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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7
2014年8月9日，米蘇里州弗格森市爆發了種族流血衝突，18歲非洲裔青年布朗（Michael Brown）在未攜帶武器的情況下，遭到白人警員射殺。緊接著，一連串黑白族群間的紛擾事件，反映出美式民主體制在面對種族歧視與族群衝突時，難以化解的困境。
這是自由民主制度面臨的嚴峻考驗！也就是說，自由主義的憲政體制無法解決族群對立與種族矛盾的挑戰。美國立國以來種族主義的陳痾與族群政治的藩籬，正是當前國族意識與國家認同面對的主要困境。
出身非洲裔背景的歐巴馬總統在面對族群衝突時處境十分尷尬，因為他本人備受白人種族主義者的歧視，他在面對同胞的卑微地位時不免綁手綁腳丶心存芥蒂。如果他做得太多，白人沙文主義者(White Chauvinist)一定會變本加厲指責他，甚至故意找麻煩丶製造更多的事端。
換言之，受限於自身的族裔背景，歐巴馬很難堅定而持平的出面協調美國社會長期以來的黑白對立，進而緩解政治兩極分化的危機。這也凸顯了當今美國在社會分裂與政治對峙上的雙重困境。
2020年5月25日傍晚8時許，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非洲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購買香煙時與店員發生爭執，而趕來的警察沙文（Derek Michael Chauvin）用膝蓋將其脖頸壓住，持續8分鐘46秒之久，導致其無法呼吸，當晚9時25分，佛洛伊德在附近醫院宣告不治，年僅46歲。
此一事件立即引發了全美50州的示威與暴動！進一步，還蔓延到其他歐美國家，導致一場跨越國界，要求重視「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s Life Matters，另譯為「黑命貴」）的大型抗議運動。
但這時執政者卻已換成宣揚「美國優先」的民族民粹主義者（national populist)川普。自從他上台以來，就不斷挑動族群衝突，並以推翻前任歐巴馬總統的主要政策為號召，川普主動退出了《巴黎氣候協議》丶《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丶《伊核協定》丶世界衞生組織（WHO)等重要國際協定和組織，並否決了旨在解決窮人健保問題的「歐巴馬健保政策」（Obamacare)。簡言之，凡是歐巴馬贊成的，也正是川普亟力反對的。
這不但激化了美國政治的兩極對立，而且還將黑白族群間的對峙衝突，拉到了新高點。這也就讓先前以多元主義民主（pluralist democracy)丶和而不同為號召的美國政壇，直接面對「非黑即白」丶兩極衝撞的重大考驗。
這是以民族主義為號召，以底層民眾為訴求，將貧富差距的經濟分配問題，故意轉化為文化衝突與族群對立，讓最受經濟剝削的底層民眾自以為是贏家，並指控那些外來移民與少數族裔雀佔鳩巢，竊奪了他們的工作機會。這是自上而下由民粹主義者製造出來的族群仇恨，也是美式民主面對的特殊困境。
質言之，美國自由民主體制今天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到底它是一個「白人國家」，以WASP（白人丶盎格魯－薩克遜裔丶基督新教)的霸權文化為其主導？還是一個真正容納各種不同民族與文化丶倡導族群平等的「多民族國家」（multi-nation state)？
依據人口統計資料，目前在10歲以下的美國人當中，白人已經少於半數。到了2043年，白人的總人口數將少於美國全體國民之半。這也就意味著，屆時白人將不再是美國的多數族群。
如果和蘇聯相比，情況就更為清晰了。依據蘇聯解體前夕的人口資料，1989年全蘇聯的總人口是28600萬，其中人口最多的俄羅斯族是14737萬人，所占比例51%，只比過半數略微多一點。1991年蘇聯解體，此時的總人口數是29300萬人。在解體之後，蘇聯分裂為15個共和國，其中最大的俄羅斯聯邦人口是14700萬人，但俄羅斯族在聯邦中所占的比例卻高達81%，30年後的今天，此一比例依然不變。由上列這幾項數字可以瞭解，一旦美國的白人人口少於總人口數之半，就有可能會出現像前蘇聯一樣的分裂危機。
當然，人口因素只是國族分裂的眾多成因之一，並非唯一指標。但是，如果凝聚向心力的國族共識與國家認同也出現了裂痕，則分離趨勢就有可能進一步惡化。2021年六月拜登總統訪問歐洲，在與普京總統會談前，普京特別告訴美國記者：美國要提防和過去的蘇聯一樣，步向帝國的解體！這是美國人必須反省深思的嚴重警訊。
而今，拜登和川普這兩大敵對陣管不僅呈現出相異的族群丶階級丶意識形態和地域背景，而且連對疫情和防疫政策，也出現了南轅北轍的分歧。據上海紐約大學吳曉剛團隊和美國紐約大學的調查研究，在拜登的支持者當中，81.1%每次外出都戴口罩，但川普的支持者中卻只有42.7%願意如此做。同樣的，72.9%的拜登支持者認為為了防疫「封城措施」確實必要，但只有20.3%的川普支持者，同意此種作法。這充分凸顯了從經濟到政治丶再到社會與價值觀等不同層面，這兩個陣營高度分歧的事實。
追根究底，其中成因為何呢？
1961年，耶魯大學教授道爾（Robert Dahl)在名著《誰來治理？》（Who Governs?)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在知識丶財富丶社會地位丶與官員接觸都不平等分配的政治體系中，到底是誰在統治呢？
道爾的答案是，根據他對耶魯大學所在地新港市（NewHaven,CT)所作的調查研究顯示，政治權力其實是廣泛分散的。許多擁有豐富資源的個人和團體，並未介入政治活動，也不願主動影響政府官員的決策和行動。基於此，在多元主義的結構下，社會不平等由於利益的分殊化和團體組織的多元化，其實並不會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這正是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由民主政治之間的區隔，也就是由於社會與經濟的多元化與分殊化，並未造成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而且定於一尊。
但是50年後，這樣的多元化趨勢和相對平等的現象早已不存在了。美國當今的政治現實是貧富差距懸殊丶權力高度不平等，而政治人物又嚴重忽略了廣泛的窮人訴求，因而造成底層民眾對民主政治的強烈不滿，形成自由民主的危機。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在2008年出版的《不平等的民主》（Unequal Democracy)一書中指出：「本書給出了強而有力的證據，證明經濟不平等挫傷了美國民主的平等主義理想，嚴重損害了政治過程。對於經濟領域中的差別，平等主義理想發揮着加以限制的抵消作用，但這一作用看來已變得相當脆弱了。」
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貧富差距不斷惡化。根據巴特爾斯的研究，在1950和1960年代，美國各種收入的家庭都經歷了強勁的收入增長，而且是與平等主義相伴的。但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收入增長變得十分緩慢，並凸顯了嚴重的分配不公。在過去30年裡，位於貧富排序60％的中産階級，每年的收入成長平均還不到1%，但最富人群的實際收入卻是快速攀升。
根據《紐約時報》在2005年的報導，自1985年到2005年，400位最有錢的美國人平均的浄資產增加了四倍，從每人平均6億美元增加到28.1億美元。同樣的是在1980到2005年，在美國人稅前實際收入的增加值中，超過80％都流向其中最高端的1%納稅人。換言之，超級富豪已經成為經濟轉型過程中最大的贏家，而中產階級和社會底層人士卻遠非如此。
據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名著《廿一世紀資本論》（2014）中指出，2010年美國財富階層前10%的總財富占比超過70%，其中，前1％富豪的占比接近35％。
當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根據美國智庫「政策研究院」的統計，2020年第一季中，美國170位頂層富豪中，有34人的財富增加了逾千萬美元。巨富貝佐斯（Jeffrey Preston Bezos）的財富增加了250億美元，超過了中美洲宏都拉斯全年的國內生産毛額239億美元。到了2020年9月，貝佐斯的個人財富進一步增加到2123億美元。
另外，《市場文摘》（Market Digest)報導（2021/3/24)，根據美聯儲的數據，2020年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的財富增長了4兆美元，占財富增長總額的35.2%；而排序在2%到10%的家庭財富增長3.98兆美元，佔比34.8%。換言之，美國最有錢的10％家庭占財富增長的70%，而排在後段的51%到100%的家庭，財富增長卻只有4706億美元，僅占4.1%。
造成美國家庭財富增長的主因是股市上漲（美國股票市值為39.77兆美元），其次則是房地產增值（房地產總市值為32.04兆美元）。但這都是社會底層的工薪階層家庭忘塵莫及的，因為他們大多數無閒錢可以投資股市，而在房地產方面，也只能購置一戶自住房產，有的甚至可能無力購屋，只能賃屋居住。質言之，貧富差距不斷惡化，而且這落差越來越大！
造成貧富差距極端化的原因，是由於政治人物為選舉而耗費大量金錢，必須不斷地向利益團體和富豪募款，尋求政治獻金的奧援。同時，他們也主動為其提供服務，作為回報。在《民主的價碼》（2021）一書中，經濟學家卡熱（Julia Cage)指出，「就算『底層百分之五十』的美國人有九成要求聯邦政府
提高最低薪資，但只要是『頂層百分之一』的人反對，提案就不可能通過。「受創的不只是窮人，中產階級也持續在和超級有錢人的對抗中落敗。」「超級有錢人只要認為不符合眼前所需，這些提案就不會出現在政治議程之中，不僅財政和經濟政策如此，文化丶社會和外交等其他領域也是這樣。」
錢權交易的結果是，政府和議會不斷的為富豪和財團提供各種有利的政策和優惠措施。舉例來說，在長達20年的阿富汗戰爭中，根據布朗大學「戰爭代價計畫（Costs of War Project）估計，美國一共花費了2.26兆美元，平均一天耗費高達3億美元，其中最大的得利者是美國的軍火工業集團，包括波音公司丶洛克希德馬丁丶通用動力丶諾思羅普格魯曼丶雷神公司等，它們一共拿走了超過2兆美元的軍火訂單。換言之，軍火商才是戰爭最大的的獲益者。這也正是美國長期以來必須不斷發動對外戰爭丶製造新武器，大發戰爭財的原因。
除此之外，政治人物還透過立法和預算途徑，盡力為財閥和大企業家減稅丶降稅，並提供各種有利投資和擴大財富的方便管道，這也就造成貧者愈貧丶富者愈富；這也就是透過經濟地位的不平等而不斷強化政治上的不平等。
由於全球化的發展，進一步加劇了窮國和富國內部的不平等現象。其結果是，經濟利益主要歸集於只占不到1%人口的資本家身上。由於缺少公平的政治再分配機制，造成民眾對政治體制的高度不滿。這種不滿的情緒被操弄民主的民粹政客，如川普總統充分利用，並藉此分化選民丶激化兩黨對立，形成兩極分裂的趨勢。而其結果是，一方面貧富差距不斷地擴大，另一方面族群矛盾又因政治人物的不斷挑撥而高度激化，甚至造成零和對峙的局面。這正是當前美式自由民主的深層危機！換言之，美國民主的危機起源於內部不合理的財富分配結構，以及族群衝突與階級不平等的現實，而非國際關係與大國競爭。
怎麼辦？如何才能解決這樣的困局？
我們且看2020年三位受到高度重視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訴求。第一位是參議員桑德斯（Bernard Sanders)，他一向主張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和經濟不平等，特別重視勞動人權和全民健保，並力主大幅度削減國防開支；他強調公立大學應完全免費，同時也應將大學生的學貸一筆勾銷。在選舉造勢活動中，桑德斯得到了許多年輕學生的狂熱支持。
第二位是參議員華倫（Elisabeth Warren) ，她主張全力阻止大型科技公司濫用政治權力，制定對己有利的規則；並應防止其濫用經濟權力，扼殺潛在的競爭對手。基於此，她要求拆分Google、Amazon、Facebook等大型網路平台，避免壟斷。另外，她還提議徵收富人稅丶提高公司稅，實施免費的全民健保。
第三位是華裔商人楊安澤（Andrew Yang)。他主張不分貧富，由政府發放每人每月國民基本生活津貼1000美元，以維持最基本的國民生計，同時也要取消其他的社會福利支出。這有助於縮小政府官僚體系的規模，減少預算浪費，同時也能維持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上述這些主張，被許多美國人，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視為極端的「左派社會主義政策」。在這樣政治「反左」的氛圍下，民主黨的初選結果，卻是由看似溫和丶實則龍鍾老態的參議員拜登出線，最後他打敗了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但拜登在上台後的政策主張，卻不脫民主社會主義和大政府的色彩。其中核心內涵有二：一、促進收入再分配；二、促進長期的經濟增長。拜登提出了規模宏大的政府支出計劃。其中包括經費1.9兆美元的「疫情紓困法案」丶耗資1.8兆美元的「美國家庭計劃」，以及總額高達2.25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方案」。經過整合後，美國國會目前正在辯論兩個超過萬億美元的倡議，亦即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方案和3.5萬億美元的預算決議。
在這些耗費巨大的計劃中，拜登主張要為全國三、四歲的學齡前兒童提供免費的學前教育；要為高中畢業生提供「二年制社區學院」的免費教育；如果將這兩項相加，也就是16年的免費教育了。另外，還要將4000億美元投入社區養老院和照護機構；並投入6500億美元，提供就業的機會給民眾，其目的是要修建一萬座橋樑和二萬英里的道路。
至於這些建設項目的經費來源，則是針對富人和企業大幅度徵稅，以及發行債券，實施貨幣寬鬆政策。換言之，拜登政府的作法，是透過印鈔票和收入再分配，企圖將經濟上的高度不平等調整過來。這也就是藉由財政與賦稅手段，重新分配資源，期待以濟弱扶傾的方式，讓底層民眾的生活得到改善，藉此改變當前自由民主體制積非成是的嚴重困局。
無疑地，這勢必會引起大企業和富豪階層的強力反彈。他們透過自己心儀的保守派議員全力阻撓，力圖推翻這些「大政府」與「大基建」計劃。而其結果是，拜登的一攬子計劃已經變得支離石破碎，甚至在2022年期中選舉後，由共和黨掌控眾議院，真的變或「跛腳總統」了！
現在的拜登已經雄心不再。他只能選擇與俄羅斯為敵，陷入俄烏戰爭的泥沼，也就是走回「戰爭機器」的老路，繼續為軍事工業集團的利益服務。但美國民主的前景究竟如何？有可能自救嗎？政治人物能否扭轉資本家掌控自由民主的體制？那就要看下一次美國大選的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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