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王的依日謀獨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日全面開打。在華北，日軍源源不絕增兵，把原先的“支那駐屯軍”擴充為“北支那方面軍”。滿洲國的關東軍也藉此掠奪中國的內蒙之地：東條英機的“察哈爾派遣兵團”迅速併吞察南、綏東，且達晉北，已越界侵入關內。國軍傅作義部退守綏西，保存了綏西和寧夏做為塞外的抗日基地。中共八路軍則在敵後的大青山一帶打游擊。

1937年10月，東條兵團相繼攻陷歸綏（今呼和浩特）和包頭，將歸綏改名為“厚和豪特特別市”。在地的德王“蒙古軍政府”也升等為“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仍以德王為實質首腦，以成吉思汗紀年為年號。但這位成吉思汗子孫很快就淪入“一奴二主”的田地。

八年抗戰爆發前，關東軍在關內撈過界，已和支那駐屯軍起衝突。如今華北的日軍已大大擴充，改編為“北支那方面軍”。兩者在八年抗戰爆發初期仍分工、各自攻城掠地，在大勢底定後，摩擦又重啟，關鍵仍在中華民國的內蒙省份是實施“一省兩制”的，漢人城鄉區設縣市，蒙古牧民區則保留清朝的蒙旗制度。

華北日軍的立場是“華北五省”都是他們的地盤。關東軍則視滿蒙為禁臠，八年抗戰爆發後察南、綏東和晉北又是他們拿下的，憑什麼吐出來給華北日軍？他們趕快在蒙地豎立德王的“蒙古聯合(亦作聯盟)自治政府”，在漢地則豎立察南和晉北兩個漢奸政權，都納入關東軍的勢力範圍。

德王當然很早就發現自己被當作工具人。“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後，首都在厚和豪特。日本人卻規定德王必須移至察南的張家口辦公。德王反對無效，只好移至該地視事。這個道理很簡單，關東軍雖然在德王的政府與軍隊裡都派了顧問與軍官，但不論是關東軍或北支那方面軍的高層都設機構於張家口—該市是平綏鐵路的樞紐，乃中國塞內通塞外的大動脈。

日方不會為偏處綏遠的德王政權另建一套軍政高層機構，唯有德王去遷就日方。結果，除了原本就在這張家口的察南漢奸政權外，晉北的漢奸政權和德王蒙古政權的辦事處皆集中在張家口，以便日方就近監督。

其實，在1937，“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後一個月，關東軍已成立頂蓋的“蒙疆自治委員會”，為三個傀儡政權之合併鋪路。委員會的最高顧問、參議、各級顧問及委員會的主要職員由日軍司令官推薦的“日、滿兩國人士”擔任，“在三政權內的日、滿系顧問也以此為準”。有把三地納入滿洲國系統、建構終極的“滿蒙國”的意圖。

華北日軍當然不依。經東京大本營協調，於1938年初把東條英機的“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改番號為“駐蒙軍”，號令上隸屬北支那方面軍，亦由它補給，但歷任司令官和眾多高參則由關東軍派遣“蒙古通”的將官。

北支那方面軍的上司是支那派遣軍，這個從屬的名份至關重要，尤其在1938年武漢淪陷後，日本近衛內閣發表第二次聲明，誘使國府汪精衛求和派與日本合作，條件是新政府承認滿洲國、日本佔領軍將分期撤出中國。若交還領土時少了內蒙這些省份、它們反而變成滿洲國的領土，將使和談無法進行。

德王的願景是有朝一日，所有成吉思汗的子孫都將生活在一個“大蒙古國”裡。他不斷對日方抗議國家性質不應被矮化成“蒙疆”，蓋此乃漢人國家的邊陲之意，他更極力反對和漢人偽政權合流，磨鏳至1939年4月方出任“蒙疆自治委員會”的總務委員長。待至10月，為了預防把中國領土歸還即將成立的南京汪政權的前景，關東軍決定結束“一個委員會、三個政府”的狀態，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仍強迫德王當主席。德王說最起碼稱“自治國”吧，但東京大本營避免過分刺激行將開鑼的汪記南京政權，強行把它降格為“自治政府”。

如今可好，德王心目中的“蒙古國”，最後定都於漢人城市張家口。內蒙原本的人口比例是蒙族十分之一、漢族十分之九，如今又吞下漢地的察南與晉北，所謂“蒙古認同”全被稀釋掉了。這分明是日本從中國割出去一大片漢地，利用一名所謂“蒙古獨立運動的英雄”當遮羞布，行殖民地統治之實。原先受德王感召的蒙古王公，如今對這位“英雄”徹底幻滅，感到還是國民政府底下的“一省兩制”比較好。

日本人還替“蒙疆”設計了一面旗子，用四種顏色象徵了蒙疆當時的四個主要族群。藍色代表蒙古族、紅色代表日本人、黃色代表漢族、白色代表回族。它把日本人當做這個政權的主心骨、植於中央，底色則是漢族，等於表白它佔了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憧憬所有成吉思汗的子孫都生活在一個“大蒙古國”裡的德王，如何咽得下這面旗？

也是在1939年，關東軍的萬丈氣焰被兜頭澆了一盆冷水。它調動興安軍，在滿洲國與外蒙間輕啟邊釁，引來了一場諾門罕大戰（5月至9月），首先嚐到朱可夫將軍比納粹德軍更進階的“閃擊戰”：對敵陣大砲、坦克、飛機轟炸三維度打擊，將敵軍碾壓成齏粉。他一戰成名，1941年被斯大林調至主持莫斯科保衛戰，最後成為蘇軍對德作戰前線總指揮。

在諾門罕戰場上，同年德波戰場上的奇景先在這裡出現了，那就是由蒙古騎兵迎擊蘇蒙軍的鋼鐵洪流。死傷殆盡之餘，關東軍就從德王的部隊中抽調最精銳的騎兵隊，送往外蒙戰場當炮灰。反而，指揮系統歸北支那方面軍的“駐蒙軍”沒參戰，留在內蒙“保境安民”。在戰場上，把蒙軍擺在第一綫成了日本指揮官的惡習，興安軍與內蒙軍卻不願與外蒙的同胞廝殺，發生倒戈。

經此一役，在日人淫威下的蒙古人對日本普遍離心。德王加劇了挖興安軍的牆角，從他們中拉走軍事人才，作為他日獨立建國的幹部。

德王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乃因關東軍的地位一落千丈。東京大本營視其為麻煩製造者，憤怒之下大刀闊斧予以整肅，司令官植田謙吉、參謀長磯谷廉介雙雙被解職，大批在幕後挑起戰火的狂妄少壯派參謀（如辻政信等人）被調離。大本營且委派戰前華北日軍（支那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何梅協定”的那位—接任關東軍司令官，從事整肅這支有“下剋上”惡習、控土大於日本本土的軍閥集團。

大本營把“駐蒙軍”與關東軍的藕斷絲連徹底割斷，功能上變成純粹的華北日軍地方守備隊。先前，關東軍的“滿洲票”“蒙疆卷”和華北日軍佔領區的“聯準卷”是互不承認的，蓋雙方都沒有貴金屬儲備，等於用印刷的紙張掠奪物質，非但互不允許，且各自強制用己方的通貨。當時主要的處理方式是仰賴張家口民間錢莊的自由匯兌與多種貨幣（如法幣、銀元）並行流通來調節。諾門罕後，雙方在張家口的貨幣與物資爭端由大本營介入調停，關東軍無法再像過去一樣，憑藉軍事威勢在張家口蠻橫地推行“滿洲票”強奪華北物資。

至此，關東軍的北進政策完全被邊緣化，中國戰場以及預期與西方列強的對決成為大本營的主要關注。1940年上旬汪政權終於在南京登場，當時支那派遣軍（北支那方面軍的上司）關注的是必須成立一個另類的“中國政府”、不要再搞地方性偽政權，否則面對重慶方面不會有競爭力，遂強迫德王前往南京覲見汪精衛，由汪政權在法理上將蒙疆聯合自治政府降格為“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並委任德王為南京汪政權的“中央政治委員”與地方大員。

根據德王的回憶錄，當時他認為汪精衛和他一樣是日本人扶植的，該平起平坐，但汪對他不假辭色。爭得不可開交的是蒙疆必須掛青天白日旗，德王反應之激烈彷如今日台灣必須改掛五星旗一般。然汪精衛此要求不啻迫內蒙重新掛起重慶的國旗（這和鄰近的傅作義的第八戰區有什差別？），日方代表打圓場，建議和汪政權一般在青天白日旗上多增一面上書“和平、反共、建國”的三角小旗。這裡流露汪本人對這面被日人強加的黃色小旗的反感、以去之而後快方為正統。日方代表的折衷反而符合德王自“蒙古軍政府”時期就制定的“親日防共”國策。

諷刺的是，日蘇在1941年4月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面小旗就被扯下來，蒙疆亦不再允許進行反共宣傳。當然，關東軍的北進政策就更死在水底了。

我們都知道“次級房貸”是什麼。蒙疆的德王卻成了“次級傀儡”，而且還是雙料的次級傀儡。又改名號為“蒙古自治邦”的主席德王於1942年前往滿洲國首都新京，在帝宮正式覲見溥儀，受封為滿洲帝國的“武德親王”。它關起門來仍用成吉思汗紀元，不用中華民國紀元，也不用溥儀的康德年號。

德王的下場不入本文內容。文章的承載力亦不容許細談日軍在晉北製造的大同煤礦萬人坑，乃因以中國奴工當作耗材開採煤礦。大同乃當時世界三大煤都之一，日人從此處採走1400萬噸煤，卻不投資礦工的生活和礦區安全，遺下萬人塚20餘處，遺骸十數萬具。開採所得最大份額運回日本、其次是華北日軍，關東軍因滿洲已有撫順等地的煤礦，排第三，等而下之的則是偽蒙政府。

台灣的“德王”可借鑑蒙疆德王之處是：依美謀獨會與依日謀獨一般，名為支持獨立的強權會優先考慮世界大局、然後制定它的對華政策，最後方決定如何操弄手上的牽線木偶。

何謂“生命線”？何謂“第一島鏈”？

本文開章已明義：本篇比較歷史不在比較兩個國別、甚至不是單純地比較中國的今昔，它是在談同一段中國現代史的兩個時辰：前一時辰為鴉片戰爭以來國運滑坡至亡國邊緣，外力把它們的國防線架設到中國境內、不斷蠶食、險遭瓜分。後一時辰，國家已在走上坡路，把積弱時代翻篇，把外力驅逐於境外，主權趨於完整、唯獨台灣仍為國防爛尾。

早在1890年，明治時代的重臣山縣有朋在第一屆帝國議會提出“兩個國防圈”論：本土為“主權線”、朝鮮半島為“利益線”，帝國戰略基調是“為了守住日本，必須奪取韓國”。日本憑甲午戰爭把中國勢力逐出朝鮮半島。

戰敗的清廷透過李鴻章與俄國簽訂密約（1896），允許俄國修建西伯利亞鐵路穿越中國東北，直達海參崴。羸弱至此的清廷無異飲鴆止渴，除了觸發列強瓜分潮，實令日方警覺：要保有朝鮮，就必須控制滿洲。

中國勢力撤出朝鮮半島，俄國卻摻和進來，觸發了日俄戰爭，兩國在中國領土上的滿洲開打，清廷唯“傍觀者清”。1905年日擊敗俄，不只保有了韓國，還獲得了南滿鐵路權益。強權之為物，實為陷阱，國安邏輯勢必暴走：要守住滿洲，就必須滲透蒙古。此後，“滿蒙”二字開始在日方公文中連用，將東北與內蒙古東部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戰略整體。

日本在1931年奪取東北後，即將滿蒙一體放上日程，日軍加緊步伐西掠。同時為了保障滿洲國南疆的安全，必須南掠山海關進入河北的前庭冀東，貪得無厭，終導致在華北的盧溝橋全面開打。

“生命線”這個概念具體成形，即在九一八事變前夕，時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副總裁的松岡洋右，於1931年1月在帝國議會演說中高喊：“滿蒙問題是日本的生命線”。當時日本面臨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急需滿蒙的糧食、礦產和市場，並作為日本過剩人口的殖民地。國防上為了對抗十月革命後代帝俄而興的蘇聯，滿蒙從與老對手俄國博弈的棋子，成了防禦赤化的國防第一線。

“第一島鏈”則是冷戰時期的產品。是韓戰爆發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於1951年正式提出的。與二戰前大日本帝國“生命線”的共同點是：防共。不同之處在：大日本帝國“生命線”的侵略本質早已被歷史暴露無遺，在後冷戰時代，“第一島鏈”仍有賣點。

美國的“島鏈”觀是全球皆為其國安考慮籠罩的範圍，在世界史上是頭一回，可能也是終回。它原初圍堵對象是“共產極權國家”，理論上島鏈系統保衛的是“自由世界”。其欺騙性被“冷戰”的終結戳破。拉美的獨裁政權、台灣、韓國、菲律賓、印尼的獨裁統治正是伴隨“冷戰”一起淡出了世界史，不早也不遲。原封不動、今日仍與美國維持盟約的是阿拉伯半島的那些絕對王權。

台灣與大陸的分途是國共內戰的後遺症。是“冷戰”的土壤滋養了國民黨在台灣的獨裁統治，而台灣的“後國府時代”實與“後冷戰時代”平行。近日美國有人提出“新冷戰”，是純指防堵中國的崛起，甚至不包括俄烏戰爭（已成熱戰）。台灣有人拾人牙慧，代表什麼？主觀不論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客觀上只能是阻擾百年奮鬥的中國翻身。

與大日本帝國的“生命線”一般，大美帝國的“島鏈”也有其生命史。在“冷戰”的舊年代，這條島鏈主要是防禦性的，反正不論軍艦或戰鬥機大陸都不如台灣。弔詭之處在：舊冷戰因“反共”架設“第一島鏈”，當中國最“共”時刻，島鏈的反中功能反而最消極。當中國大陸開始有“兩彈一星”，美方只圖將其掐死在襁褓中、卻慮若未能務盡後果堪慮，後期覺得中國有此實力反足以成為美國反蘇的盟友。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又被定性為替G-7高消費社會提供廉價消費品的工廠。

中國不安於份，習近平時代的“大國崛起”改變了第一島鏈的屬性，把它轉成攻擊性的。如今，籍延續舊冷戰為名而生的“新冷戰”，乃中國經由美國引介入WTO、加入資本主義全球化以來、侵蝕了美國過多的份額，國勢日升，危及美國全球霸主地位，致遭其反噬。“冷戰”的修辭不能掩蓋已成大國博弈之實。

今日兩岸的態勢是：大陸用國造的導彈覆蓋台灣全島。台灣則用美製和所謂“國造”的美式導彈覆蓋了大陸的三線。近程（射程300-600公里），覆蓋大陸沿海與第一線核心城市：廈門、福州、泉州、溫州、汕頭、香港、澳門。中程（射程600-1,200公里），覆蓋上海、南京、杭州、武漢、長沙、南昌等。遠程極音速雲峰飛彈（射程1,200-2,000公里），覆蓋北京、天津、青島、西安、三峽大壩區域。

台灣是今日美國在東亞布下的以日、台、菲組成的“擊殺網”的（Kill Web）的主心骨。台灣對大陸打擊的導彈佈置最密集，乃基於一個弔詭：美國受中美三公報與國會台灣關係法的束縛，只允提供台灣短程的防禦性武器。台灣不滿足於“盾”，還要“矛”，對美軍購之餘，仍自己研發、國造中遠程飛彈，佈置了上述“三線打擊”。

疆域不能和大陸比的台灣，唯有把自己打造成“刺蝟島”。在這裡，美國是兩面派，一方面說遵守了公報、也守了國內法，另一方面管不了有自身主權的台灣。但台灣變成“豪豬”，卻非台方洩露的，反而是美國官方不斷期許、而島內有識人士不以為然的。

在這張“擊殺網”裡，新竹樂山的鋪路爪雷達（PAVE PAWS）可誇是全亞洲最強大的早期預警雷達之一。它由台灣出資、美軍提供技術協作。其偵測距離高達3,000至5,000公里，能直接窺探中國內陸深處（包括新疆、西藏）。解放軍只要在內陸發射任何彈道飛彈或測試極音速武器，樂山雷達在數秒內就能捕捉軌跡，並將數據透過加密鏈路與美軍、日軍、駐韓、駐菲美軍系統即時連線。這比衛星更快、更精準，是第一島鏈雷達網中無可替代的“天眼”。

第一島鏈的日本有比這座雷達更先進的，而且是自己研發的，但它刺探的對象涵蓋俄國與朝鮮，因此，島鏈上“專心一意”的唯台灣這座。台灣說得上是美國國防第一島鏈的“堂口”。

更大的弔詭是：日、菲並非中國欲“統一”的對象，反而不適佈置反登陸的“盾”，唯有佈置美國在理論上不允許台灣的針對中國本部的中程導彈（在菲律賓的其實是美軍佈置的）。它們還是與中國有邦交的！因此佈彈的意義有異於台灣，是名副其實的國安，而不是“內戰”：彼等與中國大陸並非“境外敵對勢力”般的寇仇、一方視另一方為“內政”問題，另一方已失去國際承認，在努力“去中”。因此，台海才是這條島鏈的火藥庫，不少論者認為是當今世上最危險的地方之一。

上文言及第一島鏈導彈的“覆蓋”範圍，已異於“冷戰”時期構想用載核的洲際導彈滅人首都和人口密集區。新觀點是端掉對方設在特定點的導彈發射井及相關措施，乃“點穴”式的，也是AI時代的必然趨勢。

舊冷戰的佈局形同人類自殺，反而無人敢啟動，只成“核嚇阻”。新的打擊源頭觀在美伊戰爭中已嶄露頭角，不見有多奏效，事後雙方當沒事人一般，過程反利大家炒股。此後不成為“新常態”才怪！美伊戰爭能、台海戰爭有何不能？進入“新常態”（苗博雅甚至說戰時可照常上班上課呢！），台灣若面臨“玉碎”時刻，儘管發射的是非核導彈，若是“AI地定點地精準地“炸了三峽大壩的話，效果當如數百枚核子彈。事態擴大至此，將連動當事人啟用舊冷戰時代的洲際導彈，美、日等無一倖免。

不是說：台灣只是美國的一個區域“堂口”嗎？以色列不也是另一個區域的“堂口”嗎？不是如瘋狗般失控了嗎？美國難道不心有餘悸？蔡英文換成賴清德上台，首倡“境外敵對勢力論”，美方不是有人放空氣指他是“麻煩製造者”嗎？

這就得看你如何看歷史！站在內蒙德王的立場，中國是壓在他頭頂上的大國，是大欺小。從當時中國的角度看，德王卻是惡霸日本持著一柄對準自己這個弱國的利刃，持刀者仍得伺機而動，不容手下的小弟亂了自己的戰略部署。

回顧蒙疆的德王，其理想主義不容否認，落實之時，卻形勢比人強，終不免淪為強權的工具。若其理想得逞，絕非孤立的地域化現象，乃招致中國北邊國土淪喪，循至整體亡國。本文上一節云連日本佔領軍都不讓內蒙獨立、以保持汪偽政權的門面。潛台詞是：內蒙有朝一日得以建國，將在無需理會還有中國這回事之時。

對大日本帝國來說是“生命線”，對受害國來說就是“死亡線”。同樣道理，大美帝國的“第一島鏈”，對被針對的中國來說是否即燕雲十六州般的“國防缺口”？

台灣是否“燕雲十六州”式的國防缺口？

（1）其心可誅

台灣是否“燕雲十六州”式的國防缺口？答案不言而喻，還容置疑否？但看問題切忌刻板。若從某一角度看，答案乃不爭的事實—只看台灣的“德王”集團如何自我定義！

2024年12月台灣的“德王”出訪某太平洋友邦、過境關島，曾在關島總督官邸致詞，誤稱“台灣和關島都位處印太第一島鏈”。他以美帝國全球佈防區塊（今日還有“印太”嗎！）定位自身國家身分之餘，還十分之“亟”，主觀且失誤地望將外國勢力拉至反中第一道戰壕，扭曲美帝全球國安座標朝台海傾斜。

台灣的“德王”集團如何憧憬“國家”的前景呢？一句話：脫中入北。該時川普關稅戰打得最酣，受波及的國家皆以“國難”視之。而川普又同時宣稱加拿大、格陵蘭和巴拿馬運河地帶是美國的領土，並揚言不放過古巴；美國和加拿大與丹麥幾近反目成仇，巴拿馬嚇得直哆嗦、古巴則憂心忡忡。川普對台灣也沒留口德，指控台灣的晶片業是偷自美國的，若台積電不遷美設廠，將征100%懲罰性關稅！台灣的“德王”適於此時表態，喊“幫助美國再度偉大”、“共襄美國的黃金時代”，對受美霸凌的國家扮演了桀犬，對自家人來說則是十足的易牙（為諂媚齊桓公而獻上兒子的烹肉的御廚）。

台灣的“德王”與蒙疆德王不能類比之處是：待後者受盡日本荼毒、至其政權後期、日本敗象已露，德王有透過戴笠重返重慶政府之舉，日方心知肚明卻莫可奈何，因為找不到替代。台灣“德王”的歷史知識頗遜，把日本的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與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誤認為同一人，對日本曾在中國國境內架設“生命線”似乎聞所未聞，方有台灣在日本“大東亞共榮”統治下勝過國統時代之奇談怪論。其歷史觀是“台灣共襄殖民母國的黃金時代”已有先例可循。

蒙疆德王與台灣的“德王”最不類之處是：前者是蒙古人，因此“漢奸”這頂帽子是戴不上頭的。後者卻妄想基因剪輯：從“南島語系”到“其餘人口”選項不一。其新的身分認證碼最好能及時傳送達，不然，其唯一能逃脫歷史裁判之方是成為一個新建國的G.華盛頓。然其未能興邦、先已喪邦。

（2）未興邦、先喪邦

台灣“德王”所屬的寄生蟹集團未能另建國，已敲掉一些中國的殼給外人送禮。李登輝把宜蘭縣所屬的釣魚台群島改用日文稱“尖閣列嶼”，尊重其為日本領土。主觀上，或許退休後李氏方可公開緬懷日治的快樂童年，客觀上卻發揮了“國防缺口”的功能。台方躺平、讓“守土有責”的大陸方在釣魚台捲入與日方衝突，時當2010年，大陸用禁運稀土抵制、卻在世貿前敗訴，促其日後想出更有效的稀土“管制”殺招。

當前，日本與菲律賓針對專屬經濟海域（EEZ）及大陸礁層啟動劃界談判，卻不包括台灣。這好比三樓的住戶與一樓的住戶在二樓的共用空間處發現“彼此的共用空間發生重疊”，兩造不照會二樓住戶，擅自商議如何分割二樓的共用空間。兩者玩的法理遊戲是：不承認二樓的房客是業主，蓋這層樓的產權登記在北京名下。那麼，此二宵小是賊不成？

這步棋的棋手仍然是美國，為了加強美、日、菲三邊國安合作。彼等已在這片海域舉行過多次聯合軍事演習，甚至邀請過韓、法、澳等國參與。受邀者事畢就走，留下的三個島鏈結盟邦難道不斷進進出出不成，猶如舉辦搖滾樂演奏時借公共停車場一用般？設法在這片公海上打下一點樁方為上策。那麼，宣告自己擁有介於領海與公海之間的“經濟海域”乃是一種漸近線式的打樁。

日、菲是替美國當了小人、卻非“枉作小人”，彼等能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自身EEZ內的人工島嶼建設、海底電纜鋪設與科學調查行使管轄權。美國藉這兩個小弟先中國大陸一步在花東海盆擴建海底軍事監聽設施和作海域研究，以便長期佈防。

相較台灣海峽這片淺水區，花東海盆是一片殺機四伏的深水區。這片海域在二戰末期是“船艦墳墓”。美海軍在這裡切斷日本的“海上生命線”，即物資與兵員的運送，也製造多起“地獄船”悲劇。日本徵用大量商船運送盟軍戰俘與台灣少年工，船隻毫無武裝且環境差如人間地獄，日軍又不肯懸掛紅十字旗，遭美潛艇在不知情下擊沉。單是在這片重疊海域，就有數十艘日本大型商船與軍艦被送入海底，死傷高達數萬人，海面上往往綿延數十公里的油污與屍體。日方也不是吃素的，把此片海域化為多艘功勳卓著的美軍潛艇的墳墓。

二戰期間，美日雙方都發現花東海盆有著極其詭異的洋流，導致海水密度劇變、使聲納的探測失靈。2026年的今天：美唆使日、菲兩個“在地”島鏈國利用“經濟海域劃界”來合法化深海掃測，正是為了把二戰時期沒摸透的海底水文徹底數據化、數位化。相對島鏈勢力的卡位與藉口“開發經濟資源”，中國大陸除了派海警作“海上交通專項執法”外，也派出科研船，幹美軍也在幹的事：探測海底地形與水文。它必須干擾美國在這裡佈防。

看誰在這片水域奪得先機？美方勝則不讓中方無後顧之憂地突出第一島鏈。目前，中國潛艦從大陸軍港（如青島、寧波、三亞）出發時，必須經過水淺的台灣海峽或南海大陸棚。欲突進深海區，唯有通過北面的宮古海峽和南方的巴士海峽，全程在島鏈國的監控底下，暴露於岸置的反潛飛彈與戰機射程內，彷如“裸奔”。

萬一中國大陸併吞了台灣—甚至國際公認它“和平統一”，那麼中國就將在蘇澳和花蓮設海軍基地，不只航母坦然踏入太平洋門戶、潛艇一下水即“石沈大海”，潛入花東海盆。後者東接菲律賓海盆、再往東就是馬里亞納海溝和第二島鏈。中國的航艦編隊與飛彈驅逐艦等於直接前推了500至1,000公里，讓美軍在第二島鏈的防禦預警時間短缺了一半以上。更要命的是：中國的洲際彈道飛彈一旦在西太平洋發射，其射程將覆蓋美國本土。美國奪先機乃萬全之策。

美方最末的考慮是：中方若先在花東海盆奪得先機，台海爆發戰爭時將嚇阻美方從東面支援台灣。其優先性該排在上述考慮之後。若美國藉日、菲等小弟在花東海盆打下樁，非萬不得已亦可考慮將台灣劃在島鏈之外，最壞的場景是即使承認中國“和平統一”，仍將它封死在太平洋外。

此乃未雨綢繆，目前對台灣的窘境是：美、日、菲雖然醉翁之意不在“漁”，不排除菲律賓狐假虎威、乘便打劫的可能。2013年，菲律賓便在這片重疊的公海內射殺台灣的漁民。當時馬英九政府強硬表態，令國軍與海巡開進距離呂宋島極近的巴士海峽重疊海域進行海空聯合演習、並凍結菲勞來台，迫使菲律賓正式道歉、賠償與懲兇。菲律賓歷來都感受大陸與台灣更強大海軍的雙重壓制，不順勢撈便宜才怪。

對台灣的“德王”集團來說，犧牲漁民利益事小，悠悠萬事唯此為大者乃換來更大的保護殼。日、菲等在台灣人民眼中成了小人，台灣“德王”卻說“樂觀其成”。若是當年仍名列安全理事會永久會員的國民政府，當然不會發生這件事。當今世界大多承認中國大陸擁有台灣這個二樓住戶的權狀，“中華民國”的權狀算是都更前的證件，雖然在世上零星角落仍有效，問題是“德王”集團連這份過期權狀都是用來當人頭用的。

日、菲絕對不能和作為第三“國”的台灣簽約，正如切忌與台灣這個最要害的“島鏈成員”舉行聯合軍演一般。但美國唆使他們在花東海盆打樁正是用島鏈將台灣的背面（東部）罩住，亦唯有如此，新冷戰更新版的“第一島鏈”才架得起來。寄生蟹的生態是成長或殼破損時必須另寄新殼，找不到新殼就死。台灣的寄生蟹政權搞大罷免失敗、未能殺死殼的原主，這個殼已不好使。

東亞的勢力均衡在重新調整中：冷戰結束後美軍撤走在菲律賓的基地(1992)，後應變中國崛起的新形勢，遂於2014年重返舊地，小馬可仕上台後，於2023把恢復了的5座美軍基地擴增至9座，有3座位於呂宋島北部，直接面向台灣海峽；日本則長期努力“國家正常化”和“國防自主化”，也是在2014年解禁國造軍火出口，幾經審慎敲定，於2020年首批出口就賣給菲律賓。

去年11月，新上任的高市早苗說出了安倍晉三卸任後才敢說的“台灣有事日本也有事”，立時提升了對中國大陸的敵意。今年5月底，日相高市早苗和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在東京舉行雙邊峰會，宣布將兩國關係升格為“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兩國圖劃分與台灣重疊的經濟水域乃最新發展、非突發事件。

（3）化腐朽為神奇？

“國防缺口論”是我從比較歷史學的角度提出的，北京方面卻從未將台灣類比“燕雲十六州”，如此做不啻自況弱宋。問題在是否從本質主義的謬誤角度論“燕雲十六州”，即將此標籤當做另一標籤“國防缺口”的恆等式，不多也不少，沒有第二義。

在競賽場上，“攻”與“防”不只是相對的，也是瞬息間互換的。但在戰場上往往不循此韻律，“防”者往往被“攻”者定義成“防”並鎖死在它上頭，乃有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壯烈成仁，唯有在英烈千秋傳裡扳回“贏”名。歷史上極少公平的賽場，沒多少選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若對中共的成功史略知一二，會發現他們的思維是：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我不陪玩你的遊戲被你擺死在“適如你算”的位置上。國共內戰史上唯一的一次“兵來將擋”的硬槓就是當國軍對江西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時，由共產國際派來的教條主義者李德主持“反圍剿”、定下的“拒敵於國門之外”的死招，自然提前奔赴黃泉路。在此之前，毛澤東建立與壯大蘇區的戰略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運動戰和游擊戰配套，幸好沒被追隨者當做“戰無不勝”的教條。

至抗戰期間的晉冀豫(後發展成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劉伯承對付日佔領軍即將之靈活化為“敵進我進”，一來太行山區不具江西蘇區那般的迂迴空間，二來是搞到日軍只能佔領而不能統治，又沒法用打大會戰的方式對付八路軍的“黃蜂戰”“麻雀戰”“蘑菇戰”，唯有兵分數路前往“掃蕩”抗日根據地，八路軍為避其鋒鏑、一帶兩便，盡數躍進至傾巢而出的日軍基地、端掉它的老巢。

在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重啟，面對國方的全國“剿匪”方略，毛澤東在全國棋盤上應用了劉伯承的“敵進我進”戰略，當時國共的比例是四比一，但國方必然聚集優勢兵力進剿共方的“解放區”，勢必在國統區內製造了一些防禦空隙，共軍不會在解放區裡死等國軍來剿，索性躍進國統區佔其空隙。此戰略立即被蘇中戰區司令員粟裕否決，他甚至扭轉了中央五書記原初的定案，改成聽從他的。他指出放棄自己具優勢的老根據地可惜、亦不智，必須先利用它們創敵才躍進到國統區去。

這種新的打法當時還說不出一個名堂，可簡略為交替運用“敵進我退”和“敵進我進”，底層原理則是毛澤東從井岡山時就悟出的“運動戰”和共區的“人民戰爭”（游擊戰）的配套。就以此戰略，粟裕在蘇中打出個“七戰七捷”，方才轉進魯南，為後面的淮海戰役奠下基礎。

至此，我方恍然大悟一直受到國軍指揮國共戰爭的三個分期的誤導：“全面進攻”、“重點進攻”和“戰略防禦”，分別從1946年6月-1947年2月、1947年3月-1947年6月、1947年7月-1949年底。標籤的誤導性是前期乃國軍佔上風，中期是打成平手、後期則共軍佔上風。三段其實是同一過程，前期是國軍追在共軍後面打其實是被他們牽著鼻子走，國軍被消滅以“旅”為單位；進入中期，國軍兵力日削、被消滅以“師”為單位；進入後期，共軍成為全面進攻，將國軍逼入預定的角落裡，以軍、兵團、剿總為單位殲滅之。差別在走到共軍面前被消滅和被共軍追在後面消滅。

有了這些背景，即可看出那些預言解放軍將於2025（已過）、2026、2027或至少在2030前登島作戰乃是李德式“拒敵於國門之外”之愚蠢的反向操作，是登陸諾曼第、登陸安齊奧和仁川登陸一類的電影看多了(竟然還是上個世紀的!)。它們實質上是在騙選票、騙軍購案，以及國際和國內死亡商人強銷軍火的套路。當然，不乏既蠢兼不安好心之輩希望中國也陷入美、俄兩國那般的泥沼。

中國既不如美國惡霸般將拉美國家淪為“後院”、又在全球各地頤指氣使、以為亂人之政滅人之國易如反掌。中國更不似俄國般把鄰居幾乎得罪光了。如今，越來越吃不開的俄國唯有以中國為靠山，乃因中方沒學它樣要討回前清和民國失去的領土，否則中俄間世上最長的國界安有寧日？俄烏戰爭打了4年，已把俄國的經濟打成負成長，中蘇/俄邊界若耗上70年，會具何等效應？

在面對東南亞那些比俄國弱小的國家，中方亦力圖避免“貽禍於未來”的解決方案。北京主動地把南海“十二段線”伸入北部灣的段落刪掉，成為“九段線”，為了不對戰友胡志明擺“霸權”嘴臉。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至今仍保留徒有其表的“十二段線”。很尷尬地，總不能跟在北京後面改吧！同樣道理，台灣的祖國全圖曾多年把“外蒙”保留在版圖內。

英帝殖民緬甸期間，曾越界蠶食了中方領土多處。戰後緬甸獨立，北京於1960年與之簽署邊界條約，不是如普京般用“一度曾是我的”為準則連蕞爾小邦（格魯吉亞、摩多爾瓦）的領土都要割，乃為收拾英帝留下的爛攤子而已。條約讓緬甸保留猛卯三角地、江心坡一帶，緬方則歸還片馬、古浪、崗房地區以及班洪、班老部落。

抗戰八年期間，沿海一帶陷敵，重慶政府曾依賴穿過猛卯三角地的滇緬公路與後來的史迪威公路輸入物資，戰後這條公路還在，若強硬收回中國的那一段，將會切斷緬甸克欽邦與撣邦之間唯一的交通命脈，為中緬邊界釀造亂源。江心坡與高貢黎山以西則是1891 起被英帝北上陸續蠶食，併入英屬緬甸克欽邦，如今再將其分割在中、緬兩國內，將製造庫德族問題那般的死結，永無寧日。緬方歸還英侵佔的領土完全出於自願，蓋國民政府亦從未承認英國侵佔的合法性，國共戰爭敗下來的國軍殘餘部隊亦退守該地，緬軍打不過他們，讓解放軍“越境”處理乃製造國際糾紛，索性全部奉還。

今日，有蠢兼具史盲兼具不安好心者指責北京斷送國土給緬甸毫不吝嗇、卻不肯放過台灣。將兩者類比是降智降維，本不值一駁，但凡蠢的往往是常見的、受惑者必眾。台灣按面積比例是世上導彈最密集的地方之一，僅次於以色列；台灣屈居第二乃按土地面積和導彈的比例，若以常備庫存超出6,000枚，則勝過以色列—後者的打擊對象卻非中國大陸。

1950年共軍內戰未結束就被捲入韓戰，犧牲巨大，卻在半島的勢力均衡恢復後就走人，美軍反而留下賴到今天未走—撐到當下，反口要韓國出資負擔駐軍、並圖買下基地的地產，一點都不悟“塞翁得馬焉知非禍”的道理。1962年，中、印爆發衝突，為了英殖民者留下的一條未定界：印方出兵將具爭議的領土悉數佔據、中方把印方痛扁一頓就往後撤，保留未定界至今。蓋在“逞一時之快”與“後面沒完沒了”之間必須做出一個明智的抉擇。解放軍自1979年懲越戰爭後就沒有實戰經驗—今天兩國像是沒事人一般。

毛澤東說過“不打無把握的仗”。在中共不處於“極左”的羊癲瘋樣態時（今日似乎已過了該階段），其“統戰”樣態是鬥爭需講究“有理、有利、有節”。中國不可能在擊敗或至少擊退美國前就發動登島作戰。

目前，美中對決的局面有點像第二次國共戰爭爆發時的架勢：當時國軍四百多萬、共軍一百多萬，但國軍分佈全國、共軍只主打幾個點；當今是美軍分佈在全球750個軍事基地，而且在幾個佈防區已捲入了戰爭，中方只主打一個點。當年國軍並不齊心、相互支援不力；今日美國的島鏈盟國亦各自有盤算。對中方來說，“國防缺口”不必是國防缺口，也可以是一個捕鼠器。 （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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