財富的勞動者基本生存反岌岌可危的弔詭。正是這場總危機催生了上述的凱因斯經濟學。在當時，美國的消費主義遭重創，連帶提供原料國的經濟也崩盤，災難演變為全球性質的。
從今日的後見之明: 當時的世界經濟不具超越國界的管理，一戰以後的國際局勢仍處於“戰國”狀態，帝國主義列強缺乏一個盟主，因此資本主義總危機一旦捲土重來，列強紛紛豎立保護壁壘，既然大家都從絕頂自利出發，根基較弱的帝國主義國家遂往外發動侵略、併吞弱國，導致國際秩序崩潰，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場大戰造就了美國世界超強的地位，戰後的美國亦步入史無前例的“富裕社會”。從申請專利計算，成千上萬種的民生用品、家電和代替勞務的家用器械都是美國人發明的，戰後日趨龐大的中產階級也達到有房有車的水平。美國在進入大眾消費社會的1920年代，其起手式是家用收音機的廣被，在戰後即被家家有電視所蓋過，待電子製造業興起，建築在這門科技上的消費品就如雨後春荀，至今日則抵人人都有手機、筆電的境地。無可置疑，人的生活內容是大大地豐富了。
至1970年代，佔全人類的百分之七的美國人口，卻可以耗費全球百分之五十的資源，堪稱世界經濟的火車頭。美國為消費主義豎立一個楷模，將這種生活方式遍及全球，成為促進“經濟成長”的恆動機，它是一種強制，沒有一個國家敢於掉隊，不“成長”便滅亡。人類於焉進入飲鴆止渴的時代，集體對地球大環境宣戰。
美國不只是消費社會的帶頭羊，也在軟實力上成為世界霸權。好萊塢主導的美式大眾文化成為全球的洗腦機，美式搖滾樂則締造了一個普世性的青少年文化。美國的消費文化有文、武兩臂，後者是硬實力的軍工業。與民生工業一般，軍工業的成品也是消耗品。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必須在人的基本需求之外不斷發明新需求，讓欲壑變成無底洞，方能維持“成長”。與所有市場一般，軍工業的市場也是不斷開發的，少不了在世界各地煽風點火。少了顧客，軍工業會陷入蕭條，勢必波及整體經濟。
將消費主義經濟“武器化”
回首歷史，蘇聯就是被美國消費文化的文武雙臂扳倒的。蘇聯的歷史局限，在於它是用來克服原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一個歷史型態，那就是消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釜底抽薪地杜絕資本家以刎頸式競爭不斷侵蝕工人的生活水平、終結經濟蕭條週期造成的大量失業，以及終結帝國主義戰爭周期性地將勞動者當砲灰。它們的解決方案都包裝在取消階級這個烏托邦的願景裡。
這個烏托邦很快就變成黑色烏托邦。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前人的經驗可循。同時，它受資本主義世界的封鎖，一切都得靠自己。俄國落後，工人勢力薄弱，在革命初期需經"工農民主專政"的階段，待革命深化，農業合作化與計畫經濟被提到日程上時，就勢不免對和工人同床異夢的農民宣戰，後者是社會的大多數，因此，蘇聯的國家機器就變成高度壓迫性，且滋生全國性的被害妄想氛圍。在這裡，我把這一段複雜的歷史簡述，仍足足寫了一段，實無法媲美呂著一句俄國19世紀的一種病毒不斷肆虐到20世紀來得簡潔。
早期俄國革命在認識上也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它將克服原始資本主義誤作消滅資本主義本身。在俄共奪權時，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已出現金融資本的壟斷型態，開始約束原始自由市場的無序性。待蘇聯在境內推動計畫經濟，資本主義也已用到國家制約市場的功能，待二戰後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盟主，則對全球市場設立管理機制—應用市場分析、將國際貿易建立在雙方或多方的協議上，以及監控國際匯率，等等—在此相對避險的基礎上讓全球市場衍生了空前巨大的財富。
可見資本主義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這個發展自然亦非列寧所能預見，正如同“帝國主義”非馬克思所能預見一般。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想得很簡單，居然說“蘇維埃政權+全國電氣化=共產主義”。其後，蘇聯“成長”最驚人的一刻就是以10年功夫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後期階段的重工業化，躍升為產鋼鐵的大國。
如果資本主義的發展終止於第一次工業革命，為了完成它，每個國家都該以重工業化為鵠的。但美國領頭的發展卻柳暗花明又一村，進入以服務業為主的階段，也使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必以產鋼量為成長指數，多憑發展消費服務業(包括觀光)使經濟成長。
一旦在世界經濟邁入大眾消費時代，蘇聯的經濟就停滯不前了。它缺乏“成長”，遂缺乏富源。面臨美國的軍事競賽，蘇聯的經濟斷裂為兩截，大部份資源投注入軍工業，試圖與美國並駕齊驅，至於民生工業則任其凋敝，對比美式"現代化"社會的日新月異、琳瑯滿目、五光十色，蘇聯日趨黯然失色。
蘇聯式計畫經濟到最後必然收攤。人民連購買衛生紙也須在雪地上排長龍。最後，美國祭起上兆元的“星際大戰”的內太空武器系統，使蘇聯的武力競賽變成徒勞。雷根總統的功績被誇耀為“用比拼花錢誰多將蘇聯報銷掉”。蘇聯與東歐集團從此成為歷史陳跡。
在這裡，是否如呂著所說:“共產世界”是完了? 呂著予人的感覺恍如一部與佛教有仇的佛教史，寫到佛教從印度次大陸消失後，就宣布佛教的死亡—實質上是在咒它死亡。如果讀者將作者的毒咒當作史實，勢將被誤導。
呂著無法解釋為何在蘇聯與東歐集團解體後不足30年，另一個共產國家—中國—成為了消費品的世界工廠，也是美國消費市場最大的供應商，而自身也駸駸然有成為世界最大消費市場之勢? 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中國近期的發展已危及美國的國安，甚至威脅整個自由世界。
美國是消費主義的典範，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社會，怎麼竟然連本命區都淪陷了呢?其諸多歷史原因目前只能蠡測。冷戰時代的中國還沒資格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頂多像今日朝鮮般擁有起碼的核武以抵制美國核敲詐。有了蘇聯與美國對耗，中國反而放手在世界各地推廣“人民戰爭”，搞“以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林彪語)。然而，這並沒回答問題。中國當時一窮二白，連搞蘇聯式雙重經濟的條件都沒有，又如何在“改革開放”後40年內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或謂: 蘇聯是計畫經濟的創始者，它拉不下這張臉，才會在一條道上走到黑，而共產中國則受資本主義招安。無疑，中國對資本主義世界“開放”，恰好乘搭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便車，憑藉中國龐大的人口優勢，迅速成為世界工廠。然而，這還是回答不了問題。蘇聯解體時其工業化水平仍高於中國，為何沒能搭上這班“全球化”便車? 從來不屬共產世界的印度，人口優勢不亞於中國，目前不還徘徊在中國後面去搭這班便車。
這裡就只剩下了兩種可能性的組合。一來，中國並沒有像蘇聯解體後放棄中央計畫，或像印度那般根本無中央計畫，中國是用國家力量以史無前例的神速舖蓋了全國的基礎建設，同時將資本主義—無論是引進的外資，或者是自發的民企—都置於中央的制約底下，設計出應對現時代的新計畫經濟。按編號它已進入了第14個"五年計畫"，顯示這個蘇聯時代的遺留仍不斷在適應新的歷史任務。是的，正是這個把蘇聯害慘了的“計畫經濟”，被中國化腐朽為神奇。
二來，中國之鍥入資本主義世界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否因為它原先的重點就放在民生工業上，而這個部門正是蘇聯經濟的阿基里斯腳踝? 的確，蘇聯解體後30載，市場上沒看見有俄製的民生消費品(除了伏特加和黑魚子醬)，俄國的出口仍多靠能源與軍火。雖然，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執行的極左的“不斷革命”路線，加上"與聯合國交戰"(韓戰)後被全球經濟封鎖了30年，爆發過大饑荒，也長期靠發糧票度日，但在改革開放前夜並無出現蘇聯那種排長龍購買日常用品的現象，至該時，養活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而不再出現非洲和孟加拉那般的饑荒，是否比同期的"日本奇蹟"更堪稱奇蹟? 呂著將“民不聊生”等同共產主義的本質這樣一個命題根本站不住腳—其實任何本質主義都是一種思維謬誤。
具備了上列條件，給中國拉了最大一把的該是美國。進入1970年代，美國國民經濟裡服務業的比重已開始勝過製造業，下一步順理成章將製造業外包給較落後地區，將世界經濟推進“全球化”時代。美國服務業重中之重者是金融信貸業，有華爾街的，也有國債的，其服務範圍無遠弗屆、遍及全球。那是一種不事生產只事生財的企業—資本主義最成熟型態勢必如此。
在18世紀已出現過荷蘭這個先例—那還是在前工業的商業資本主義時代。荷蘭在17世紀成為全球貿易的執牛耳者，累積了巨額的財富，阿姆斯特丹遂成為全歐的金融信貸中心。生利比生產輕鬆，那麼荷蘭還需從事製造業嗎? 結果，荷蘭就將發動工業革命的歷史地位讓了給英國。
近20年來，中國以最完整的製造業配套、最龐大且具現代效率的生產隊伍，以及最安定的工業環境，給美國提供了廉價的消費品，讓越來越不事生產的美國人得以維持它富裕的生活方式，但是這個"美國生活方式的維生儀器"到頭來卻被倒打一耙，被指控“陰謀”掏空美國的製造業!
如果荷蘭控訴英國“陰謀”劫奪了它在世界史上工業革命的主角角色，會是無稽之談吧!今日香港的資本都投注在暴利的房地產業，無人從事吃力不討好的製造業，後者都搬到中國大陸去了，香港一旦有人指控中國大陸“陰謀”掏空了香港的製造業的話，也會是無理取鬧吧!
但美國將"中國威脅"提升到國安的高度，卻非無理取鬧。在上個世紀後葉，日本以電子商品製造業的業績驟升為第二大經濟體，前程無量時，美國對這位"小弟"就一記悶棍擂下去，硬生生地把日本進階為半導體大國之前途斷送掉。美國把有超前潛能的競爭者斃掉，方得以在這門高科技保持霸權，並把中下游的晶片製造業分攤給不具威脅性的另兩位"小弟": 韓國和台灣。今日，美國面臨的中國卻不是"小弟"，而是另一位"老大": 一位坐二望一的老大! 火拼已開場了。
如果中國的挑戰只為了終結西方19世紀以來的霸權，則日本在二戰以前就已在做，未竟全功，如今由中國繼之—這變成了"文明衝突"，甚至有種族主義的因素(對抗白人)。但日本對西方的挑戰仍屬資本主義陣營的內鬥，目前的美中衝突是同類性質否?
令美國更焦慮者: 中國表面上身在曹營，甚至替曹營立下振興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大功，但怎麼看都不似對該陣營有歸屬感，它的心似乎別用，滲入原先為穩固國際壟斷資本而設的各種國際組織，在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伎倆。中國所圖的仍似在打倒資本帝國主義，並沒忘馬列主義的"初心"。資本主義只是它累積資源、蓄養實力的手段罷了。
的確，在資本主義世界裡，中國呈現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它不讓資本—不論是外資還是本土資本—控制國家機器，而是置它們於國家機器控制底下。中國在都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中，也沒有製造第三世界毒瘤般的，無業的、犯罪淵藪的貧民窟城市，這基本上違背市場經濟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原則，乃是一個集權國家的戶籍制度所為。新冠疫情最早在中國境內爆發，在無先例可循、首當其衝的情形下，竟然控制得比所有繼起蒙災的發達國家有效，也是因為人民沒有拒絕受檢測，不戴口罩、抗議封城、堅持外出等權利、更沒有將抗拒防疫作為反政府藉口的自由。這些，都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該有的"正常"行為。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內，已經使一個歐洲規模的人口脫貧(這裡指超出貧窮線，並無富裕之義)—作為“中央計畫”的一部分，這個工程仍在進行。市場經濟是不會幹這種事的，擇選區討好的選舉文化更成不了這等大事。對國內的落後地區，中國採取大規模"開發式扶貧"，由國家投資基礎建設，創造吸引投資的條件。近年來中國也將這一套輸出至亞、非、拉的落後國家，它有嫌疑是換了一種打法，在新時代繼續發動毛澤東式的"世界鄉村包圍世界城市"。
面對這個異類，資本主義世界已發起圍剿。最終，是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呢? 還是全球消費文化的欲壑先把地球給搞垮?
呂著筆下的“20世紀”
本節處理的是呂著筆下平行的20世紀史，是一部讓帝國主義、反帝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統統在空氣中消失掉的歷史。然而，有趣地，這個平行時空裡的主角仍然是列寧主義，它是一部列寧主義作為極權國家孵育器的編年錄。在兩個平行宇宙裡，出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列寧主義。這兩個“20世紀”分屬兩個平行宇宙，各自有它的因果邏輯。
列寧主義最核心的是“帝國主義論”，但除了經我提點，呂著讓“帝國主義論”在俄國革命的背景部分虛晃一槍，就從歷史中消失了，剩下的列寧主義只是“一黨專政、一人獨裁體制，以及未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邪惡組織”(頁510)。它有一個魔鬼基因，或可名為“涅洽耶夫病毒”，呂著讓這個冷僻的病毒從19世紀下半葉一直活躍到21世紀的今天。如此奇異的歷史詮釋實屬別開生面，將另闢附錄處理。
呂著裡的共黨專制、極權和邪惡的個案，不能用"不勝枚舉"形容之，乃是包括史上全部共黨—不管有否執政—的寫照。必須鄭重指出: 這並不是一個歷史研究的態度，是典型的本質主義的謬誤，即是將一個名詞與它指稱的對象呈現全等式，這個符號就變成了一個一成不變的本質，它抽掉了時代背景、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歷史發展。本質主義的謬誤用成語說就是: 刻舟求劍。
在呂著的思維裡，列寧主義的黨組織只可能造就蘇聯式的斯大林體制。它沒看到—以它的一偏之見也不可能看到—作為最有效的地下活動組織，列寧主義的黨組織在二戰期間反法西斯鬥爭中扮演了中堅的角色。蘇聯的紅軍乘法西斯敗亡之際固然將蘇式體制強加在東歐頭上，我們的史書不提的是: 在法西斯佔領期間，法共與義共發展成國內最有組織的政治勢力，戰後的西歐是美國的勢力範圍，自然將它們壓制了。美國與蘇聯兩強可謂各得其所。
然而，在亞洲，戰後的形勢是帝國主義勢力退潮，因此在二戰期間壯大的左翼抗日勢力就在中國與中南半島奪了權，它們是獨立於蘇聯的，是自身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結晶，亦非美國所能壓制。共產黨是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中堅這個史實在呂著中卻完全不佔比重。呂著或許視共產主義為唯一的惡，而且是當前之惡，法西斯已經敗亡，眼不見為淨—眼前沒有就沒了。
"眼前沒有就沒了"不是歷史家的見識—不要忘記《共產世界大歷史》有責任還20世紀的本來面目啊! 它反映的倒是當下台灣一般人的史盲。台灣照相館有搞"與希特勒合照"噱頭的，有中學老師帶領學生扮演納粹黨軍當好玩。台灣成為川粉大國，與國際間的新納粹份子為伍而懵懵懂懂，頂多知曉美國的川粉是白人至上主義者但不以為忤。去年美國大選期間，川普在歐洲的民調偏低，與台灣的狂擁相反，竟然有頂級名嘴如此見識: 歐洲人喜歡紳士、不喜歡暴發戶，因此偏好拜登。當川粉否定大選結果並攻陷國會山莊，歐洲連最高領導人都公然表態譴責，乃因為美國這股潮流對歐洲的新納粹運動有鼓勵作用。經納粹一役，歐洲的主流民意是堅決反法西斯的，川普的民調才會偏低。
在呂著的原稿中，曾將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與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混為一談，經我指出不符合歷史。在20世紀，共產主義是反法西斯的中堅，呂著卻一味將它當作跨世紀的病毒，卻不說法西斯是病毒。呂著果真是左右不辨? 還是他這部"大歷史"，基本上就是右派在攻擊左派?
台灣的政治光譜可能不是左右之分，而是右與更右，與今日的韓國對比，更能突顯。韓國頭頂上還有一個朝鮮共產政權呢，內部的兩黨政治竟然左右壁壘分明，對立之尖銳，政黨輪替都算計將前執政黨的總統身陷囹圄，韓國的大眾文化(例如電影)常流露反"美帝"的情緒。台灣左翼知識分子陳映真在生前曾拜訪過韓國，看見書局裡滿架子都是"帝國主義論"，頗欣羨，還說為了讀這些書想學韓文。
如果在台灣知"帝國主義論"者如鳳毛麟角，敢於書寫共產主義史的呂先生理應屬於這一小撮，但卻大失所望。固然，"帝國主義"是從馬列主義角度才會看到的東西，你可以不贊成此論，可以說治資本主義的這劑猛藥比病本身還毒，甚至說白了帝國主義就是代表"普世價值"，因此"反帝"乃逆天行事—總算是一句話嘛! 但讓"帝國主義論"在你大談特談世界共產主義史的著述裡蒸發掉則是不靈光的。
這好比有人寫基督教史，縱使是不信這個教的、甚至是無神論的學者，也必須將它的教義發展史的來龍去脈交代得清清楚楚，才算稱職。如果有人只在意攻擊基督教是一個詐騙集團，但對它的天國降臨論、三位一體論、耶穌一性兩格論一概不知(至少聽說過上帝創世論吧!)，這部基督教史還能看否?
呂著抽掉了"帝國主義論"，替20世紀史的詮釋製造了嚴重問題。它不從當時的歷史條件、當地的社會因素—換而言之，不是從20世紀特有的歷史形態—去解釋共產主義的現象，而是用了"俄國病毒"侵襲去解釋。但如新冠病毒一般，病毒入境侵襲時是不管你是孫中山還是袁世凱，是川普還是拜登當總統，都可以發生的，沒必要發生在某個世紀某個年代，換而言之，20世紀的歷史脈絡變得無關宏旨。
病毒侵襲說不講內因，不似列寧主義用階級分析辨認"反帝"成份，然後再發動之。至中共最後奪權時，將反帝倒蔣統一戰線定為工、農、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也就是五星旗上圍繞著黨這顆大星的四顆小星。你可以完全否定馬克思主義用誰擁有"生產工具"去定義階級，改採美國社會學用"收入"去定義，也可辨認共黨發動的是比較弱勢、但組織起來卻人多勢眾的社會力吧。
仍從"現代化論"前提出發的美國學術界，曾有一種說法: 同為東亞國家，日本的現代化是從上而下發動的，中國則是從下而上發動的，因此日本變成了帝國主義國家，中國則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但如按呂著的病毒傳入說，則從上從下都無關宏旨，都是集體中毒而已。
呂著的病毒傳入說根本無須顧及20世紀獨特的歷史條件，也取消了社會學。呂著的詮釋學裡沒有社會力。在原稿中，曾出現共黨採取"威迫利誘"裹脅群眾去奪權的措詞，經我指出這不特不能詮釋20世紀史、根本解釋不了任何歷史，甚至違背常識。待出版後，呂著只保留了共產主義是一種偽裝科學的邪說，誤導理想主義的熱血青年去送死的論點—理想主義與奮不顧身的狂熱是"威迫利誘"的相反面吧!
呂著既持病毒傳播說，遂把共產主義在20世紀的傳播簡約為"輸出"、"輸入"兩詞。我曾指出“國際猶太陰謀論”是最懶惰的世界通史詮釋，"輸出輸入說"實不惶多讓。民國時代國民政府剿共，就曾宣傳中共是由俄國盧布豢養的。呂著繼承了這個濫調，除了指控蘇聯折巨資培養戰後第三世界的共黨活動，也說中共也參加了這個遊戲，不顧國內民不聊生地"輸出"革命。
按常理猜測，為了對抗帝國主義陣營，這是蘇聯和共產中國會幹的勾當，但缺乏任何檔案資料就一口咬定這是史實，則無歷史專業可言。另一方面，將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予以演繹: 被殖民地區即使從民族主義出發，只要貫徹始終，就必然走上社會主義之路。古巴革命開始並非由共黨發動，卡斯楚奪權成功後，為了終結美國資本對古巴的殖民化控制，進行資產國有化，招致美國報復，卡斯楚才倒向蘇聯，並把古巴共黨併吞，自己當了黨魁。就這樣，民族解放鬥爭演變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環。
在帝國主義這個歷史時代，民族主義貫徹到底會導向社會主義的理論，如所有應用程式一般，有它內部封閉的邏輯性，但外部大環境不容許它操作成功。世上的財富資源大都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手中，落後地區搞國有化變成自外於世界，除了遭經濟封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也會拒絕貸款。在這裡，是用"唯物史觀"的角度解釋民族解放運動在1980年代的偃旗息鼓。自然，呂著也可用它道德破產這樣的"唯心史觀"去詮釋。
呂著看不見社會力，渾然不覺共黨隊伍裡有哪些社會成份是一個需向讀者交代的問題，但終不免會觸及。呂著既與階級分析無緣，它這個思想真空就被冷戰時期台灣的反共史觀填入，把中共的成份說成是“流氓、地痞、乞丐"。或許心知此說不能登學術的大雅之堂，呂著將它限於中共建國後的土改運動的敘事裡。
呂先生將他這部大作製作成視頻，廣播的對象理應也包括大陸。但大陸上是連窮鄉僻壤都有烈士墓或紀念碑，革命成份是“流氓、地痞、乞丐"說會適得其反，惹來反感。總的來說，對一個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的國度來說，一部連"帝國主義"都沒聽說的20世紀史有甚麼號召力呢?
呂著所採的母礦脈: 台灣冷戰時期的反共史觀
每一位作者都必須為他所寫的負責，但我從來不相信人的全面自主性，他是時代、環境、成長之地、生活經驗、所受的教育、被內化了的宣傳的產品。說白了，需檢視他是如何被洗腦的。
當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搬遷來台，必然對這段歷史進行整形手術，乃至對自己在中國現代史中的角色自圓其說。前者就是呂著病毒史觀的底本，在上節已見一瞥，此處不再重複。後者則在國民對本國現代史的認識上製造了認知失調，逐漸將國府本身從中國現代史中給稀釋到化為烏有，替今日的"去中國化"意識鋪路。
中國由舊的"天下"，經百年屈辱，蛻變成新的中國，是一個"建國"過程，清末民初就不乏志士以德意志的統一、義大利的統一以及日本明治維新為楷模。對這些國族來說，上列時刻皆為現代國家記憶的尖峰時刻。以義大利為例，19世紀雖然已經有點遠，但該時代的文藝與歌劇已深入人心，它的英雄與烈士亦已成為街道與廣場的名稱，它已滲入現代義大利的里肌。對義大利人來說，這個時代曰"復興"(Risorgimento)。
現代中國相對應的Risorgimento是怎麼一個模樣，有哪幾道里程碑? 它有兩個版本: 中華民國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者分享一些里程碑，也有各自的里程碑。對中華民國來說，它的里程碑是辛亥革命、北伐、抗戰，其後還有一個"戡亂"，但最後這道里程碑也是大陸民國時代的墓碑，"戡亂時期"反倒成了台灣的戒嚴時代，等同"白色恐怖"。中華民國版的Risorgimento遂走進了死巷子。
國府在台灣落幕前，已有好事者在中華民國的國旗中去讀解一種國運的讖: "青天"是推翻滿清，“白日”是抗日，"滿地紅"則是"剿匪"，但徹底失敗，國運的終點站竟然是遍地赤化。既然民國這齣戲不再有第四幕，那就演完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Risorgimento版本裡，辛亥革命也是一個里程碑，固然是進程，但也是失望—它是流產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共的術語將其定性為"舊民主主義革命"，以襯托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並論證在帝國主義時代，前殖民地唯有邁向"非資本主義前途"方能建國。
因此，中共版的Risorgimento開始走上坡路的里程碑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它是中共於1921年建黨的歷史背景。大陸的史學亦一度視"五四運動"為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的分水嶺。
"五四運動"及其背景"新文化運動"是國民心態的大革新。在文化層次上，連軍閥控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都規定學校用白話文，其後的文學與電影也紛紛譴責父母包辦婚姻。在政治層次上，愛國變成群眾運動，而國民黨的北伐成功亦有賴於此。
因此，雖然“五四”是把民國革命超越了的更激進的新一波革命，國民黨寫的民國史上仍不得不記上它一筆，但它既懷中共建黨的禍胎，因此有必須矮化這個中共的生日，正如同中共矮化辛亥革命這個民國的生日一般。"五四"在國統台灣被狹窄化為"文藝節"，以別於大陸的"青年節"。這個冷僻的紀念日在中國史變成"外國史"的今日是整個地蒸發了。
在“五四”與“北伐”之間應該還有一個里程碑:1925年的“五卅運動”，它的重要性不容被低估，它將萌芽自“五四”的中國式群眾政治發展成一個模板，一直沿用到文化大革命。該事件在台灣的歷史教科書中語焉不詳，在大陸的國家記憶裡則是“北伐”的沸騰的背景，它引發的“省港大罷工”是北伐的前奏。但當我提起這個18個月的罷工是破人類史上最長的紀錄，歷史系裡的同事們居然沒聽說過。歷史是永遠從眼前消失了的，只存在於歷史學者這些專業記憶保管者之處，如果連保管員都聞所未聞，那就“查無此事”了。
“五卅運動”後就是"北伐"，它是國民政府的起點—先前的辛亥革命乃是北洋政府的起點。對中共來說，1927年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起點，並一度視之為超越"五四"的一個新里程碑。此時，國共已經分裂，各說各的，也各自先後成立政府: 南京政府在先，江西的蘇維埃共和國在後。待抗戰來臨，國共回歸合作，中共就把這塊"唯我獨革"的極左里程碑收起來了，在宣傳上重新肯定"五四"，以利團結中共以外廣大的愛國人士和進步份子。於是，"抗戰"才是國共雙方真正共享的國家記憶里程碑。
"抗戰"是一個決定國家存亡的時代。先前民國革命未能凝聚的人心，如今都凝聚了，因此抗戰而非辛亥革命方是建國的最關鍵階段。後結構主義理論家安德森視"國族"為一個"想像的團體"，換而言之，其成員必須具有同一個認同感。打一個比方，辛亥革命彷如在每一個中國人的皮膚上刺青"中國人"三個字，但他們在心中並沒有形成一個國家，是日本的侵華促成了這個心理的轉變。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如何分別看待"抗戰"呢? 眾所周知，抗戰期間的大型戰役都是國軍打的，共方的"八路軍"主要是打了一些中小型的伏擊戰。但在國府丟失大陸之後，共方將抗戰之功完全歸己所有。我們替國府叫屈也沒著力點，因為是國府遷台後自己將這段國家記憶抹掉了。
在冷戰年代，台灣反共的一個盟友就是日本，而國府的反共基地則是二戰中挨美軍轟炸的大日本帝國的領土台灣，不少台湾人还一直把自己想像成日本子民呢，故既非揭櫫"抗戰建國"之地，亦非其時。抗戰已經結束，新階段的立國方針已變成"戡亂建國"—如前所述，它與其說是國共戰爭的延續，毋寧是鎮壓島內的一個體制。
國統台灣長期以來沒有出版一部抗戰時代史，只有國防研究院編的純軍事的戰役史，似供內參所用。在大眾文化裡，1960年代，當好萊塢的二戰電影仍如火如荼之際，台灣的抗戰電影大多由香港拍在台上映，只有在日台斷交(1972)後，台灣才認真拍攝抗戰電影，但多迎合時下好萊塢式影片的口味，缺乏歷史感。
況且，不少抗日名將的史蹟被淹沒，是因為他們在內戰期間投共或被俘。反而，國軍歷史人物在近期大陸拍攝的抗戰劇中頻頻重現，不少鮮為人知的國軍抗日戰役也展現在觀眾前。面臨日本蠶食，南京政府長期無力抵抗，致使國軍的續範亭將軍絕望地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殺—這個事跡也只聞於大陸的歷史劇，恐怕連今日的國民黨人都不知有此人。
進入21世紀，也是到了最近才有人用蔣介石日記之類的檔案認真地寫抗戰史，卻已變成冷僻的專史研究，且侷限於國府的抗戰史，並非大眾的抗戰時代史。從這些專史作家的談吐中，可知他們基本上沒意識到抗戰是中國Risorgimento的最關鍵時刻。有一位實證主義冬烘竟說"全民抗戰"這個說法不能成立，比較符合"理工科思維"的方法必須數人頭、看是否包括全體中國人!
其實，"全民抗戰"是從政府主導的抗戰擴散至民間各黨各派、各行各業的意思，乃安德森意義的"想像的團體"之成形，也更能描述中共在抗戰期間的活動。就戰役來說，共軍打的多是小仗(除了百團大戰之外)，但為了動員群眾卻在廣大的農村中散播反帝意識。長期蟄伏在國民黨統治的"白區"的中共，也有效地轉化為地下抗日組織。列寧主義的"反帝論"則深入廣大的人心—它指出中國百年屈辱的長時段結構性，當前的國難非偶然，乃是其中的一個事件，也不是打贏這場戰就算結束。中國人的救國，必須徹底粉碎這個結構。
國民政府遷台後，不只在抗戰問題上製造了認知失調，乃至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整部中國現代文化史皆呈失憶狀。第一流的學者與文人都留在大陸，並非所有人都"附匪"，很大一部份人是期待國府在台灣頂多苟延幾個月，搬這個家幹甚麼。結果，這批民國菁英的成就儘遭禁，他們的事蹟全湮滅。這是人為的國家記憶的失憶症，在1980年代，魯迅的孫子"投奔自由"來台，結果毫無宣傳價值，蓋台灣並不知道魯迅是誰。
追蹤當年國民黨的反共符號學是一個饒富趣味的作業。在遷台初期，仍依稀地聞見"殺豬拔毛"的口號遺留，朱是朱德、毛自然是毛澤東，朱毛的搭配是從井岡山開始一直到解放戰爭。待1947年美蘇冷戰爆發，1949年中共建國，蘇聯轉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府的戰鬥口號為了配合美國變成"反共抗俄"。1950年代末中蘇呈現分裂而美蘇則趨緩和，國府的口號遂相應調整為"反共救國"，待1960年代下葉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將中共這個黨幾乎砸爛，台灣這一方的口號立即改成"討毛救國"。1976年毛去世了，華國鋒上台，當時我替國府暗呼不妙，口號豈非要變成"反共反華"不成! 果然是無以為繼。
國府在台灣彆彆扭扭地代表"中國"，牛角尖是越鑽越深，路是越走越窄，對台灣本省人來說，則越發感到無厘頭。在無法將台灣虛擬成"中國"的條件下，國府在國家記憶上製造了認知失調、失憶和斷層，其實已開始替台灣打造"去中國化"。
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淪入被列強交侵的命運、這片大地變成外力競逐的場所，待至民國時代，日本試圖獨佔這片大地，將列強捲入一場大戰，也將中國陷入一場生死存亡的掙扎。這場國難卻成為建國的契機，抗戰期間國府已廢除不平等條約，戰後中國忝為"五強"之一，仍未能擺脫美蘇兩強在中國的交鋒。待真正將所有外國勢力都逐出，將國運收歸國人手中，卻是在1949年以後。
國府在國家記憶上一步一步從中國歷史中淡出，在空間上卻步入美國的勢力範圍，且成為敵營的馬前卒。國府自身未能憑"抗戰"建國，卻將憑"抗戰"建了國的中共妖魔化。此舉是將中國的Risorgimento的歷史作民族虛無主義的處理，往前再跨一步就是呂著《共產世界大歷史》的根本不知近代中國的Risorgimento為何物—猶如它根本不知20世紀有帝國主義這回事一般—眼中只看見一場百年病毒。
呂著將中國的Risorgimento"非史實化"，是以擷圖應用程式把上溯至鴉片戰爭的歷史背景全剪掉，只從五四時代起講。既然不是民族解放鬥爭而只是一場病毒，建議擷圖不妨更精準一點，不如從1920年3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這個“超級傳染者”進入中國國境之處擷取。
本節雖披露呂著的底本是國府冷戰時代的反共史觀—他從小在台灣受教育，有選擇嗎?—卻並無指呂先生是國民黨的意思。事實上，今日的國民黨未必放棄反共，但從未反中，他們的民族思想的背景仍然是百年屈辱的國家記憶，只是另有Risorgimento的版本吧了。
在此意義上，呂氏並非民族虛無主義者，因為他對中國的Risorgimento沒有一點情感—該說沒有一點歷史知覺吧!—形同對待陌生的外國(或仇恨的敵國)。他更近似歷史虛無主義者—即將人家一整個世紀的歷史妖魔化。呂著自詡為“客觀的”正文既已如此，它的“後記”遂說不上圖窮匕現，只是更明目張膽地將帝國主義亂人之政、滅人之國的行徑正當化。它把2019年香港反中暴動喻作波羅的海三小國之脫離蘇聯獨立(頁516-517)。被顛倒的黑白必須再顛倒回來: 香港是從中國被割出去的，它淪為英國殖民地不正是近代中國的Risorgimento導火線的點燃端。
附錄1: 一個發問，兩種答覆
呂著在行文上主觀地認為自己保持“客觀”，但它的底本—台灣冷戰時期的反共史觀—卻兜藏不住，流溢於文字之外。在一次出版後贈書的飯局中，有一位在座客問作者: “你是這方面的專家，請問毛澤東成功的原因在哪裡?”我們這位《共產世界大歷史》的作家如此回答: “是被斯大林看上了，在江西打土豪期間，毛糾集農民，當眾將地主進行活剖，以斯大林之兇殘，感覺此徒深獲吾心，遂欽定他為中共的領導人。”
閱讀呂著常予人一種懷舊感。他這翻話令人重溫台灣1950年代反共文藝《惡夢初醒》、《旋風》等用豐富的想像力編織的鬼魅魍魎世界。還有連“懷舊”都夠不到的地方，必須用考古發掘: 80多年前，南京政府的剿匪軍消滅江西蘇維埃共和國後，從湖南追剿"長征"途中的紅軍到貴州，沿途散布“共匪”活剖人的恐怖故事，以恫嚇當地民眾，對這些妖魔避之則吉。
連今日的國民黨人都聞所未聞或不予置信的故事，竟然給呂先生這位歷史作者當作主要論述。但它卻給這位"歷史作者"的判斷能力與史識都打上一個大問號。是他這個平行宇宙裡缺乏客觀的社會力，也不存在意識形態信念的力量嗎，才會只剩下比誰夠兇殘作為歷史的推動力? 在它這個平行宇宙裡，侵華的日軍亦只需將"千人斬"升級為"萬人斬"，就可以征服神州大地，並統治70年吧。
對座上客的發問，須用中共黨史回答。毛之在中共黨內得勢，反而是不斷悖逆莫斯科指令的結果。莫斯科指揮中國革命，按蘇聯模式主張城市起義，毛則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中共始有地盤甚至"國土"。當莫斯科路線屢屢碰壁，從莫斯科派回來的“國際派”即從上海租界遁入毛建立的中央蘇區，將他這個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架空，奪其對紅軍的指揮權，交予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手中，中央蘇區終於在國軍第五次圍剿時淪陷，中共中樞進入前途未卜的"長征"，途經遵義一地，毛奪回領導權，遂掌握此後北進的路線，長途跋涉至陝北，另起爐灶，方打開以後的局面。
毛之受紅軍擁戴，在於江西蘇區反圍剿時，他已發展出兩種戰術，竟然在敵方武器精良，且有空軍的條件下維持戰無不勝: 一為游擊戰，另一為運動戰，都是以弱勝強。游擊戰是用來對付單股的進剿軍，己方避其鋒芒，待機伏擊，再予反擊。運動戰則在受多股敵軍圍剿時，不待敵方優勢兵力集中，先集中自己較弱的兵力，以急行軍遊走於它們之間，分別擊破之。
毛寫了一幅對聯，上聯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裡操勝卷。" 下聯是: "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秘訣只一句: "敵強我弱，主動權在我。"兩者都靠情報靈通，前提是有當地廣大的民間支持，因此是"人民戰爭"，敵方是學不來的。
在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只佔點和線，對農村裡的抗日勢力頂多進行清鄉，因此八路軍對抗日軍多採游擊和伏擊，在日軍重點打擊的八路軍太行山根據地，運動戰還是發揮了作用，主要是跳到敵人的包圍圈外避敵。華北平原無山林之地則發明了先前沒有的地道戰。地道戰在韓戰後期，志願軍推進至南方較平的地勢時也用上。在韓戰初期，則是毛的運動戰又派上了用場。朝鮮半島北部中央多山地，迫使聯合國軍從東西兩緣分途北上，他們渾然不覺志願軍已從中央山地鍥入其間，後者遂來回穿梭，分別痛擊之，讓對手有到處逢敵的假象。因為並非反圍剿，而是奇襲不知情的敵人，因此叫做"穿插運動戰"，竟然在沒有海空軍的條件下用平面作戰打敗立體作戰的敵人。韓戰中最膾炙人口的長津湖戰役反倒像國共戰爭末期的淮海戰役，志願軍集中優勢的兵力切割在東線輕敵北上的美軍，是後者憑先進的戰鬥力例如空襲和空投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命運。
戰術固然是雕蟲小技，從大局上來說，毛將革命的重心從城市轉到農村，最後，是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奪取全國政權。在二戰後，這個模式傳遍亞、非、拉，取俄國革命的模式而代之、對帝國主義陣營提出新一番挑戰。
在將革命的重心轉到農村這一點來說，也決定了蘇中兩國的命運。俄共憑兩京起義，打平全國，建立"工農民主專政"，暫時與有土地要求的農民結盟，待至1920年代末，搞農業集體化時，則將廣大的農民變成"階級敵人"，站到了大多數國民的對立面。中共則是不論遇到多少災難，它在農村裡的支持都是穩固的。
附錄2: 所謂“涅洽耶夫病毒”
在呂著的判斷中，共產主義的邪惡本質在1860年代已經形成了—雖然列寧本人誕生在1870年。1860年代在俄國思想界是虛無主義盛行的時代，有那麼一號人物曰涅洽耶夫，他的心靈無比黑暗與邪惡，而列寧對此人卻特別欣賞和推崇。這個邪惡本質遂跨了兩個世紀，從涅洽耶夫一直傳承至習近平這裡，不彷視其為一種魔鬼遺傳基因。先聽呂著怎麼說:
"[列寧當然不可能憑黨組織完全控制他的黨徒]...那麼列寧還靠什麼呢? 實際上有一部分是靠金錢。列寧的錢又是從哪裡來呢?...那是使用偷、搶、拐、騙等不擇手段的方法弄來的。光是在第比里斯銀行運鈔車一案中，史達林便已為列寧搶來三十四萬盧布。布黨[指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俄共的前身]在聖彼得堡、莫斯科等地也犯下累累的搶案、勒索案，所得更多。另外還有印假鈔，以及派年輕的同志誘娶工業大亨的女兒等方法。即便是孟什維克派怒責搶來、騙來的是「臭錢」，列寧也還是我行我素。
列寧為什麼行為若此?這就不能不提到虛無主義者涅洽耶夫。「虛無主義」從一八六O年代起在俄國流行，其特點是否認上帝、否認沙皇、否認舊社會、舊思想，主張拋棄一切傳統、一切權威。涅洽耶夫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代表人物，曾經寫了一本小冊子《革命家問答書》，主張採取恐怖行動和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以摧毀舊世界。列寧卻曾讚美他，說他有「超人的組織天才，到處建立謀叛工作的特殊能力，以及使其思想永久深入人的記憶中的才能。」” (頁511)
布爾什維克黨搶劫銀行運鈔車根本不是甚麼“涅洽耶夫主義”，因為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革命黨都在幹這個勾當—後者還從事暗殺活動，被列寧痛斥為用個人代替群眾—豈非所有俄國的激進派都是“涅洽耶夫主義”不成? 這種將你不喜歡的東西統統說成是一個壞東西是“還原主義”，無說服力可言。至於連黨內的敵對派孟什維克也憤怒，他們本來就不贊成布爾什維克所幹的一切，尤其是不按馬克思的歷史進度搞武裝奪權。
呂氏的憤怒是孟什維克較紳士式的憤怒，還是有產者的標準憤怒? 法國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認為財產本身就是“盜竊”，而列寧、斯大林也以為搶劫案是"接收人民財產"的壯舉—當時還不懂得用"轉型正義"那般的巧語。英國史家霍布斯邦研究西方近代社會史，有“社會土匪”這個項目，亦即是仍未具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傳統羅賓漢角色。罵他們是“土匪”可以，將它合理化為"沒收不當國產"也可以，“病毒”就不必了。
呂著予人印象"涅洽耶夫邪惡基因"是它的新發現，其實是採自台灣冷戰時代反共史學這個母礦脈。第比里斯刧運鈔車案還是上了報紙新聞頭條的，至於那些沒見報的“派年輕的同志誘娶工業大亨的女兒”一類，真假莫辨，但採自同一個母礦脈殆無疑問。是冷戰時代的國民黨留下了一個廢礦，呂著仍興味無窮地在那裡撿碎礦石。
呂著用"利用色誘"這一點攻擊布爾什維克黨，活像天主教對馬丁路德的污名化。馬丁路德自己慾火中燒、慾海難填，心知死後不會得救，就索性將破戒化為揭竿而起，在他對教會發動總攻擊期間，透過書信拐騙各修道院中的修女，待她們回信約定好了，即派自己的心腹駕篷車假扮送貨，駛入修道院，將這些響應革命的女同志偷運出來，分配給自己的幹部，自己也娶了一位。馬丁路德如果不用這招，恐怕連第一批幹部都無法穩住。如今，讓他們連破兩戒—神父不得還俗、神父不得婚嫁—即使反悔，罪孽深重，後路已斷，回不去了。
查閱馬丁路德的書信，當知他用假送貨車偷運修女之事不假，並非天主教史學所捏造。視其為馬丁路德穩住幹部團的策略也說得通，這是審度客觀條件所採的步驟，方成得了大事，而不是該不該做的問題。然而，他這批連破兩戒的牧師，總比兩戒都沒破—當時盛行神職人員養小妾—的神父氣象清新，是新時代的吹號手。
如按呂著非凡的邏輯: 基督新教在誕生期就植入了一個“馬丁路德邪惡基因”，這個基因在今日所有的新教的派別—信義會、聖公會、荷蘭改革教會、長老會、浸信會、循道會、衛理公會、貴格派、福音派等—身上都有。結論: 基督新教500年來就是一場病毒! 唯心史觀，莫此為甚!
呂先生的視頻應該也會對大陸廣播吧? 收視者的思想如果還有百年屈辱這個背景，呂著的"涅洽耶夫邪惡基因"簡直是完全失去歷史比重感的不知所云。
附錄3: 沒有思想的思想、不成解釋的解釋
歷史之為物非同物理世界，它是已經在眼前消失了的對象，只寄託於集體記憶裡。亦即是說，“歷史”是一個不再能身歷其境的空間，它只是我們腦海中的一個虛擬空間。此空間因腦海而異，以致歷史之“再現”在各類平行時空裡。
我在一篇談歷史知識基礎的文章中曾指出: “在自然科學裡，在甲地進行的實驗，在乙地設立同樣的條件去再做一遍，期待它的結果雷同，否則就是程序出了紕漏。然而，如果有兩部歷史著述是雷同的，那就準備打抄襲案官司吧！”本文裡的“列寧主義的20世紀”與“呂著筆下的20世紀”簡直就像兩個平行宇宙。
這並非說"過去"皆為今人所想像。歷史知識並非無中生有，甚至在小說欄，歷史小說與奇幻小說都不可混為一談，否則，史盲與史識豈非是一般見識? 歷史知識根據過去遺留的記載與文物，詮釋這些遺留則須看認知心靈的意向性。“意向性”乃現象學的一個哲學名詞: 認知對象是與認知心靈相互構成的，並非心外無物之意，而是物處於心外則不呈現為認知對象，至於認知心，也沒有面對一片空白由單方定義的。
亦即是說，有這般見識的認知心，就會有那般的認知對象。比方說: 在你面前出現兩個人因思想不合打架，如果觀察者自身有思想，在他眼前“呈現”的是兩個人因思想不合在打架這個"事實"，如果他本人不知思想為何物，那麼對他“呈現”的就是兩個人只在打架這個"事實"。“列寧主義的20世紀”與“呂著筆下的20世紀”的差別可比擬。
"事實"與其說分真假，不如說是淺耕與深耕之別。我們常聽到坊間的一個說法: “基督教拜耶穌、天主教拜聖母。”這是一般人眼中呈現的"事實"，似是而非，因為它還可以多添一句"中國人拜菩薩"嘛。但亦似非而是，蓋群眾信仰的公約數就是一個"拜"嘛，誰能說它不是“事實”? 待宗教學研究者進一步深耕，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差別又會是另一個程度的“事實"。耕耘至更深處，則呈現為學術會議裡某專題小組中只給三五人報告的那種"事實"，認知則是合乎求職和升等功能的那種程度。雖然，這是否等於對世界有最深度的認識，則是天曉得。
因此，所謂掌握了"史實"，得要看是哪一類的認知心呈現了哪一類的“史實”。呂氏認知的意向性顯然呈現不了“列寧主義的20世紀”，即是民族解放鬥爭對抗帝國主義的那個世紀、是用資本主義生命史和馬克思主義生命史共譜的歷史記憶。呂著是換了一個人間，它平行的20世紀是用泛道德主義的規範呈現的，在別人呈現革命與起義的地方，它呈現了一部"偷、搶、拐、騙等不擇手段"的編年錄。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李世民的殺兄囚父，肯定過不了這個泛道德主義的關，然而譴責一番是否理解了秦朝史和唐史? 被美國一家大媒體選為上一個千年的"第一人"成吉思汗，其最高境界居然是: "人生最大的快樂在於到處追殺敵人，侵略他們的土地，掠奪他們的財富，擁抱他們的妻女。"呂著在譴責布爾什維克是"土匪"之餘，是否還可以補一句這位一代天驕是"馬賊"? 泛道德主義也是一種認知的意向，與其它的意向一般有它的正當性，關鍵在於: 它的論述是否靈光?
既然呂著的背景是台灣冷戰時代的反共史觀，在此地有必要對此底本作一個總清算。它反共卻不懂敵人的"唯物史觀"，不可解的是當時國府政戰部門已吸收一些中共變節分子和托派理論家，卻在理論攻勢上毫無動人之說。其反共說辭訴諸呂氏今日仍沿用的泛道德主義。在敵方"唯物史觀"應用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力分析的地方，反共史觀卻用了一些格言、諺語和典故，例如"暴政必亡"、"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之類。
格言、諺語和典故是不需要自己動腦筋，已經替你包裝好了的思想，而其道理的顛撲不破性有如刻好在花崗岩上的。我曾告知呂氏: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縱使是一句顛撲不破的真言，卻是可適用於任何時空，因此對研究20世紀的特殊歷史型態無多大幫助，甚至可能是引導離題。
何謂引導離題?美國頻頻發生黑人枉死於警察槍下的案件，去年終於爆發“黑人性命攸關”的示威與暴動，待至今年，亞裔死於暴民之手亦累積多起，輪到亞裔起來示威，也算有了“黃種人性命攸關”的運動吧。在去年黑人暴動期間。右翼白人提出針鋒相對的“藍色性命攸關”—藍色乃警察制服之色。多方各執一詞，壁壘分明，唯有暴動期間副總統彭斯的“所有性命攸關”(all lives matter)最具推之四海皆準性與放之萬世不易性，也最刻意離題。
應用推之四海皆準，放之萬世不易的真言，會用翱翔的普世性將貼地的時空性抽掉，能解釋一切的往往甚麼都解釋不了。公平地說，呂著從未用 "暴政必亡"此一諺語，但它充斥於呂著的冷戰時代的反共底本，呂著在貌似“客觀”下也不斷在論證此金科玉律。這句話本身是無可爭辯的，一句適用於所有時代的話誰與爭鋒呢? 它無疑是老一代人的修辭，現在誰還會和賈誼的《過秦論》產生共鳴?—還有60歲以下的閱讀過《過秦論》嗎?
2019年香港反送中出現了不少光怪陸離現象，有搖著英國國旗、喊著"光復香港"(恢復港英殖民地統治)口號的，有高舉美國國旗延頸期待美國陸戰隊的，甚至有在美國領事館前手握"爹親娘親不如特朗普[川普]親"的標語牌。當時有人罵"認賊作父"，立即可察覺是老人的思維。當今一代“反支那”的“香港民族”又沒聽過《趙氏孤兒》，可能連黃河長江在哪都不太清楚。"認賊作父"不也是新時代的“人權”嗎?在美國，不是已有親生父母生活改善後，想領回暫時寄養給別家的孩子，後者反而上法庭控訴要留在環境較優裕的寄養家庭的案例嗎? 新時代的"人權"嘛，連認“魚”作父都是允許的。
諺語與典故的道理都是無可爭辯的，但用一些上刻著無時空性、超歷史性的道理的花崗石建材去建構你的歷史記憶，將會弄得所有時代看起來都是一個道理的。
(修正版：20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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