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隆基

從《魷魚遊戲》談人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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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23

韓國網劇《魷魚遊戲》的全球性超人氣是現在進行式。自今年9月經由Netflix發行以來,它在頭10天已在90個國家排行榜首,在美國則是第一部排行榜首的韓劇;發行至28天已被全球1億4千2百萬戶觀看過,其人氣程度是前任榜首《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的7倍。目前它已形成一股熱潮,啟發了模擬劇中情節的cosplay,劇中的道具服、人偶、魷魚圖案等被行銷成一組商品,劇情所需的孩童時代玩過的遊戲以及吃過的椪糖也捲起了懷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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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遊戲》是否與《寄生上游》、《天坑》一般諷喻韓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化,甚至透露仇富心理?它不可能在全球億萬觀眾間播下統一的觀點,尤其95%的觀眾是在韓國以外。就它自身來說,縱使從社會批判甚或仇富出發,但終歸在全球大眾文化的市場裡賺個滿盤滿砵。因此,對劇情的詮釋大可從“作者死亡”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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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這樣的:富人為了抒解無聊,作為娛樂,設計連場的生死博奕,招募走投無路者參與,他們是456名背景各異但都債台高築的男男女女。為了最後贏家通吃456億韓元,這一連串遊戲是淘汰賽,必須死剩最後一人,但在被招募之初,玩家們以為淘汰只是出局,不知道是被處死。遊戲設計者卻深深掌握了玩家的心理,在第一場遊戲出了人命後,宣佈假若玩家們多數票通過,可以中止遊戲,已喪生者的那份獎金額將分派給他們的家族,結果心有不甘、還想繼續送死的玩家只以一票之差落敗,遊戲中止,但遊戲主持人全面掌握退場者的底細: 他們會回來的。 

事業失敗又妻離子散的成奇勳借了高利貸,已淪落到簽下以身體器官償還的切結書。曹尚佑是首爾大學的高材生,在母親和鄰里間維持成功人士的假面,事實上因期貨失利淪為身負超過60億韓元巨債的窮途末路者。脫北者姜曉已走上扒手生涯,仍無法籌得钜款從孤兒院中領出弟弟,以及將脫北失敗的母親救出來。來自巴基斯坦的非法外勞阿里為了改善生活,才和妻小遠赴韓國,因工傷斷指,卻從沒得到工廠醫療補貼甚至還被積欠半年薪資,如今一家的生計無以為繼,等等。 

劇情裡最震人心弦的轉折發生在第3和第4場之間。第3場是拔河,玩家先被告知必須組成10人一組,他們自然從彼此已建立交情和信賴的基礎上組合,其後才被告知是在高臺上拔河,敗的一方將從高空摔死。宣告後才發覺: 包含戲中5名要角的那一組裡有婦女與老弱,而敵對方都是壯漢。但他們採用了患有末期腦瘤的七十多歲老人吳一男之計,竟然擊敗強的一方。接下來的第4場規定必須組成2人一組,較能掌控命運的玩家自然都極力爭取有交情和最可信賴的人,不料組成後宣佈的遊戲是每人獲發10顆彈珠,必須在30分鐘內以任何非暴力方式贏得隊友的10顆彈珠,輸者或未按時完成者將被當場槍斃。換而言之,在這一場裡,玩家必須把他認為最可信賴者害死,自己才能生存。有一組還是夫妻檔呢,結果必須一方死成全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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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重點描寫的是曹尚佑和成奇勳以及他們各自選擇的組員。曹尚佑挑選了巴基斯坦非法勞工阿里,因為拔河比賽記憶猶新,阿里比較強壯,而且曹尚佑曾有恩於他,他對曹尚佑亦頗為景仰。這一組決定猜對方手中握有的彈珠是單數還是雙數,阿里一直贏,曹尚佑手中只剩下一顆,他發急了,就利用阿里對他的尊敬和信賴騙取他的19顆,令後者遭槍決。 

成奇勳則選了老人吳一男,遊戲也是猜對方手中握有彈珠是單還是雙,也是老人一直贏,成奇勳就利用老人的失智,總是忘了前一次的結果,騙取了他的所有彈珠,當他離開去呈報時,老人卻拿出最後一顆,同時似乎真的犯失智了,竟然離開了遊戲,30分鐘將用完,兩人都將遭槍決。成奇勳急壞了,追上老人,哀求他繼續玩遊戲,老人此時告知成奇勳他假裝老年癡呆成全他,是鑒於自己是腦瘤末期,把最後一顆彈珠給了他,成奇勳含疚十分地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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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遊戲的設計者是否在測試“人性”?曹尚佑的“反派”角色至此方開始露餡,他一直都是成奇勳和阿里和姜曉這一組人的領頭羊,而且曾照顧過阿里。在上一次玩家們投票終止遊戲後,主持人將他們蒙了眼,綑綁了運送到城郊丟下,讓他們互相鬆綁,各自返家,曹尚佑卻把阿里叫回來,問他住在哪兒,能走得回去嗎? 主動給了他一點錢,讓他乘公交,在韓國社會受歧視的阿里從此對曹尚佑很尊敬,一直稱他為"老闆"。後來到了性命關頭,曹卻利用了阿里對他的尊敬,施伎倆把他坑了。遊戲設計人是否在測試即使有同理心的人,面臨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難局,會變成“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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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奇勳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但他是本劇的主角,如果他在第4場就出局,那就沒有後戲,也沒有他與“反派”曹尚佑二人對決的終局,因此對他的描繪沒那麼負面。他沒使陰謀詭計,而是老人不斷表現失智,他在情況危急下順水推舟,而最後一顆則是他哀求老人給他的,並且十分內疚,與曹尚佑的鐵石心腸不一樣,到了最後一局“魷魚遊戲”他贏了,也並非殺死曹尚佑,而是後者自殺(這在最狠者方能生存的生存競爭規則上是說不通的—只為了把成奇勳的正面形象保留到最後)。他選擇老人為隊友甚至還有一點人情味,他的首選原本是曹尚佑,後者是與他在同一個鄰里長大的,是區裡大家都景仰的高才生,在遊戲中又較胸有成竹,但曹已經選了阿里,此時一位年輕人找上成奇勳當隊友,看起來比耆老的吳一男機靈,但成奇勳卻是在參加遊戲之初就結交了老人,睡的鋪位和他靠近,雖然老人在拔河遊戲中表現了智慧,但這回肯定不是拔河那樣的遊戲。該時成奇勳的考量是感情因素可互相取暖,對是否較利生存反而沒有曹尚佑那般理智,沒想到老人屢次贏他,求生的本能遂戰勝原來的感情。遊戲突出了善惡在乎一念,仍證實了遊戲設計人的人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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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老人吳一男犧牲自己,成全對方又是一種什麼“人性”?他還可以說是到了腦瘤末期,但在劇情也花了一點筆墨描寫的姜曉與智英那組,後者求死成全隊友,這個所謂“人性論”就似乎說不通。這兩名女子基本上是陌生人,是沒人選她們當隊友才湊合的,或許是她們曾是拔河隊裡面的老弱成分,令人心有餘悸,與吳一男高齡沒人要只有成奇勳因人情因素選他搭檔一般。女隊該組選擇的比賽是看誰將彈珠拋得最遠,一次就決定贏家全拿,智英卻故意將彈珠落在自己腳下。在決定比賽方式之前,智英曾要求姜曉彼此交談生命史,姜曉就將從孤兒院領回弟弟,從朝鮮救出媽媽的心願告訴她;智英則是剛出獄,是因為殺父罪,她曾遭父親性侵,在父親把母親殺了後,她就把父親殺了。她告訴姜曉,如果後者參加遊戲是為了有家可歸的話,那麼就讓我也有這個代入感吧。在這裡,智英選擇了死,是為了終結比死更難過的人生,與老人吳一男為了擺脫腦瘤末期一般,這仍是趨樂避苦,是“人性”表現似乎也說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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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人根本沒有“無私”這回事。一個人願意被釘在十字架上,是因為他有“耶穌情結”,覺得自己比誰都“偉大”。這種死亡願望仍然是由“為我”出發,沒有“我”這個能源,則什麼都發動不了。那麼,似乎並非只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一種“人性”,也有“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這類“人性”,否則不能解釋歷史上為何有那麼多犧牲自我的壯舉,也不能解釋士兵為何冒著槍林彈雨衝鋒陷陣。 

因此,從求生還是求死去定義“人性”此路不通。伊斯蘭聖戰份子在自己身上綁了炸彈,在人群中引爆,或騎劫飛機,將它撞在世貿大廈上,如果你是認同他這種信仰的,就稱他一聲“烈士”,如果不認同的,則罵一句“滅絕人性”。 

將“人性”對比“獸性”或“神性”也是此路不通的。如果真的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一種“人性”,那麼,它就是所有動物共有的求生本能,它反而必須用文明化社會化的“人性”去平衡、去稀釋。生物本能屬於遺傳系統。根據卡爾‧薩根的《伊甸園的飛龍》,生物界對自身的遺傳系統加工,不始於人類,在石炭紀出現的爬蟲身上,其進化已達這般地步,使其腦裡儲藏的來自體外的信息開始超過由遺傳因子設定的信息,亦即是說:在這類生物中,體外信息的比重首次超過了體內的,生物在受遺傳信息支配外,還需不斷學習適應環境,亦即是體內與體外這兩組數據的不斷協商,它能夠調配的數據也就多了,開始有“選擇”這回事。到了人類,這組體外的信息就被強化為他的符號大環境。這個符號系統甚至可以用反指令取消遺傳系統求生本能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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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動物界也有“社會動物”,動物也有自殺行為,它既然不是由符號系統決定的,那麼,求生本能之外似乎還有求死本能。某類螞蟻與白蟻為了保衛家園,用自毀的方式排毒抵禦入侵者。豌豆蚜昆蟲甚至用自我爆炸、與入侵的瓢蟲同歸於盡,保護巢穴裡的其他成員。這類表現既然是由遺傳系統決定的,遂無人類的“壯烈”可言。另一方面,人類的文明越高,能用計算、伎倆、詭計幹“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管道就越多樣化,既能其他動物之不能,是一類“禽獸不如”的“人性”—或如歌德在《浮士德》的序幕中所言: “比禽獸更禽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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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問題得避免簡單化。人類也是動物,而動物也具社會性,兩者都有生存本能,也都有“犧牲小我”的精神(這裡“精神”是指超肉體而言)。但在人類中心的話語裡,不會將動物行為倫理學化。人類會說動物的犧牲小我是遺傳因子決定的,並非出自個人選擇,動物有否人類的“個人”意識、生命意識、死亡意識、未來意識都成問題,肯定是沒有清晰的“自殺”概念。 

然而,大多數的狗都不會殉主,因此殉主的才會當作忠烈哀惜,該不是由狗的遺傳系統決定的吧?某些狗在主人走掉後,絕食而死該是在人間也罕見的“忠心”表現吧?但這能說明什麼呢?是哺乳類共有的管理情感作用的中腦(midbrain)作用在狗身上的比重超過人類,不像人類的中腦般受到處理理性分析的大腦皮層左半部的制衡,因此,“忠心”即不忠於腦。另一方面,你如果豢養冷血動物蛇當寵物,則不要期待它會殉主,因為它的行為主要是小腦和脊椎反射(整條蛇就像皮包的小腦和脊椎)。人類如果有“忠犬”行為,是“自由選擇”還是被洗腦,值得商榷。問題在:“忠犬”是否倫理楷模呢?它因為主人死了,陷入深度憂鬱症,拒絕從陌生的手處領取食物,是一種自殘的傾向,但牠有否自殘會導致“自殺”的意識呢? 

固然不該將動物擬人化,另一方面,“擬人化”的犧牲觀能否適用於人類自身都成問題。國家爆發戰事,公民被徵召入伍,都是希望平安歸來,和家人團聚的,沒有人趕著去送死。冒著槍林彈雨衝鋒陷陣是在吹響的軍號下的小腦反射,這固然是長期軍訓培養的小腦反射對中腦與大腦發出的反指令,但該也以保家衛國的民族感情為基礎,少不了愛國心的培養,以及長期的宣傳—所謂“認知戰”—對大腦的塑造。這些信息都是來自體外,確實與由遺傳系統決定的螞蟻或白蟻的犧牲行為的指令很不一樣,但人類的行為像是後者的數據比較繁複的進階版。 

因此,如果把“人性”當作天上的太陽般實有的東西,那麼就犯了喬治·愛德華·摩爾(George Edward Moore)所謂的“自然主義的謬誤”(naturalistic fallacy)。摩爾是分析哲學的鼻祖之一,批判日常用語常把“價值”當作“事實”,並且把特有所指的用語之含義當作是該詞唯一的定義。他以“好”為例,人們常把某事某物對自己來說很好的“好”當作是“好”本身。這個“好”如果鑲嵌在用粗體字大寫的“真善美“或者“真善忍”一類定義的真空管裡,甚至還被實體化為膜拜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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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些簡單的例子:“這是一個好的警察”和“這是一個好的賊”這兩句陳述該是指十分不同的東西,甚至同一句裡的“好”都存在歧義。“這是一名好警察”可指他很清廉,從不魚肉百姓,也可指他很有效率,每次辦案都能夠抓到賊。“這是一個好的賊”可指他很專業,從不失手,警察也從來抓不到他,也可指他是羅賓漢,犯案的目的在劫富濟貧。一個對車子相當外行的人去購買車,他心目中的“好”車就是外型很適合他美感的那種,有點認識的購買者則會看引擎如何,是四輪驅動的還是二輪驅動,才決定什麼是“好”車。對鄧小平來說,能抓耗子的貓才是“好”貓,對家中已經沒有老鼠的人來說,則視貓對主人的療癒作用而定。 

分析哲學警惕我們:不要將人文世界的事物與自然界混為一談,尤其勿把價值當作事實。代分析哲學而興的後現代主義則更進一步,說連“自然”一詞也是符號。這並非說語言以外的世界不存在,而是說人類對世界的理解限於他用符號掌控的那部分,其他可存而不論,也沒法“談”,一有得“談”就已將它納入符號世界。符號世界有它自身的規律,一個符號在一個意義對照組中才有意義,對照組卻不只一個,同一個“意符”遂有很多的“意指”,例如,與“非自然”、“反自然”、“超自然”以及“人工”或“文明” 甚或“造物主”對照的“自然”,各自的意義都大不相同。後現代主義對思維謬誤的批判就不限於“自然主義的謬誤”,而是進階為“本質主義的謬誤”(essentialist fallacy),這種謬誤就是認為一個“意符”只對應一個“意指”、它就是它所指的對象本身、符號代表了一種“本質”。 

日常用語不能苛求,否則水至清則無魚,妨礙社交。甚至著書立說,也必須物有所指,不能學解構學大師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般用一條刪除線槓掉的名詞作為討論對象,否則這部著作誰會看。日常生活必然也必須是“含混其詞”,常見的情形是:兩造在辯論一個理念,其中一方在拋出這個理念、引起對方駁斥之時,對它並沒有下過清晰的定義,而是理所當然認為他口中的就是唯一定義(事物本身),在駁斥方心中這個理念卻具另一種“唯一定義”,他接嘴時遂照他單方的定義唸下去,以為在談同一回事,在雙方都缺乏清晰定義的情形下,而你攻我守陣線移動又各自都產生定義位移,到後來就不只是兩種定義在打混戰。這類在流沙上進行的搏擊,爭吵到面紅耳赤,是一場誤解—卻是一場很好的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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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嚴謹”的學術著作比較抽離日常生活,思想也比較受過訓練,因此少出現“人性論”一類的論述。“人性論”論述的謬誤性似乎得在台灣70年來的反共著作中取例。其中一個亙古不變的命題是共產主義“違反人性”。這個“人性”可指“人皆愛好自由”,也可指“人皆有私心”,或視兩者為一物兩面,但在行文時往往無需交代,似乎對讀者是自明之理般。 

“愛好自由”只是一句話,在歷史上更常見的是為了安全感和確定性而“逃避自由”之舉。因此,討論這個問題不應視“自由”為一種抽離歷史的、無時空性的“本質”。至於“人皆有私心”,不知是否“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較溫和版?亦即是它在較合理的市場規則底下的“開化的利己主義”,但這樣一來,該去論證的就不是“人性”而是資本主義的合理性,這個合理性如果不是抽離歷史的理想化,那麼就是福山所認為的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站,歷史還沒跑完,猶待論證。

在反共著述中,另一個也成陳腔濫調的命題是“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它如“人皆有私心”一般被當作物理定律般拋出來,不知是否同一個“人性”的延伸?卻反足以論證共產政權是“最符合人性”的,因為它正體現了“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要防止它,就必須設定一些人為的“反人性”的制度將它壓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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