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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15
他們還逮捕了一些大的目標。去年，FBI誘騙了一名據稱與中國國家安全部有關的間諜軍師到比利時，在那裡他被捕並被引渡到美國，面臨間諜指控。這名名叫徐燕軍的嫌疑人據稱偽裝成一名學者，並利用LinkedIn吸引一名在辛辛那提GE航空公司工作的華裔美國工程師來到中國，就航空航太工業的複合材料進行了演講。工程師帶來了他雇主的一些機密文件。徐在十月份表示不認罪，並在俄亥俄州等待審判。GE航空公司的員工則沒有受到指控。
聯邦特工也進行了數量驚人的間諜抓捕，但多數被證明是無根據的。從1997年到2009年，17％根據“美國經濟間諜法”被起訴的被告有中文姓名。根據卡多佐法律評論（Cardozo Law Review）2018年12月的一篇文章，從2009年到2015年，這一比率增加了兩倍，達到了52％。隨著案件數量猛增，實際間諜活動的證據落後。在1997年至2015年期間，五分之一的中國被告人從未被認定犯有間諜罪或任何其他嚴重罪行，這幾乎是非中國被告人被不實指控率的兩倍。
該論文的作者安德魯·金（Andrew Kim），在位於休士頓的南德克薩斯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他說，這種差異反映了聯邦特工和檢察官的明顯偏見，他們認為華裔科學家肯定秘密為中國工作。“同樣，非洲裔美國人作為罪犯的種族貌相，可能會造成'黑人開個車都有罪'的印象”，他寫道，“將亞裔美國人描述為間諜……可能會創造一個新犯罪：“身為亞裔而搞研究‘。”
2015年，FBI的特工沖進了費城的天普大學的物理學家郗小星的家，並在妻子和兩個女兒面前，因涉嫌與中國分享超導技術的指控，在槍口下帶走了他。五個月後，在郗的律師證明有關系統陳舊且已公開之後，這些指控被撤銷了。但郗說，他的生活發生了永遠的變化。他失去了大部分研究生和研究經費，並且依舊擔心政府仍在監視他。“看到如此瑣碎的事情如何扭曲成重罪指控，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影響”，他說，“我是在進行學術合作，政府、大學和所有資助機構都鼓勵我們這樣做。”
中美科研合作曾經有過甜蜜期，現在似乎正在迎來疾風驟雨。Public Domain
身為亞裔而做科研
去年春天，休斯頓的FBI特工根據在這23個帳戶檢索的電子郵件，敲了至少四名在MD安德森工作的華裔美國人的家門，詢問他們或其他人是否跟中國存在專業聯絡。這些特工特別感興趣的是跟中國的“千人計畫”有關的科學家，這是一項旨在吸引海外頂尖學者高薪海歸的政府行為。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去年的一份報告稱，千人計畫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便於美國技術、智慧財產權和專有技術的合法及非法轉讓”。
“我告訴他們，我沒有打算偷偷摸摸”，其中一個曾經被突然出現在後門的FBI特工嚇到過的人說。他不願透露姓名；FBI告訴他，不要談論這次造訪。特工並詢問了中國的聯合研究項目，他試圖解釋說，基礎科學中沒有秘密，因為一切都被公佈了。他說，在兩個小時的談話裡，特工們最關注與其說是國家安全問題，比如間諜活動或商業機密的失竊，不如說是更拷問靈魂的忠誠問題。他們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更加致力於治療中國的癌症、而不是美國的？FBI發言人拒絕評論，但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該局不能“完全根據個人的種族、民族、國籍或宗教進行調查”。
去年6月，MD安德森給FBI簽署了另一封同意書，這次允許它與NIH和其他聯邦機構分享癌症中心員工帳戶中的任何“相關資訊”。這標誌著以國家安全為名的調查找到了新的靶點：是否遵守聯邦撥款要求。這一次，吳息鳳成了目標。
去年秋天，NIH的一位高級官員向MD安德森總裁皮斯特斯發了五份備忘錄，其中引用了數十份員工的電子郵件，聲稱吳和癌症中心的其他四位科學家違反了資助審查中的保密要求，未披露他們接受中國的有償工作。NIH外部研究副主任邁克爾·勞爾（Michael Lauer）寫道：“因為NIH撥款通常是針對整個機構，而不是‘具體研究人員’，我們提醒您注意這些問題的嚴重性。” 他給了皮斯特斯30天時間答覆。
MD安德森的合規主管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和他的老闆、總法律顧問史蒂芬·海頓（Steven Haydon）一起負責對員工進行調查。根據律師的建議，本來就跟安德森中心行政領導經常不合的吳女士拒絕接受韋伯的面談，而是提交了書面答覆。在答覆中，她承認存在失當（lapses），但堅持說那並不是雙重代理（duplicitous） 。她承認與美國同事共用NIH的申請文檔，但不是為了洩露科學機密，而是為了幫助她減輕工作量。吳告訴韋伯，她讓辦公室管理員和較為初級的研究人員做下載和列印撥款申請、打字和編輯評審草稿等任務。韋伯得出結論，吳用其他人來幫助進行撥款審查，違反了MD安德森的道德政策。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這個立場與學術界的慣常做法相衝突。“如果你仔細搜一下MD安德森或任何大型研究機構，你會發現這一類的合規性問題隨處可見“，喬治·華盛頓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林恩·戈德曼（Lynn Goldman）說。他表示，對於許多年輕研究人員來說，協助高級科學家進行機密的資助評審，這是他們的職業成年禮，被老教師視為“指導過程的一部分”。戈德曼說，“這樣有錯嗎？也許。這是死罪嗎？談不上。”
吳也承認，她沒有按照撥款申請的要求向NIH披露她所有的中國合作者的姓名和隸屬關係。她告訴韋伯，那時因為她在休士頓與許多來MD安德森做過訪問學者的研究人員一起工作過。無論如何，他們在中國的隸屬關係已在已發表的論文中清楚地注明。韋伯在他向皮斯特斯提交的報告中總結說，來訪的科學家仍然是“外國因素”，必須予以披露。
吳女士承認她接受了在中國的各種榮譽稱號和職位，如她的母校復旦大學授予的名譽教授，但並沒有報酬。她出示了一些電子郵件，其中顯示她兩次退出了千人計畫的候選，因為這些職位需要過多的旅行。韋伯在報告中寫道，吳未能披露幾家中國癌症中心的有償工作。他沒有出具證據證明她已經獲得了報酬，但在報告中列出了某些職位的潛在工資額，這些工資取決於“實際工作”，但他也沒有提供她做過任何工作的證據。
吳息鳳關於世代研究的論文實例。
最後，韋伯以吳堅持書面方式回答他的問題為藉口，根據“不利推斷（adverse inferences）”得出了他的大部分結論。例如，他在上海瑞金醫院的網站上引用了一篇2017年的文章，稱吳簽署合同成為榮譽教授並慶祝儀式。“鑒於吳未能出面接受問話，我推斷這是事實”，韋伯寫道。但在該文章出現一周後，吳女士向瑞金醫院院長發送電子郵件說，在與MD安德森的利益衝突委員會澄清之前，她無法接受這項任命。十二天后，她又通過電子郵件向他發送了一份諮詢合同草案，明確該協議受MD安德森的所有規則和條例的約束，包括與智慧財產權相關的規則和條例。“如果你同意，我會提交給我們的機構審查”，吳寫道。中國醫院確實同意了，之後她將合同草案提交給MD安德森。但直到她辭職之時，她還沒有從利益衝突小組得到答覆。
韋伯的報告中沒有提到任何一封電子郵件。吳被停薪留職，等待紀律處分，包括可能終止雇傭。今年1月15日，她辭職了。佩童回憶說，在一次教師聽證會上，吳沒有行使權利挑戰韋伯的調查結果，“隨後的無罪抗議也不成功。”韋伯沒有回應我們的採訪要求。
對於朋友和許多同事來說，吳的案件是矯枉過正的典型。沒有任何證據、也沒有指控她給過中國任何專有資訊，無論這個術語在癌症流行病學中到底意味著什麼。她的支持者說，她本應該有機會糾正她的資訊披露而不是受懲罰。“無辜但有意義的科學合作，被描繪成某種腐敗和對美國利益的損害，沒有什麼這更離譜了“，MD安德森遺傳部門的前副主席蘭德·勒格斯基（Randy Legerski）說，他也是其教師參議團的前任主席。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戈德曼補充說：“我們唯一輸給中國的，是我們對吳息鳳的投入。”
在接受採訪時，皮斯特斯沒有對中國研究人員面臨的五項調查發表任何評論，但表示MD安德森必須採取行動保護其NIH資金，去年該資金數額達到1.48億美元。他說，癌症中心對納稅人及其捐贈者負有“社會責任”，以保護其智慧財產權免於遭受任何其他國家對於“來自美國的創新和傑出的任何事物”的覬覦。
在UCA舉辦的芝加哥論壇上，FBI及法律專家探討華人困境。
華裔社區的努力
在今年三月的一個星期六，大約150名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在芝加哥大學的會議室濟濟一堂，進行了題為《華裔美國人面臨的新現實》的小組討論。來自FBI和美國檢察官辦公室的發言人向大家保證，各層政府確保審查人員遵守的將是法律而不是偏見。
座談會小組成員、來自洛杉磯的Jones Day法律事務所合夥人孫自驊（Brian Sun）則回擊說，控方在中國間諜案中的煽動性言論一再引起公眾恐懼，然而最終起訴不成立。當他描述國家氣象局水文學家陳霞芬（Sherry Chen）的未能成立的間諜起訴時，觀眾大吃一驚。陳於2014年被指控把有關美國水壩的資料交給中國，檢察官一度表示，這些資訊可能會在戰爭期間被用來通過炸毀堤防造成大規模殺戮。事實證明，聯邦調查人員知道陳有合理的工作原因來檢索大壩資訊，而且她從未將其中的任何一項傳給中國。“這就是我們處理的那種蠢事”，孫說，“不要急於判斷，在指控前做好功課。”
會議結束時，面對一屋子的熟悉美國法律和針對亞洲移民的政令的學者，退休的聯邦雇員張秀賢（Nancy Chen）裡提出了一個未說出口的恐懼。“最大的恐懼是，歷史可能會在這種政治氣候中重演，而華裔美國人可能會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裔美國人一樣被圍捕”，她說，“恐懼和擔憂是真實的。”FBI特工感謝陳的評論，並說關於“氛圍”的資訊是有用的。
到目前為止，有兩家科研機構因指控涉嫌違反NIH披露規則而與多位元科學家分道揚鑣，一是MD安德森，一是在五月份解雇了兩位美籍華裔教授的埃默里大學。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分校在沒有傳票的情況下拒絕了FBI對美國華裔工程學教授的電腦檔案的請求。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和伯克利大學等機構已經發佈了對中國教師和研究合作的支持信。伯克利校長凱賴爾·克裡斯特（Carol Christ）在二月份寫道：“根據他們的國籍自動登上懷疑名單，會導致可怕的後果。”
在休斯頓位於MD安德森隔壁的貝勒醫學院，也接受了NIH對四名教職員工的詢問。該機構並沒有懲罰任何人，研究院院長庫斯帕說要利用這個機會糾正過去的披露失誤，並教育教員們更嚴格的執法。他說，當地的FBI活動已經引起了足夠的緊張，“中國科學家來找我時渾身戰慄。”
在參加了幾次關於中國威脅的FBI簡報會之後，庫斯帕想知道該局是否瞭解癌症研究的持續時間和艱苦程度。從發現有希望的分子到批准化療藥物可能需要長達二十年。即便到那個時候，癌症治療的進展也是以延長幾個月的生命來衡量，而不是幾年。中國到底真的可以偷取多少基礎癌症研究？“在FBI會議之後，我跟老闆開玩笑說，’我想要是中國人能治好癌症，我會買他們的藥的‘“，庫斯帕說，“這不是我們應該做的嗎——教育整個世界，用基於事實的方法對待健康？”
(本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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