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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3
（上）
圖為2017年1月1日班德拉誕辰，集結者高舉班德拉的頭像看板。 圖／歐新社
近年來，許多台灣人因烏克蘭面臨俄羅斯威脅及衝突，而開始關注俄烏關係，甚至投射或對比中台／兩岸的情況。筆者認為這種論調仍需要更嚴謹的分析，因此本文擬透過一場現正發生的「班德拉爭議」，嘗試指出：烏克蘭的衝突議題並非僅被烏俄關係所主導（東邊）；反而，衝突的源頭涉及其當代國族建構與民主化／去共產化的過程（西邊）。
無論是烏克蘭親歐盟示威（Euromaidan，亦稱廣場革命），以及許多烏克蘭的反俄示威遊行，常可見集結者高舉一個頭像看板——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當代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象徵。後廣場革命年代，隨著烏國民主化進程及政府大規模的「去共產化」政策，「班德拉主義」（Bandera ideology）也順勢在各地愈發高漲。
然而，種種地區自發與國家主導的推崇班德拉現象，隨即引發烏克蘭內部與鄰國的齟齬。班德拉為什麼會引起爭議？在當代烏克蘭的社會脈絡裡，「班德拉主義」又意味著什麼？本文簡短介紹此一人物後，試圖反思當代烏克蘭國族建構中的論述困境與衝突，並在結論討論班德拉爭議對台灣的啟發，以及烏台的可比與不可比性。
成長於一個激情的戰亂年代，班德拉的童年到成年親歷奧匈帝國、波蘭、納粹德國與蘇聯的統治。圖為班德拉之墓。 圖／歐新社
班德拉的生平（1909～1959）
1909年1月1日，班德拉出生於現今烏克蘭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州（Ivano-Frankivsk Oblast）的舊烏格里尼夫（Uhryniv Staryi）。當時，那裡屬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加利西亞和洛多梅里亞王國（Kingdom of Galicia and Lodomeria），簡稱加利西亞（Galicia）。
隨著一戰後奧匈帝國崩解、俄羅斯十月革命、紅白俄軍大戰與蘇聯的成立。舊烏格里尼夫也曾短暫屬於新成立的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但隨後西烏克蘭就被一戰後復國的波蘭共和國所併吞。1920年後，西烏克蘭與東邊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相對，後者亦為蘇聯的創始會員國之一。兩個烏克蘭直到二戰期間才被蘇聯合併二者，並在蘇聯解體後持續統一至今。
成長於一個激情的戰亂年代，班德拉的童年到成年親歷奧匈帝國、波蘭、納粹德國與蘇聯的統治。油然而生的不滿感，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員都曾積極參與過戰爭，這些背景對於促成他的極端烏克蘭民族主義思想萌發茁壯，不啻為正面效果。
前文提到，由於舊烏格里尼夫被併入波蘭，為了鞏固其對波蘭的國家認同，當時的波蘭政府對西烏克蘭地區與當地居民強制施以同化政策，包括強迫信仰改宗，還有必須先宣誓效忠波蘭才得以求學。儘管如此，他們的許多權利相較於其他波蘭族裔公民，仍不平等。
1928年在被波蘭政府拒絕允許前往捷克求學後，班德拉轉往利維夫（Lviv）念大學。他在那裡參與不同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包括烏克蘭民族青年聯盟（Plast National Scout Organization of Ukraine）、自由烏克蘭聯盟（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Ukraine）以及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OUN）。
其中，OUN是最為活躍也最激進的全國性團體。憑著熱情與堅毅的個性，班德拉在1933年成為該組織在加利西亞地區的執行長。爾後，由於策畫刺殺當時的波蘭內政部長，OUN又遭政府取締，班德拉兩次被逮捕入獄，被判處終身監禁。1939年德蘇瓜分波蘭，班德拉也在之後出獄並前往德國占領下的克拉科夫（Krakow）。隔年，由於理念不同，班德拉率領其追隨者脫離原來的OUN，此後，他的團體被稱作OUN-B。
1941年6月30日，在納粹德國佔領烏克蘭全境之際，班德拉於利維夫發表了《烏克蘭復國宣言》（Act of restoration of the Ukrainian state，亦有翻譯作烏克蘭國獨立宣言），該名稱也可看出他們意欲強調烏克蘭長遠歷史的企圖。班德拉與其追隨者宣布建立一個統一的烏克蘭國，並表明他們願意「在希特勒的領導下共同建立歐洲與世界的新秩序」。緊接著，班德拉等人發動數日的「利維夫計畫」（Lviv progroms），大肆逮捕猶太人與波蘭人。
儘管表明出願意合作的態度，但由於班德拉過於激進的民族主義主張，納粹很快便容不下他。1942年，他與其他的OUN領袖被逮捕，並被送往專門關押政治犯的薩克森豪集中營（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不過，由於戰場情勢的丕變，在蘇軍奪回且控制了全體烏克蘭後，納粹政府又重新審視班德拉與OUN的價值。
1944年，班德拉被納粹釋放並給予資源，班德拉與OUN也在納粹支持下與其他烏克蘭組織展開合作，尤其是成立於1942年的烏克蘭反抗軍（Ukrainian Insurgent Army，UPA）。該組織同樣主張極端烏克蘭民族主義，並在歷史上從事反波蘭、反納粹德國、反蘇與反共的行動。在面臨蘇軍情況下，烏克蘭反抗軍與納粹德國合作，並在二戰期間協助建立集中營，迫害波蘭人、猶太人、俄羅斯人等，也參與了沃倫大屠殺（Volhynia Massacre）。
二戰後，班德拉留在西德的慕尼黑，繼續從事反蘇聯與烏克蘭復國計畫。有資料顯示他與殘存的OUN團體在這段期間接受英國軍情6處（MI6）與美國中情局（CIA）的資助。1959年10月15日，班德拉被發現在慕尼黑遭人用氰化物毒殺，而兇手是KGB特工格別烏（Bohdan Stashynsky），他在兩年後被警方逮捕，並坦言他的行動是受到當時的蘇聯政府所指使。
圖為廣場革命一周年，攝於2014年11月，烏克蘭首都基輔的獨立廣場。 圖／歐新社
班德拉是英雄還是納粹？
縱觀其生平軌跡，班德拉是個徹頭徹尾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也可以說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典型代表。出於意識形態或個別動機的需要，烏克蘭國內許多人與團體分別從不同角度片面擷取與重新詮釋他的一生經歷，或是刻意強調某些面向，或是刻意淡化某些面向。但這些行為卻也在現實政治中發酵，從而導致烏克蘭國內外的爭議。
從班德拉的生平事蹟來看，反蘇聯儘管主導了他後半生的事業，但他的前半生，即納粹德軍佔領西烏克蘭前，班德拉主要參與的都是反波蘭政府的行動。德軍來到後，在班德拉與其追隨者發現納粹可能成為阻礙時，也曾一度策畫反希特勒政府的計畫。因此班德拉與OUN跟納粹之間的合作稱不上是理念相合，至多是暫時性的、策略性的同盟。
二戰後期，納粹顯然是試圖利用班德拉的跨烏克蘭組織網絡打擊蘇軍，而班德拉也樂得接受德軍的支援以進行自己的計劃。因而，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來說，班德拉可說是心志始終如一，稱之為民族英雄當之無愧。然而，對反對班德拉的人來說，班德拉不僅是個反蘇聯者，更是個種族主義者。他與納粹合作的歷史已然成為一個不可抹滅的「政治不正確」汙點。
與班德拉有千絲萬縷關係的烏克蘭反抗軍，在二戰期間參與甚至主導對其他族群的迫害與屠殺更不是捏造的事實。對他們來說，班德拉與其所代表的思想極端可怕，無疑是另一種型態的法西斯納粹，換湯不換藥。儘管如此，班德拉還是屢次被端上當代烏克蘭的政治舞台，並引發不同爭議。2010年1月22日，時任烏克蘭總統的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即在2004年橙色革命時被下毒臉毀容後勝選總統的那位）宣布追授班德拉為「烏克蘭民族英雄」。
這件事引發烏克蘭國內外的軒然大波，烏克蘭猶太首席教士Moshe Reuven Azman立即宣布退回他的國家功勳獎章，指稱總統的做法讓「烏克蘭蒙羞」；一位來自克里米亞選區的國會議員則公開焚燒自己的護照以表達抗議。同時，包括歐洲議會在內，波蘭、俄羅斯以及跨國猶太團體都同聲表達譴責；時任的波蘭總統卡欽斯基（Lech Kaczyński）則公開批評尤申科是「將政治利益置於歷史事實之前」，並明示他的做法將「危害兩國的關係」。
由此可見，班德拉及其詮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不管在烏克蘭國內外，或對整個歐洲而言，在歷史評價和政治事蹟上，至今都還是充滿爭議的。而對這段歷史的看法，也衍生出當代烏克蘭國家有別於俄羅斯因素之外的衝突。
2018年2月，極右翼政黨全烏克蘭聯盟「自由」（Svoboda）於波蘭大使館外示威，聲援班德拉。 圖／路透社
（下）
廣場革命以降，許多地區都會在1月1日慶祝班德拉誕辰。圖為今年（2019）的畫面。 圖／路透社
上一篇我們談到功過評價兩極的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有人尊崇他為民族英雄，有人認為他是法西斯象徵。班德拉的爭議，直至今日仍影響著烏克蘭的政治與社會。
2017年的一場專訪中，波蘭現任執政黨黨魁卡欽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表示，如果烏克蘭政府持續推崇班德拉，波蘭將抵制烏克蘭進入歐盟。2018年2月，波蘭政府通過法律禁止「班德拉思想」與「否認沃倫大屠殺（Wola massacre）」，但遭到現任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的公開抨擊。
而在更早前，親俄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在擊敗對手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擔任總統後，2011年立即宣布撤回班德拉的英雄頭銜。然而，隨著2013年底開始的反亞努科維奇政府示威，到隔年烏克蘭親歐盟示威（下稱廣場革命）的發生，班德拉頭像大量湧現在反政府的人群團體中，班德拉主義也隨著波羅申科政府的上台越發高漲。
至今，在烏克蘭複雜的國內外情勢下，特別是在「抗俄」情緒與「去共化」政策實行的推波助瀾，推崇班德拉的行為已經越演越烈。
廣場革命以降，許多地區都會在1月1日慶祝班德拉誕辰，部分烏克蘭城市更宣布授予班德拉「榮譽市民」稱號。2018年12月14日，利維夫（Lviv）地區議會更決議2019年為「班德拉年」，這立刻引起以色列駐烏克蘭大使Joel Lion公開在推特上表達他的憤怒，此爭議仍持續至今。
對於支持班德拉的人來說，這些國內外的反彈聲音顯然是「帝國主義的干涉」與「外國的陰謀」的證據，甚至讓他們因此益加堅定班德拉路線；對於反對者來說，他們或許只是不想歷史悲劇重蹈覆轍。
2010年，時任烏克蘭總統的尤申科宣布追授班德拉為「烏克蘭民族英雄」。圖為尤申科獻花致意班德拉紀念銅像。 圖／路透社
烏克蘭國家的兩難處境：記憶與遺忘的交叉對話
2014年，日內瓦大學國際歷史與政治系教授André Liebich與該系研究員Oksana Myshlovska合著的論文指出，烏克蘭社會對班德拉記憶與紀念（Bandera: memorialization and commemoration）等行動背後的初始，僅是出於政治人物個人的算計。
回顧時機點，這不無道理。當2010年尤申科追授班德拉為「英雄」時，正是他爭取連任總統的選舉期間，而且他在第一輪的選舉中已然大幅落後其他對手。無論是爭取歷史地位，或是試圖透過激烈手段動員支持者，他的行為在此解釋框架中並不難理解。
然而，政治人物起先透過理性計算發動的行動，最終推動的卻是情感面向的烏克蘭民族主義，以及更為宏觀的烏克蘭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過程。這一切又在面對強鄰俄羅斯威脅的背景下更為強化。
建構者與追隨者透過剪裁與記憶班德拉、OUN和UPA的事蹟，彷彿感受到一股超越個人式的召喚，引領「烏克蘭人」擺脫歷史記憶中的被宰制，邁向獨立自主與自信的道路。這或許是面對不同的反對意見，政府以及相關的支持者不僅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勇往直前的原因。
但他們「記憶」中的班德拉，並沒有在普遍意義上為所有人共享。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十一章〈記憶與遺忘〉中，提及了發生在每個「現代國家」歷史上的「手足相殘」。於是乎，法國史上的「聖巴托羅謬慘案」與「南方屠殺事件」、英國的「征服者威廉」與美國的「內戰」都被重新框構（framing）為民族史上的悲劇。
當談到1941年納粹德國佔領烏克蘭全境（1941～1943）初期即進行的「娘子谷大屠殺」（Babi Yar，亦有翻作巴比雅大屠殺），政界、學界與社會人士哀悼「那是全體烏克蘭人」的痛。但許多人對於納粹能在如此短期間殘殺大量的猶太人、吉普賽人、反納粹的烏克蘭人、俄羅斯人，與其他當時的蘇聯戰俘所涉及的當地協助者（collaborators）要素卻頗有異議，並採取低調迴避的態度。
這種對二戰時期的種種「記憶與遺忘」，也同時反映並影響了當代烏克蘭的對外關係。面對鄰國的質詢，包括波蘭政府在關於沃倫大屠殺的議題，許多人究責於「納粹」，強調共同「被征服」與「被壓迫」的苦痛，卻選擇性的淡化班德拉思想中同樣不包容異己的一面。甚者，基於打擊當代俄羅斯的政治需要，烏克蘭政府主張雙方是「共同夥伴關係」，應當攜手面對「共同的敵人」。這樣的作法相較於60年前「班德拉—納粹」關係可以說相差無幾，事實上也將烏克蘭置於一個兩難處境。同樣的，高舉班德拉，亦可能進一步加深烏克蘭國內西部與東部的裂隙。
班德拉認定的烏克蘭是從西烏克蘭的角度出發，領土上雖然包括東烏克蘭，但是文化上他提倡的是西烏克蘭文化主導的烏克蘭。不過，本文仍無法驟然研判出身西烏克蘭地區、主張烏克蘭極端民族主義的班德拉，當年如何看待東烏克蘭地區盛行的俄文化；也無法深究他當年的反蘇行動中，究竟有多少意識形態成分是出於反共還是反俄。
然而，本文仍大膽論述，對於運用他作為政治符號來反對當前的俄羅斯，從烏東地區以多數俄語為母語的「烏克蘭人」來說，不啻已經觸發他們心中的「認同安全困境」（societal security dilemma）1情緒。
從最壞的情節預設，在高舉班德拉旗幟下的「反共抗俄」背後，不僅潛藏著、也同時已被嫁接了的，是深層敵視俄語與俄文化的心態。更何況，班德拉的頭像已屢被烏克蘭極右派政黨與國內新納粹團體奉為精神象徵。許多捍衛烏克蘭國家但長期爭取俄語、俄文化地位的人們，在此氛圍下更顯焦慮。延伸來說，這些是進一步討論烏東地區叛亂近遠因不能被忽略的脈絡。而這種情況對於烏克蘭國內其他少數族裔如波蘭人、羅馬尼亞人與匈牙利人等也同樣適用。
納粹德國佔領烏克蘭全境時進行的「娘子谷大屠殺」（Babi Yar）歷史照片，攝於1944年。 圖／美聯社
2014年3月，親俄支持者於聖彼得堡的烏克蘭大使館附近焚燒班德拉照片表達抗議。 圖／路透社
如何理解「班德拉主義」現象
自從前蘇聯獨立以來，烏克蘭國家可以說是跌跌撞撞，一路走來總在找尋自己的定位；面對周邊的強鄰，特別是普京執政下的俄羅斯，烏克蘭亟欲在各方面重構「烏克蘭人」。這種多方面的不安全感與焦慮感，身處台灣的我們似乎特別能感同身受。
然而，帶著一種片面的、簡化的與去脈絡化的移情作用去討論烏克蘭，對實際情況的掌握恐怕會想像高過於實際。甚而，進一步影響的，是我們挾烏克蘭的狀況比擬與判斷自身所導致的偏差。比如大部分的媒體一提到烏克蘭的衝突就只有烏俄衝突，彷彿衝突都是東邊來的；但從這案例中，其實可以看到衝突很大一個因素也是西烏克蘭方面造成的。
透過本文的介紹，我們不禁代入烏克蘭，反思選擇班德拉做為強化認同的驅動引擎，其可能付出的代價是逐漸交惡的國際關係，以及國內俄語人口的疑慮和反彈。在內憂外患之間，高舉爭議性高的歷史形象，似乎更應該設想結果與其代價之間是否應該重新平衡。
在當前世界諸國政治氛圍紛紛「向右轉」下，烏克蘭班德拉主義與班德拉現象的崛起並非偶然。但還值得強調的是，當前烏克蘭的極右派政黨得票率尚未有大幅度的增長。根據目前的民調，2019年的總統大選可能還會由被認為較為反對外交一面倒、主張平衡歐俄的前總理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取得勝利。
因此明年之後的烏克蘭走向為何，有待觀察。長期來看，班德拉現象所影響的，究竟是只有更為強化的烏克蘭國家認同，或導致全體政治極右派化，還是會體現在不同層次中的不同影響？都值得再追蹤與關切。
無論是廣場革命以及許多烏克蘭的反俄示威遊行，常可見集結者高舉班德拉的頭像看板。 圖／歐新社
〔1〕針對Societal security dilemma一詞，迄今在中文學術圈裡似乎還未有直接對應的翻譯詞。由於在族群衝突研究的文獻中，該詞常被應用於討論族群／社會關於認同上的兩難問題，本文在此翻作「認同安全困境」。
文：吳宗翰。追求自由，想不斷突破思考框架的生命旅人。目前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念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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