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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12
曾建元 | 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時任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訪問學者
民國九十年八月，我承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邱榮舉教授的舉薦，參加了2001台灣大學兩岸學術文化交流訪問團訪問中國大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與復旦大學的行程，並出任學生團團長職務。此行是由邱教授親任行政總監主持策劃，社會科學院學生事務分處李鴻茂股長擔任秘書長總理庶務，並由社科院學生會與兩岸學術文化交流會支援行政。在他們之外，本團的成員包括有以下諸位師長：名譽總團長前法學院長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袁頌西校長，總團長社科院包宗和院長、副團長社科院陳德禹和陳正倉兩位副院長，總顧問前總務長趙永茂教授，以及造船及海洋工程學系孔慶華教授、前政治學系梁雙蓮教授、立法院許鍾碧霞委員、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徐亞萍主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講師邱榮裕博士、立法院圖書館范佐雙副館長和立法委員林明義國會辦公室田麗虹主任等多位顧問。研究生以國發所在職進修專班的碩士生為主體，另有一般生及會計學研究所企業主管企業管理碩士學位班碩士生各一名，大學部學生則以社科院各系為主體，但亦包含了來自法律、管理、理、醫、工、農、電機資訊、公共衛生等各學院的學生。全團人數達八十餘人，規模不敢稱絕後，但直可謂空前。
這次的活動，是繼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社科院學生會舉辦第一次兩岸學術文化交流活動後的擴大與延伸，與大陸三校的聯繫接洽則是通過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的正式公文往返，因此，雖然主要成員係來自社科院，但就形式而言，實則為第一次正式的校級兩岸學生交流活動，對此，台大本校固然相當關心此行的安排是否周全，對岸亦給予一定的重視，事前我們即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將接見本團，職是之故，我更深感責任重大，希望能夠在大陸校園中為台大人留下好的形象。由於決定參加的時間較晚，七月底我人尚在廣東肇慶參與另一項研討會活動，直到八月三日還羈留在香港，八月一日在社科院第一會議室舉行的行前講習會我乃無法參加，而原訂此行所將發表的論文也就終究不克完成，當然，許多行前的作業我也大半未能參與，多虧團員們的諒解和團裡幹部的工作分攤，纔能使我毫無後顧之憂地全心在其間享受旅行的樂趣。這可要先在文前謝謝大家。不過，由於少部份團體行程我並未參加，所以本文所記，並非本團此行的完全記實，這也是要預先說明的。
北京
8.8
早上六點在台大社科院集合出發，在傍晚的時候飛抵北京。
在此之前，北京我已經來過三次了。第一次來的時候，是在民國八十一年的九月初秋，北京才剛剛從八零年代末的黑夜中甦醒，十一國慶，四處紅旗飄揚。我成日騎著腳踏車，頂著來自內蒙古的風沙，穿過胡同和環城大道，探看縱橫古今的帝都氣象。那是個還在使用外匯券的年代，我驚訝於內外兩套價格的懸殊，千金不久散盡，從阜成門一天三百三美元的金都假日飯店，不得不借了北京朋友的身份證，住進白石橋一天九塊半人民幣的防空洞改裝地下小旅社華青旅社，附近還有「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大招牌。每天騎車經過有公安站崗的北京友誼賓館，想幾天前我就是生活在那一個繁華世界。我對於故宮、長城、十三陵（明定陵）、頤和園的印象，都停留在那個時候，此後就再也沒有那種初遇的閒情逸緻去一一觸摸、品味那些古老而偉大的建築了。
第一餐吃的是東來順羊肉館的涮羊肉。吃涮羊肉，不就應該到王府井大街東市安場的百年老店吃嗎？我們給新華旅行社帶到位於某棟現代樓房裡的某家分店，整個建築內外的色調灰暗冷淡，內部裝潢與公共設施工程品質草率，唯有那又薄又鮮嫩無渣的內蒙古集寧小尾巴閹綿羊肉片和滾燙的燒炭火鍋，才讓略帶失望的心情重新又熱了起來。
餐後我們進駐白石橋路上的北京友誼賓館敬賓樓。雷鋒同志不見了，公安不見了，白石橋路拓寬了，兩旁的行道樹砍了，我以前住的防空洞小旅社消失無蹤了，計程車隨意進出北京友誼賓館館區載客，裡面不時傳出熱門電子音樂演唱會演唱羅大佑歌曲的嘶喊聲。
8.9
一夜沒睡，在客房裡拿手提電腦打了一夜的稿，然後趁早搶在商務中心剛開門的時候列印。所幸同房的本團副執行長國發所鍾國允助教睡得很沈，沒驚擾到他。這些事原該在台灣就做好了，但實在沒法子在短期內完成這篇計劃外的文章。從商務中心回敬賓樓竟然迷路了，結果耽誤了路程，使全團的人都在等我這個學生團長。
我們第二車的地陪吳慧琪告訴我們說，平常外人是沒法進北京大學的，她這回倒是沾了我們的光順便進去參觀一下。車行約一個半鐘頭，北大港澳台辦公室潘慶德副主任早就帶領一群學生在北大燕園校區西側門等候我們了，裡面還包括了在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攻讀博士學位的台大政治系校友朱榮彬。我們沿著滿植柳樹的荷塘勺海，來到西門前毛澤東手題的校名匾額下留影，然後跨上通往校舍的拱橋，走進校區。我們首先參觀了座落於鳴鶴園內的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這是以創辦人美國阿瑟‧賽克勒為名的博物館，陳列著中國大陸考古教学標本和北大考古學系近年来考古工作的成果，是一個非常令北大人引以為豪的精緻博物館，我來北大兩次，每次都被帶到這裡。裡面的書面解說都很清楚和嚴謹，我喜歡看有關商周的文物，它證實著《史記》記載的中國上古史，讓我感覺到一種遙遠而神秘的呼喚。中國大陸文史考古學界刻正在進行所謂「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龐大研究計劃，即用現代的考古學上的技術與成果去驗證或校訂《史記》有關三代的內容，在賽克勒博物館，我們看到了那種純粹求真的知識的力量。
走出博物館，我們則走經未名湖畔的未名路，前往逸夫樓百年講堂，參加兩校師生的座談會。座談會由北大何芳川副校長和本團袁校長共同主持，會前兩校師長們則在小會議室先行會面，何副校長感謝台大陳維昭校長在北大百年校慶的到訪，為我們介紹了北大百年的發展與現況，並就北大設立MBA（工商管理碩士班）、MPA（公共管理碩士班）等事宜請教台大有關經驗，袁校長則就他擔任法學院長任內擘畫成立管理學院並尋求美國大學給予教學研究支援的經驗與北大交換心得，並表達了兩校可就彼此長項進行交換教授、學生和合作推動研究計劃等建議。在接下來正式的座談會中，袁校長和何副校長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兩岸關係的未來，都將由兩岸現在的年輕世代主導，台大和北大的校友必然在其間引領風騷，發揮領導的作用，所以兩校同學的加強交流與增進瞭解，對於兩岸關係乃具有深遠的意義。我則代表本團學生致詞。我藉我大學時代許多大學生捧讀的三本書為引子，談到北大精神對於台大的影響：
第一本書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法律系校友金耀基的《大學之理念》，這本書裡介紹了中研院創院院長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大學治校理念，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一文中，指：「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而大學之所以為大，就在於循思想自由之通則，兼容並包各家之言，使之「樊然並峙於其中」。蔡元培在任內聘請了陳獨秀、胡適之等大師，開啟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風潮，而他的自由主義教育理念，則被北大學生、後來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所所長、北大代校長、台大校長傅斯年帶到台大。傅斯年以「歸骨於田橫之島」的決心投身台大校務，他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抗拒中國國民黨黨工制度和思想洗腦教育進駐大學，他在四六事件中營救學生、力保學生，一如當年北大的蔡元培校長。傅校長身後長眠於台大傅園，受到台大師生的永遠追懷，而傅鐘則成為台大校園思想自由的永恆象徵。今天我竟來到北大的百年講堂，蔡元培領導的北大在近代中國豎立的大學典型，讓我深深感到，作為一個台大人和一個大學的教師，傳承那被傅斯年移植到台灣的北大精神，在我身上是多麼重大的歷史責任啊。
第二本書是旅美學者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國民黨曾經把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全部歸因於五四運動，又擔心五四運動對學生運動的感染力，因此，以前在校園裡一度把五四當成禁忌的話題。但我們都知道傅校長當年在胡適之的鼓舞下，參與創辦了《新潮月刊》，起草〈新潮發刊旨趣書〉，呼應陳獨秀的《新青年》，鼓吹思想革命，更是火燒趙家樓交通總長曹汝霖宅邸的帶頭者之一。以前的台大學生喜歡談五四運動，自許為北大的傳人，嚮往與崇尚的就是這種愛國的精神。台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乃出於傅校長的演講詞，是不是充滿了五四的味道？我在東吳大學時曾經創辦了學生報《時潮》，用的就是《新潮》的典故，這亦可知北大精神所及者，在台灣不只台大學生。
第三本書，則是旅美學者吳訥孫（鹿橋）的《未央歌》。《未央歌》寫的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浪漫校園故事。西南聯大正是抗戰期間北大與清華、南開於雲南昆明合辦的流亡學校，北大燕園裡還留著西南聯大的紀念碑。《未央歌》頌揚人世間最善良的品格和最真誠的同學情誼，大學是知識的殿堂，也是青春的樂園。台大大氣科學系校友黃舒駿寫了一首同名的歌曲，傳唱大學校園，可知《未央歌》在台灣受歡迎的程度。《未央歌》裡的主角童孝賢、藺燕梅、余孟勤、伍寶笙，簡直就是台灣大學生的偶像，黃舒駿的歌詞不就寫著：「你知道你在尋找你的藺燕梅！你知道你在尋找你的童孝賢！你知道你在，你知道你在，你知道你在尋找一種永遠。」幾年前鹿橋為前經濟部長李達海的傳記《石油一生——李達海回憶錄》寫序，大家這才知道，喔，原來書裡面那個博學又勤懇的心理系高材生宴取中（大宴）就是他！
最後我則談到對於強化台大與北大學生交流的期待。我談到五十四年前台大曾經發動聲援北大學生運動的往事。那是一九四六年聖誕夜北大先修班文法組女生沈崇遭美國軍人皮爾遜強暴的事件，結果掀起了全中國大學反美抗暴運動的怒潮，台大學生自治會在台北發起遊行聲援北大。家父那時正在台大法學院經濟專修科就讀，也是聲援行列中的一員。至於一九八九年北大參與的六四學運，對於一九九零年台灣三月學運的啟發與影響，則更不在話下。我上一次跟著台灣中華兩岸論壇協進會到北大訪問，北大找了一個博士生，把我們丟到賽克勒博物館，然後再帶到未名湖畔放牛吃草，最後到圖書館照照相，看到的荷葉和柳樹比北大人還多。我期待兩校的學術交流不要僅限於老師，也應當及於學生、特別是研究生，假期裡北大學生都回家去了，所以真正深入的學生交流活動，應該是找一個課題，譬如學術研討會或短期進修，讓學生能參與校園平日的活動，進入當地師生的生活。
本團學生團副團長郭世良同時在監察院服務，他對北大也是別有懷抱，基於業務上的需要，他正在撰寫有關蔡元培的文章，因為蔡元培曾經擔任過國民政府的監察院長，因此他也是來北大尋找蔡元培的身影的。
兩校的同學都分別提問和說明校園生活的狀況，對e世代的大學生而言，其實他們是擁有許多共同的時代流行話題的，他們看同樣的電影、小說，聽同樣的流行歌曲，本團學生團執行長溫聖華也是本校兩岸學術文化交流會的會長，他自述自寒假訪問大陸後，便經常通過網路與大陸朋友聯絡。北大學生也對於留學台大十分感到興趣，曾任教育部次長的袁校長則說明問題卡在大陸學歷認證的政策。北大現在有大量的台灣人正在就讀，兒子在北大就讀的許鍾委員認為與大陸相較，台灣的政策無視於大陸名校如北大者各國公認的國際學術水準，根本與世界主流價值脫節，實在過於保守和顢頇，應該適度開放大陸學歷認證，以爭取大陸優秀人才來台貢獻所長。不過，台灣的發展經驗，顯然還是北大師生最感興趣的問題，他們問到台灣的政黨輪替與民主化問題，袁校長從人類爭取民主的歷史經驗，指出台灣民主轉型的時間不久，民主政治文化的基底尚淺，因此還有許多需要努力之處，包院長和陳德禹副院長則說明民主化的經濟與社會條件在台灣形成與成熟的過程，同時也指出教育對於型塑國民民主素養質的重要性。大陸近日對國家主席江澤民二零零零年二月於廣東提出的「三個代表」論述（中國共產黨要「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的大肆宣傳，江澤民又公開表示歡迎企業家加入共產黨，北大學者則認為這些都是共產黨由無產階級政黨向全民黨轉型的一個重要徵兆，這在未來有可能使共產黨進一步開放政權。
中午在留學生宿舍勺園用餐，我把我主編的報紙《搜神記》第四期在杯觥之間分贈給北大同學。這是東吳大學社團人聯誼會出版的以探討學生事務與社團輔導為發行宗旨的刊物，該期收有北大政治系碩士生楊志敏所作的〈北京大學學生會運行狀況介紹〉一文，該文批評〈北大學生會章程〉學生會應「接受校黨委的領導和校團委的指導幫助」的規定，認為已使學生會淪為校黨委和校團委領導下的輔助性學生自治與自我服務機構，而不能得到大部分學生的信任。
北大一位唸工科的同學在路上問了我到台大唸書的可能性，他說他很嚮往台大，對電腦很有興趣，知道台灣在半導體產業方面實力很強，希望有機會到台大深造或到台灣工作。我跟他說，據我所知，台灣還未承認大陸學歷，因此他可能無法到台大唸研究所。他聽了大惑不解，為什麼北大的學歷竟然還有國家不承認？我跟他說，學歷的承認是國家主權的行為，不是理所當然的，當然，對世界公認的大學都裝做沒看見、不存在，著實也有一點離譜。我安慰他不要失望，也許等他畢了業台灣就開放了，或者他就留在北大深造，再看看能否申請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中華發展基金獎助，到台大做短期研究。他又問了我如何處理失戀的問題，我說，要理性，也要灑脫，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戀一枝花，要謝謝她曾經愛過你，要讓她永遠懷念你，要讓她後悔沒和你一起。他聽了點點頭，說他和分手的女友仍是好朋友。
朱榮彬帶來幾位北大政治系的博士生和我們一道用餐，有一位叫胡云喬的，是做選舉研究的，本身有一個《中國選舉研究》的網站，我跟他提起不妨以中研院士台大政治系胡佛教授的選舉研究室為典範，開始逐步建立、累積中國大陸選舉的有關數據統計與分析資料，長此以往，才有機會在大陸選舉研究這一領域獨步中國。我跟他說我的同學陳淳斌的博士論文就是做蘇南地區的村民自治及選舉的，胡云喬說，村民自治已經不算什麼了，現在大家的焦點都放在鄉級選舉，他又說到，他們最近曾經請四川省一個鄉的人民代表到北大演講鄉級選舉問題，為學校所拒，後來把題目改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之類的，就完全沒事了。我們又談到博士就業的問題，一位叫唐娟的說法令我印象深刻，她說，除了北大之外，基本上想去哪裡教書，「隨心所欲」。
下午，本團在北大中國語言文學系舉辦《客家文化與兩岸發展》兩岸學術研討會，有多位北大客家裔教授應邀與會，並有多位有興趣的北大學生列席聽講。該項活動分成兩個單元，《客家文化》和《台灣發展‧行政》，有大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客家語節目前來錄音採訪。第一個單元由邱老師主持議程，有兩篇論文發表，邱老師的〈論客家文化與台灣客家發展〉以及范副館長的〈論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二個單元由趙總務長主持，發表論文有賴進祥〈論傳染病與台灣二二八事件〉、鍾國允〈論合憲性審查制度〉、陳玲玉〈論台灣民主憲政發展〉、曾建元〈論台灣修憲與選舉政治〉、鄭治平〈論台灣政黨輪替與文官行政中立〉、陳邦豪〈論國家賠償程序與行政訴訟程序〉、吳宏志〈論台灣的教師免稅政策〉、台師大邱榮裕老師的〈論東亞同文會與近代中國政治關係〉，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張海英教授的〈論晏陽初的平民教育與傳統的鄉村社會〉。在短短的一個下午要完成全部十一篇的論文宣讀，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特別是內容各具專門性，但由於時間只夠每人三分鐘唸唸論文大綱，評論和討論的程序只有從簡省略。一位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在綜合討論的時候，質疑兩個單元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繫，使得關心客家文化的聽眾與關心兩岸發展的聽眾之間找不到共同對話的基礎，徒然使這場研討會成為自言自語和各說各話。邱老師意有所指地答覆道，原先北大聯繫單位並不願意與台大合辦這項活動，在無法與政治系或相關系所取得協調的情況下，本團只有改而尋求自中文系突破限制，而不得不抬出「客家文化」的帽子以沖淡「兩岸發展」此一主題的敏感度。這真是一個風格特殊的研討會。
北大港澳台辦七月一日給台大國際學術交流中心的公文，乃是表示研討會的籌備需要半年一年的時間方能形成論文，故而無法配合召開研討會。我認為，倘若北大的態度果真一向如此慎重，台大社科院真應該從長計議，在本團回國後好好規劃兩校合辦研究生論文研討會的大小事宜。邱老師私下告訴我，北大與台大的學術交流協議遲遲無法簽訂，就卡在一個中國問題，因為北大不願見台大以冠以「國立」兩字的正式校名出現在兩校官方文書上。兩校的合作本身本即具有極大的指標性意義，或許在兩岸政治關係低迷的當下，北大校方不願橫生枝節、自惹麻煩吧。不過，以我的經驗，要辦類似的小型研討會其實並無困難，也沒有必要非要那麼大費周章不可，研究生平日都要寫研究報告，大陸的博士研究生訓練更以論文的研究寫作為主，就特定主題召集研究生發表論文，並非難事，實在花不了一年半載。中午在勺園與我們共餐的北大政治系博士生，都因為事先不知道這項活動而另有要事不得不告退，可見北大的文宣部門乃低調處理這次活動。我們平日難得與大陸的研究生交流，好不容易來到北大，竟然碰上了個軟釘子，讓人略感失望。至於教授部份，也許他們下筆較為慎重，不容著文輕率而需要較多的寫作時間，但北京航大的張老師不也完成了一篇論文嗎？
晚上是大陸全國台灣研究會在亞運村東北虎餐廳的宴請。之前我在廣東省台灣研究會於肇慶舉辦的《粵台產業互動暨台商投資權益保護》主題研討會上，曾與專程南下的該會姜殿銘副會長、曹治洲副秘書長和研究部董立欣副主任共處數日，不數日又在北京重逢，感覺格外親切有緣。姜副會長是東北人，為我們解說東北菜量大實惠的特色，而那一道大大的扒豬臉，則是東北的招牌名菜，一如烤鴨之於北京。曹副秘書長個性直爽，我記得第一天晚上到肇慶，在星湖畔吃宵夜時他喝著白酒痛罵台獨，但也承認台灣的選舉實在有意思、很好玩，可說是看戲的比演戲的還更入戲，真是個可愛的北方人。
席間北大中文系劉錦云教授知道我在唱合唱，便請我代邀台大合唱團到北大演出，她說之前有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音樂系的合唱團和管弦樂團到北大演出，感覺很溫馨，一般同學也喜歡這種輕鬆的形式，尤其是大學部學生更是歡迎，在促進兩岸年輕人交流的效果上最好。我答應回去轉達，趙前總務長則亦表示願意協助玉成其事。
8.11
結束北大的訪問後，在北京的行程除了大陸國台辦在釣魚台大酒店的座談與宴請外，主要為歷史景點的參觀，遊覽地點包括了八達嶺長城、明十三陵、故宮、頤和園等，我沒有參加，而是四出拜訪朋友。我的北京朋友都住進了單位配的新房，經濟起色多了，生活得都很適意。幾年前借宿北京《農民日報》王大哥和小燕姐的家，他女兒小雪當年才剛進小學，如今已彈得一手好古箏，還是小學班上網路電子報的編輯，還記得送她《娃娃看天下》漫畫書的建元叔叔；第一次來北京時認識的姑娘小紅，現在則是一個幸福的妻子和母親，這回特地下廚，和他北大法律系碩士畢業的丈夫在新華社配在石景山的新居裡請我吃飯，他們人來瘋的寶貝兒子笑塵則盯著《西遊記》的動畫，跟我說了一堆孫悟空七十二變多厲害的故事。我的這些好朋友們，都期待有一天，能不需要憑藉什麼工作關係或假借什麼名目，自由地來台灣走走看看。
晚上與大陸國台辦進行座談，國台辦特別表明希望多聽一聽年輕人的聲音，我和溫聖華乃代表本團學生偕師長們與會。國台辦王在希副主任和國台辦主任助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孫亞夫副會長親自聽取我們對於兩岸關係的建言，與會陪同的大陸學者有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穆懷閣研究員、張崇根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裘元倫前所長，以及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朱成虎副所長。
台灣政黨輪替這一年以來，在政治與經濟方面表現的跌跌蹌蹌，加上媒體以似是而非的民意測驗，製造出民眾大幅支持一國兩制的外界印象，進而動搖及民眾對於台灣前景的信心，乃使得大陸在處理兩岸關係上的自信提升不少，所謂「觀其言，聽其行」的策略，正顯示了大陸的從容心態，即認為以兩岸政經實力的消長趨勢，在時間因素上乃不利於台灣，因此在三通等問題上不必虛耗精力在與台灣談判，職是，大陸雖然一方面放寬了一個中國三段論的內容，不再強調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另一方面，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上，卻寧左勿右，不願給予台灣任何彈性解釋的迴旋空間，也不願思考兩岸長期的政治僵局對於兩岸人民民族感情的負面影響。王副主任的致詞，便流露出這種姿態，他反覆談到大陸經濟的高度成長，台灣高科技產業西進長江三角洲的風潮，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支持度的上升，台灣內部對於凝聚兩岸政策共識和鞏固政府領導中心的嚴重分歧，以及大陸第四代領導梯隊逐漸成熟、中共意識形態務實化等問題，他也強調，只要有利於兩岸和平統一的事，大陸方面吃一點虧沒關係，絕對願意嘗試、努力，他也說到，由於民進黨主張台獨，大陸目前在政策上不願意與民進黨有所接觸，但仍歡迎民進黨的公職以個人身份往訪大陸。
陳德禹副院長則愷切地發言建議，大陸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應當重視台灣的發展經驗，借重台灣的智慧，同時應該發揮以大事小的風範，以更寬闊的胸懷來處理兩岸關係，方能贏得台灣人民好感，爭取台灣人心，並使得台灣樂於參與大陸發展的進程。他也指出，大陸對於台灣的民進黨政府應當存在信心，適時地幫助陳水扁化解其面對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困境。陳水扁在總統就職演說中已經公開表達大陸政策上「四不一沒有」的善意，接下來又有跨黨派小組「三個認知，四個建議」的共識提出，對於一個出身自台獨黨的政治人物而言，這不啻是對於其原有立場的一大讓步，並且要甘冒原有支持者和同志批判甚至背叛的危險，結果大陸果真以事實上的表態，證明台灣不能在兩岸問題上對大陸做任何的妥協，不能對大陸心存幻想，大陸是得是失，實在應該好好反省、重估。陳副院長認為大陸應給予陳水扁時間，並且給予陳水扁證明新中間路線是可行的的機會。趙前總務長也提醒大陸注意陳水扁的靈活性，不要拒絕與之對話。
孔老師的發言，頗有東方朔的味道。他說他是河南人，河南位處中原，歷來征戰中原死傷最為慘烈，但大陸經濟開放的這十年，甚至所謂開發大西部的發展戰略，卻都從未給河南以任何補償或優惠，他要為他的河南鄉親請願。孔老師說得在座無不為河南抱屈。但在隨後的餐宴上，孔老師則自揭其用意，他說，他這乃是在揭露選舉政治與所謂本土化的本質，訴諸鄉情是可以換取選票的，大陸在看待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時，必須要認識到這個屬於人性的根本，才不會放大扭曲和做出誤判。
裘前所長則從兩德統一和歐洲統合的過程談兩岸關係的改善之道。他極度稱揚西德布蘭德總理在推動東進政策以及莫內在推動歐洲煤鋼共同體時力排眾議的格局和遠見，他認為中國的統一應該從兩岸尋求相互諒解開始，而且應該是一個長期的統合過程，因此需要時間與耐心。他不認為在這一點上對兩岸的政治領導人可以投以太高的期待，因為他們之間糾纏了太多的歷史情緒和政治計算，而且大陸本身有提高綜合國力的當務之急。真正值得期待的，是兩岸各自的年輕世代。
我的發言，一開始即忍不住要痛訴中共黨工在兩岸民間交流中的丑表功。我以奧地利林茲二零零零年第一屆合唱奧林匹克比賽中的親身經歷為證。當時我是以台北世紀合唱團的團員身分參賽，親自感受到台灣處處受到打壓的種種委屈。首先，台灣在大會手冊上的名稱即被竄改為中國台北而非奧會模式的中華台北；比賽期間，台灣與大陸同時得獎，卻被惡意冷落而未獲通知受獎；在大會閉幕式上，獨獨台灣未參與進場活動，成為唯一從頭到尾坐在觀眾席冷板凳上的隊伍。在各國歌者和觀眾揮舞著代表他們國家的國旗喝采與歡呼的時候，觀眾席上唯一的一面由小學老師從學校借出來的中華民國國旗卻被大會以大陸抗議為由制止收起。最後我們還發現，代表台灣的旗幟，從來沒有在會場出現過。會後我們以大會的作為違反奧會模式，向主辦單位奧地利合唱協會提出抗議，該會主席魏爾德說，一切都因為中國政府施壓，他們為此同情台灣，但面對這些政治問題他們無能為力。在我們的力爭下，大會最後同意我們持從會場被偷偷降下的台灣會旗在人去樓空的會場中間合影留念，可是，等到我們拿到旗子的時候，大家又都愣住了，這當然不是我們的國旗，但也不是奧運會旗梅花旗，而是一張大家都感到陌生的圖案，只有上面的國徽讓我們感覺到它與台灣的關係。持這種來路不明的旗子，這也等於是另一次的羞辱。回到台灣以後，我在《自由時報》讀到讀者投書，才知道，原來開幕式的時候，出席的數個台灣兒童合唱團已經遭到和我們在閉幕式中一樣的不公平待遇，那位家長說，年紀小的孩子不知道為什麼不能參加開幕式、不能拿國旗，懂事一點的，則會憤恨地直流淚，一個原本開開心心的音樂交流活動，卻給這些小孩成長中的記憶留下兩岸政治的傷痕。我正色說道，大陸既然已經表明不反對台灣參與國際民間交流活動的立場，則特別是在台灣非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與的國際民間活動上，就不要搞小動作，搞傷害彼此感情、使台灣人感覺人格與國格同時受辱的事。除此之外，我也舉證了世界醫學生聯合會因大陸入會，被迫修改章程限制聯合國會員國始得為該會會員國，而使台灣和巴勒斯坦雙雙被排擠出正式會員的行列。我強烈表達我對於台灣「憤怒的孤立」的深惡痛絕，提醒大陸不要把政治問題弄巧成拙搞成民族主義問題。
其次，我則建議，不論信不信任民進黨，都應當正視台灣政治發展的新局面。陳水扁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經人民投票而當選的台灣總統，他的支持者中，更以年輕世代居於多數。如果說，兩岸的未來將掌握在現在的年輕世代手上，大陸則應該實事求是地瞭解，台灣年輕人的支持陳水扁，和統獨是無多大關連的，而是陳水扁所代表的年輕和新鮮的感覺，這和出身於國民黨的連戰、宋楚瑜給人的沈重歷史包袱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大陸想要改善兩岸關係，就不應當以冷戰時期的國共內戰思維來解讀陳水扁及其當選的政治意義，當他打成台獨，拒絕承認並與之接觸，然後寄望於他於下一任倒台，親大陸的勢力上台。儘管陳水扁是一個相對多數總統，但缺少三分之一陳水扁支持者的認可，兩岸關係同樣會缺少穩定的政治基礎，何況陳水扁現在的身份是中華民國總統，兩岸事務不透過兩岸政府的確認與合作，終究不能成事。我呼應了陳副院長的說法，以大事小，是為仁道，而提醒大陸注意陳水扁所釋放的善意，應當給予積極回應與鼓勵，讓他有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去處理其與台獨基本教義派間的關係。使台獨認真面對中國，在台灣除了他們所信任的陳水扁外，沒有其他的政治領袖做得到。由此，我則提到民進黨早在一九九九年便經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承認中華民國體制，不再主張以公民投票方式建立台灣共和國，〈台獨黨綱〉的效力既然已經遭到凍結了，大陸就不宜再以台獨黨定義民進黨，況且，陳水扁亦已多次公開宣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處理一個中國問題，蓋〈中華民國憲法〉暨其〈增修條文〉是一部分裂憲法，以「中華民國國家未統一」來界定兩岸關係，憲法一中的主張，乃隱含著承認一個中國問題的現實性，陳水扁不論如何，都已經展現了他在民進黨既有框架下的最大努力，大陸不能迴避他，而只自欺欺人地以為擁抱了馮滬祥就是擁抱了台灣的主流民意。
最後，我則籲請大陸尊重台灣人民對於「中華民國」有關政治符號的感情。在兩岸交流中，最常見大陸訪問台灣人士拒絕進入有「中華民國」有關政治符號的場合，甚至大肆抗爭，頤指氣使，要求撤除國旗、官員退席，毫無大國風度，實在惹人反感。
溫聖華則發言指出作為一個客家人和台灣人對於族群與統獨政治爭議的無奈。撇開政治，年輕人通過網際網路可以擁有許多超越族群與國界的共同時代經驗與流行話題，何必硬要將政治和歷史的包袱丟擲給他們？他認為兩岸政府應該鼓勵年輕人多接觸、多交流，這種民族感情的培養和累積，才是兩岸共同發展最為堅固的基礎和力量。
王副主任聽了我所說的，同意部份大陸黨工的過當作法的確傷人感情，他會設法進一步檢討。不過他和孫副會長都認為台灣民間國際參與的問題應當與政府間國際參與的問題合併來看，即放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交由兩岸間的政治性談判來解決。我聽後爭取第二次發言道，一個中國的主權爭議，是政府間國際參與的問題，那個是大問題，我管不了，我是以一個老百姓的身份談我切身的感受，我認為，大陸的對台政策手段應當為兩岸和平統一的目的服務，如果在與主權無關的民間領域還硬要把政治因素帶進來，而其效果適得其反，則基於目的的衡量，這種手段就該值得檢討改進。大陸不應該去計較台灣的相關作法，應該自我評估，因為要統一的是大陸，台灣內部對這問題本來就有分歧，有人可能還期待大陸的作法讓台灣人越反感越好，越中台獨的下懷。我直言道，大陸不肖黨工的作法已經讓像我這樣的老百姓深深反感了，這些小動作對於兩岸和平統一的目的毫無助益，根本就是在唱反調，大陸實有必要深切反省。
用完餐後在離去前，我則送了我以前和台大經濟學系朱雲鵬兼任教授合寫的兩本《台灣政經白皮書》給王副主任。專車復載我們回到北京友誼賓館。我們在北京的全部行程，就這麼告一段落。
南京
8.13
十二日中午我們搭乘上海航空公司班機抵達南京祿口機場，江南行程的全陪張國棟先生來接。中午在秦淮河畔的貴賓樓吃十六道秦淮風味小吃，我抽空登臨來燕橋憑弔橋下六朝風月，造訪媚香樓，尋覓《桃花扇》女主角李香君的芳蹤。餐後遊長江大橋，然後直上鍾山，走一段明孝陵石像路，攀登中山陵。晚上沾邱榮裕老師的光，和邱榮舉老師、趙前總務長和幾位研究生，在東來閣大酒店接受與他一同留學日本的東南大學中國共產黨委員會辦公室謝建明副主任的邀宴，在座的尚有南京師範大學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所王立新所長。我們很愉快地喝酒唱歌，吃到十點酒店跳電，才回到下榻的狀元樓酒店。
南京的主要正式行程為十三日上午在南京大學鐘鼓校區知行樓的座談。座談會由政治與行政管理學系張鳳陽主任主持，多位南大教授和學生與會。去年我曾在台灣接待過張主任，相談甚歡，此次重逢，亦格外高興。張主任向本團介紹了南大的沿革和發展，也特別介紹了該校的政治系公共管理碩士班籌設的狀況，他同時也提到大陸高等院校改革計劃二一一工程，不斷合併大學，以增加重點大學的競爭力。大陸大學正處在急速飛躍進步與大量換血的階段，四十歲左右的世代，在政策的引導與鼓勵下，已經逐漸全面取得大學政策主導的地位，而且大學教師的待遇不斷提高，以吸引優秀的人才留在學校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
任職南大台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吳京津先生提出來有關台灣人親日的問題，引起會上熱烈的討論。他說，由於日本人曾經在南京展開屠殺，所以南京人對於與日本人有關的事物都會非常地敏感。反之，對於台灣充斥哈日族和李登輝公然親日的情形，他個人實在不大理解。我則以家父的經驗，就李登輝一輩老台灣人的親日問題加以答覆。日本人殖民統治台灣，並且對台灣人實施歧視待遇，台灣人是好不容易花了幾十年的時間，纔有子弟能擁有與日本人同樣的日語能力，而能進入日本人的教育體系內，在歧視的環境下，與日本人一爭長短。家父即是在日據末期越級考上台大法學院前身台北高等商業學校的，他嘗回憶在校時少數台灣人與多數日本人間的矛盾和衝突。這些接受日本高等教育的老台灣人，由於直接面對與日本人的競爭，感受到日本人的非我族類，因此是深具台灣人我族意識的。光復初期，他們欣喜於可以脫離被殖民者的地位而熱情投向中國，像我父親就是列隊路旁迎接中華民國國軍登岸進入台北的眾多學生之一，但是中華民國卻以征服者的姿態統治台灣，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任用親信，倒行逆施，最不可原諒的是，絲毫不顧慮台灣人在日本與中國語文環境間轉換過程中的不適應，把中日戰爭中對日本人的仇恨加諸在台灣人身上，貶抑這些使用日語思維的台灣高級知識份子為奴化日本皇民。二二八事件使許多罹患失語症的台灣人頓時清醒，不能依賴外來政權建立自己的民族尊嚴，台灣人應該走自己自主獨立的道路。但這些老台灣人對中國的徹底失望，並不代表他們又回頭要去向日本尋求國家和文化的認同，他們只是語言和思維上擺脫不了對於日語的依賴，自然會對於日本文化萌生一種親切感，就像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依賴國語進行較為深刻的思維活動一樣，我們的母語方言是無法提供這方面的功能的。當中國與日本對他們的心理距離成為等距的時候，甚至對中國的期待落差導致兩者不等距時，極度反日的大陸人則又不理解這些老台灣人的心理，種種誤會乃由是而生。
由於日本始終對於侵略中國心懷歉疚，加上兩岸分裂後，日本於六零年代選擇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日本在對華政策上，又重新採取了許多歧視台灣的作法，我記得過去日本放送協會對亞洲播放的新聞和氣象，就獨缺台灣，好像近在咫尺的台灣根本不存在一樣，這對於老台灣人來講，又是一次不愉快的經驗，而誰都知道，威脅日本不能提供這類新聞服務的，是大陸。李登輝罵日本人膽小如鼠，指日本人對中日戰爭問題已經道歉太多了，應該對大陸硬起來，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親日反華，事實上則是要求日本擺脫大陸的威脅，公平對待台灣。
郭世良也就個人的經驗指出日本或韓國電視戲劇有其獨到之處，戲劇內容的多樣性、選角與偶像塑造的成功，因此能在商業市場與流行文化上形成所謂哈日或哈韓的風潮，但這只是一種興趣的喜好與欣賞，與文化認同無關。
曾經在台大教授政治心理學的袁校長，是在抗戰與內戰的戰亂中離鄉背井，輾轉從大陸來到台灣的。他則從學理來看兩岸的反日與親日情結。他指出，對大陸年輕人而言，他們本身並沒有經歷過抗戰和南京大屠殺，反日的情結乃來自於社會化的過程，受到家庭、學校與社會環境的重重灌輸的影響，反之，對老台灣人而言，他們也沒有經歷過中國的抗戰和南京大屠殺，他們在日本統治的環境中成長，經歷完全不同的社會化過程，自然不會擁有與大陸人相同的歷史記憶與集體感受。袁校長說，兩岸人民應該以同情的理解態度設身處地地為彼此著想，要避免以自己片面的經驗和想法強加在對方身上，才不會誤解或曲解了對方的行為和意思。袁校長也提醒，要把哈日和親日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前者只是一種新新人類年輕世代的流行趨勢，後者則可能涉及較為深層而嚴肅的文化親近性或認同問題，把哈日當成親日，可就誤會大了。
會後，南大張主任特地介紹該系一位講師與我認識，他主要的專業在憲政制度和民主理論，刻正從事有關民國初年國會政治與政黨政治的歷史研究，他對於台灣的政黨政治很有興趣，認為這是西方民主理論在中國的最佳實驗場，有意作為日後進一步研究的課題。他表示希望到台大蹲點做研究，到台灣國史館看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所未庋藏的民國史資料。我說，大學教師來台灣應該沒問題吧，你不妨把課題具體化，再上網去看看中華發展基金有什麼資助辦法，同時也可透過系上和台大政治系或國發所接洽邀請的可能性，我個人倒對於相關的程序完全不瞭解。
我的舊識南大台灣研究所的吳寧君副研究員也來到會場。民國八十五年夏天，我曾經跟隨周繼祥所長率領的台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師生一同到雲南大學和南大訪問，小吳那時全程接待陪同我們，承他許多照顧。這幾年來，他也陸續寄給了我一些書，八十八年夏天，更承他的協助，使我能透過台大法學院公共行政專修科校友陳炳基先生，在北京石景山的解放軍總醫院找到家父半世紀未見的老友高懷世伯。小吳身兼江蘇省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會的副秘書長，中午該會的路進明副會長在位於獅子橋的南京獅王府大牌擋宴請本團師長，我也側身其間，與南大台港澳辦金力健主任助理和南大台研所暨海研會的虞曉波副研究員打車同往，品嚐了南京美食，我的酒量不濟，喝得頭暈眼花，飯後回到狀元樓睡了一個下午。
傍晚，穿過夫子廟前廣場，到郵電局寄書，回到狀元樓後，小吳和小虞找我到新街口商茂百貨吃楊四龍蝦。我們一共點了兩大盆的龍蝦、一盤滷臘味拼盤配菜，以及兩瓶金陵啤酒，吃得滿嘴滿手油膩，十分過癮。吃飽後，再到附近台灣人開的城市花園餐廳喝泡沫紅茶消食。小吳接觸涉台事務有至少十年的工夫，因此他的一些看法，特別是有關於大陸對台政策的部份，頗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我們的話題不出同感興趣的兩岸政治，我先抱怨去年在奧地利受的委屈，也拿王副主任的話跟他們說，小吳說，大陸不會反對台灣參與非官方層次的國際民間交流活動，而且不反對兩岸有平行會籍的，這問題不屬於兩岸兩會政治性談判的範疇，沒有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王副主任可能搞錯了。他們也承認，大陸的部份黨工素質不一，政策手段界限拿捏不清楚，有時不免做得太過份，他們要是台灣人，一定也無法忍受。
我們又談起陳水扁的當選。我批評大陸總理朱鎔基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記者會上警告台灣獨立的言論，簡直就是威脅台灣人民，結果就一定會是像一九九六年的文攻武嚇一樣適得其反。小吳小虞兩人苦笑，朱鎔基太入戲了，沈不住氣，但他必然是感受到內部要求他表態的壓力，我說外面都相信人民解放軍一定有份，因為他們在反台獨上一向立場堅定，為此幾年整軍經武下來，每個軍人待遇都提高了不少，他們說其實解放軍也不愛打仗，會死人的，我說一將功成萬骨枯，死的都不是講話大聲的大將軍。鬥嘴了一陣，我也承認，若非大陸的施壓，以陳水扁政治動物的作風，和他旁邊那些馬基維利主義幕僚的思維風格，是不是會對大陸善意喊話，高倡新中間路線，我也沒把握，不敢說。
小吳說，阿扁不要擔心承認一個中國會著大陸的道，他說，台灣的國際地位不會再差，也不會太好，因為基本的國際架構已經安排好了，美國不會承認台灣，大陸在聯合國裡的地位十分穩固，而台灣再多或再少幾個邦交國都是無意義的。大陸無法完全封殺台灣的外交空間，因為必然隨時會有小國會利用兩岸關係的縫隙與台灣建交以爭取台灣的酬報，但台灣與大陸的實力不成比例，也不可能提出誘因，誘使大陸的友邦給予普遍的外交承認，以打破現在的孤立局面。台灣不必擔心談判地位被矮化的問題，歷次兩岸兩會的談判，不都是兩岸對等的形式嗎？大陸在對等的問題上，一定會很謹慎小心處理的，不會讓台灣有藉口輕易離開談判桌。我說，可是大陸在兩岸民間交流上的小動作很多，叫人怎麼放心，小吳說，大不了拒談以示抗議，擔心什麼？他又說道，大陸目前正在全心於發展經濟，未來更可能展開政治體制的改革，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論述其實是語帶玄機的，台灣應該重視，因為中共不改革，怎麼「三個代表」？因此大陸對於解決台灣問題或統一中國一事並無時間上的急切感。大陸唯一擔心的，只是台灣冒進宣布獨立建國，這將會引爆大陸內部的民族矛盾，推遲改革開放的進程，從而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續，所以大陸希望台灣能對此一問題提出對一個中國原則的保證，而一國兩制就是大陸憲法為台灣政治地位的安排所規劃的一種制度。小吳說，美國的奈伊或新黨和大陸談的「一國三制」，從大陸憲法的角度來看，都是一國兩制，因為一國兩制即意味著容許在社會主義制度主體之外，並存著其他種的社會制度，而且是與主體分治的，只不過形式上同屬一個主權。至於這種非主體的社會制度彼此間是否一致，則根本不重要，因為其間必然有所差異，如果硬要追究，則一國可能會是四制、五制、六制等等……。小吳相信台灣的地位絕對會高於香港和澳門，台灣原本就不是殖民地，必須有因地制宜的作法，而且錢其琛也已代表大陸公開承諾維持台灣現狀，包括憲政制度和國軍。我說，「中華民國」還能保留嗎？小吳說，「中華民國」取消掉，「中華人民共和國」難道還會獨存嗎？大陸說國號可以談，就是有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準備。我說，問題不在大陸是不是也取消或保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一國兩制作為一種對於台灣地位的終局安排，當然很有創意，很好，但作為一種過渡形式和現狀的安排，只會讓人看到台灣政治實體或主權國家地位的取消，被大陸矮化，變成大陸的附庸，反而不是一種好的構想。我說，陳水扁提過一國兩國（一個文化中國，兩個分治中國）的概念，縱使是連戰或宋楚瑜，他們講邦聯或歐洲聯盟模式，都沒敢主張改變台灣的法律現狀，所以大陸要倒過來思考，怎麼從這一點出發。我又說，陳水扁講過統合論，統合論的精神在於從個別議題的合作開始的統合過程，最重要的是創造兩岸之上的第三個中國的國際法主體，就像歐洲當年從煤鋼共同體開始統合一樣，循序漸進，才有今天的歐洲聯盟，也才可以預想明天的歐洲共和國。小吳說，當大陸承諾兩岸之間什麼都可以談的時候，不一定會排斥統合論，只要統合論的未來是指向統一的，我說，阿扁已經提出憲法一中了，大陸應該拉他一把，就當他已經默認一個中國，小吳說，大陸早就放棄要台灣就一個中國的涵義表態，只要承認兩岸有過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就可以了，內容你要各自表述，大陸也無可奈何，他說，大陸固然應該要更有自信，台灣又何嘗不是，阿扁應該更大膽一點，把兩岸當成他和台灣的國際政治舞台，直接向大陸人民訴求統合論，你怎麼知道一國兩制不會受到動搖？而且兩岸越早展開談判，不論終局的結果何時達成，當和解的機制一啟動，兩岸統合的過程就已經開始了，台灣主導中國未來發展的機會也就越大，對台灣前途就越有保障。
我最後說道，如果大陸政府的想法真如他們所言這麼開明，像你們這樣的學者就應該多多發揮政策闡釋的功能，而且最好在香港或台灣的報刊投稿公開說明，纔能平衡辛旗之流的「以導彈炸爛南台灣每一吋土地」的妄言濫詞，千萬不要只是關著門私下講，這樣效果不好。小吳說，他們出來講話的時候還沒到，你瞭解我們，你可以講。我啜引著台灣味的泡沫紅茶，笑著說，我不過是個學生，雖然我好發議論，在台灣想什麼就講什麼，但一樣人微言輕啊。
小吳說南京有一個國際藝術節，去年邀了一個高雄的合唱團來表演，他希望有朝一日我的合唱團能到南京和上海演出，他願意透過江蘇海研會的力量來促成此事，我說北大有老師提到要邀台大合唱團哪，他說，也可以拉到南京大學來呀。
結束聚會後，我打車回狀元樓，利用時間夜遊了夫子廟的東、西市和貢院西街，再跨過魁星閣碼頭旁的文德橋至對岸石壩街而折返，遙想十里秦淮明末名妓李香君、董小宛、陳圓圓、柳如是等人應酬墨人騷客的丰采，身邊不斷有色情行業拉客的小姐一路糾纏，我邊打發她們越覺敗興。
隔日上午，本團被拉到紫金山下玄武湖畔的古意軒購物，我選購了一些絲織的圍巾、手絹和旗袍，給了親友一些交代，並且給自己刻了一方陰刻私章。午後全團開往黃山，至十六日再返回南京，十七日經揚州至無錫，十八日泊蘇州，於十九日抵達此次訪問行程的最後一站，上海。
上海
8.20
十九日逛了一晚的十里洋場，住在有上海香榭麗舍之稱的衡山路附近的安亭別墅。二十日上午，本團前往復旦大學江灣校區訪問。
座談會在交流中心舉行，由袁校長和復旦中共黨委鍾家棟副書記共同主持，上海正是袁校長少年時代住過的地方。鍾副書記是大陸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教授，他介紹了復旦校史和現況，並且告訴我們，復旦的校名典出《尚書》〈大傳‧虞夏傳〉，是我國前監察院于右任院長自〈卿雲歌〉：「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中擷取二字而得，復旦創校時的靈魂人物是一九零五年起即擔任總教習而於一九一三年出任校長的李登輝，如今復旦校園內，就有一條紀念李校長的登輝環路。不過，顯然鍾副書記很不喜歡台灣的李登輝，連忙撇清台灣李登輝與復旦的關係，還基於他對於「祖國統一」的高度期盼，不自覺地暗槓了台灣李登輝一記。該校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倪世雄院長則介紹了公共管理專業碩士的設置構想與實施情形。
邱老師請教了復旦有關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合作舉辦工商管理碩士班的情形，鍾副書記答稱乃是高薪央請麻省理工選派教授到復旦授課，我乃進一步發言請教復旦研究生國際交流、就業、以及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問題。倪院長則答覆道，以該院為例，即十分重視研究生的國際交流，會選派優秀博士生出國赴有交流合作計劃的學校進修，並鼓勵博士生參與國際學術活動。以上海為首的長江三角洲是大陸目前最重要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區域，高級人才需求孔急，而憑藉復旦的優良訓練，研究生與博士生的就業毫無問題。至於國家公務員制度，大陸目前還只有〈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還沒有國家公務員法，在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完善上比較落後，而且薪資偏低，相對於民間外商企業，比較不能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服務。但復旦的學生參加國家公務員的招考，在錄取率上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倪院長也說道，大陸正在發展當中，公私部門高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因此，各大學都在積極爭取主辦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專業碩士學位課程，以加強培養人才。他說，台灣的社會發展相對於大陸已呈飽和的狀態，所以才會有高級人才供應過剩的問題。
郭世良則請教上海人口高齡化的問題，社會學系張運藩副教授則表示上海已是一個高齡化地區，因此老年社會學和老年社會政策在該校該系也是一個研究重點，並對政府方面提供了多方的諮詢意見。由於上海實施戶口管制，因此外來人口對於上海市政府的社會支出負擔不至於造成與日俱增的情形。
社會學系顧東輝副主任跟我私下問了台灣博士生的一般出路情形，我告訴他，如果有志於教學研究工作，往往要與留學回籠的博士相互競爭，因此往往是一職難求，有志難伸，高級人才供應過剩的問題，當近年新大學爭相成立的風潮過後，勢必會隨即浮現。他和張副教授不約而同地說，大陸的大學教授有配房，而儘管目前薪水水準比不上台灣，但薪資的調升幅度是很快很驚人的，亦足可以在大陸過得舒服，台大博士要是沒處去，也可以考慮西進。
我們於會後遊覽復旦校園，我跟著幾位師長還特地到港澳台辦參觀，並且到李登輝校長題字的石碑旁留影。在短暫步行遊園後，我們乃告別復旦，前往老城隍廟商場用餐。包院長在南翔饅頭店宴請本團所有幹部品嚐上海小吃，感謝幹部長期籌備活動的辛勞。餐後遊豫園，晚上鳳凰旅行社在上海老飯店宴請全團，隔日上午再遊玉佛寺，即搭乘中國東方航空班機離開上海，至香港轉搭中華航空班機回到台灣，終於結束了長達半個月的行程。
台北
原本只是一篇記遊，沒想到此行的收穫太過豐富，記述其中的人事已經讓我花去不少篇幅，一路上的鳥語花香，山光水色，只好割捨待有機會再以另文處理了。我覺得台大主導辦理學生國際交流活動的機會，與大陸幾所重點大學比較起來實在太少了，這當然和台灣的國際地位萎縮有所相關，而直接反映在本校外國留學生和本校學生交換選派出國交流的人數相對比大陸來得少的數字差異上，學校對於此一領域的活動疏於灌溉與照料是事實，難辭其咎，這對於台灣學生國際視野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而言，絕非一件好事。兩岸的交流因為沒有文化和語言上的障礙，是台大學生國際交流最為方便的地方，也是最好的試金石，但我們還應該思考如何深化兩岸學術交流的深度，同時也應當要嘗試開拓與其他地區大學的交流關係。這是台大值得進一步努力的地方，也是擴大台灣民間國際參與、廣結善緣的最有效方法。台灣受美國的影響很深，台大教師以留學美國的佔大多數，台灣人出國旅遊的地方更不出歐美，我倒希望以後台大有訪問亞洲其他國家的國際交流活動也能舉辦和成行。
非常感謝社科院舉辦的這次活動，這是我此生最後一次參加的畢業旅行。
民國九十年十月十一日五時一刻初稿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一時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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