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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27
【編者按】美國知名雜誌《大西洋月刊》11月號的封面報導在9月末就在全國引起了轟動。原因是該雜誌考慮到這篇報導的重要性,提前在網上全文刊發了這篇題為《可能讓美國崩潰的選舉》的重磅報導。
這篇報導的作者正是美國大名鼎鼎的調查記者巴頓·蓋爾曼(Barton Gellman)。蓋爾曼是美國各大新聞獎的常客,曾以個人,團隊成員和團隊負責人的身份為他工作過21年的《華盛頓郵報》贏得過三項普利策獎,還作為PBS前線電影《秘密的美國》的編輯顧問,獲得兩項艾美獎,以及其它多個新聞獎。他曾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調查性報導和國家安全保密方面的課程。他的暢銷書《釣魚者:切尼的副總統任期》獲得洛杉磯時報圖書獎,併入選紐約時報2008年最佳圖書。蓋爾曼也是斯諾登當年向其洩露政府監控機密文件的記者之一,今年,他出版了新書《黑鏡子:愛德華·斯諾登和美國國家監控》。
在《可能讓美國崩潰的選舉》這一長篇報導中,巴頓·蓋爾曼以詳實的採訪和分析揭示了2020美國總統大選呼之欲的種種危機,繪製了一幅美國將如何被帶到“懸崖邊上”的驚心動魄的地圖。
報導推出後在美國引起了強烈反響。有人問蓋爾曼:“如果川普總統拒絕承認選舉結果會怎麼樣?”
蓋爾曼回答說:“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如果'的問題。除非川普在選舉團中獲得合法的勝利,否則我們對他的一切了解都表明,他將拒絕接受失敗,並利用他所掌握的一切工具撤銷這個結果。”“川普將有很多選擇來保持對結果的懷疑——在法庭上、在街頭、在選舉團和在國會。他所做努力的潛台詞將是'沒有人知道'誰贏了。”
他說,最重大的風險是,川普會要求戰場州的共和黨盟友不顧結果,任命川普的選舉人。
這篇文章中充滿了可怕的細節。蓋爾曼被問道:“有沒有一個讓你睡不著覺?”他說他感到害怕的是“川普掌握有這樣的權力,只需得到共和黨民選官員的適度幫助,他就能讓選舉結果淪為可疑,並且幾乎無限期地讓它懸而未決。”而在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上,現有的法律就是“一個充滿死胡同的迷宮”。很有可能在明年1月20日會出現兩個人都宣誓就職的局面,那麼“混亂的候選人和總司令將是同一個人”。
如此危險的境地,公民怎麼辦?說到“對進入11月的美國人有什麼建議”時,蓋爾曼建議讀者們首先要認識到憲法外的挑戰“很可能會到來”,“不要再以傳統的方式來考慮這次選舉” 。
而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採取行動”,“沒有廣大人民的某種默許,選舉是不可能被竊取的。”“不要默許。”“去投票。如果你所在的州允許,就提前投票。如果你能承受風險,就親自投票。因為超時統計的郵寄選票將是選後競爭的核心。”
《紐約時間》全文翻譯了這篇報導,全文共兩萬多字,需要耗費一些時間。但如果你關心美國的命運,這篇報導值得你花足夠長的時間閱讀。(編輯:新約客)
本文將出現在《大西洋月刊》2020年11月的印刷版上,鑑於茲事體大,文章於2020年9月23日首次在線上發表。文章原標題為《可能讓美國崩潰的大選》。
文中配圖均來自《大西洋月刊》。插圖:吉列姆·卡薩蘇斯 渲染:博爾哈·阿萊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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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讓美國崩潰的大選
如果選票接近,唐納德·川普很容易將選舉陷入混亂,顛覆結果。誰能阻止他?
報導:巴頓· 蓋爾曼
編譯:新約客; 彥子
一批密切觀察我國總統大選的學者、律師和政治戰略家,發現自己來到了“9/11”事件前幾個月,那些情報分析師所處的不安的位置上。隨著11月3日的臨近,他們的屏幕閃爍著紅光,閃爍著政治體係不知如何消化的警告。他們看到了我們都能看到的明顯跡象,但他們也知道我們大多數人不知道的一些微妙的事情。一些危險的東西已經進入視野,而這個國家正在它的道路上跌跌撞撞。
危險,不僅僅是2020年選舉將帶來的不和諧。那些擔心出現更糟情況的人已把動盪和爭議視為理所當然。新冠狀病毒大流行、魯莽的現任總統、大量郵寄選票、被破壞的郵政服務、壓制投票的死灰復燃,以及車載斗量的訴訟,全都壓在這個國家搖搖欲墜的選舉機器上。
總有一些代價要付,而當投票、核票和確認選票來臨之際,則要付出更多代價。萬事皆有可能,包括在選舉之夜出現無可置疑的壓倒性優勢。但是,即使一方遙遙領先,“超時計票”的統計和訴訟——數以百萬計的郵寄選票和臨時選票——都會使結果在數日乃至數週內懸而未決。
幸運的話,這場多災多難又功能失調的大選週期將及時到達一個傳統的停擺點,趕上12月和1月關鍵的最後期限。競選將以足夠的權威來決定,失敗的候選人將被迫屈服,我們將共同做出我們的選擇——一個混亂的選擇,毫無疑問,但足夠清晰,足以讓當選總統獲得執政的授權。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從未躓踣於這一障礙。但是,在這個充斥著瘟疫、衰退以及災難性政治的大選之年,決策機制面臨著崩潰的切實風險。熟悉選舉法和選舉程序的學者警告說,發生憲法危機的條件已經成熟,這場危機將導致這個國家沒有一個權威的選舉結果。而對於這種災難,我們沒有萬全之策。因此,紅燈閃爍。
最近出版了一本名為《選舉崩潰》(Election Meltdown)的書的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法學院(UC Irvine School of Law)教授理查德·哈森(Richard L. Hasen)說:“如果選舉結果接近,我們很可能會在法庭和街頭看到一場曠日持久的選後鬥爭。”“我們所能看到的那種選舉崩潰比2000年的布什訴戈爾(Bush v. Gore)案還要糟糕得多。”
包括民主黨提名人喬·拜登(Joe Biden)在內的很多人,都錯誤地理解了威脅的性質。他們將其框定為過去的總統不可想像的擔憂,川普如果敗選,可能會拒絕讓出橢圓形辦公室(Oval Office)。像拜登一樣,他們一般都會得出結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有關部門“會非常迅速地將他護送出白宮”。
然而,最壞的情況並不是川普拒絕接受選舉結果。最壞的情況是,他利用自己的權力阻攔出現對他不利的決定性結果。如果川普放棄所有的克制,如果他的共和黨盟友唯他命是從,他就可以阻撓拜登在選舉人團和國會取得法律上的明確勝利;他就可以阻止各方就任何結果達成共識;他就可以通過抓住這種不確定性以把持住權力。
川普的州和全國法律團隊已經在為選後演習做鋪墊,以規避各戰場州的計票結果。憲法中的歧義和《選舉人票計算條例》中的邏輯炸彈,將使得爭議有可能一直延續到總統就職典禮日,這將把這個國家帶到懸崖邊上。第二十修正案明確規定,總統的任期“應在1月20日中午結束”,但屆時可能有兩個人會出現在宣誓就職儀式上,而其中一個,將帶著總統職位的所有工具和權力來到這裡。
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歷史學和公共事務教授朱利安·澤利澤(Julian Zelizer)告訴我:“我們根本沒有做好準備。我們談論它,有些人擔心它,我們想像它會是什麼。但是,如果民主機制被用來阻止選舉的合法解決方案,幾乎沒有人對會發生什麼有實際的答案。”
19年前的夏天,當反恐分析家警告基地組織即將發動襲擊時,他們只能猜測一個日期。今年,如果選舉分析家是對的,我們知道麻煩可能會在什麼時候到來。我們可稱之為“空位期”:從選舉日到下一任總統宣誓就職的間隔期。這是唐納德·川普的總統任期與未確定的繼任者——川普第二任期或拜登第一任期——之間暫時的無主之地。我們通常認為理所當然的權力交接有幾個中間步驟,而這些步驟是脆弱的。
“空位期”共79天,由法律仔細限定。其中包括“12月第二個星期三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一“,即今年12月14日,屆時所有50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的選舉人開會,為總統投票;“1月3日”,新當選的國會就職;“1月6日”,參眾兩院聯合開會,正式統計選舉人票數。在大多數現代選舉中,這些都是形式上的里程碑,與結果無關。今年,它們可能不是。
“我們的憲法並沒有確保權力的和平過渡,而是以和平過渡為前提”,法學家勞倫斯·道格拉斯(Lawrence Douglas)在他的新書《他會走嗎?》(Will He Go?)中寫道。我們將進入的“空位期”將伴隨著種種不利條件,在阿默斯特(Amherst)任教的道格拉斯稱之為"完美風暴"。我們無法逃離這場風暴。11月3日那天我們將向著風暴中心航行。如果我們能不受創傷地駛出風暴,那麼拯救我們的將不再是一艘牢不可破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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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要在一件事上避諱。唐納德·川普可能會贏,也可能會輸,但他絕不會承認失敗,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空位期”不會,之後也不會。如果最後川普被迫搬離辦公室,只要他還能喘口氣,他會在流放中堅持認為,選舉是被操縱的。
川普對這一立場的矢志不渝將是即將到來的“空位期”最重要的事實。它將從頭到尾扭曲訴訟程序。我們從未經歷過類似這樣的事情。
也許你會猶豫。如果川普輸了,不管怎樣他都會拒絕失敗,這是事實嗎?我們都知道嗎?技術上,你覺得有義務指出,這個命題是以未來條件為框架的,人算不如天算,等等。恕我直言,這是小題大做。我們了解這個人。我們不能再裝下去了。
川普的行為和宣稱的意圖讓人無法想像,如果投票結果對他不利,他將接受公眾的裁決。他驚人地撒謊——要么是為了操縱事件,要么是為了確保優勢,要么想逃避責任,又或者想避免傷害自尊。而選舉,是所有這些動機的完美結晶。
病態可能對川普在過渡期的選擇產生最強烈的影響。已有充分的論證,其中一些論證也出現在本雜誌裡,表明川普符合精神病和自戀的診斷標準。按照醫學上的定義,不管哪種失常都會使他幾乎無法接受失敗。
傳統的評論很難正視這個問題。當記者和輿論製造者問到“如果”川普輸了拒絕承認時,他們覺得有必要加上免責聲明。《政治(Politico)》會加一句,“這些情景看起來都很牽強。”作者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話,他把這些情景比作科幻小說。美國前檢察官芭芭拉·麥奎德(Barbara McQuade)今年2月在《大西洋》雜誌上的文章,也說她無法讓自己把這種風險當成真實的:“一個總統會藐視選舉結果,這長期以來都是不可想像的;現在,如果不是真正的可能性,至少也是川普支持者在開玩笑。”
但川普支持者可不是唯一大聲表達憲法以外的想法的人。在這次大選和上一次大選中,川普都被直接問到是否會尊重選舉結果。他明目張膽地留下了自己的選擇。在2016年第三場總統辯論中,他告訴主持人克里斯·華萊士(Chris Wallace)。“我的意思是,到時候我會告訴你。我給你留個懸念。好嗎?”今年7月,華萊士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又一次問了他。川普說:“我得看看。看,你——我得看看。不,我不會就這麼說是,我也不會說不。”
到時候他將如何決定?其實川普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在2016年競選活動的最後幾天,在俄亥俄州特拉華市的一次集會上,他以一個爆炸性新聞開始了自己的表演。“女士們、先生們,我今天要宣布一個重大消息。我想向我所有的選民和支持者,以及所有的美國人民承諾和保證,我將完全接受這次偉大的、歷史性的總統選舉結果。”他停頓了一下,然後用食指猛戳三下,以示強調接下來的三個單詞:“如果... 我... 贏了!”這時,他才裂開嘴唇,模擬微笑。
這個問題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假設。川普對投票箱的尊重已經得到過檢驗。2016年,川普贏得了總統選舉團票,卻公然拒絕經過認證的計票結果。計票結果顯示,他輸掉了2868692票。他毫無根據但並非巧合地聲稱,至少有300萬非法移民為希拉里·克林頓投了假票。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不存在一個川普祝賀拜登獲勝的隔年版本。他已經告訴我們了。8月24日,川普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說:“他們能從我們手中奪走這場選舉的唯一方法就是,這是一場被操縱的選舉。”除非在選舉團中贏得真正的勝利,否則川普的拒絕讓步——僅僅是否認失敗——將產生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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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著選舉結束的儀式在1896年才有了現代形式。那年投票結束後的星期四晚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收到了不受歡迎的消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參議員詹姆斯·瓊斯(James K. Jones)的一封信告訴他,“已知的情況足以確信我會失敗”,布萊恩在回憶錄中寫道。
他給他的共和黨對手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寫了一封電報。布萊恩寫道:“瓊斯參議員剛剛告訴我,選舉結果表明你已當選。我要趕緊向你表示祝賀。”“我們已經把這個問題提交給了美國人民,他們的意志就是法律。”
自布萊恩之後,禮讓成為一種公民義務,通過電報或電話進行,後來通過公開演講。1928年,阿爾·史密斯(Al Smith )在電台進行了他的敗選演講,不久之後,又上了電視。
和其他儀式一樣,禮讓發展成了一種禮儀。落選人首先出場,感謝支持者,宣稱他們的事業將繼續下去,並承認對手已經獲勝。勝者則在對降服者表示敬意之後開始自己的發言。
禮讓採用一種語言學家稱之為表演性言語的詞語形式。這些語詞並不描述或宣布一種行為,話語本身就是行為。“因此,敗選演講就不僅僅是報告選舉結果或承認失敗,”政治學家保羅·科科倫(Paul E. Corcoran)寫道。“它是新總統權力的憲法體現。”
在實際戰爭中,而不是政治戰爭中,讓步是可選擇的。勝方可以強行拿走敗方拒絕投降的東西。如果實力較弱的一方不肯求和,城牆會被攻破,總部會被夷為平地,領袖則會被俘虜或處死。世界上有些地方的政治鬥爭仍然以這種方式結束,但不是這裡。因此,輸家的讓步是難以取代的。
看看2000年的大選吧,乍一看,可能會證明事實並非如此。在選舉之夜,阿爾·戈爾(Al Gore)向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認輸,然後又收回了自己的讓步,並在佛羅里達州進行了一場重新計票之戰,直到最高法院將其關閉。人們普遍認為,法院5比4的裁決決定了這場比賽,但這並不完全正確。
12月12日,最高法院對“布什訴戈爾案”(Bush v. Gore)做出裁決,此時距離選舉團召開會議還有6天,距離國會認證結果還有數週。即使佛羅里達州的核票活動已經停止,戈爾仍有憲法上的手段繼續戰鬥,一些顧問也敦促他這麼做。如果他把爭議提交給國會,作為參議院議長,他就能佔據制高點。
直到12月13日,也就是法院裁決後的第二天,戈爾向全國發表講話,這場較量才真正結束。作為一個彈藥未用盡的人,戈爾放下了武器,他說:“我接受這一最終結果,下週一選舉團將批准這一結果。今晚,為了我們人民的團結和民主的力量,我作出讓步。”
如果拜登似乎贏得了選舉團,而川普拒絕承認,我們並沒有結束這次選舉的先例或程序。我們將不得不發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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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程度上說,川普是一個軟弱的獨裁主義者。他有嘴,但沒有肌肉來保證其意志的實現。川普譴責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但無法解僱他。他指責他的敵人叛國,卻無法將他們關進監獄。他扭曲官僚機構,藐視法律,但沒能完全掙脫它們的束縛。
一個真正的獨裁者不會冒選舉失敗的危險。他會提前確定自己的勝利,避免推翻錯誤的結果。川普不能這樣做。
但他並非沒有能力扭曲選舉程序——首先是在選舉日,然後是在空位期間。如果選票情況不妙,他可以擾亂計票。如果不奏效,就嘗試完全繞過計票。在選舉日,川普和他的盟友可以從壓制拜登的選票開始。
在這一點上兜圈子也將會無法找到真相:川普不想黑人投票。(2017年,他就這麼說過。據洩露給《政治》的一段錄音顯示,在馬丁·路德·金紀念日,他對馬丁·路德·金聯合創立的一個投票權利組織這樣說過。 )他不想年輕人或窮人投票。他有理由相信,如果投票率高,他贏得連任的可能性就會低。這並不是一個“雙方”的現象。在當今的政治中,我們看到一個政黨不斷地通過剝奪另一個政黨的追隨者的投票權來尋求優勢。
就在不到一年前,賈斯汀·克拉克(Justin Clark)在威斯康辛州對一群經過挑選的共和黨律師聽眾進行了一次閉門演講。他以為是私下演講,但有人帶了錄音設備。他對選舉日運作(Election Day operations,他們叫'EDO')說了很多。
當時,克拉克是川普連任競選團隊的一名高級副手;7月,他被提升為競選副經理。“威斯康辛州是個或者倒這邊或者倒那邊的州,因此,這使得EDO真的,真的,真的很重要,”他說得很直白:“傳統上一直是共和黨人壓制選民…… (民主黨的)選民都在該州的一個地方,所以讓我們開始稍微進攻一點。這就是2020年你將看到的,將會明顯的不同。這將是一個更大的項目,一個更有侵略性的項目,一個資金更充足的項目,我們將需要所有我們能得到的幫助。”(克拉克後來聲稱,他的言論被誤解了,但他的解釋在上下文中毫無意義。)
克拉克解釋說,在所有有利於川普選舉日行動的跡像中,“首要的是同意令走了”。他指的是一項法院命令,禁止共和黨特工使用一系列選民清洗和恐嚇手段中的任何一種。這項命令的到期有著“巨大,巨大,巨大,巨大的好處,”克拉克說。
他的律師聽眾知道他的意思。2020年的總統大選,將是40年來首次,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在投票站的任何“選票安全”行動都沒有聯邦法官要求獲得提前批准。2018年,一名聯邦法官裁定,原告沒有證據證明共和黨人最近違反了同意令,允許同意令到期失效。按照這種邏輯,同意令是不需要的,因為它是有效的。
同意令起源於1981年新澤西州的州長選舉。根據地區法院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訴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一案中的意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涉嫌僱傭用休班執法人員作為“全國選票安全工作隊”成員恐嚇選民,其中一些人攜帶著武器和對講機。原告稱,他們在少數族裔社區攔截和詢問選民,阻止選民進入投票站,強行限制投票站工作人員,質疑選民的投票資格,警告非法投票將受到刑事指控,而且通常會竭力將選民嚇離投票站。這些方法的威力來自於有色人種對與警察接觸的有充分理由的恐懼。
今年,在沒有法官監督的情況下,共和黨在15個競爭激烈的州招募了5萬名志願者監視投票站,挑戰他們認為外表可疑的選民。8月20日,川普打電話給福克斯新聞,告訴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我們會有警長,我們會有執法部門,我們還會有,希望有美國檢察官”來密切監視投票站。克拉克稱,幾十年來,共和黨人首次可以在“民主黨人管理的地方”自由打擊選民欺詐。
選民欺詐是一種對選舉結果的虛假威脅,是共和黨人用來阻撓或放棄可能對手選票的藉口。據無黨派智庫布倫南正義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的一份權威報告計算,三次選舉的選民舞弊率在0.0003%至0.0025%之間。另一項由洛約拉法學院(Loyola Law School)的賈斯汀·萊維特(Justin Levitt)進行的調查發現,在2000年至2014年美國10多億張選票中,只有31項可信的冒充選民的指控。投票權案件的法官也做出了類似的事實認定。
儘管如此,共和黨及其盟友還是以防止今年選舉中的舞弊為名,提起了數十起訴訟。他們一個州一個州地尋求——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功——清除選民名單、收緊臨時選票規定、堅持選民身份證明要求、禁止使用投遞選票箱、減少可郵寄選票、丟棄有技術缺陷的郵寄選票,以及取締在郵戳在選舉日之前但選舉日之後才送達的選票。這樣做的目的和效果就是要丟掉大量的選票。
這些法律上的花招來自共和黨的老套路。在這一輪大選中,除了努力的激烈之外,不同的還有對郵寄投票的關注。就在新冠疫情驅使數千萬選民接受郵寄投票之時,總統對郵寄投票發起了無情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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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總統大選,郵寄投票的規模將與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一些州預計郵寄投票的數量將增加10倍。《華盛頓郵報》對全美50個州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1.98億合格選民,即至少84%的選民,將可以選擇郵寄投票。
川普頻頻緊急譴責郵遞投票,播放荒誕的噩夢。有一天,他在推特上寫道:“郵寄投票將導致大規模的欺詐和濫用。它還將導致我們偉大的共和黨的終結。我們絕不能讓這場悲劇降臨我們的國家。”另一天,他提到一個想像中的——很容易被揭穿的——來自國外的造假情景。“2020年大選被操縱:數百萬張郵寄選票將由外國和其他國家印刷。這將是我們時代的醜聞!"
到了夏末,川普對郵件投票的抨擊達到了平均每天將近4次——這是他過去為了應對彈劾和穆勒調查等關乎存亡的危險時的頻率:“對我們的國家非常危險。”“一場災難。”“歷史上最嚴重的操縱選舉。”
夏天也帶來了美國郵局被川普新任命的郵政局長路易斯·德喬伊(Louis DeJoy)從內部圍攻的報導。美國郵政服務(US Postal Service,簡稱UPS)作為政府最受歡迎的機構,德喬伊是共和黨的主要捐助者。服務削減、高層管理重組和混亂的運營變化,正在造成長期的延誤。《洛杉磯時報》報導稱,在一個分揀站,“工人們處理包裹的速度遠遠落後於進度,到了8月初,蚊蟲和囓齒動物已經在腐爛的水果和肉類容器周圍成群結隊,盒子裡的小雞都死了。”
郵政總局開始以提高效率的名義報廢了10%的郵件分揀機。接著又有消息稱,UPS將不再把選票作為頭等郵件處理,除非一些州將每封信的郵資漲三倍,從20美分增加到55美分。德喬伊否認有任何拖延郵件投票的企圖,在批評者的猛烈抨擊下,郵政撤回了這個計劃。
如果對川普在這些變化上的立場還有什麼疑問的話,那麼他在8月1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解決了這些疑問。民主黨人正在談判增加250億美元的郵政資金,並向各州提供額外36億美元的選舉援助。“他們沒錢去做全民郵遞投票。因此,我想他們不能這麼做。”川普說。“這很簡單。沒有錢做怎麼做呢?”
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切?
川普對郵寄投票的敵意部分反映了他的信念,即更多的投票在總體上對他不利。3月底,他在《福克斯和它的朋友們》(Fox & Friends)節目中說,民主黨人想要達到的“投票的水平,只要你同意,你就永遠別想再有共和黨在這個國家當選” 。
一些共和黨人認為川普的敵對行為會自食其果。密歇根州共和黨前執行董事傑夫·蒂默(Jeff Timmer)告訴我:“在我看來,這完全不合理。川普競選團隊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以及他們的州黨組織,正在壓制他們自己選民的投票率。”這包括多年來通過郵件投票的共和黨老年人。
但川普對郵寄投票的討伐,只是他對過渡期計劃一種策略上的表達。總統其實並沒有企圖完全阻止郵寄投票,他也沒辦法做到這一點。他是在詆毀這種做法,剝奪它的資源,向他的支持者發出親自投票的信號,並且,為大選之夜後對結果提出質疑的計劃做準備。這是一個預期自己會被淘汰,意圖搗亂投票的人的策略。
根據斯坦福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的說法,“在正常時期”,通過郵件投票並不有利於任何一方。但那樣的表述卻能起很大作用。他們在6月發表的研究結果,並沒有考慮總統言論可能產生黨派傾斜。川普對選舉欺詐的系統性預測似乎對共和黨的投票意向產生了強大影響。以佐治亞州為例,蒙茅斯大學(Monmouth University)在7月底的一項民調發現,60%的民主黨人可能會通過郵寄方式投票,但共和黨人只有28%。而在賓夕法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這兩個戰場州,要求郵寄選票的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多出數十萬。
換句話說,川普創造了一個區分朋友和敵人的指標。全國各地的共和黨律師會發現這在訴訟計票時很有用。只需要通過數字遊戲,他們可以把通過郵寄方式投出的選票視為敵對選票,就像他們對待城市和大學城選民親自投出的選票一樣。這些都是他們要爭奪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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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趨勢保持不變,空位期的選戰空間將由一種被稱為“藍移(blue shift)”的現象所塑造。
俄亥俄州立大學憲法學教授、選舉法專家愛德華·弗利(Edward Foley)是研究藍移的先驅。他在超時計票中發現了一種以前未被注意到的模式——大選夜之後的核票工作會統計遲報的選區,未處理缺席票以及資格需要確認的選民所投的臨時票。在美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超時計票沒有產生可預測的黨派效應。在大選年,有的州在大選日後的核票轉向了紅色,有的則轉向藍色,但這些轉變很少能大到足以產生影響。
大約20年前,有兩件事開始發生變化。超時計票越來越多,而且趨勢也是越來越藍。在今年一篇更新的論文中,弗利(Foley)和他的合著者,麻省理工學院的查爾斯·斯圖爾特三世(Charles Stewart III)表示,他們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這種轉變有利於民主黨。(有一些因素:城市選票的計票時間需要更長,而且大多數臨時投票的選票都是年輕人、低收入者或流動選民,他們一般傾向藍色)。在2012年的超時計票,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佛羅里達州(淨增加27281票)、密歇根州(60695票)、俄亥俄州(65459票)和賓夕法尼亞州(26146票)等搖擺州鞏固了自己的優勢。不管怎樣,奧巴馬都會贏得總統大選,而這種幅度的變化可能會改變勢均力敵的競爭的結果。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2016年贏得了數万張超時投票,但還不足以挽救她。
藍移尚未決定總統選舉,但它已經顛覆了2018年亞利桑那州參議院的選舉。共和黨人瑪莎·麥克薩利(Martha McSally)在選舉日次日領先15403票,似乎勝券在握。弗利寫道,隨後幾天的核票活動,則讓民主黨人基爾斯滕•西內馬(Kyrsten Sinema)以“巨大的超時計票71303張選票的優勢”一舉進入參議院。
然而,當年抓住川普注意力的是佛羅里達州。選舉之夜,共和黨人在州長和美國參議員的激烈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而隨著藍移的生效,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眼看著自己在州長競選中的領先優勢縮小了18416張選票。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在參議院的優勢下降了20231。11月12日凌晨,也就是大選日的第六天,川普已經看夠了。他在推特上毫無根據地寫道:“佛州大選應該宣布里克·斯科特和羅恩·德桑蒂斯勝出,因為大量的新選票不知從哪裡冒出來,而且很多選票要么丟失要么是偽造的。誠實的選票統計已經不可能了—— 選票已被大規模污染。(計票)必須鎖定選舉夜!”
川普對別人選舉中的藍移的恐慌,讓他編造了舞弊的指控。這次大選,當他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選票上時,藍移可能會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即使在正常年份,郵寄選票也需要更多的時間來統計,而今年的郵寄選票將比以往任何一次選舉多出數千萬張。很多州禁止在選舉日之前處理提前郵寄的選票;有些州則允許計算遲到的選票。
2018年,川普作為旁觀者的本能——停止計票——今年看起來更像是策略。川普全國競選團隊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律顧問告訴我:“大選之夜會有結果,全國都會預期贏家和輸家被宣布。而如果大選日之後的計票改變了大選夜的結果,那麼就一場狗屎風暴(shitstorm)的基本要素就具備了。”
我說,沒有“如果”,計數一定會變。顧問同意,“是的。”核票會產生更多支持拜登而不是川普的選票。民主黨人會堅持盡可能延長核票的時間,好統計到每一張選票。這位顧問說,由此產生的衝突是自作自受。
他說:“這是他們自找的。他們試圖最大限度地提高投票率,而且他們認為這樣做沒什麼壞處。他還說,“在選舉之夜會有一次點票,點票結果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最終點票結果會被質疑不准確,或者欺騙——隨你用哪個詞。”
有的選舉建模師認為,有序計票最糟糕的情況也是最有可能出現的:根據親自投票結果,川普在大選夜領先,但隨著郵寄選票的統計,他的領先優勢慢慢讓位於拜登的勝利。民主黨數據建模公司鷹魚(Hawkfish)的首席執行官喬希·門德爾松(Josh Mendelsohn)稱這種情況為“紅色海市蜃樓(the red mirage)”。在街頭抗議、社交媒體以及川普拼命鎖定領先優勢的情況下,動盪可想而知。川普的一名法律顧問說:“你能想到的任何場景都沒現實那麼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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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律師在激烈的競選中講究“訴訟餘地”。早期報告中的計票越緊,剩下的選票就越多,就越有動力在法庭上打官司。如果真有選舉管理者的祈禱,就像有些人半開玩笑說的那樣,那將會是:“主啊,讓我們有一個壓倒性的勝利吧。”
壓倒性的勝利能讓我們在空位期免於衝突嗎?從理論上說,是的。但可能性不大。
很難想像,川普在選舉之夜會有如此巨大的領先優勢,以至於讓拜登望塵莫及。除非搖擺州能夠在當晚清點大部分郵遞選票,而這對其中有些州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否則對藍移的預期將讓拜登繼續戰鬥。另一方面,如果拜登在大選夜大幅領先,川普就沒可能追上他。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我們可能會首先在佛羅里達州看到。但考慮到共和黨在親自投票選民中的優勢,這種情況對拜登來說是極其樂觀的。無論如何,川普不會認輸。空位期早期,他會有實際的選擇來讓這場競爭繼續下去。
雙方都在為州和聯邦法院緊急動議的洪流做準備。他們已經在40多個州的法院小打小鬧了一整年,大選日將開啟一個法律鬥爭的高潮階段。
郵寄選票會有很多川普律師可以抓住不放的缺陷。郵寄投票比親自投票更複雜,在每一個步驟中技術錯誤都很常見。如果選民提供了新的地址,或者寫了不同版本的名字(比如將Benjamin縮寫為Ben),或者多年來的簽名發生了變化,或者在簽名欄寫了印刷體的名字,或者沒有將選票封在內層安全信封內,他們的選票都有可能不會算數。在親自投票的情況下,選區內的投票站工作人員可以解決類似這些小錯誤,例如指引選民在正確的簽名欄簽名,但以郵寄方式投票的人可能沒有機會解決這些問題。
今年春天的初選期間,共和黨的律師們在全國各地的縣級選舉辦公室為11月的投票進行了演練。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的一名律師馬修·沃爾夫(J. Matthew Wolfe)6月份撰寫的一份內部備忘錄報告了這樣一次演習。沃爾夫與另一名共和黨律師以及川普競選團隊的一名成員一起,密切注視著費城選舉專員對郵寄投票和臨時投票進行核票,但沒有進行干預。沃爾夫對不完善的地方進行了編目,標記下其政黨可能提出的異議。
簽名缺失,部分簽名,簽名放錯了地方。裡面的安全信封上應該沒有標記的名字,還有根本沒有安全信封的選票。沃爾夫寫道,有些寄來的信封“沒有郵戳,或者郵戳難以辨認”。——注意,郵戳將成為2020年的“hanging chads”。有些選民在簽名日期處填上了自己的生日,還有的人則寫了“一個不可能的日期,比如初選後的日期”。
“hanging chads”緣起於2000年喬治·布什和阿爾·戈爾的總統競選。“chad”是在卡片上打孔時留下的紙片。當時佛羅里達州的選民使用打孔卡選票。如果打出的小孔完全脫離了選票,計票機就會將每個小孔登記為一張選票。但有時小紙片會部分或完全粘在選票上——這可能讓機器無法讀取它們。所以,“hanging chads”就是當你在卡片上打了一個孔,但沒有打完全部,留下一小塊懸空。還有“pregnant chads”,指你試圖打一個孔,但只是留下一個凸起,沒有真正打穿。這兩種情況未被機器計算時,爭議就出現了。人們的選票沒有被計算在內。(譯者註:)
沃爾夫寫道,委員們的一些決定“明顯違反了選舉法中的方向和措辭”。他建議到11月,“與政黨有關的人審查每一份申請和每一個郵寄選票信封”。這,正是計劃。
雙方的法律團隊都正在計劃在多個戰場州同時進行訴訟,規模與2000年大選期間的佛羅里達州相當。布倫南中心(Brennan Center)投票權和選舉主任邁娜·佩雷斯(Myrna Perez)告訴我:“我的錢會放在德克薩斯州、佐治亞州和佛羅里達州”這些要成為麻煩的點。
在任何選舉中,都有無窮無盡的偶然情況可被律師利用。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蒙哥馬利縣,離沃爾夫的費城實驗地點不遠,縣共和黨委員會收集了初選期間據稱在投票箱發生的可疑事件的監控式的照片。在一個序列中,一名縣政府僱員被描述為將“沒有安全保障的選票”放在汽車的後備箱中。另一張照片則稱一名保安“正在斷開為監控攝像頭供電的發電機”。這些照片可能意味著任何事情——脫離背景是不可能判斷的——但它們正是那種偽證據,肯定會在空位期早期被病毒式傳播。
選鬥不會局限於法庭。地方選舉裁判員可能會被指名道姓,被當作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或安提法(antifa)的代理人而遭受誣衊和攻擊。自命為選票監護人的激進人群將竭力重演布什訴戈爾(Bush v. Gore)案佛羅里達州重新計票時的“布魯克斯兄弟暴動(Brooks Brothers riot)”,當時布什競選團隊出資的示威者上演了一場暴力抗議,阻止核票員完成邁阿密·戴德縣(Miami-Dade County)的重新計票工作。
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儘管規模比我們預期11月的要小。對於川普,我們還必須問:一個無情的在任者可能會做什麼從未嘗試過的事情?
假設川普支持者的大篷車,戴著第二修正案的配飾(由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延伸而來的擁槍權,這個配飾可想而知是什麼。譯者註),在大選日聚集在大城市的投票站。他們說,他們來調查社交媒體上關於選民欺詐的報導。反抗議者到達後,發生拳腳相向,槍聲四起,選民要么逃離,要么無法到達投票站。
接著,假設總統宣布緊急狀態,穿著戰鬥服的聯邦人員,提前在附近就位,進場恢復法律和秩序,以確保投票安全。在持續的衝突中,他們留下來監督投票,關閉通往投票站的街道,保管未清點的選票,以保存舞弊的證據。
“總統不能取消選舉,但如果他說'我們處於緊急狀態,因為發生了暴力事件,我們要關閉這個地區一段時間',會怎麼樣呢?”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智庫之一,簡稱AEI)的諾姆·奧恩斯坦(Norm Ornstein)說。如果你是川普陣營輕忽邊界的人,“我能預期的是你不會只做這些假設中的一兩件事——你會盡可能多地做。”
夢魘有不同的版本。干預的地點可以是郵局。而那個斷言也可能是一份假定的情報,報告從中國發來的偽造選票。
當然,這只是猜測。但這些場景沒有哪個與總統已經做過或威脅要做的事情相去太遠。川普向華盛頓特區派遣了國民警衛隊,在夏季種族正義抗議活動中,以保護聯邦建築的羸弱藉口,向波特蘭和西雅圖派遣了國土安全部部隊。他說,他可能會援引1807年的《叛亂法》(Insurrection Act),向“民主黨人管理的城市”“部署美國軍隊”,以保護“生命和財產”。聯邦政府在選舉期間幾乎沒有什麼依據進行干預,選舉主要由州法律管轄,由大約10500個地方司法管轄區管理,但熟悉司法部長比爾·巴爾(Bill Barr)對總統權力的看法的人應該不會懷疑他能為川普找到授權。
11月3日之後的每一天,總統和他的盟友們就可以喋喋不休這樣的信息:合法的統計已經結束,民主黨人拒絕尊重結果。川普已經如此大張撻伐了好幾個月。7月,他在推特上寫道:“必須在選舉當晚就知道選舉結果,而不是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後!”
川普說什麼重要嗎?人們很容易將選票計數比作體育賽事的比分。輸掉比賽的教練盡可以怨天怨地,但當裁判員做出裁決時,比賽就結束了。關於空位期,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此時沒有裁判——沒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權威可以決定比賽勝負,讓它偃旗息鼓。只有一系列較低級別的司儀,各人均受其管轄權限制,為不透明的規則所纏累。
川普在空位期這一階段的策略會是一場拖延時間遊戲,一場壓制計票和取消拜登勝選資格的協同嘗試。法院最終可能會介入權衡。但到那時,裁決的場所可能已經轉移去了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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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位期分配了35天的時間來解決計票和隨之而來的訴訟。第36天,12月8日,一個重要的截止日期到來。
在這一階段,實際的計票統計對結果的影響就不那麼顯著了。這聽起來好像不對,但事實的確如此:交戰方,尤其是川普,現在將把注意力轉移到總統選舉人的任命上。
12月8日被稱為“安全港”,是任命538名男女總統選舉團成員的截止日期。選舉人要到六天后的12月14日才開會,但各州必須在“安全港”日期前任命他們,以保證國會接受他們的資格。控制法規規定,如果在此日期之後仍存在“任何爭議或爭論”,那麼國會將決定哪位選舉人(如果有的話)可以將該州的選票投給總統。
我們習慣於通過普選來選出選舉人,但憲法中沒有規定必須這樣做。第二條規定,各州應“按該州立法機關所指示的方式”任命選舉人。自19世紀末以來,每個州都把決定權交給了選民。即便如此,最高法院還是在布什訴戈爾案中確認,一個州“可以收回任命選舉人的權力”。而一個州如何以及在什麼時候這樣做,一個多世紀以來都都沒人試過。
川普可能會這麼試。據州和國家層面的共和黨消息人士透露,川普競選團隊正在討論應急計劃,繞過選舉結果,在共和黨佔據立法多數的戰場州,任命忠誠的選舉人。基於舞弊猖獗的指控,川普將要求州議員不顧全民投票,行使他們的權力直接挑選一批選舉人。川普能成功地讓計票結果存疑的時間越長,州議員們在“安全港”到期前採取行動的壓力就越大。
從對現代民主的覺察來看,為了黨派利益而拋棄民眾投票,就像一場政變一樣令人不安,無論其在法律上能找到什麼樣的許可。共和黨人對這樣的立場會感到不安從而抵制嗎?在採取這種伎倆之前,他們會讓出選舉嗎?川普支持者會讓共和黨人因這種背叛付出高昂的代價,等到那個時候,黨內官員會被圍困在舞弊的說辭中。
與我交談的川普競選團法律顧問告訴我,急著任命選舉人將被說成是為了保護人民的意願。這位顧問說,一旦認定超時計票被操縱,州立法者們將希望自己判斷選民的意圖。
“州議會會說,'好吧,我們已經被賦予了這項憲法權力。我們認為本州結果不准確,所以這是我們認為正確反映我們州的結果的選舉人名單,'”顧問說。民主黨,他補充說,因為超時計票創造條件,而容易受制於這種謀略。
顧問接著說:“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選票能在我都不知道的多少天后才到達——有的州是一周,有的州是10天——那麼大量選票就會被推後,推後,再推後。所以兩難擇一:是由議員指定選舉人更糟,還是在選舉日收到選票更糟?”
當《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詢問川普的競選團隊有關繞過投票、任命忠誠選舉人的計劃,以及文章中討論的其他策略時,川普連任團隊副全國發言人西婭·麥克唐納(Thea McDonald)沒有直接回答這些問題。她在電子郵件中說:“川普總統和他的團隊因為維護法治和透明地爭取自由公正的選舉而被醜化,這令人憤慨。對於民主黨人企圖徹底顛覆制度,讓我們的選舉陷入混亂,主流媒體卻給予了免費通行證。”她寫道,川普正在為一場值得信任的選舉而戰,“其他任何論點都是陰謀論,目的是混淆視聽。”
在賓夕法尼亞州,三名共和黨領導人告訴我,他們已經在內部討論了直接任命選舉人的問題,其中一人說,他已經與川普全國競選團隊討論過這個問題。
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主席勞倫斯·塔巴斯(Lawrence Tabas)告訴我:“我已經跟他們提過了,我希望他們也在考慮這個問題。我只是不認為現在是我討論這些策略和方法的合適時機,但(直接任命選舉人)是選擇之一。它是《憲法》規定的現有的法律選擇之一。”他補充說,每個人都希望得到一個迅速而準確的統計。“但是,如果這個過程有缺陷,而且有重大缺陷,我們的公眾就可能會對選舉的公正性失去信心和信任。”
賓州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傑克·科爾曼(Jake Corman)傾向於轉移話題,強調他希望清點票數將在選舉之夜產生最終的計票結果。“時間越長,產生的意見、理論和陰謀也越多,”他告訴我。如果隨著安全港限期的臨近,爭議仍然持續,他允許,立法機構將別無選擇,只能任命選舉人。“我們不想走那條路,但我們明白法律會把我們帶到哪裡,我們會遵守法律。”
共和黨人控制著六個競爭最激烈的戰場州的參眾兩院。其中,亞利桑那州和佛羅里達州的州長也是共和黨人。在密歇根州、北卡羅來納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州長都是民主黨人。
俄亥俄州選舉學者弗利推演過如此操作會產生什麼樣的連鎖反應:如果共和黨議員無視賓夕法尼亞和密歇根等州的投票,任命川普的選舉人,民主黨州長會以證明官方計票結果作為回應,這是他們行使權力的例行程序。他們會辯稱,在投票發生後,議員們不能合法地選擇不同的選舉人。他們向國家檔案館發出的“確認證書(certificates of ascertainment)”,上面寫著他們所在的州已經指定了支持拜登的選舉人。每一組相互對立的選舉人都將得到州政府一個部門的批准。
在亞利桑那州,負責監督選舉的州務卿凱蒂·霍布斯(Katie Hobbs)是民主黨人。她可以動用自己的權力對投票結果進行認證,並提交一份拜登選舉人的名單。即使在共和黨統一執政的佛羅里達州,承諾選拜登的選舉人也可以開會認證自己的選票,以期引發“爭議或異議”,讓國會來決定本州的選舉結果。在2000年的佛羅里達州重新計票之戰中,幾乎發生了同樣的事情。當年11月26日,共和黨州長傑布·布什(Jeb Bush)為他的兄弟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認證選舉人,而當時重新計票的訴訟還在進行中。戈爾的首席律師羅納德·克萊恩(Ronald Klain)的應對是在佛羅里達州舊國會大廈為民主黨選舉人預訂一個房間,為戈爾投下競爭票。直到戈爾在總統選舉團投票前五天作出了讓步,才讓這一計劃成為泡影。
在上述任何一種情形下,總統選舉團都會在12月14日召開會議,但卻無法就誰有合法權利投出決定性的票數達成共識。
對立的選舉人可能在哈里斯堡(Harrisburg)、蘭辛(Lansing)、塔拉哈西(Tallahassee)或鳳凰城(Phoenix)舉行鏡像會議,將相同的選舉人票投給其所代表的一方。按照憲法規定,各方都將把選票“傳送到美國政府所在地,直接送達參議院主席(譯者註:根據憲法,副總統擔任參議院主席,並主持參議院的日常程序。)”。下一步行動將屬於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
這將是一場真正的憲政危機,是“空位期”的第一次,但不會是最後一次。“然後我們就會被扔進一個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世界。” AEI的諾姆·奧恩斯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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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人都宣稱擔任總統。離解決這一問題的下一個時機還有三個多星期。
1月6日是新一屆國會宣誓就職後的日子。現在,控制參議院對總統之位至關重要。 彭斯,作為參議院主席,手中會分別持有幾個戰場州的兩份相互衝突的選舉人證書。第十二修正案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只做了這樣的規定:“參議院主席應當,在參議院和眾議院在場的情況下,打開所有證書,然後選票將被統計。”
注意這裡的被動語態。誰來計票?計入的是哪份證書?
川普團隊會採取的立場是,憲法語言將這些問題留給副總統。這意味著彭斯擁有單方面宣布自己連任和川普連任的權力。民主黨人和法律學者會譴責這是“自我交易(self-dealing)”,並指出國會將用《選舉人票計算條例》填補第十二修正案的空白,為如何解決這種爭議提供指示。而這些指示的問題在於人們普遍認為——用弗利的話來說——這些指示“錯綜複雜,難以理解”,“混亂而醜陋”,“是國會頒布過的最奇怪的法律措辭之一”。
如果說空位期是一場尋找裁判的比賽,那麼它現在有535名裁判,還有一本沒有人知道如何解讀的規則手冊。而主持比賽的官員就是場上的選手之一。
弗利在《芝加哥洛約拉大學法學雜誌(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Law Journal )》上發表了一份2.5萬字的研究報告,推演瞭如果僅剩一個州的選舉人票能起作用,接下來的鬥爭可能採取的路徑。
如果民主黨贏回參議院,並守住眾議院,那麼《選舉人票計算條例》列出的所有道路最終都會通向拜登的總統任期。如果共和黨人守住參議院,並意外贏回眾議院,則情況正好相反。但如果國會仍然分裂,則存在著不可能出現決定性結果的情況——沒有一個結果具有明確的法律效力。每個黨派都可以引用自己的候選人獲勝規則的合理解讀。沒有一決勝負的加時賽投票。
國會怎麼會陷入無法打破的僵局?在這些部分,法律是一個迷宮,太複雜了,無法在雜誌文章中描繪出來,但我可以勾勒出一條道路:
假設賓夕法尼亞州單獨派出對立的選舉人名單,他們的20張選票將決定總統的人選。
對《選舉人票計算條例》的一種解讀是,國會必須承認由身為民主黨人的州長認證的選舉人,除非參眾兩院另外達成協議。眾議院不會另行同意,所以拜登贏得了賓夕法尼亞州和白宮。但彭斯敲響了他的法槌,裁定反對這種法律解讀,而是傾向於另一種解讀,認為國會必須放棄兩份有爭議的選舉人名單。這條混亂難解的法規從兩個角度來解讀都合理。
由於賓夕法尼亞州的選舉人資格被取消,還有518張選舉人票。如果拜登在其中保持著微弱的領先優勢,他就又能獲得總統職位,因為他擁有“最多的選票”,正如第十二修正案所規定的那樣。但共和黨人指出,同一修正案要求“全體選舉人的多數票”。彭斯規定,全體選舉人的票數是538票,而拜登沒有沒有達到要求的270人。
按照這個論點,沒有人取得總統職位,決定權扔給眾議院,每個州一票。如果目前的黨派平衡保持不變,50張票中將有26張支持川普。
在彭斯從賓夕法尼亞州轉到羅得島州之前,也就是國會計票時按字母順序排列的下一個州,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將所有參議員趕出眾議院。現在,彭斯無法按照憲法要求,在眾議院“在場”的情況下完成計票。
佩洛西宣布計劃無限期拖延。如果在就職典禮當天仍未完成計票,議長本人將成為代理總統。
佩洛西準備在1月20日宣誓就職,除非彭斯推翻裁決,接受拜登獲勝。彭斯並不讓步。他在另一個地點重新召集將眾議院共和黨人也擠進來的參議院會議,旨在完成計票,讓川普成為當選總統。現在,三人聲稱其贏得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都是言之有據的。
迷宮裡還有其他的路,很多都通向死胡同。
這就是下一個憲政危機,比三週前的危機更嚴重,因為法律和憲法沒有規定任何其他協商機構。最高法院可能會進行干預,但它也可能會迴避與一個根本性政治問題的另一次創傷性接觸。
自大選日以來已經過去了64天。僵局已經形成。距離總統就職典禮日還有兩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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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預見到這種僵局,他不知道有什麼解決辦法。他無法告訴你,根據現行法律,我們如何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或者它如何結束。此時,它並不純粹是一個法律問題。這是一個權力的問題。川普已擁有白宮。為了保住白宮,他會把界限推到什麼程度,誰會反擊?這也是總統自上任之日起就產生的問題。
我希望能從一群前民選官員、學者、政治戰略家和律師在今夏進行的一系列演習中獲得一些啟示。在為期四天的模擬中,“過渡期誠信項目(Transition Integrity Project )”對選舉及其後果進行了模擬,以期找到可能出現分崩離析的支點。
他們發現了很多。其中一些情況包括我所描述的那種對決的選舉人名單。在一個版本中,是密歇根州的民主黨州長首先訴諸於任命選舉人,此前川普命令國民警衛隊停止計票,親川普的警衛隊士兵摧毀了郵寄的選票。2016年希拉里·克林頓的競選主席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帶領拜登團隊在另一種情況下,準備跟隨川普步入內戰邊緣,鼓勵三個藍色州威脅脫離聯邦。對規範的破壞導致規範的破壞。(克林頓本人在8月接受Showtime的《馬戲團》(The Circus)採訪時,看出她有同樣觀點。“喬·拜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讓步,”她說。)
關於訴訟程序的文章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大衛·弗魯姆(David Frum)的第一手資料。但這些報導有一個令人困惑的空白。沒有一篇文章充分解釋了大選如何結束。我想知道誰宣誓就任。
我打電話給喬治敦(Georgetown)大學教授羅莎·布魯克斯(Rosa Brooks),她是項目的共同創始人。令人不安的是,她沒有答案。她不知道事件的結局如何。模擬有半數情況是參與者沒能進行到就職典禮日。
“在這些模擬中,我們陷入憲法僵局,看不到明確的解決方法,街頭暴力事件,”她說,“在其中一個場景中,我記得我們讓川普援引了《叛亂法》(Insurrection Act) ,在街頭部署了軍隊......五個小時過去了,我們好像說,'好吧,我們結束了'。 ”她補充道:“一旦事情明顯偏離軌道,確切知道到底事態會何去何從,並沒有特別的好處。”
“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是試圖找出乾預的時刻,找到某些時機,當我們回顧時會說:'怎樣才能改變這種狀況?怎樣才能讓事件不至於變得如此糟糕?'”布魯克斯說。項目到那就沒能取得太大進展。就一旦發生衝突,怎樣約束無法無天的總統方面,沒有學到任何經驗,也沒能設計出替代措施,以避免災難。“我想你可以說,我們陷入未知世界,沒有人能夠預測會發生什麼,”布魯克斯在一封後續電子郵件中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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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可能不再強大到維護其完整性。把選舉委員會、州立法機構和國會有能力劃定界線,以確保合法投票和有序移交權力看作理所當然是錯誤的。我們可能需要找到一種方法,來自己劃定這些界線。
有些改革需要改天再考慮,當沒有選舉來臨時。小的改革,比如清除《選舉人票計算條例》(Electoral Count Act)的模糊部分。大的改革,比如取消總統選舉團。顯而易見的改革,比如撥款幫助資金匱乏的選舉當局,提升其運作水平,以加快並確保選舉日的計票工作。
目前,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隨時為此捍衛民主。首先要拒絕誘惑,不要以為這次選舉將像通常的選舉一樣進行。很可能會發生一些遠超出常規的事。可能不止一件事。期待其他事情發生會使我們的反應變遲鈍。它會讓我們陷入虛假的希望,認為川普會輕易馴服於製約正常在任者的力量。
如果你是一名選民,請考慮親自投票。在今年的初選中,即使沒有川普試圖壓制,仍有超過50萬張郵遞選票被拒絕。如果你患新冠肺炎的風險相對較低,請自願到投票站工作。如果你認識的人都是開明的人,就請傳播信息,和他們說選舉夜過後,結果會不斷變化是正常的。如果你管理新聞報導,請預見憲法外的措施,並安排記者和工作人員,對此作出應對。如果你是選舉管理員,請為你從未想過的突發事件做好計劃。如果你是市長,請考慮如何部署你的警察,以抵禦居心不良的干擾者。如果你是一名執法人員,請保護投票自由。如果你是一名立法者,請選擇不參與欺騙行為。如果你是戰場州的法官,請重新熟悉選舉案例法。如果你在軍事指揮系統中佔有一席之地,請記住你有責任將撤銷非法命令。如果你是一名公務員,請知道當你被要求做其他事情時,你的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你做正確的事情。
奪回主動權。除非美國人民在某種程度上默許,否則選舉是不會被竊取。布魯克斯在演習結束後一直在思考一件事,那就是大規模和平抗議的力量。“我們雙方的候選人都試圖動員他們的支持者大量出動,我們並沒有一個很好的機制來決定,這是起作用的嗎?它的作用在哪?”她說。“這給一些人留下了一些大疑問,如果你有橙色革命式的持續數周大規模抗議,會怎麼樣?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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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一次,即1877年,“空位期”使美國瀕臨真正崩潰的邊緣。我們現在不會在那次事件中找到我們的榜樣。
在1876年民主黨人塞繆爾·蒂爾登(Samuel Tilden)和共和黨人盧瑟福·海斯(Rutherford B.Hayes)之間的總統競選中,四個州向國會送出對立的選舉人名單。當一個特別法庭祝福海斯的選舉人時,民主黨人在議會採取措施,以阻撓國會的選舉計數。
他們的計劃是耗盡時間,一直耗到就職典禮日,屆時共和黨現任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就不得不下台。
直到格蘭特任期屆滿前兩天,蒂爾登才作出讓步。他的讓步是基於一個令人反感的交易,即聯邦軍隊從南方撤軍,聯邦軍在那裡保護被解放的黑人的權利。但這並不是蒂爾登的唯一動機。
軍事力量的威脅懸而未決。格蘭特讓人們知道,他準備在紐約宣布軍事戒嚴,因有傳言說蒂爾登計劃在那裡宣誓就職,並以身著制服的軍隊支持海斯的就職典禮。
這對2021年來說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先例。如果我們的政治體制未能產生合法總統,如果川普將僵局維持到新的一年,那麼混亂的候選人和總司令將是同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