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載自 智谷趨勢。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0/10/4
智谷君語：
隨著中印關係緊張，摸清楚印度的真實底牌成為了我們的必修課。對於印度引以為傲的醫藥、電影、IT產業，本文均有介紹。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於落後的法律、資源、土地政策，如果沒有推倒重來的決心，印度想要“複製中國”，沒有那麼容易。推薦閱讀。
以下文章來源於奧特快談 ，作者周雪玲
1962年10月，對印自衛反擊戰爆發。在西山口的戰鬥中，一位名叫龐國興的解放軍戰士因追擊過快，與主力部隊失去聯繫。尋找主力部隊途中，龐國興遇到了八班副班長周文軒和六班戰士王世軍、冉福林，四人索性臨時組成戰鬥小組，繼續作戰。
沿著公路追踪，四人小組又遇到了另外三名行進中的中國士兵。接著，七人對一處印軍砲兵陣地發起突擊，沒想到印軍丟下裝備直接逃跑。龐國興、王世軍、冉福林三人繼續沿公路追擊，又突擊了約500米遠的第二處砲兵陣地，印軍炸毀四門大砲後，再度逃跑。
隨後，王世軍推舉龐國興擔任三人戰鬥小組組長，三人繼續在森林中游擊，又與163團部隊一起，攻占了另一處砲兵陣地。
兩天多的時間裡，龐國興三人穿插印軍縱深十五里，進行五次戰鬥，攻克兩處印軍砲兵陣地，擊潰印軍一個砲兵營，繳獲各類裝備若干。在後來的作戰報告中，龐國興寫了這樣一句話：敵人非但不投降，還膽敢向我還擊。
對印作戰結束後，龐國興被國防部授予“全國戰鬥英雄”稱號，受到多位領導人接見。遺憾的是，1965年9月，年輕的龐國興在一次軍事訓練中不幸犧牲，年僅25歲。龐國興留下的這句“非但不投降”，卻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日後幾十年，中國網民看待印度的主基調。
從1965年打得人家差點遷都開始，很多中國人眼中的印度就一直是那個制度弊病纏身、宗教遺毒難除的魔幻大國。
正所謂我住恒河頭，君住恒河尾，日日思君不見君，你喝我的洗澡水。從火車“掛票”到牛糞計入GDP，從航母剛下水就起火，到官兵瞎操作炸了自家潛艇。當新聞本身就是段子，總讓段子手黯然失色。
但另一方面，“印度超越中國”的聲音這麼多年來也從未間斷，著名美籍經濟學家黃亞生就是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黃教授從1995年開始就為印度崛起搖旗吶喊，“龍象之爭”的說法也算是他提出來的。2015年，黃亞生做客許知遠的節目，談及印度時說：中國哪個方面都比印度優越，除了製度。
國內輿論對印度的看法，一直有種兩極分化的特徵。一方認為印度有人口紅利，也有更加市場化的製度，極具發展潛力。另一方則認為滿分100考40，當然可以說有發展潛力，但這麼多年下來，似乎也沒上及格線。
今年以來，印度在中國邊境不斷挑釁，一邊指責中國鳴槍示威，一邊又通過軍演和越線反複試探中國的容忍度。劇本依舊是熟悉的套路：布兵、挑釁、打不過就撤，邊撤還邊喊“是中國先動手的”。
9月7日，印軍非法進入了中印邊境的班公湖南岸。這片水域形成了一種非常奇特的自然景緻：東邊被高原雪水養得盈潤豐茂，西邊卻因為水分不斷蒸髮變咸而寸草不生。景緻差異劃了一條天然界限，堪稱中印對峙的絕佳映射。
隨著兩國關係驟然緊張，“非但不投降”和“印度被低估”這兩種聲音，又在同一時間竄了出來。說印度不行，論點往往在“看得見”的基礎設施、醫療衛生上，說印度崛起，論點又往往在“看不見”的體制、模式上。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摸清楚印度的真實底牌，又變成了一門必修課程。
01 三大王牌
從各項經濟數據上看，印度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國。
根據美國研究機構世界人口綜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的測算，印度去年的GDP將達到2.94萬億美元，超越英法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差不多是中國2004年的水平。而在衡量工業水平的三大硬指標：發電量、鋼鐵產量和煤炭生產上，印度的煤炭鋼鐵產量僅次於中國，發電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對很多中國網民來說，製藥、IT和電影工業是印度的三大王牌產業。幾年前，一部《我不是藥神》讓印度仿製藥走進了大眾視野，印度製藥品類之齊全、價格之低廉讓人稱奇。當時的主流輿論是：印度仗著專利強制許可繞過了研發，對歐美大廠直接複製粘貼。 的確，電影中的印度格列衛屬於復制粘貼的成果，印度製藥業的起步之路，也可以用撒潑無賴來形容，以至於從未獲得我們正視。但事實上，如今的印度製藥早已告別了複製粘貼的時代。在這一領域裡，中國甚至罕見地充當著印度的上游供應商。 藥品生產一般分兩步走：原料藥和製劑。雖然A股的醫藥股今年漲的很猛，但中國其實一直是原料藥大國，這個稱號是在說我們供給強勁，然而也意味著產業鏈其他環節的薄弱。2018年，中國藥品出口中有80%都是原料藥，而最大買家是誰呢？印度。
時至今日，印度都在承接著中國尚難以勝任的製劑環節。從原料藥到製劑，輔料的區別、生產設備的微小差異，都可能影響藥品的最終效果。在製劑方面，印度憑著制度優勢強行彎道超車，加之入世之後，WTO給了印度10年“保護醫藥產品”的過渡期，印度製藥又藉機在全球拓展銷路。
數據上看，印度製藥在數量上位居世界第三，在價值上排名第十，出口總額達到了180億美元，並且還在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著。《我不是藥神》中的格列衛，不光中國人代購，在日本韓國也是代購熱門，“世界藥房”的稱號絕不是浪得虛名。
印度製藥業年增長率一直在10%以上
製藥之外，印度IT和電影業的勢頭也有目共睹。
在矽谷，華人程序員和印度程序員雖然在數量上難分伯仲，但印度IT工作者有個特殊的諢號：IT Mafia。相比華人專攻技術，印度碼農更善於組織和抱團，幾大科技公司的CEO和高管更是清一色的印度面孔。 而在“印度矽谷”班加羅爾，近幾年也顯現出從量變的質變的趨勢：Uber、亞馬遜、微軟等國際巨頭紛紛在此地設立總部，孫正義更是拿錢投票，在過去三年給這個城市的科技企業砸了80億美元。
電影工業方面，印度電影則是和日韓共同組成了亞洲文化輸出的先鋒隊，從《三傻》到《摔跤吧爸爸》再到《調音師》，從薩爾曼·汗，到沙魯克·汗，再到阿米爾·汗，可以說，中國觀眾是一邊看著《小時代》和《上海堡壘》，一邊目睹了寶萊塢不斷擴大國際影響力的過程。
早在上世紀中葉，印度電影在製片數量上就牢牢佔據了全球第一的位置，超過了身後的美國、中國及英國。
雖然印度每年也誕生很多愛國神劇——比如一部名叫《印度2030》的片子裡，1盧比可以換80美元，服務員和清潔工都是歐美白人。但印度發達的電影工業，在全球範圍內也是有目共睹。
《2030 INDIA》中，白人小伙給印度顧客端茶倒水
如果說中印在製藥和IT領域上的對比還有爭議，那麼兩國電影工業肉眼可見的差距，幾乎是人人都認可的。然而，製藥、IT和電影這三大王牌產業，雖然貢獻了超過10%的GDP，卻也有著兩個關鍵的缺陷。 首先，這三大產業始終是國內精英的獨自狂歡，其價值並沒有惠及廣大的底層人民。以製藥產業為例，儘管印度製藥發展迅速，印度政府也一度拿著“印度人負擔不起醫療開支”來應對歐美的指責，但實際上，印度人的醫療保健並沒有得到顯著提高。
2015年，印度人均政府公共衛生開支為16.2美元，差不多是中國同期水平的1/15[11]。更諷刺的是，由於政府部門對黑產的容忍，印度實際上淪為了發達國家的“代孕工廠”：全球70%的代孕寶寶在印度3000家代孕機構裡呱呱墜地，借的是印度底層婦女的子宮。 其次，由於產業鍊長度和專業性的限制，注定了這三大王牌產業只能吸納一小撮就業。IT產業的就業，算上鄙視鏈底端的“軟件外包服務流水線組裝工人”，一共386萬。影視行業裡，把電影、電視、廣播等娛樂行業全加進去，也不過120萬。而製藥這個姑且與“製造業”沾得上邊的行業，一共也就286萬。 較之印度龐大的人口規模，不到1000萬的就業實在是杯水車薪。自莫迪上台以來，印度的失業率長期徘徊在7%上下，印度的三大王牌產業，雖然國際影響力有目共睹，但對於本國急需的就業，只能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
近兩年印度失業率的不斷增長
由於突如其來的疫情，印度的失業率在今年二季度一度飆升至27%，即上億印度人，都處於失業狀態，無疑是一顆威脅社會穩定的巨型定時炸彈。
為了緩解國內矛盾，印度的外交和軍事路線也頻頻戰狼附體，而在中美脫鉤的背景下，全球製造業正在尋找新的土壤，這讓印度看到了機會。
02 彎道超車
2019年1月，《福布斯》（Forbes）雜誌照例發布富豪榜單，一位名叫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印度人超越馬雲，榮膺亞洲首富。其產業橫跨製造、通信與互聯網，可謂低配版的郭台銘+任正非+馬化騰。
安巴尼的父親德魯拜·安巴尼（Dhirubhai Ambani）在英國殖民治下的也門長大，1958年前往印度投身紡織業。正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安巴尼在斯坦福攻讀MBA期間，和微軟CEO鮑爾默當過一段時間的同學。也許是受到鮑爾默退學創業的感召，安巴尼MBA讀了一半，就回到印度，投身家族企業。
80年代初，時任印度領導人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放開了PFY（聚酯長絲紗線）產業對民營資本的限制，通過和政府良好的關係，老安巴尼拿到了許可證並交由兒子打理。隨後，在安巴尼的主導下，其家族產業又向石油化工進軍。要知道在印度，化工工業也是一大經濟支柱。
2015年，當中國已經有70%的用戶用上4g的時候，印度卻還有三分之二的群眾用著2g，剩下三分之一是3g。那年安巴尼的小女兒從耶魯放假回家，巨大的網速落差讓她忍不住瘋狂吐槽，也讓老父親安巴尼嗅到了商機。
一年之後，安巴尼治下的信實集團宣布成立電信業務子公司RJio，向4G通信領域吹響進攻的號角。在2016年以前，印度1GB的4G流量價格高達3美元；而RJio拿出了一份沒人能抗拒的新用戶禮包：每天4GB的4G流量、100條短信、無限時通話——且全部免費。 這樣的超值套餐不僅足以讓中國的三大運營商汗顏，也讓整個印度通信行業深感震動。印度電信政策專家Deepak Maheshwari在電視節目上直言不諱“大家已經知道RJio推出的套餐會十分誘人……但沒想到會這麼誘人！”而他臉上的表情，也注定會載入印度電信業史冊。
在印度隨處可見的RJio廣告
依靠母公司石油化工業務的輸血，RJio秉承“能虧損就盡量別賺錢”的策略和競爭對手大打價格戰，直接把流量價格壓縮到了從前的十分之一。從價格戰開打到搶走一億用戶，RJio只用了170天。踩著對手的累累白骨，RJio直接從內部創業項目晉升為印度最大電信巨頭。 幾乎是同一時間，在安巴尼的主導下，RJio策劃了一套精準的組合拳——2016年，RJio推出了印度版小米——LYF手機，價格只有2999盧比（約285元），和上面的套餐捆綁銷售。
2019年，印度的人均月收入是11254盧比，這意味著印度人用一周的收入，就能買一台上得了Google、刷得了Facebook的手機，流量還特別便宜。短時間內，LYF一躍成為印度第三大手機銷售品牌。
不是說好的華米OV佔領印度嗎？其實不然。中國四家品牌瓜分的只是印度智能手機市場，而市場規模更龐大的，是廉價、結實、易用的功能機；在這片戰場，LYF市佔率達到了38%，成為5.5億印度功能機用戶首要、甚至是唯一的選擇。
印度各類型移動數據用戶統計
自安巴尼涉足電信行業的這五年裡，印度通信領域發生了迅猛而天翻地覆的發展，如今4G用戶已超過5億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用戶年齡在12歲-39歲之間。可以說，安巴尼靠著一己之力，硬生生把印度拉到了4G時代。
在RJio的第一則廣告中，描述了這樣一副願景：錫克教徒夫婦、數名稻農、和寶萊塢必備元素——手舞足蹈的姑娘們，在印度各個角落裡用免費手機卡暢快地交談著。旁白輕聲說道，“現在印度騰飛了。”
印度的智能機與功能及市場分佈
安巴尼的一騎絕塵，實際上反映了印度精英階層構想的一種經濟發展思路：不需要網線入戶，公路進村，直接通過移動互聯網，繞開印度錯綜複雜的地方與基層組織，快速創造一個幾億用戶規模的內需市場。
接著，用類似“技術換市場”的路子，通過本國廉價勞動力和龐大市場，吸引海外製造業投資，一步步蠶食“中國製造”的市場份額，從而改變40年來“美國創造、中國製造”的全球製造業格局。前段時間陸續傳出iPhone產業鏈向印度轉移的消息，並非偶然。
在印度政府眼中，中美關係掉頭向下無疑是個天賜良機。今年4月，印度罕見的主動聯繫千餘家在華美企，放出優惠政策吸引其前往印度。一個月後，印軍“兩次越線進入中國領土”。8月，蘋果開始要求富士康在印度建廠，一個月後，班公湖的槍聲響起。
在我們眼裡十天十夜也想不明白的軍事挑釁，其實是印度珍瓏棋局中一招“自添滿”。以局部犧牲換取滿盤胜利，邊境騷擾作為印度聯西抗中策略的關鍵步驟，納了投名狀、救了製造業，順便還給中國來了一回釜底抽薪——印度精英的治理思路，其實清晰至極。
但無數的歷史已經證明，內需市場可以靠移動互聯網趕英超美，製造業卻沒有那麼多能超車的彎道。
03 三座大山
製造業強國里，有的天賦異禀，如隨手一挖就是金礦油田的美利堅；有的歷史包袱輕，如徹底推翻舊勢力的新中國，只要肯邁開步子，終究能摸著石頭過河。但對大多數國家來說，法律、資源、土地都是橫亙在製造業崛起之路上的三座大山。 1947年，距大英帝國結束統治僅剩四個月的時候，印度政府通過了一項《勞資糾紛法Industrial Dispute Act》，即著名的ID act。這份立法遺產在當時看來，效仿英制的先進產物，如今卻成了印度製造業揮之不去的詛咒。 IDact承襲了英國的強工會、弱雇主的優良傳統，比如求雇主必須在協議上寫明崗位職責的細枝末節。這種規則乍看合理，但只要國企待過一段時間就能明白，越是具體的規定，越容易在執行上“走一些彎路”。
舉例來說，加爾各答有一家兩千個工人的口香糖工廠，就這麼被分出了119個操作崗位，一個負責在前端加料的工人缺勤了，同一條流水線是剩下的十幾個人都得帶薪發呆；就算有備崗員工，也不能讓他頂替——因為他的崗位職責裡沒有這一條。 勞動力閒散、生產力閒置，加爾各答的口香糖工廠只是IDact下萬千製造企業主的一個縮影。 更騷的是另一條規定：一旦企業僱滿300個員工，哪怕他們天天在辦公室搓麻將，想把他們裁掉也必須獲得政府許可，而這又意味著曠日持久的官司，或無休無止的賄賂。因此，小工廠主總會有意控制員工數量——而製造業需要的，恰恰是規模。
到了1982年，美國拼命給企業減稅降干預，中國剛甩開膀子搞家庭聯產承包，印度卻搞起了反向操作，把門檻降到了100 人。2009年麥肯錫發布了一項報告，發現印度製造業中有84%的企業員工人數不到50人，而在中國，這個比例是25%。
然而，就連這逃出魔掌的84%小型工廠，都沒能獲得良好的營商環境。因為IDAct規定，一旦僱用時間超過240天，解僱員工就必須支付遣散費。所以企業主要么僱傭一輩子都得在一起的家人，要么就只簽240天以內的短期合同。
如果看印度的製造業統計圖，會發現有90%的“公司”其實都是一家幾口齊上陣的小作坊。
印度各類型製造業就業人數
2005年，印度國大黨重新執政，為了履行拉選票時的承諾，國大黨通過了著名的MGNREGA，即聖雄甘地農村就業保障法。它承諾為每個申請人在當地提供100 天的非熟練就業機會，如果15 天內不解決就業，政府還必須提供一定的失業津貼。 換句話說，就是打工可以賺錢，不打工也可以賺錢。十多年的實踐後，印度政府終於發現高舉幫扶農村大旗的MNREGA好像是在幫倒忙：無條件的就業機會導致大多數人留守村莊，而非進城尋找工業崗位；短期非熟練的勞作又不能提升勞動效率，反而養了閒人，浪費學習時間。 除了律法上的人為枷鎖，印度還有著先天的禀賦缺陷。這個南亞次大陸最大的國家雖然礦產種類豐富，卻缺乏製造業的關鍵能源：原油和冶金煤。印度探明原油儲量46 億桶，差不多是中國的1/6；印度冶金煤儲量337億噸，僅為中國的3%。
鋼產量一直是衡量工業化水平的硬指標：美英日韓等工業化後期國家，人均鋼鐵蓄積量都達到8-10 噸才企穩，完成了工業化需要邁過的門檻。中國鋼產量自1996 年站上世界第一，兢兢業業囤了二十多年，才堪堪攀上這條線。
印度從2018 年起接過第二把交椅，但和中國之間，絕對值還差著將近十倍。2018年，印度製造業產值為4030 億美元，而中國是4萬億，差不多也是十倍。
2019年世界粗鋼產量分佈
同屬資源匱乏的經濟體，日本的解決方案是進口原材料，大力發展單一產業，但印度卻不行。在這件事上，大國才懂大國的痛：2000 年，中國進入了工業化騰飛階段，此後八年的時間裡把全球大宗商品指數推高了三四倍，鐵礦石從12美元/噸飚升至2008年的60.8美元。
全球鐵礦石價格走勢
這就是主力和散戶的區別——當需求體量龐大到一定程度，市場上所有國際賣家都會暗地裡磨刀霍霍。相比中國一直在半數以下的進口依存度，印度光是對澳大利亞冶金煤的進口依存就高達71%，莫迪提出2030年三億噸粗鋼產能的小目標，另一邊的資源國不知道夢裡要笑醒多少回。
如果說資源問題還能勒緊褲腰帶花錢解決，那麼土地制度的掣肘，則是花再多錢也難以解決的頑疾。 從1947年獨立至莫迪政府上台，印度進行過整整九次土地革命，堪比老煙民戒菸。然而與中蘇徹底推倒重來的土改不同，被國內大資產階級扶上台的尼赫魯，反手就把落實政策的重擔交給了地主——翻譯過來，就是被告當了法官。 不難猜測，九次土改，地主毫無懸念的九戰九勝。事到如今，印度5%的農業人口控制著32%的耕地；“富農”擁有的土地多達“貧農”的45倍；那些計劃收歸國有的土地，實際上有將近9成還牢牢握在地主手中。 2012年4月，鈴木汽車與古吉拉特邦政府簽訂了700英畝的土地購買協議，擬建成其在印度第二大的工廠。當地地主喜不自勝，目標地區的土地價格在短短數週內翻了幾番。
2013年8月15日，印度獨立日，造車廠附近有組織地聚集了五千名農民，自稱是這片土地的利益相關者。著裝統一的村民們高舉著彩旗與橫幅大喊“滾吧鈴木（Maruti, Go Back）”，節日氛圍濃厚。 接二連三的波折嚴重拖累了施工進程。第一階段產能上線時，距初次敲定協議已過去五年。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年後，特斯拉與上海政府達成合作；又537天，第一批Model 3交付至車主手中，製造成本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 沒有政府統一掌握地權，就沒有大片土地規劃；沒有大片土地，就沒有現代工廠。這是印度製造業在投資伊始，就需要面對的根本性難題。古吉拉特邦已經是印度排名前三的工業州，其他各州的情況，不言自明。 2014年9月， 64歲的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就任印度總理。在首都新德里的直播中，莫迪向全世界喊出了“Made in India”的口號。他賦予自己的使命，無疑就是推翻印度製造業頭上的三座大山。
04 鎩羽而歸
出身古吉拉特邦的莫迪，最大的特點是頭鐵。
少年時期，莫迪就被父母按著頭結了門包辦婚姻，結果結婚半年就離家出走，幾十年後才承認這回事兒。2001年，古吉拉特邦老領導身體突發狀況，考慮到莫迪資歷尚淺，三番五次想讓他先當個副職再接班，自己扶上馬送一程，結果莫迪斷然拒絕：“我要么不負責，要么就全權負責”。
莫迪上任後，通過改善發電、建造水利設施、引進塔塔集團等大型製造企業，莫迪在2004年至2012年間實現了高達10.8%的GDP年均增長，古吉拉特邦連續兩年被世界銀行列為印度經濟便利性最高地區，人均收入也躍升至全國首位。
就任總理後，莫迪的第一把火就燒在了資源進口依賴問題上。2016年，印度與澳大利亞大張旗鼓地簽了一系列資源採購協議，然而，莫迪另一邊卻逐年減少對澳煉焦煤的進口依賴，從2016年的87.6%，降到了2019年的67.7%；對美國、加拿大的進口倒是不斷上升。
正所謂合作夥伴越多元，資源供應就越安全。2018年，印度與俄羅斯簽訂250億美元的天然氣協議，作為與美國貨源的平衡；2019年，首富安巴尼的信實集團又與日本最大能源企業JERA簽訂聯合能源項目，說是合作，本質上就是日本精準扶貧，手把手教印度搞開發。
在中美關係惡化的大背景之下，美國拉了日印澳組成四國集團，推出遏制中國的印太戰略，印度也自然順水推舟，笑納大禮。
對莫迪來說，資源問題尚且可以通過對外斡旋緩和，法律和土地問題，卻是要往自己身上捅刀子。對於這種焦灼的狀態，有一句中國人很熟悉的話形容的恰到好處：“改革進入了深水區”。
莫迪上任三年，一千兩百多條法律進了碎紙機，還有一千八百多條在排隊等待，其中不僅包括像“風箏也是飛行器，放風箏需要飛行許可”這樣的滑稽擔當，還包勞動法、土地法裡面阻礙生產力的部分。
前面說到100名員工需政府審批裁員的門檻，莫迪承諾放寬到300名；僱傭10名以上員工需要遵守的法律流程，放寬到20人；倒班時長從8小時延長到12小時，最長加班時限從每週50小時翻到100小時。
勢力強大的工會第一個跳出來反對，2018年9月28日，印度所有的中央工會聯名號召工人罷工抵制“舔企業、反人民”的莫迪政府，一時勢同水火。
不得不說，印度人在不工作方面相當有工作技巧。今年1月8日，2.5億人參與的全國性大罷工中，包括了3500萬名公交車司機和人力車夫。首都德里的公交站台上擠滿了學生和通勤人士，火車站連掛票都沒得賣，交通癱瘓搭配罷工遊行，效果可謂四兩撥千斤。
結果可想而知，勞動法改革改了五年，裁員申報下限還是牢牢卡在100人，莫迪不僅在工人階級隊伍裡被批倒搞臭，商界也抨擊改革“缺乏任何誠意”，搞得莫迪里外不是人。
土地的情況大抵相似。莫迪當選前，上屆政府緊鑼密鼓的出台了一部《2013土地收購法》，也可以叫做“土地永不收購法”，因為法案新增的評估環節，導致正常流程就要走58個月，找各種政府部門蓋十幾個章，幾乎把大部分收購直接拒之門外。
莫迪上台後粉碎舊制，土地法首當其衝。為了讓小農群體支持改革，莫迪還承諾向失去土地的農民提供就業機會，“一個家庭至少保障一人就業。”
這個話在中國說沒什麼問題，但在印度說，難免顯得有點不了解國情。在修訂案試點所在地哈里亞納邦，農民Raj Kumar接受采訪時說的一句話，道出了其中緣由：“我們家有12口人。”
同一時期，被莫迪視為改革重點的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也弄巧成拙。GST的確將29個州的稅制轉化為一個系統，然而在具體徵收上，又分成了CGST（中央商品服務稅）、SGST（邦商品服務稅）、IGST（跨邦商品服務稅）、UGST（部分印度特殊地區的稅），可謂一國四稅。
結果就是改了半天，又回到了原點，GST“一個頂過去29個”。小型企業更加敬而遠之。轟烈烈的改革之後，困擾印度製造業的頑疾，依舊巋然不動。
近兩年印度製造業增速
2004年，韓國製造業巨頭浦項製鐵打算在印度興建工廠，當時媒體給出的標題是“印度勢頭直逼中國”。然而之後的12年，浦項製鐵相繼經歷了合作夥伴退出、農民抗議徵地、許可證審批受阻、當地政府乾預投資等等一條龍服務，最終在2016年宣布放棄建廠計劃。
12年的時間， 見證了一家雄心勃勃的製造業巨頭，在印度逐漸耗盡耐心，最終敗走的全過程，也恰似印度製造業屢戰屢敗的縮影。
05 尾聲
印度如今的各項經濟指標，從GDP，到鋼鐵煤炭，從石油電力，到汽車生產，基本上都處於中國2004年前後的水平。
2004年的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是美國的槍口轉向中東，電子產業鏈向大陸轉移，中國剛剛加入WTO，一派朝氣蓬勃。在這個“歷史性機遇”下，國務院主導的中國電子產業振興計劃出台，醫改啟航、全民醫保穩步推進，大批基建項目陸續上馬，“中國製造”開始拓展國際影響力。
如今，中美間的摩擦加劇，全球製造業的目光投向東南亞，“脫鉤”之聲此起彼伏，印度面臨的局勢與十多年前的中國非常相似。但這個世界上有一種錯覺，就叫“中國可以，所以我也可以”。
對於亞洲的後發經濟體來說，土改似乎是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一條必經之路。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都經歷過土改，如果對比中印兩國的土改政策，就會發現一個核心的區別：土地國有化。
中國的土地徵收模式是，政府從人民手中徵收土地，進行補償安置。再將集體土地轉讓給使用方。這個轉讓環節中的差價，就是廣為詬病的“土地財政”。但必須要承認的事實是，土地財政讓地方政府獲得了更新城市基建的資金，招商引資的籌碼，這都是製造業發展必不可少的要素。
但在印度，政府徵收土地之後，便直接轉讓給了土地使用者，沒有任何好處的地方政府自然沒有動力推進徵收，甚至會為了撫平當地民意刻意添堵。
中國在90年代開始推行的分稅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獲得了財政上的主動權，這也是無數“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先決條件。朱相在兩個多月裡奔赴各省市一一說服，其中的阻力也絕非一句“重新分蛋糕”能夠概括。相比之下，莫迪大力推行的GST稅改，更像是一種隔靴搔癢。
為印度搖旗吶喊的經濟學家，論點大多可以概括為：印度通過改革，可以輕鬆複製中國的發展模式。但改革的本質，在於打破舊的生產關係，創造適應生產力的新生產關係。其難點不在“創造”，而在“打破”。
1992年的南巡講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那個姓資姓社大討論的徬徨年代，一句“誰不改革誰下台”，意味著打破一切阻力的決心。中國的模式和經驗，從來就不是可以“輕鬆複製”的。
歸根結底，印度的大國夢，需要的不是一句“Made in India”的口號，而是一次徹底的土改，一場雷厲風行的分稅制改革，和一位能夠說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總設計師。
參考資料：
- [1]估值邏輯——中國的繁榮，孫加瀅，2020
- [2]The Distribution of Firm Size in India: What Can Survey Data Tell Us?, Rana Hasan and
- [3]Karl Robert L. Jandoc, 2010
- [4]Coal in India 2019 Report, Department of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Sci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9
- [5]Mobile data: Why India has the world's cheapest, BBC, 2019
- [6]Mukesh Ambani Says Jio Was Founded After Daughter Complained That The Internet In Their House “Sucked”, OfficeChai, 2018
- [7]The Rediff Interview with Mukesh Ambani, chairman, Reliance Industries Ltd, Rediff, 2007
- [8]Modi's 5 years: A report card, Deccan Herald, 2019
- [9]Media & Entertainment: the Nucleus of India's Creative Economy, BCG, 2018
- [10]戰鬥英雄龐國興，榆林市黨史研究室
- [11]中國社會統計年鑑，中國社會統計年鑑委員會，2018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