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香港大限的爭執焦點，不外主權歸屬和治理方式的談判與如何妥協，只要是稍具民族意識的中國人，無不對此問題的可能發展深表關切，尤其是香港同胞不願認同中共政權的根本意願，在在襯托出港九如何重歸中國，已不單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餘暉和廿世紀共產主義間的鬪智大賽，從未放棄光復大陸國土的中華民國政府，除了發表嚴正聲明，還應立即展開任何能做和該做的「第三方案」，把一九九七視同國家統一的另一種起點，而非功過由人，事不關己的另一次結束。
筆者為第十五期外交領事人員特考及格人員，曾派在外交部秘書處服務，故對香港主權爭議較一般人更為關懷。
承蒙外交部檔案資料處長何麗珠女士(何應欽將軍女公子)慨然允諾，得以拍攝從未公諸於世的條約正本，以「南京條約的真貌」為題，擇定該約簽訂的一百四十一年紀念日——八月廿九日在《聯合報》萬象版刊出，頗獲各界重視。劉紹唐先生以限時信多所勉勵，遵其雅囑，草就此文供同好參考教正。
與港九命運相關聯的中英條約有三：一為道光廿二年(一八四二年八月廿九日)簽訂的「南京條約」；二為咸豐十年(一八六○年十月廿四日)簽訂的「英國續增條約」，即通稱的「中英北京條約」；三為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目前均由我中華民國外交部妥善保管，條約內容則縮攝徵捲影片供有關單位調閱參存。典藏正本的庫房門禁甚嚴，平時不輕易對外公開，因此筆者有幸先後三次到檔庫詳讀有關資料，除了大開眼界，也充分滿足了接觸第一手史料的心願，印證學術界呼籲政府開放史料的重要性。
外交部檔案資料處北投檔庫編制不大，像「南京條約」這種上百歲的珍寶，檔庫妥收於兩只厚實的防火保險櫃，內部職員喜以「老傢伙」暱稱這些「國寶級」條約，未經特准，絕對不許勞駕他們見客。
起初筆者只要求調閱前述三約正本，後來發現檔庫珍藏了咸豐十年前清總理衙門設立「清檔房」以來的近九百種條約，商得同意後，又調閱了「中日馬關和約」、「中俄禦敵條約」及「中美蒲安臣條約」等知名度較大的約本，可惜像康熙廿八年(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簽訂的第一個國際條約「中俄尼布楚條約」，以及割地最多，簽
訂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五月廿八日)的「瑷琿條約」，都不在外交部庫藏之內；有關方面宜拿出全套計畫，自海外取得散失條約的影本，以彌補研究中國近代史可能發生的窒礙與缺憾。
「南京條約」是檔存條約中知名度最高的一個，和其他條約相同，均以善本書藍色函匣做外殼，因此，除因年代久遠，各摺頁間或因紙質不耐偶見不影響全局的輕微破損外，這個保持了一個世紀有多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算得上是髮膚完整的歷史見證。
由於類似「中外條約彙編」的公私出版品中，已對各項條約全文做了詳實的紀錄，同時，條約文字本身尚無任何爭議，以下就研讀正本所聯想到的心得發現，擇要介紹，期能增加研究類似題材時的史趣。
根據記載，中英雙方在道光廿二年八月廿九日訂定「南京條約」，是在一艘三桅英艦Cornwallis號上進行簽字儀式，艦上高懸兩國國旗並鳴砲廿一響，宣告戰爭結束，因此這艘英艦在歷史上具有相當的地位，但坊間著作能提及此事者已經不多，即使引述也各自音譯其名；所幸在查閱該約時，終在雙方代表畫押處找到「大英君主汗華囇船上鈐關防，由江寧省會行」等十八字，總算找到最初的譯名。如今真相大白，學界似宜統一採用「汗華囇」之名，以誌其事。
其次，代表清廷簽字的耆英、伊里布、牛鑑，當年簽名順序為何？正本上的三個簽名式原主又是誰？外交部曾欲辨認未果，現在公開這份畫押照片，不知有無方家代解此謎？
最可悲的是：前述三位媾和代表，都未獲得適當報償。先是伊里布以七十二歲高齡，於簽約次年憂勞過度謝世。兩江總督牛鑑，因督師不力，棄守江口而革職查辦。稍有作為的耆英，也因意見衝突開罪了朝中頑固大老，竟遭御賜自盡。
反觀為大英皇帝拿下香港島的英將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不僅以功擢升陸軍大將，還順理成章榮任第一任港督——雖然這個彈丸小島割讓的最初十年，被多數英人認為是海盜出沒、走私鴉片、販賣豬仔華工出洋的「低級戰利品」——等到殖民陰謀伸向九龍新界，咄咄逼人的璞鼎查終成蓄養這隻「遠東金鵝」的功臣，而香港如果真是英王皇冠上最耀眼的珍珠，那麼中國便是以血淚和苦楚來滋養它的老蚌！
中國在十九世紀國際社會中處處碰壁，原因當然很多，但主事者昧於外情又墨守成規，實為招致外禍頻仍的主因。例如「南京條約」英文本條列分明，十三條內容依次寫下，而中文本即無條款序號，又不易判別段落，予人官僚含混的不良印象，同時全篇條約書寫字體，是檔案珍藏中最欠工整的「代表作」之一，顯示清朝中葉以降，初嘗敗績後即有手足失措，等到清廷懂得在條約中條目分明的載明權利義務時，已經是在中日甲午戰後了！
另值得一提的，是外交部保存的十九世紀國際條約，幾乎都有編織得很華麗的金屬飾線貫穿全册約本，並與一塊飾有國徽或皇室標誌的火漆臘塊融為一體，另由一只雕鏤精繳的金屬盒盛裝。據推測，條約紙本以此種嚴謹方式包裝，無論誰是始作俑者，其目的應不外防止變造、當作紙鎮，和將約本襯托得更為莊嚴典雅，如果外交部能逐一加以審視研究，或許會有更多的有趣史料可以公開。
筆者在檔庫人員協助下，曾以「問鼎」的心情逐一估量「南京條約」等三約的大小輕重。
「南京條約」外皮以暗紅色絨布面構成，有點類似五十年代常見的相本，金屬盒子在百年前應是金光閃閃的，兩球裝飾用的金屬穗結，也該屬於同一色系。如以約本外緣為準，長度是卅三點五公分，寬為廿一點四公分，不包括藍色函匣但連同金屬盒和塊狀封臘的總重，是一點八公斤。
拴着「南京條約」的臘塊，或因年代久遠已略見破損，且色澤已黯淡得有如價廉的冬瓜茶精，但上面鐫刻的仍和拓址專條臘塊上的完全相同：正面是維多利亞女王由兩位大臣陪侍的座姿，背面則為這位英主騎馬高視闊步的造像。
如果「東方之珠」的八十二點五方公里土地，僅以這丁點重量的東西為代價，便同意香港「給予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立位者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那就太荒唐了。
或許是冥冥中的巧合，和港九有關的三個條約，其大小和重量剛好和牽涉的土地面積成正比。以面積而言，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由李鴻章、許應騤和英國公使竇納樂(Claude MacDonald)，在北京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決由英方租借新界九百四十餘方公里的中國領土，這份約本長卅六公分，寬廿六點四公分，全重兩公斤，均居三約之首。
「北京條約」如果只看續約紙本，只有孤零零的一份手稿，乍看之下，猶如一本字帖，長卅三公分，寬廿四公分，全重僅零點二公斤；儘管敬陪末座，但工於心計的英人，仍然巧妙利用這九平方公里的半島做跳板，先推翻了兩廣總督勞崇光和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rs)「永租九龍」的原有協定，繼而以割讓的九龍，堂而皇之跳上中國大陸邊緣，只花費五十多年時間，便將中華民族最佳的海港及其週邊地帶悉數囊括。
民國年代讀此恨史者，無不痛責滿清昏庸，時代的推移永遠難脫爭強鬪勝的本質，國與國間的條約，往往是這些鬪爭的因果所在，歷史法則中的偶然或必然，也有意無意藉著條約而爆發或殞滅。這種感受，在檢視「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通稱「中俄密約」，西方則稱：「李與羅拔諾甫條約」(Li-Lobanov Treaty)和「中日馬關條約」之後，尤為強烈。
「中俄密約」是光緒廿二年(一八九六年五月廿二日)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大典前四天，由李鴻章和俄國外交部長羅拔諾甫、財政部長微德所秘商訂結，由於條約內容酷似針對日本的攻守同盟，且滿洲勢將成為俄國禁臠，致消息走漏立刻震驚了列強，中國原想挾俄自重以抗日，結果什麼好處也沒撈着，反而給俄人製造了染指東北的機會，也使其後一九○五年日俄戰爭在所難免。
由於「中俄密約」法文本採用的紙質特殊，近九十年光景已使紙張原有構成物質脆化為粉狀嚴重剝落，只要將手輕輕覆按其上，莫說用勁摩擦了，約本上即有和觸摸面積對等的白粉隨之脫落，因此全本已有多處字跡渙散，檔案處唯一的保管對策就是少動為妙。有人打趣說，這本密約或許自慚見不得人，所以一見光就自己來個處分。
頗為特殊之處，是密約中文本扉頁上，竟有不明身分者以毛筆寫下：「此約早已限滿並末實行，前清全權王大臣曾答日本大使木村，謂迄今未實行，作為無效。」等卅五字。
如按前語「早已限滿」推斷：「中俄密約」第六款明定該約時效自批准之日起十五年為限，因此寫字的時間應在民國初年，或者更晚；如果有人另文考證前文木村大使之使華紀錄，或可引出另樁歷史內幕也未可知。至於「並未實行」一詞似與事實不符，蓋密約於同年九月十六日換文確定生效後，俄方即據以設立華俄道勝銀行，並遂行租借旅大及包辦東清鐵路建設、採礦、警察等特權。能公然在國際條約原檔加按語者，料非等閒之輩，此謎亦待解答。
至於馬關條約，日文本睦仁天皇批准書和中文本圖說，均提及全約係於「下之關」談判完成，「下之關」和「馬關」料係同一地點，何以有不同稱呼？據日本交流協會李復根先生向日本方面查證結果：「下之關」也叫「赤間關」，馬關則係該地舊稱，該約簽訂時，已改稱「下之關」，但我國仍循舊名。
中日媾和條約簽訂於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為確立遼東半島的割讓範圈，特別在約本中粘附了一份詳圖，同遭割讓惡運的臺灣和澎湖或因海疆明確，並無圖說附列；沒想到竟因俄、德、法決意干涉迫使日本歸還遼東，這隻煮熟的鴨子，又僥倖的以庫平銀三干萬兩贖回中國懷抱。這張遼東半島地圖均經我方內閣總理大臣及日方外務大臣蓋章認可，但依舊無效。由於此圖的保留，應可為我外交當局帶來若干啟示。
在北投檔案庫中最具平等互惠精神的條約，首推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七月廿八日)中美在華盛頓簽訂的「中美續約八條」，除確認雙方人民在對方領土內享有入境入籍、遊歷居住、宗教信仰、求學及設立學堂等自由，並強調：彼此享有「相待最優之國所得經歷常住之利益」及「一體均沾」等對等原則。最難能可貴的，是代表我方簽字的是美國卸任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能以中國朝廷「辦理中外交涉使臣」的欽差身分，出使有約各國，使節團在美期間與當時的國務卿席華德(William H. Seward)簽訂續約，尤為重大成就，因為這是我國與列強訂立的第一個平等互待的條約；且美方聲明：「中國之內治，美國並無干預之權及催問之意」，論者每謂此即美國對華友好政策的張本。
對我國極為友善的蒲安臣雖於同治九年，率團晉見俄皇亞歷山大二世後，於一八七○年二月十七日因肝疾病逝莫斯科，但帶給中國人民的最佳禮物－－「蒲安臣條約」——至今猶散發著溫馨祥和的光輝。
這本珍貴的條約全以七彩筆精工繪製而成，頗似基督徒傳報佳音的聖誕卡，又和引人入勝的食譜菜單相仿；放在一片你爭我奪的國際條約中，這本充滿卡通色彩的中美平等條約也就愈形珍貴了！
雖然美國國會一八八二年通過一項禁止華工入境法案，使旅美華僑普遭排斥，但是中美兩國畢竟曾經平等、坦誠的共處，蒲安臣的貢獻對兩國人民而言，實為歷久彌新的召喚。
既蒙外交部檔案資料處大力協助，始能親炙刻畫歷史軌跡的諸多條約，此處略為介紹該處的沿革，算是一點秀才人情吧！
大體而言，檔案處經歷了六個重要階段：
(一)清檔房時期：咸豐十年總理衙門創立清檔房。所謂「清擋」即是將原擋重抄一遍，依類裝訂成册保存，然後原檔即予銷燬。
(二)檔案庫時期：民國元年至十五年改稱檔案庫，處理方式略有不同：①民元至五年者按清檔房舊法抄存；②民國五年以後開始存原檔，部份未加整理即裝訂成册者，稱為散檔。
(三)總務司文書科檔案室時期：於民國十六年設立，將北洋政府舊檔存於北平，另成立外交部北平檔案保管處。於民國廿四年裁撤。
(四)抗戰時期：為避免戰火波及，檔案全部運存上海，其中較重要部份另疏運暫存國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原存上海檔案被偽政府刼收，直到抗戰勝利復員後才收囘，至於偽政府案卷均予抽出，暫存國外者則予全數運囘。
(五)大陸淪陷時期：民國卅七年赤燄高張之際，先將南京案卷疏運廣州，再以軍艦轉運來臺；存成都案卷，直接空運來臺，均暫存台北縣汐止鎮倉庫及台北市博愛路外交部地下室。由於輾轉接運或部份案件被首長抽存未歸擋，故有部份資料遺失。
(六)檔案資料處時期：民國五十三年元月成立後即籌建北投檔庫，陸續將大陸遷臺案卷箱開啟上架，除清末至民國十五年檔案，奉行政院核准於民國四十五年寄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十六年至六十年部份，仍由該處保管，至於已失時效的檔卷，均移送國史館處理。
中研院近史所已整理出「清檔」五千五百册，「散檔」五千三百五十八册，並出版史料專著六十餘種、一百廿餘册；唯基於安全理由，近史所檔庫必須經過介紹推薦始得入庫，影印服務仍不包括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