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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20
1996年，台海劍拔弩張，中美暗流洶湧，一本叫做《中國可以說不》的書恰如其分地出現了。這本由5個青年學者分頭撰寫20天湊成的書，儘管飽受爭議，但最終正版+盜版合計賣出了超過1000萬冊，成為90年代的現象級出版物。
少有人知道的是，這本書的標題和立意借鑒於1989年日本出版的一本暢銷書——《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日本可以說不）。兩個作者來頭不小，一個是索尼創始人盛田昭夫，一個是搞過“眾籌釣魚島”的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
《日本可以說不》英譯本，署名只有一個作者
當時蘇聯解體已經早有預兆，美日因為逆差問題打了好幾輪貿易戰。石原慎太郎認為美俄同為高加索人種，美國很有可能“聯俄抗日”，因此書裡出現了不少虎狼之詞，比如“美國人沒有用原子彈炸德國，是因為德國人同為白人”。
1989年的日本具備以下特徵：出口貿易繁榮，對美摩擦不斷，資產價格瘋漲，民族主義氾濫。時任日本首相竹下登一度在公開場合講辱美笑話：
因為日元升值，駐日美軍基地的大兵沒錢和日本姑娘約會，只能在軍營裡互傳艾滋病[1]。
相比於偽善的日本右翼只敢挑釁中韓，頭鐵的日本右翼罵起慈父來也毫不含糊。書裡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認為日本政府不僅是西方的應聲蟲，而且還是美國的附庸國。因此講出了很多可能讓當今日本人讀起來心肝亂顫的觀點：
·美國認為國際規則應該由西方世界主導，這是種族主義偏見，最終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美國企業把製造業向海外轉移，經濟增長都來自短視的金融資本。而日本製造物美價廉，這才是美日貿易巨大逆差的來源。
·日本汽車、家電和電子產品遠銷美國，日美兩國在經貿和安全上都緊緊綁定，和則兩利鬥則俱傷。
英譯本傳到美國之後，立馬引發軒然大波。盛田昭夫擔心影響索尼的生意，立馬劃清界限，刪掉了英譯本上自己的署名和內容。而面對此種不孝行為，《外交政策》嘲諷道：
“石原認為日本將成為下一個超級強國，誒嘿（Whoops）。”
石原和盛田昭夫出生於上世紀20～30年代，人生經歷就像1987年日本小說《一碗陽春面》裡表達的那樣：日本在戰爭廢墟里重建家園，依靠自己的努力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一家三口除夕夜吃一碗陽春面的辛酸歲月，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這種情緒往往容易凝聚成一種民族自信。那個年代的日本人經歷了經濟增長最快的年代，怀揣著對未來的飽滿憧憬，這種自信和憧憬組合在一起，就是石原在書中展示的勃勃雄心：日本應該對美國說不，然後成為亞洲的領導者。
但這種情緒有其兩面性，它既能激勵經濟成長，也會把民族自豪感變成一種對勝利的貪婪和對失敗的恐懼，並在遭遇挫折後，演變成躺平和擺爛。
1990年是日本的分水嶺，全球經濟在90年代飛速增長，島國卻是個歷經蕭條的異類。
Lost Decade不僅帶來了經濟的衰退，也徹底瓦解了日本社會的宏大敘事。
▌日本做錯了什麼
2020年，富士電視台為了向東京奧運會獻禮，翻拍了一遍1991年的經典日劇《東京愛情故事》。劇本還是那個劇本，只是把背景平移到了2020年的東京，不過最終口碑遭遇翻車，既沒能討好懷舊的老觀眾，也沒讓年輕一代感動。
1991年版《東京愛情故事》的成功，離不開當時的環境和社會心態：雖然日本經濟開始衰退，但整個社會還沉浸在80年代蒸蒸日上的敘事裡，鏡頭里的俊男靚女都有著一副自信的臉龐，夜色下的東京更是車水馬龍，繁華如梭，讓亞洲觀眾羨慕不已。
1991版《東京愛情故事》劇照
等到2020年翻拍，愛情可能還是那個愛情，但東京已經不是那個東京了。熬過平成年代（1989-2019）的日本人，對小鎮青年來到東京拼搏闖蕩的故事不再有什麼太大的興趣，《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這種沒什麼壓力的糖水劇成了觀眾最愛。
《東愛》編劇坂元裕二回憶創作背景時講道：“那時候日本泡沫經濟還未崩塌，大家都還沉浸在享樂里，花大把的錢談戀愛，追求時髦搶眼的生活。”而日本作家金子由紀子在《不被理想束縛的生活》裡，也這樣描繪80年代末日本人的心態：
我們的青春留在了昭和中後期的日本，那是一個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年代。儘管當中也遇過幾次考驗，但總體來說，日本經濟在那個年代一路向上，人口增加，都市擴大，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
1991年1月，《東京愛情故事》在富士電視台首播，收視率突破20%。那麼問題來了：陶醉在純愛故事裡的日本觀眾，知道自己身處的宏大時代結束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穿越回1991年初的日本，你會發現儘管在過去的一年裡日經225指數下跌了35%，東京的土地價格也開始“鬆動”，但幾乎所有經濟專家都會告訴你這是日本政府“主動”戳破泡沫的結果——“不要慌，只是技術性回調。”
這也的確是事實。廣場協議後，日本政府擔心出口受挫，希望通過快速壓低利率促進內需，結果催生了資產價格瘋漲，半個東京買下整個美國的段子就發生在這幾年。1989年，日本政府意識到過熱，於是決定迅速加息刺破泡沫。
從1989年5月起，日本央行在15個月裡加息五次，將官方貼現率從2.5%提高到6%的水平。快速加息直接導致了日本股市在1989年12月29日見頂，當天日經225指數觸及了38957點的歷史新高，至今未被超越（現在大約在27700點左右）。
更主動的“戳泡”還在後面。1990年3月，日本財務省發布了“關於土地相關貸款的限制”的通知，同時央行配合大幅收縮貨幣，日本貨幣供給量增速在1990年還有11.7%，1991年驟降到3.6%，1992年就只剩0.6%了，土地價格相應地開始暴跌。
日本政府用“教科書級”的操作來壓制泡沫，在當時看來是很理性的，同時底氣十足。
底氣之一，是日本難以撼動的產業優勢。美國強制日本簽署的各類“條約”，並沒有解決令美國焦頭爛額的逆差問題，原因就是日本汽車和電子兩大行業始終保持較強的競爭力，對美順差在90年代仍然維持高位，1998年甚至創了新高。
而現在被反复討論的日本老齡化問題，在90年代初還是一個相對遙遠的話題。1990年日本做了第15次人口普查，15-64歲人口占比69.5%，達到了戰後的最高峰，日本勞動力人口總量到1995年才見頂，總人口頂點更是在2008年才出現。
1992年奧運會，日本棒球隊擊敗美國獲得銅牌
90年代初，日本人的生活依然是“酒照喝舞照跳”，民眾消費慾望高漲，把宮澤理惠的全裸寫真集《Santa Fe》買成了1991年的暢銷書。1989-1990年之間的泡沫崩塌，被普遍認為是“走了一小段彎路”，調整完節奏，日本仍是挑戰美國的存在。
這也可以理解，2002年中國隊在世界杯上連輸三場，正常人反思的是“下次至少贏一場”，而不會想到其實根本就沒有下一次了。
▌產業的塌方
儘管經歷了1989-1990這兩年的泡沫崩塌，但90年代初日本人的心態普遍是：“產業在手，天下我有”。
1991年，就在《東京愛情故事》開播的同一年，NHK也上映了6集紀錄片《電子立國：日本的自傳》，後來又整合成4卷圖書，其中上卷開篇的一句話便是[11]：繼汽車之後，電子產品成為了日本賺取外彙的又一大得力干將。
寄予厚望的電子產業堅持了多久？整整10年。從1991年到2000年，日本電子增速雖然有所下滑，但2000年產值仍然突破新高，達到26萬以日元。之後便一路走低，到2013年，日本電子行業的產值便只剩下了11萬億，甚至出現了貿易逆差。
日本學者西村吉雄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做《電子立國，為何衰落》（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算是呼應了NHK的紀錄片。在這本書裡，他拿汽車和電子兩個產業來做對比：日本汽車工業依然欣欣向榮，為何電子產業坍塌了？
原因在於汽車工業是典型的“漸進式創新”，即核心技術成熟且固化，後續的微小創新也依賴長期的工藝積累，很容易形成強者恆強的局面。
而電子產業屬於“顛覆式創新”，核心技術不斷變化，技術迭代速度極快，性能和成本會隨著技術迭代指數級上升與下降。汽車發動機功率不會十年翻十倍，但芯片裡的晶體管真的會十年翻一百倍。
無論哪個國家，電子產業都需要把大量利潤投入下一代技術的研發，通過頻繁的技術迭代維持競爭力。但在那十年裡，按照辜朝明“資產負債表衰退”的說法：日本科技公司90年代在忙著修復資產負債表，而不是砸錢跟上技術進步。
日本面板產業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1994年，日本液晶面板產量占到全球的95%，但這些產能大部分都是早期1、2代線。面板當時是典型的朝陽產業，日本公司有非常好的技術積累，卻在大尺寸面板的投資上畏首畏尾，並未升級產線，兩年後被猛砸3代線的韓國超越。
夏普被收購後，日本面板產業目前只剩下JDI（Japan Display Inc）一根獨苗，被韓國和中國大陸遠遠甩在身後。
90年代恰好是電子產業技術進步最快的一段時期，PC的普及創造了規模無比巨大的消費電子市場，繼而帶動了芯片小型化、低成本化的趨勢以及產業分工的加深。東芝、三菱和NEC這些日本電子產業的驕傲，卻只能成為尷尬的旁觀者。
日本的全要素生產率，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在90年代全線下滑，圖片來源：BOJ
作為一個技術積累及其深厚的國家，日本人不可能沒有預見到消費電子和互聯網產業在日後的繁榮。但事實是，科技公司會在經濟繁榮的時期加大對新技術的投資，而在經濟下行期間，會優先裁撤短期看不到未來的創新業務。
一輪輪的宏觀衰退，讓中觀（產業）和微觀（企業）層面無法聚焦長期問題。1989-1991年的泡沫崩盤只能算第一輪“平成衰退”，1997年，第二輪“平成衰退”伴隨亞洲金融危機而來，2000年，第三輪“平成衰退”伴隨全球科技泡沫破滅而來。
到2010左右時，電子產業已經失去了最後的機會，一是終端產品潰敗，夏普電視、東芝空調、索尼手機全都銷聲匿跡；二是上游的面板、DRAM、芯片製造等零部件產業被中韓瓜分。只有半導體材料和設備等少數高附加值環節被守住了。
日本的衰退很多人歸咎到“人口老齡化”身上。但實際上，日本戰後的增長主要靠的是生產率提高，而非人口增長拉動，衰退的核心原因也是勞動生產率的下滑。下滑根本原因，就是電子等一批高附加值產業的淪陷和消亡。
圖片來源：東京政策研究基金會
2013年《電子立國，為何衰落》出版時，西村吉雄把汽車產業當作“榜樣案例”，但汽車能守住嗎？
也恰恰是在2013年，美國汽車雜誌Motor Trend把“年度汽車”頒發給了特斯拉Model S。這一殊榮曾經一度被日本汽車廠商壟斷，如2006年的本田思域、2007年的豐田凱美瑞、2009年的日產GT-R。但終於，昔日“漸進創新”的汽車產業迎來了“顛覆創新”。
2013年Motor Trend年度汽車
日本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發力很早，豐田普銳斯甚至是全球第一款銷量過500萬的混動汽車。但在新一輪的純電動浪潮裡，以“兩田”為首的日本廠家明顯落後，而2021年日本國內賣出了368萬輛車，只有21694輛是純電動汽車，滲透率不足1%。
假如日本沒跟上電動化浪潮，到2040年，日本汽車工業的產值可能會下降50%——約等於電子產業2013年相比2000年的下降幅度。這一後果會導致日本國內172萬個工作崗位的流失，以及整個汽車行業至少80萬億日元的利潤損失[12]。
儘管終局尚未到來，但日本電子的昨天和汽車的今天無不提醒我們：產業衰退就是如此殘酷。
從1990年的《電子立國：日本自傳》，到2013年的《電子立國：為何崩潰》，產業的宏大敘事也被瓦解地無影無踪。如果說1991年-2000年日本的衰退是由於“資產負債表衰退”和殭屍銀行等結構性缺陷，那麼2000年之後的衰退則更多是由於產業優勢的瓦解。
辜朝明提出的“資產負債表衰退”，雖然不是導致產業優勢瓦解的全部原因，但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當一個經濟體的活力大幅下降的時候，優勢產業仍然可以藉助慣性繼續提供就業、稅收和貿易順差，但未來一旦遇到顛覆式創新，則必然萬劫不復。
▌徬徨和掙扎的年代
宏大敘事的消退，普通日本人的感受是什麼？
1990年到2010年，日本的非金融資產縮水了45%，而同期美國、英國與法國都相應增長了2.5到3倍；整個90年代，東京和大阪商業用地的價格跌幅超過80%，住宅用地跌幅也超過了50%。
你說日本人沒有介懷那肯定是假的。但在90年代，大部分人都不清楚“衰退”的殺傷力會有多大。
日本內閣府每年會發布一份《經濟白皮書》，定位類似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作用是對過往的經驗和來年的展望做個定調。把每年白皮書的副標題組合在一起，就像一本書的目錄一樣，直觀展示了一個經濟體從意氣風發到深陷泥淖的過程。
此後二十年，日本內閣府用盡了各種修辭描繪對經濟復興的希望，都沒能阻止從產業到社會的全面衰退。
日本官方並非沒有人知道如何才能擺脫危機。1991年，日本現任首相岸田文雄的表叔，大藏省官僚出身的宮澤喜一提出，政府應該狠下心來，直接劃一筆預算，處理80年代末的不良債權，但遭到了官方和金融業一致反對。
官方尚且如此，民眾的反應可想而知。
率先感受到波動的是日本企業，1992年8月，日經指數跌破15000日元，意味著泡沫實質性的崩潰，企業紛紛縮減產能，壓縮支出，限制員工加班。
泡沫經濟時期，加班費是日本工薪階層的重要收入來源。收入銳減造成消費縮水，又迫使企業再度削減投資，收縮崗位，形成惡性循環，並創造了一個日本特有名詞：就業冰河期。
日本大學生就業率變化
就業冰河期指的是1993年到2005年，日本大學生就業率在這段時間從85%的高點一路下滑到55%，幾乎每兩個畢業生中就有一個找不到工作。
這批年輕人大多出生在1968-1977年的戰後嬰兒潮，童年成長在日本經濟最繁榮的時代，目睹了豐田、索尼和東芝成為全球級企業，在西方一片“Japan as No.1”的恭維聲中耳濡目染，結果畢業後跟史無前例的大衰退撞了個滿懷。
《中年漂流》中將這群人稱作“被國家拋棄的一代”，由於企業擴張意願降低，大量勞動力成為“非正式僱員”。因為日本終身僱傭制的慣性，如果沒能在畢業時當正式工，那麼轉正的機率會越來越小。
根據日本官方的調查，25歲的男性臨時工在5年後成為正式工的機率，只有41.7%。
這本書的作者小林希美恰好畢業於就業率低谷的2000年，根據他自己的描述，他“向100家公司提交了簡歷，並接受了50家公司的面試，最終只收到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正式聘用通知[7]”。
但年輕人的就業問題並未得到日本政府足夠的重視，其命運幾乎全部交由畢業那年的經濟形勢。正如書中描述：
就業冰河期一代相信，只要努力，總會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然而現實並不盡如人意，他們的努力得不到認可，用人單位對他們的承諾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如此一來，他們對企業和社會產生了極大的不信任感，更喪失了努力的干勁。
等到2005年就業復甦，他們中最大的人已經35歲了，成為了代替和拋棄的對象，並在掙扎中漸漸老去。2010年後，日本官方才開始系統性審視當年的欠賬，並揭示了大衰退帶來的長期陣痛。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在2017年公開了幾組數據：
·35歲至39歲的男性勞動者，正式職員未婚率為24.7%，派遣職員和臨時工的未婚率達為60.6%，打零工和兼職職員的未婚率則高達79.4%。
·女性第一份工作為正式職員的，有配偶的佔70.9%；非正式職員有配偶的佔比只有26.9%。
·第一份工作為正式職員的，有子女的佔54.1%；非正式職員有子女的佔比只有21.6%。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長久的衰退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日本國內的暢銷書從宮澤理惠的全裸寫真，變成了財商讀物《富爸爸，窮爸爸》和勵志雞湯《腦內革命》，以及寫婚外情的《失樂園》。
2000年之後，日本人喜歡看的是《窮忙族》《老後破產》等紀錄片，連玩純愛的坂元裕二都去寫《最完美的離婚》了。
日本國民對社會的認識，圖片來源：《你所不知道的日本》
YouTube上有很多90年代可口可樂在日本拍攝的廣告片，裡面充滿朝氣的模特會給人一種強烈的錯覺——這些人根本不像日本人。
可口可樂廣告片，1990年
三十年後，無論是產業結構還是社會風貌，日本都與90年代大相徑庭。就業冰河期的一代則是最具體的註腳，他們親歷了戰後經濟騰飛，在“日本可以說不”的口號中推動了泡沫的形成，並在資產價格和債務規模的頂點摔了個鼻青臉腫，然後一躺平川。
歷史的車輪碾壓普通人，有的時候如晴空驚雷，但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會出現震天的聲響，而是像溫水煮青蛙一樣，今天一根棒子，明天一顆糖果，圍攏的鐵幕上總有透光的縫隙，讓你總覺得事情沒什麼大不了，日子總能過下去。
但等多年之後暮然回首，普通人才會聽到骨骼破裂的聲響。
▌大夢方醒
如果一切可以重來，日本政府大概會在90年代深化改革，大刀闊斧地消滅殭屍銀行，重塑經濟活力，加大對新技術的扶持力度。
但在當時，日本的動作仍然溫吞如水，總結下來就是一條：中央政府替居民和企業加槓桿，刺激經濟。
1992年8月，日本政府出台了10.7萬億日元的大規模刺激計劃，其中6.3萬億投向基建。第二年4月，宮澤內閣又推出了史無前例的13.2萬億日元應對措施，但收效甚微，基建對GDP拉動的邊際遞減非常快，1992年還能拉動1.1%的GDP，到1994年就只剩0.1%了[9]。
隨著經濟增長下滑，日本央行在1995年把利率打到了0.5%，但企業沒什麼擴張意圖，自然也沒有上槓桿的意願。要知道80年代末，2.5%的利率就已經催生資產價格泡沫了。
1995年開年，阪神大地震和沙林毒氣事件又加劇了社會的不安全感，日本民眾驚訝的發現，地震級別居然是人工推算的，因為日本沒有測量七級以上地震的設備[6]。出口貿易因日元貶值稍有好轉，但馬上又迎來亞洲金融危機的洗禮。
為了提振內需，日本在1999年發放了7000億日元的“地域振興券”，補貼對像是15歲以下兒童、65歲以上老人和低保戶。結果是消費券都被用在了生活必需品上，遠遠沒達到日本政府預期中刺激消費的作用。日本經濟企劃廳的調查也證明了這一點：
只有32%的消費券起到了刺激消費的作用，68%都轉化為了儲蓄，帶動的個人消費增長只有0.1%[6]。
有意思的是，日本政府把消費券的製作交給地方政府，印刷費用由中央報銷，導致一些地方消費券“設計極其精美”，光印刷費用就開了1000億日元的發票[6]。
日本內閣府在1996年度的《國民生活白皮書》的開篇這樣寫[6]：
日本人一直相信這個國家安全、穩定、經濟繁榮，但這樣的穩定社會出現了陰影，支撐這種社會的體系開始動搖了，國民需要對自己將來的生活重新設計。
對日本來說，90年代末是一個大夢方醒的年代，政府用盡了工具箱裡的政策，企業對負債時刻警惕，對擴張畏首畏尾。民眾接受繁榮遠去的事實，不再追求亞洲領袖的宏大敘事，不再沉湎於以國為單位的經濟指標，也不再貪婪的渴求勝利。
誰又能想到，此時離那個可以說不的日本，僅僅過去了十年呢？
人們總是慣性的認為，經濟會快速復蘇，社會會重整旗鼓。日本人也是這麼想的，他們總以為自己身處黎明前的黑夜，在斷斷續續的裱糊中度過了十年，猛然發現夜幕才剛剛降臨。
2000年後，日本逐漸走出衰退的夢魘，開始大踏步追趕，但為時已晚。
一個25歲的年輕人可以為愛情和理想義無反顧，今天撕上司明天炒老闆。但一個35歲的中年人，往往有亂七八糟的牽絆，林林總總的負擔，奮不顧身的少，如履薄冰的多。人們懷念青春，是因為對未來的憧憬和信心總會被時間稀釋，繼而徹底改變一個人。
對經濟體而言，道理是一樣的。1990年的日本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失去，高速增長的年代可以毫無顧忌，步履蹣跚的時候，不惜一切代價就需要十倍百倍的底氣。
一個人的一生有許多十年，但有的十年是禁不起揮霍的。
東亞經濟體的發展有其共性，即藉助教育普及來支撐工業化，通過勞動力優勢擴大出口貿易，由產業政策引導產業升級。但往往也都會遭遇難以逆轉的人口問題，內捲壓抑的社會氛圍，不斷縮小的騰挪空間，積重難返的債務規模。
日本完成了經濟的崛起，把一個戰敗國建設成了含金量極高的世界第二，也短暫地享受了“Japan as No.1”的讚譽，並在這種增長中產生了癲狂的快感，然後在一輪輪衰退中磨平了棱角，最終無奈地接受宿命，承認繁榮終將逝去。
他們用幾十年的時間，完成跟宏大敘事的和解。
就維持衰退後的國民生活水準而言，日本已經做的夠好了，但仍然不夠。2021年底，耶魯助理教授成田悠輔拋出“暴論”：要解決日本老齡化問題，只有老年人集體自決和切腹這一條路[13]。這一觀點為他在社交媒體上贏得了數十萬日本粉絲。
日本銀行前行長白川方明完整的經歷了日本的繁榮與衰退，2008年金融危機後，他在書中反思：
“日本政策決策者痛切感受到，至少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其他國家根本沒有從日本的經驗中學到任何東西。我強烈地感受到，人類除非真正經歷危機，否則很難將來自他人的教訓作為前車之鑑[8]。”
總結前車之鑑很重要，在有限的時間裡付諸行動也很重要。就像趙本山在1999年的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上總結的那樣：“我覺得我們倆現在生活好了，越來越老了，餘下的時間也越來越少了，過去論天過，現在就應該論秒了。”
解決經濟活力的根子問題，必須要拿出“論秒”的緊迫感出來。不是每個國家，都有那麼多十年可以失去。
參考資料：
- [1] Jpanese campaign opens quietly，Washington Post
- [2] America: D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3]坂元裕二拒寫上海愛情故事，楚天都市報
- [4] The Samurai Behind the Bow : 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Why Japan Will Be First Among Equals，LA times
- [5] Japan's Demographic Advantages，東京政策研究基金會
- [6]你所不知道的日本，黃亞男
- [7]中年漂流，小林希美
- [8]動盪時代，白川方明
- [9]以日本為鑑，中國基建投資向何處去，興業證券
- [10] The Sun also Sets，Bill Emmott
- [11]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西村吉雄
- [12] Japan and the global transition to zero emission vehicles, Climate Group
- [13] A Yale Professor Suggested Mass Suicide for Old People in Japan. What Did He Mean? New York Times
編輯：戴老闆
視覺設計：疏睿
責任編輯：李墨天
研究支持：劉芮
閱讀原文：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202055627286331944?&source=m_redirect&wid=1677555469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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