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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9
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
徐全《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書影
書名：《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
作者：徐全
出版：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2020年10月16日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於我國領域連年侵擾的氣候下，中華民國國軍有無戰力保衛大臺灣，竟在國內引起熱烈議論。
一中不容二府
兩岸關係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兩個強人的對峙之中，出現了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的新變化，沿著中美貿易戰展開的路徑，美國為了維持全球領導地位，開始著手部署重組其全球經濟產業體系．從而全面強化臺美關係，當中也包括和臺灣的軍事合作和協防關係。也正是在這一種新冷戰結構形成的過程中，習近平針對臺灣提出了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說法，消滅中華民國意圖表露無遺，引起臺灣民意強烈反彈，把民主進步黨籍的蔡英文，拱成有史以來得票率最高的臺灣民選中華民國總統。而用以垂範臺灣的香港高度自治，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霸凌下，幾乎可以宣告腦死了。習近平何以如此躊躇滿志，因為2121年7月他將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然而對他來說，當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最大阻礙，就是至今仍在海上屹立不搖、並且日益進步繁榮的臺灣。
何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非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可，──無論是否以九二共識的話術掩蓋一個中國原則。因為一個中國的核心意義，就在於中國的主權不可分割，中國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全球國際法秩序中的中國主權唯一代表，然而這一個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獨占中國國家人格之合法性和正當性的三段論證，卻存在著一個絲毫經不起事實考驗的前提，那就是中華民國並未在民國38年10月1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哪怕它歷經了風雨飄搖的戡亂戰爭失利的年代，或者由革新保臺開啟的臺灣化過程，它依然在那裡。
紀念光復，實現脫殖
臺灣人民曾經選舉過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與抗戰後的中華民國和平建國制憲進程，並依《中華民國憲法》選舉產生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選舉出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副總統蔣中正、李宗仁，並對行憲後第一任行政院長翁文灝行使過同意權，完整地參與了中華民國憲法秩序和民主共和體制的締造；而在國際法上，臺灣的主權也已經過1952年《中日和平條約》締約過程的確認，屬於有效統治臺灣的中華民國。民國3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太平洋戰爭戰敗無條件向聯合國投降，9月2日，日本向聯合國遞交《降伏文書》，聯合國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頒布《聯合國軍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命令日本各地軍隊投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次日9月3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現為軍人節），9月9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聯合國中國戰區總司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投降，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代表受降，並頒布《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命日本中國派遣軍解編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與其各地區聯絡部。10月25日，日本駐臺灣第十方面軍司令兼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向聯合國中國戰區代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兼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投降，陳儀宣布臺灣人民恢復中華民國國籍，中華民國在臺灣設立臺灣省與各級政府，這一天是為臺灣光復節。
且不論臺灣在一年半以後即爆發二二八事變，臺灣人民張燈結彩喜氣洋洋迎接王師的心情，驟然降到谷底，而有廖文毅在香港組織臺灣再解放聯盟，悲憤直指臺灣需要第二次光復。無論如何，臺灣脫離日本的殖民地地位，臺灣人有機會成為自己的主人，臺灣自治，畢竟是臺灣人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和臺灣地方自治運動中長期奮鬥的目標，何況臺灣人確實是在戰後在法律上取得了中華民國主權者的地位，臺灣人和所有的中國人，都在《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民國主要參與起草的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獲得了可以作為自由人的政治承諾，特別是在殖民地人民有權利自決政治前途的時候，臺灣人事實上是擁抱了中華民國。臺灣光復，因此還是一個值得紀念和感謝的日子。
臺灣因為日本戰敗放棄臺灣主權而脫離了殖民地地位，事實上，中國也因為抗戰勝利而徹底擺脫了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而獲得完整的國家主權，受到國際社會的平等對待。中國以對日抗戰，贏回國格和國魂，也以中國的犧牲，以空間爭取時間，等到日本犯了戰略失誤，於1941年12月發動太平洋戰爭，全球樹敵，招引各國參戰，才能最終在國際軍事合作下，解放了臺灣、朝鮮、越南等殖民地人民。說中國人民犧牲是為了光復臺灣，那就太過矯情，但不容否認，中國人民的犧牲和英勇抵抗，使日本陷入泥潭、消耗國力，是日本戰敗的主要原因。
最後關頭，國軍抗日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Pearl Harbor），次日中華民國加入同盟國，正式對日宣戰。在此之前，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就已經至少獨立抗戰四年了。日本在侵略中國之初，曾經有過三月亡華的誑語，但民國26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第29軍第37師第109旅第219團吉星文部死守宛平城，則逼出了蔣中正的廬山抗戰宣言《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先是重申：「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進而言：「我們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但是，「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前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民國26年1月遷都陝西省延安縣，2月中國共產黨發表〈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表達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取消國家建制、改編紅軍等意願，8月22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西省洛川縣召開擴大會議，決定以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作為紅軍之作戰方針，配合正面戰場，開闢敵後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為獨立自主作戰，乃設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擔任主席，用以過濾不利八路軍的任何來自軍委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的命令，以應用各種藉口加以推託；所謂游擊戰和配合正面戰場，就是不打硬仗；建立抗日根據地，就是變相地恢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層政權，建立國中之國。9月，經過數月與國民政府談判，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終於公開發表，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撤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所謂國共第二次合作成形。當時日軍攻進山西，八路軍第115師獨立團楊成武部前往支援，毛澤東於行前做出七二一方針，指示八路軍應七分發展自己，二分應付國民政府，一分對日作戰。
第一場中日兩國大型會戰，是八一三淞滬會戰。國民政府發布自衛聲明，指出中華民國對於參與國際尋求與各國共存的願望，但也要日本尊重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所以面對日本無止境的侵略逼迫，中華民國不得不抵抗暴力，起而應戰。結果淞滬會戰就打了三個月，最後由第十九集團軍第72軍第88師第262旅第524團謝晉元部率領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掩護國軍撤退。會戰初期8月14、15兩日，中華民國空軍初試啼聲，於筧橋、杭州、南京與日軍空戰得到大捷，這是我國八一四空軍勝利紀念日的由來。
中華民國國軍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中正委員長的領導統馭下，以血肉之軀迎戰日本的千軍萬馬。上海、南京陷落，國民政府先遷武漢再遷重慶。此際日本對於長期深陷中國戰場已感到負擔沉重，27年3月，日本實施《國家總動員令》和《國民徵用令》。6月至10月，日本以舉國之力進攻武漢，中華民國將黃河決堤阻滯日軍行動，會戰結果，日本大量消耗，無力再積極進攻，戰爭從此進入戰略相持平衡階段，日本乃決定對中華民國進行政治誘降。11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近衞文麿提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主張，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汪精衛認為國軍戰力不足抵抗，乃由重慶出走，響應日本主張，推動和平救國運動，於民國29年3月，在南京另建國民政府，而與日本簽訂《日華基本條約》片面媾和，協助日本清鄉，提供軍需，和協同日軍戰鬥。毛澤東則派中共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組建華南情報局，與南京國民政府最高日本軍事顧問影佐禎昭以及特工總部主任李士群進行情報合作，並與日軍達成類似互不侵犯安排，日軍不進攻中共控制區，以交換中共不破壞鐵路運輸。由此可見，抗戰伊始，共產黨就全心全意在保全實力，壯大自己，不惜出賣中國。
武漢會戰後，國軍固守大西南，戰局陷入膠著狀態，日本自民國30年12月分兵攻打亞洲太平洋各地，美國、英國從此與日本決裂，與中華民國結盟，而中國為守護大西南補給線滇緬公路，則派軍遠征緬甸，支援英國作戰。32年春夏之交，日軍欲突破僵局，乃發動鄂西會戰，欲沿長江而上，突破三峽，直搗重慶。國軍第18軍第11師胡璉部浴血抵抗，戰至彈盡援絕，改以白刃徒手肉搏，終於堅守住湖北省宜昌縣石牌鎮要塞，解除陪都之危。此役之慘烈，被譽為蘇聯抵抗納粹德國的護國戰爭東方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之戰。
民國32年11月起，由獲任為中華民國空軍參謀長的美國人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率領的中美戰鬥機群大舉轟炸日本占領區內的鐵路與公路交通，甚至遠征日本本土與臺灣，中國佔領區內的物資運輸亦不斷為各地敵後游擊隊所阻斷破壞，於是日本決定再傾舉國之力發動「一號作戰」大決戰，戰略目標為開通由東北經河南、湖南、廣西到中南半島的路線，鞏固對中國東半部的統治，以及佔領中國東南方的各空軍基地，避免日軍海上交通線和本土受到攻擊。33年4月至12月，豫湘桂會戰爆發，其中衡陽會戰，第10軍方先覺部激烈抵抗，導致日軍雖然慘勝，卻疲態盡露，無力擴大戰果，最後在美國步步奪回西太平洋各島後，兩顆原子彈投擲日本本土，日本自知大勢已去，終於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戰爭。
八年抗戰，嚴重地拖垮中國這一古老的國度現代化和民主化的進程，民眾傷亡2000萬人以上，其中被日軍殘殺有578萬7千多人，流離失所者1億人以上，中日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戰鬥2萬8931次，國軍陸軍120個軍354個師官兵傷亡、失蹤總數321萬1419人，空軍陣亡官兵4321人，飛機消耗2468架，國軍將領為國捐軀者206人，戰爭導致的財政赤字更是巨大而難以彌補。日本以一個現代化的新興強國，何以無法像歷史上的蒙古人、滿洲人，以異族征服中國，依本文之見，一是蔣中正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大戰略正確，破解了日本短期內征服中國以及以華制華的圖謀，更等到和爭取到美國的參戰與合作，不斷地消耗日本國力；另一原因就是日本錯誤地發動太平洋戰爭，與亞太周邊的美、蘇和英國為敵，終而自取滅亡。無論如何，中國迎來了近代以來千載難逢的機遇，八年抗戰凝聚出中國的共同體意識，使中國從文化世界被打造成為新興的民族國家，從而因抗戰的勝利，而置身在一個無敵國外患、而且國家被聯合國接納為五強的國際環境中，如此則理當得以展開和平建國，但抗戰的結束，卻使因抗戰而休戰的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恢復敵對，繼續了戰前暫停的內戰。
金門大捷，兩岸分治
經過了八年抗戰，中國共產黨的兵力，從撤退到延安之初的2萬多，發展到了120萬人，顯見中共自主敵後作戰、不打硬仗的狡獪。戰後國軍裁兵，共產黨則不斷增兵。國軍普遍厭戰，共軍則以戰養戰。共產黨退出制憲，拒絕承認行憲政府，國民政府宣告共產黨叛國，國軍與共軍在民國37年9月至38年1月間，展開戰略決戰，包括遼瀋、徐蚌（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42天內，吞噬了國軍144個正規師、雜牌軍29個師，消滅154萬多人，蔣中正在總統下野之際，宣布成立了十四個編練司令部，重新招募國軍官兵，可知，國軍大半已被打掉，因而需要重練。
北平和談破裂，毛澤東命令解放軍渡江，向全國進軍，解放軍席捲神州，勢如破竹，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重新被提起，代總統李宗仁屬意大西南，而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則慧眼獨具，早已看中臺灣，原因是臺灣遠隔海洋天險，控制沿海，聯繫外洋，加以中共勢力薄弱，易於治理，因而在下野前即任命前參謀總長陳誠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38年7月再策動行政院同意陳誠出任東南軍政長官，下轄江蘇、浙江、福建、臺灣四省。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平成立，月底解放軍兵鋒直抵臺灣海峽，陳誠主持大臺灣防衛，調度胡璉新建之第十二兵團出廣東支援作戰，10月25日臺灣光復節凌晨，解放軍夜襲金門，遭國軍痛擊，激戰至27日，解放軍全軍覆沒，是為金門古寧頭大捷，11月3日，胡璉第十二兵團再支援浙江舟山登步島防衛，再獲大捷，東海與臺灣海峽海上形勢轉危為安，第十二兵團改制為金門防衛軍，鎮守大臺灣前線，12月7日，行政院長閻錫山率領中央政府自成都遷臺北，兩岸自此分治至今。
亡國亡史，毀碑滅跡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中華民國已經滅亡，是中華民國的完全國家繼承，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接受中華民國依然存在的難堪事實，其做法就是一勞永逸地消滅中華民國，在國際政治上主張實力原則，並以此掩護國際法上的一個中國原則，另一方面，則是對內長期持續進行鎮壓反革命與政治整肅，目的在清除中華民國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殘留影響力，斬斷民國遺民故人的寄望。如清儒龔自珍所言：「欲要亡其國，必先亡其史。」歷史的消除包括有形的歷史紀錄和遺跡，以及無形的歷史記憶和精神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何在民族主義上證成自身在反帝國主義上的貢獻，面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領導抗日的這一段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豈能甘於自居配角，所以就以最為粗暴拙劣的方法來竄改和消除歷史真相，此即全面摧毀一切與國民政府和國軍有關的歷史印記，不幸地，抗戰時為中國人民犧牲的國軍戰士，身後竟然就在自己守衛過的領土上、自己魂魄屍骨的歸處，被自命為唯一合法代表中國主權的黨國政權以其意識形態支配的建制性集體暴力推倒墓表碑刻、挖墳毀棺、挫骨揚灰，真是情何以堪。
天地不仁，人間有情
就在抗戰勝利七十五週年的今年，香港城市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徐全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一書，將他數年蒐集的一百多個中國大陸各省國軍抗戰紀念碑現狀做了詳實的調查和報導，他告訴了我們一個殘酷的事實，所有的紀念碑和墓園都遭受過無情的破壞，無一倖免，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待中華民族抗日民族英雄的態度，令人髮指，更不知何以中國人還有臉向日本政府抗議該國將侵華戰犯放入靖國神社祭拜。徐全也提醒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重修國軍抗戰紀念碑的作為，其實目的只是為了對我國進行統一戰線工作，分化臺灣內部的團結，其並無意尊重歷史，促成兩岸和解。重修後的紀念碑，絕大多數，都是用盡心計去除掉了中華民國的象徵符號，青天白日國徽因與國民黨黨徽類似，在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氛圍中，是被當作國民黨的符號而重建的。徐全存心敦厚，在書中便未揭露諸如位於安徽省安慶市潛山市的陸軍一七六師抗戰陣亡紀念塔情形，由白崇禧將軍題字的原塔在 1954年被毀，後於中國文化大革命後重建，現在的題字者則是前總統府秘書長、前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在他題字的上方塔頂，則高懸著一顆五角星。就不知道吳伯雄知不知道他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府秘書長，就這樣幫共產黨的移花接木背書，是不是有愧於先烈了。
徐全的工作，在我看來，就像是收拾黃花崗起義烈士英骸而為之下葬的潘達微，潘達微讓國殤得以永受祭祀和尊崇；徐全則把全中國的抗戰紀念碑故事蒐集起來，在中華民國臺灣出版專書，讓世人能重新認識抗戰史，也認識這些保家衛國、反抗侵略的國軍戰士無名英雄，他也在向我們揭示真相，偌大的中國大陸並無國軍官兵靈魂真正的歸處，只有臺北的忠烈祠以國家英雄待之而四時禮敬他們。徐全是個有心人，超越了兩岸政治，而能基於人道關懷和歷史想像，從人的愛恨真實感情中走近荒煙漫草中濕冷的斷碑殘碣，感受到這無數人傑鬼雄心中的蒼涼與委屈。
中國對日抗戰，是臺灣的外省人離開家的第一個原因，然後為了追尋自由與幸福的家園，來到臺灣。這是新臺灣人的《出埃及記》。在這篇波瀾壯闊的史詩中，抗戰從日本預期的三個月，打到八年，接著，國軍在戡亂戰爭中潰敗，怎知解放軍百萬雄師，竟會兵敗古寧頭，從此難以跨越海峽天險，臺灣就是那流奶與蜜應許之地。抗戰由民國26年盧溝橋事變吉星文團長抵抗而全面展開，兩岸熱戰終結於民國47年的八二三炮戰，吉星文將軍不幸殉難。這是臺灣最後一批大規模中國大陸移民的故事，當然是臺灣史的一部份。而這一史詩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沒有絕對的強國強軍，眾志成城，哀兵必勝。我很欣賞胡璉兵團裡流傳的名言：「沒有十二兵團就沒有臺灣，沒有臺灣就沒有中華民國。」回顧當年國共懸殊軍力，兩岸都是中國軍，國軍戰力幾乎歸零，國軍投降就好，何必浴血沙場，遠離家國。撫今顧昔，不正因為臺灣屹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才讓徐全關於國軍抗戰的這一本書還能夠在中文世界裡自由出版嗎。是的，這就是臺灣存在的價值，我們必須全力保衛臺灣的理由。
民國109年11月3日8時
臺北晴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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