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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31
導語：中美之間難以化解的結構性矛盾是兩國對抗的根源，拜登政府脆弱的國內政治基礎也迫使他繼續對華強硬，且拜登的外交團隊沒有在全球問題和地區熱點問題上與中國進行合作的格局和能力。因此，中美關係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是會沿著對抗的軌道運行。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雲漢先生就中美關係走向分享觀點。
金句導讀
朱雲漢 |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演講正文
為何拜登政府繼續把中美關係推向對抗
拜登上台前，針對中美關係是否可以脫離特朗普時期的敵對與對抗這一話題，曾有觀察家發表較為樂觀的預期，認為中美關係會趨向緩和，中美間高層對話機制也可能恢復。但到目前為止，這些預期並未實現。
中美關係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會沿對抗的軌道進行。其中包含三個主要因素：一、結構因素；二、美國國內政治生態因素；三、美國政府新團隊的背景、資歷等個人因素。
首先，是較為根本的結構性因素。過去一段時間，中美逐漸走向大國戰略對抗，其背後存在：
第一重矛盾，美國認為中國有可能挑戰其霸權地位。由於美國長期在國際體系中充當具有全球行動能力和支配國際秩序能力的超級強國，並且從未真正遇到過可與自身等量齊觀的對手，因此美國需要強力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而中國是唯一有潛力動搖、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國家。因此，美國的決策者是從“零和博弈”角度看待中國崛起的。
第二重矛盾 而中國過去在國際經濟分工中扮演著中端、中下端產業鏈的分工角色。隨著中國的科技能力提升、產業升級，美國感受到了壓力。未來，中國可能會在新能源、生物科技、航天和太空等新興科技領域赶超美國。如此一來，在科技領域享受了70多年絕對優勢並位於價值鏈“上位圈”的美國，擔心會失去或被削弱自身產業競爭力，因此展開了全力防範。
第三重矛盾 而中國目前所展現的發展經驗——“中國模式”對美國模式的普世性、優越性構成了挑戰，美國對此難以承受。因此，鑑於中國的社會模式與核心價值與美國存在很大不同，中國也有可能在發展中國家中取代美國的話語權優勢，與美國展開發展模式的競爭，進而挑戰美國模式的普世性和美國的話語權。
最後一重矛盾源於美國國內的結構性矛盾。各種政治經濟體制性矛盾產生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和不同群體間的經濟利益衝突。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利益加劇美國國內的分配不均。美國內部為了轉移該矛盾，更傾向找“代罪羔羊”，將國內的勞工失業、產業空洞化歸咎於非法移民或中國。特朗普就是極力煽動此類情緒的代表。
所以，這四重矛盾在短時間內，尤其在美國的霸權心態下，都不易化解。因此，這是驅動拜登政府繼續把中美關係推向對抗的根本力量。
第二個重要因素有關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拜登贏得總統選舉的過程非常驚險，而且民主黨在國會的多數優勢非常脆弱，美國參議院內基本兩黨勢力均分。拜登可謂是在特朗普的巨大陰影下進行執政的。由於特朗普煽動美國對中國的仇恨、疑慮情緒，並渲染、誇大所謂“中國威脅”，美國被民粹氛圍所籠罩。因此，拜登團隊絕不可表露對中國示弱的態度。
比如，特朗普時期所遺留的貿易戰，以及價值3600億美金的中國進口貨物仍需額外徵收關稅。對此，儘管拜登的財經幕僚明白這對美國並無裨益，相當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礙於遭受媒體和國會批評的可能，拜登的外交團隊仍不敢輕易主動加以取消。所以，拜登脆弱的政治基礎讓其瞻前顧後，讓其不敢做對的事情，唯恐共和黨和民粹主義者對其責難。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最後，國安顧問、國務卿在內的拜登新團隊資歷尚淺，缺乏大格局和大智慧，只有小聰明和花拳秀腿，無法看清全球大格局。雖然他們聲稱“中美在一些重要的全球議題上可以進行合作”，但他們從未真正佈局，並未據此設定中美關係的新走向。因此，拜登的新團隊沒有膽識，也沒有相關的政治操作能力。
目前存在許多重大議題，如全球變暖問題、新冠疫情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人類社會造成巨大的傷害與乾擾。從中長期來看，這對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存在巨大挑戰和威脅，但遺憾的是兩國卻無法就此形成合作共識。
面對全球疫情，如果中美兩國攜手合作，形成全球共同行動，必將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同理，朝鮮問題、反恐問題，以及近期出現的阿富汗戰後重建問題也是如此。但是，拜登的外交團隊並未展露相關膽識與魄力。總之，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並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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