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巴拉之戰”

紅軍在解決掉高爾察克後，進而解決盤據在外貝加爾的謝苗諾夫，後者亡命於天津和大連。1920年謝苗諾夫在潰敗前，其下屬恩琴男爵(Roman Fyodorovich fon Ungern-Sternberg)已率一支部隊入蒙。這位俄國軍官乃波羅的德奧裔，沈迷於亞洲的玄秘學，更是一位蒙古迷。適逢徐樹錚返回內地參與直皖戰爭，憤於被中國取消“自治”的蒙古王公喇嘛們配合恩琴，解救了被軟禁的博克多汗，被後者封為佛教的護法“大黑天”。

恩琴本人則自詡成吉思汗轉世，將重建世界帝國、掃蕩墮落的西方文明，與共產主義作殊死戰。這位“血腥男爵”驅逐北洋軍之餘，繼而屠華、屠赤、屠猶。白色恐佈激起了外蒙響應十月革命的左翼份子，配合紅軍入蒙把他處決。

在恩琴插曲之先，外蒙古人民黨已於1920初成立，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員。該黨的蒙獨綱領乃建立新蒙、終將推翻王公喇嘛們。但在一個信仰喇嘛的社會裡，俄共仍得宣傳“紅色香巴拉”：把時輪法門的淨土等同共產主義社會。

先前對十三世達賴宣傳沙俄是“北方的香巴拉”的德爾智高僧，如今向俄共高層（包括列寧、盧那察爾斯基）推銷此新詮釋。俄共高層不見得服膺此說，但蘇聯特務部門格別烏(GPU)內卻成立“特科”，在克里姆林宮地下室設秘密實驗室，研究“香巴拉”的特異功能，圖造出“完美的共產主義新人”—這些特務頭子與專家到了斯大林時代皆被處決。

外蒙左派待至1924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仍需與舊勢力妥協。其所以能結束博克多汗國，乃因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兼博克多汗)於該年圓寂，蒙共遂宣布他不再轉世，而將轉生為香巴拉的哈努曼(Hanuman)大將，在末法期協助具種王擊敗佛法的敵人，促進黃金時代。蒙共藉此結束了活佛轉世制度、過渡至“人民共和國”。

待至蘇聯於1928年開始搞計劃經濟，農業步入集體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整個向左偏，蒙共亦步亦趨，刀刃指向王公喇嘛大地主，終將滅教，信眾群起反抗。這股“反革命”勢力向外覓奧援，一為1927-28北伐成功後的國民政府、另一為歷來虎視眈眈但1931年侵佔中國東北後凶相畢露的日本。

1923年，九世班禪被十三世達賴逐出西藏，經青海前往北京，求助於北洋政府，後者以元首禮接待、並撥款維持其行轅，但無力助其返藏。1928年國民政府奠都於南京後，贊助他在內蒙與北平舉辦多場時輪金剛法會，他在法會中對信徒傳授時輪金剛灌頂，被理解為凡受灌頂者、死後靈魂將直接轉生到香巴拉，成為香巴拉戰士的一員。信眾則期待班禪會轉世成香巴拉的第25位具種王，率領神兵消滅滅佛的邪惡力量。

根據格魯派（黃教）的傳承記載，班禪喇嘛的轉世譜系中，一個重要的“阿凡達”是香巴拉的第1代具種王：文殊稱（Manjushri Yashas），據此，未來的第25代具種王（持輪王）也將藉班禪化身降臨。在藏傳佛教中，班禪喇嘛被視為“阿彌陀佛”的化身，阿彌陀佛是“未來佛”，主持西方極樂世界，而時輪法門則視香巴拉為人間的淨土，在信徒眼中班禪將使這一切發生。

反觀達賴喇嘛，他被視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觀世音不是“未來佛”，其主要職能是現世的守護者，負責西藏本土的教化與行政事務。雖然達賴喇嘛也經常主持“時輪金剛大灌頂”（此乃所有教派共尊的法門），但在轉世譜系裡，主要以西藏史上的松贊干布等藏王為其前世，而非另類時空裡的香巴拉國王。“香巴拉”在傳說中的地望是在西藏之北的雪山中，至1933年的一部英國小說《消失的地平線》將它重新發明為“香格里拉”，且南移至藏印邊境，納入英屬印度的氣場。

回顧外蒙的佛教，則是黃教底下有覺囊派的殘基。高古於黃教的覺囊派是專門傳授時輪法門的，它的一代宗師多羅那他（Taranatha）在圓寂前曾遠赴蒙古傳教，他的轉世系統演變為蒙古最大的哲布尊丹巴（Jebtsundamba）活佛譜系。但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在五世達賴的要求下改宗格魯派，緩解了覺囊派在黃教打壓下被根除的命運（此後避黃教鋒芒於青海、西康）。

可以理解，班禪成為國民政府手中重磅的精神武器。國民政府不只授予班禪“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等頭銜，還給了他一支3000人的“護國宣化使公署衛隊”，護送他返藏。此任務從未達成，但這個陣仗卻給了陷於絕境的外蒙王公喇嘛們一絲絕處逢生的希望。他們宣稱受到班禪正率領香巴拉神兵從南方趕來的密信，發動了1932年的“香巴拉大起義”。起義軍受到班禪遙遠的祝福，卻被紅軍淹沒在血泊中。

隨著外蒙紅色政權的鞏固，終走上滅佛之途。斯大林於1937年在蘇聯內部開始大整肅，在外蒙的反響則是外蒙史上“1937-1939的大鎮壓”：700多座寺廟被摧毀，約1.8萬名喇嘛被處決，任何涉及“香巴拉”者皆可入罪，但罪名卻成了“日本間諜”。這場大清洗，與其說是1932年叛亂遲來的秋後算帳，不如說是應變更強大的日本的“香巴拉攻勢”。

九世班禪於1937年去世，該年亦爆發“八年抗戰”，在青海的班禪舊部（其實仍是國軍）被回部馬家軍吸收，投入了抗戰。中國自身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日本則在“九一八”後成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繼將滿洲西部與後來侵略所得的熱河合併成“興安省”，圈定為蒙古人的地方，它毗鄰蘇聯的傀儡外蒙與中國的內蒙省份（察、綏），而日本又同時在中屬內蒙支持德王搞獨立、繼續往西蠶食蒙疆。

俄國十月革命後，日本的大陸政策越來越以“防共”為主調。其為右翼，針對共黨的無神論，不吝大量消費宗教迷信。日本在侵佔中國東北為地盤後，關東軍對外蒙進行了一系列“香巴拉遠征”，結合了特務滲透、宗教宣傳與局部邊境衝突的戰略試探。日本在滿洲國內另設蒙古特區“興安省”，有自己的“興安軍”，有別於“滿洲國軍”，正是對他們灌輸收復“外蒙失地”和重建佛教聖地的願景。在1937-1938期間，關東軍的特務機構針對逃亡到內蒙古的僧侶和牧民發動了強大的心理戰：蘇聯是滅法的魔軍，而大日本帝國則是時輪法門預言中護法的“北方香巴拉”。

在這場“內亞大博弈”中，日方以建立一個親日的“大蒙古國”為誘餌，防堵蘇聯的赤色威脅，力圖恢復的卻是外蒙活佛的舊政權。活佛轉世雖被蒙共掐斷，但九世哲布尊丹巴卻在1933年誕生於西藏。關東軍積極尋覓這個靈童，藏方卻極度保密，免得他落入日、俄、中任何一方手中。

蘇聯的新疆牌、日本的西藏牌和中國工農紅軍的北上

若1931“九一八”後蘇聯感到日焰高漲。1933年後蘇聯勢力入疆則令日本感到赤焰高漲。蘇聯開始軍援新疆軍閥盛世才，翌年助其統一新疆；1938年初，蘇聯未經國民政府同意，派遣騎兵團和空軍支隊進入新疆，將新疆淪為衛星國，據說連盛世才本人都加入了聯共。（盛世才在1942年以為蘇聯將為納粹德國所滅，將蘇聯逐出，歸順重慶。）

於是日本又重啟了“到西藏之旅”。西藏乃對無神論和唯物論絕緣之地，蘇聯從無可能在此地恢復沙俄時期的影響，日本遂覺得大有可為。1911年滿清被推翻，西藏和外蒙都宣告獨立，日本勢力滲入西藏已頗有成效，其時蘇聯還未誕生。

1910年，日本淨土真宗僧人青木文教奉寺命前往印度作佛教遺址考察，在1911年遇到十三世達賴，隨其回西藏，成為顧問，並設計了藏獨的國旗“雪山獅子旗”，旗幟的上半部參考了日本軍旗（旭日旗）的光芒放射，底色則從白色改為黃色，旗幟下方的雪山誰知是否以富士山為原型？唯獅子是西藏的圖騰，然日本的佛教符號亦不乏獅子。當時日本軍事顧問矢島保治郎正參與藏軍訓練，藏獨在潛意識中對日本軍旗產生親和感亦未可知。

1939年，帝國情報局派特務野本甚蔵，在關東軍協助下，冒充蒙古人，陪同一名藏僧秘密入藏，開始了為期18個月的情報收集任務，他通過與當地居民商談，以收集有關社會狀況、文化、宗教和政策的情報。他主要向情報局提交這些情報，任務並非拉攏西藏上層（也做不到），於1940年10月返國，但留下了一個地下組織。與他同時在西藏的納粹德國探險隊則在藏地探索雅利安人的來源、藏地作為“地球軸心”的特異功能，和人種學研究。日、德兩個團都打算在英屬印度邊境上生點事。

1939年5-9月，關東軍+興安軍+滿洲國軍（以漢人為主）和蘇軍+外蒙軍發生大規模對決於諾門罕，日滿方面慘敗，簽訂停戰協定。日本從此對“北進”減壓，轉向“南進政策”。日、蘇的緊張是緩和了，但外蒙軍和興安軍則是渴望獨立的蒙古同胞間的骨肉相殘。

添了上面這重認識，對1930年代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就獲得一重新的透視：紅軍不只是在江西蘇區無法存活才北遷的，而是轉移到陝北更為接近蘇聯的勢力範圍，定都延安後，甚至派出一支西征部隊試圖抵達新疆，幾全軍覆沒，後來仍派幹部參加盛世才的政權，在盛於1942年倒戈時悉數遭殃，包括毛澤東的胞弟毛澤民。

紅軍的北遷亦把自己推到抗日的前線。日本自併吞中國東北後，歷經塘沽協定（1933）、何梅協定（1935），秦土協定（1935），國民政府被迫把黨、政、軍都撤出華北，後者變成日軍的勢力範圍。待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華北就成為共軍（從“紅軍”改名“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該地的抗戰生態和國府在華東和華中抗戰最大的差別是：國府用空間換取時間、節節後退、將重心轉移至大西南、國土大片淪陷。共軍則是往日佔區敵後去發展，在抗戰期間令日方無法有效統治、吸住大批部隊不使南進，待日本投降，華北即落入共軍手中，並以之為基地，征服全中國。

華北毗鄰東北，對戰後中共進軍東北大大有利，人皆所知。少為人知者：華北亦毗鄰內蒙。中共近水樓台先得月，在日本帝國散架期間，它和平地把滿洲國脫落的興安省、日本傀儡德王的“蒙疆”和剩下的中屬內蒙連成一片，成為一個統整的“內蒙古自治區”，還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早兩年。

蒙疆德王自治運動的失敗

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乃成吉思汗的第30世孫，6歲時已襲清朝的郡王爵位，11歲時受北洋政府續封為“親王”—此藕斷絲連措施彷如讓溥儀作為民國的“客人”在紫禁城內繼續稱孤道寡一般。

至此方便說德王的故鄉：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蘇尼特右旗。其地盤後歸民國察哈爾省。北伐勝利後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1928年將北洋在內蒙所設的“特別區”改為與內地同構的行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上述牽絲扳籐的情形仍持續，搞成“一省兩制”：漢人農墾之地置縣、蒙古人遊牧之地仍依舊盟旗制。此“一省兩制”安排太平年可緩和矛盾，國難時勢必為外力所乘。

此矛盾始於清季警覺列強環伺下、邊防空虛，放寬漢人大量前往屯墾實邊。漢人佔蒙古牧民之地，有農地始有大量稅收、方便建省，遲早勢必內地化。如國勢蒸蒸日上，縮小了的牧地仍可保持祖傳生活方式，把它現代化為企業，甚至搞觀光業致富。若居亂邦處危邦，中央失能、地方軍閥坐大，則勢必助長族群仇恨。

漢人軍閥侵蝕蒙地，其規模少有賽於東北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軍事屯墾”、“廢旗設縣”。它導致牧民抗墾暴動，以嘎達梅林的抗墾軍起義最著名，他於1931年犧牲，成為蒙古人的英雄，為其蓋廟，至本世紀初甚至拍成大陸電影《嘎達梅林》。

鄰近的熱河省的湯玉麟也是奉系軍閥，更暴虐。為了斂財與養軍，強迫牧地在內的土地種鴉片，拒種植的則徵“懶漢稅”，稅額則預徵到數十年之後。

也是“一省兩制”的察哈爾和綏遠，農牧爭地不可免，蒙古王公遭削權，其面對之漢人建制派則是西北軍的宋哲元和晉系的傅作義（後台是閻錫山）。這類地方不和已非軍閥貪瀆可解釋，而是內地地少人眾往北移的壓力、地方需增殖人口和生產力、農牧收益對比的失衡、省建設需財源、地方養軍需經費—當然，大前題是在列強交侵下急需“實邊”。

稅收之重壓不分族群，但蒙古人受到侵蝕卻是生活方式、危及祖傳的族群認同。時勢有待一位領袖登高一呼，倡“泛蒙古主義”的德王即成一個聚焦點。前文已指出：它由俄境內的布里亞特蒙古人最早提出，已成就外蒙建國的推動力。

德王的願景是全體蒙古人都生活在一個“大蒙古國”裡，非不切實際的中古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國，而是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的國家。願景在將來，其起步則是在自詡“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內爭取自治。1933年4月，滿洲國的關東軍侵奪中國的熱河省，併入滿洲國的“興安省”。7月，德王於綏北的百靈廟召開第一次內蒙古自治會議，正式拉開內蒙古自治運動的序幕。百靈廟乃蒙古佛教的聖地，也是內蒙東西南北交通的樞紐。

日本介入中國的蒙古事務有利於自治運動，成了一個外部槓桿。(日本人之為“滿蒙獨立”的盟友，其賣點不亞於美國之於今日台灣。) 1932年，日本人從東三省西部各劃出一些土地，成立蒙古人棲息地的“興安省”，有自己的“興安軍”。同時下令“全面禁墾”，嚴格禁止漢人再向興安省的蒙古牧區移墾，保障了蒙古人的草場。滿洲國的立國原則是“五族協和”：滿、漢、日、蒙、朝。中華民國的“五族共和”如何和它比啊？

然而，德王此時的綱領仍是落實“五族共和”，以共同抗禦外侮。這個“自治運動”對南京政府來說正中下懷，乃是削弱地方軍閥勢力的良機。南京中央即於1934年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把自治的蒙疆直轄中央。它尤其針對傅作義和閻錫山，比較放過宋哲元，因為有賴他在察哈爾屏障日本人。

傅、閻等心中有數：南京政府在挖他們的牆角。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們設法把“蒙政會”在地化，按省分割為二，把“綏境蒙政會”納入親晉系的蒙古王公控制下，剩下“察境蒙政會”留給德王，經費亦不足，德王大失所望。

形勢亦急轉直下，中央政府的勢力正被日本人逐出華北。1933年塘沽協定後，日本一直在搞華北特殊化，待至1935年，日本人以“河北事件”為藉口，迫南京政府駐北平代表何應欽簽訂“何梅協定”（6月9日），中央政府把黨、政、軍全部撤出華北。

“何梅協定”的骨牌效應是同月的“秦土協定”（6月27日）。在“何梅協定”前4日，日本人已經在察哈爾製造事故，中央政府被迫撤掉宋哲元省主席之職，由秦德純暫代，日方逼他把國民黨部與宋哲元的二十九軍駐紮部隊撤出“察北六縣”，這是察省置縣的最北端，由此至更北的德王盟旗地盤如今出現無國軍防守的“非軍事區”真空地帶。至年底，關東軍令熱河戰爭中投敵的李守信漢奸部隊入駐。察北淪陷後，德王還能有什麼選擇呢？

事態發展的背後是日本關東軍，在1931年後已攫取東北為地盤、1933年則西南向併吞中國內蒙的熱河省。正是他們一連串冒進的“下剋上”，成了搖曳全國走上世界大戰的狗尾巴，東京非但沒法約束他們，反而導致大正以來的政黨政治的終結，中央政府落入軍方手中。

在亞洲大陸，關東軍的好戰份子土肥原賢二則越界策動“華北五省自治”。將南京政府擠出河北後，即於1935年11月利用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割去的正是從滿洲國通過山海關進入河北的那一段。關東軍如此做是擴張入關內，非但肢解了中國的領土，也侵犯了支那駐屯軍的地盤。後者乃按1901《辛丑條約》在河北某些據點合法駐軍的，頂多兩千人，不敵“滿洲國”關東軍的十萬大軍，但對自身被動與被侵權仍表敵意。

中央政府已不能在河北立足的情形下，於12月答允土肥原賢二成立“華北五省自治”的一個節縮版：“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主持，由土肥原任最高顧問，其中也滲入了一些大漢奸。宋被免了察哈爾省主席職後，已轉任平津衛戍司令，如今是他的二十九軍繼續與日本的支那駐屯軍周旋。

當時這個“賣國”安排引起北平的“一二九”學運，替中共補充了一大批學生菁英幹部。事後證明是宋哲元與日本人耍太極，充分利用關東軍和支那駐屯軍的矛盾，一直耍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一方面讓中央有充分時間備戰，同時壯大二十九軍。至日本人不耐煩了，再度升高武裝摩擦，正是二十九軍在盧溝橋打響八年抗戰的第一槍。

與土肥原策動華北脫離中國的操作平行，關東軍的板垣征四郎的路線則是滿蒙合併，朝蘇蒙方向冒進。但這卻非日軍的左右開弓，反而是缺乏相互協調的症候。

板垣征四郎比土肥原賢二更躁進，於1936年5月扶植德王與李守信成立“蒙古軍政府”於察哈爾，宣布“抗共親日”國策。這是日軍繼殷汝耕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後，製造的又一個傀儡政權，看似梅開二度、日軍形成東西互為犄角之勢。事實上日軍咬下太大塊，反而被噎到了。

視滿蒙為禁臠的關東軍，在這個角落可不受在華北的日本駐屯軍的掣肘，也不理會大本營在華北的戰略部署，而是放膽從事武裝冒險。關東軍的軍官指揮德王的蒙古軍和察哈爾的漢奸部隊“大漢義軍”侵入鄰省綏遠，結果被傅作義殲滅於百靈廟。

這次失誤打亂了日本在華北切香腸式蠶食的佈局，也將傅作義變成了“民族英雄”，當時上海、南京、北平、廣州、甚至海外華僑，掀起了規模空前的“援綏捐款運動”。大批學生、市民、商人將積蓄、首飾、甚至禦寒衣物源源不絕地寄往綏遠前線給傅將軍。這使近在陝西的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感到汗顏—尤其是丟失東北的“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繼1936年11月的百靈廟大捷，12月即爆發迫蔣抗日的“西安事變”。在全國的怒吼已集中表現的情形下，蔣亦唯有低頭於民眾的要求。

已上了賊船的德王，在往後變幻的時局中，其下場會如何？（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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