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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6/9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明曄發自柏林

蒙古王子柯基亞姆贊像，出自紫光閣。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後不久，這幅肖像在柏林一家藝術品經銷商處掛牌出售。它藏於柏林民族博物館中，疑為德國在八國聯軍時期從北京掠奪的文物之一。圖片由柏林民族博物館提供。

在柏林洪堡論壇的德國民族博物館中國展廳內，懸掛了兩幅精美的中國功臣畫像。這兩幅畫曾懸掛於中南海紫光閣內，是清代乾隆皇帝為表彰開疆擴土的傑出武將而特意令畫師繪製的。歷史上，紫光閣是明清皇帝觀賞騎射和檢閱武臣的地方，後來也用於接待外國使者，具有重要的政治軍事象徵意義。目前，除了懸掛出的兩張畫像之外，德國民族博物館和德國亞洲藝術博物館還收藏了幾十幅紫光閣功臣像。 

據德國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這些畫像可能是德軍在參與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期間，從紫光閣掠奪後帶到德國的。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出逃西安。戰事結束後，北京城被八國聯軍劃分佔領長達一年之久，這期間大量皇室文物被掠奪並流入藝術市場。 

紫光閣恰好位於德國占領區，其中保存的上百幅畫像在這段時間內遺失，最終散落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手中。據德國研究人員估計，德國博物館可能擁有數千件來自義和團時期的文物。 

當時八國聯軍對北京分區佔領的地圖粉紅色地區為德占區

這些文物是如何從北京到德國的？它們是否為德國在殖民戰爭中非法掠奪的戰利品？ 

2021年年底，德國七家博物館聯手啟動了“追踪義和團文物”溯源項目，旨在解答這些問題。該項目的網站介紹說：“對於這些文物如何進入德國博物館的情況，目前只有粗略的研究，其中背後的歷史問題鮮為人知。”

這七家博物館包括——柏林國家博物館下屬的亞洲藝術博物館和民族博物館，漢堡MARKK博物館（前漢堡民族學博物館）、漢堡工藝美術博物館，萊比錫格拉西應用藝術博物館，法蘭克福應用藝術博物館，以及慕尼黑五大洲博物館。

參與“追踪義和團文物”溯源項目的德國博物館代表在今年三月洪堡論壇項目研討會上進行自我介紹。圖片來源於項目負責人Christine Howald博士。

這七家博物館在“德國流失文物基金會”的資金支持下，於2021年11月開始研究，預計到2023年11月完成。們的研究旨在深入了解德國博物館所藏的義和團時期藝術品，並反思德國的殖民歷史。 

項目負責人、德國中央檔案館副館長克里斯汀·霍華德 (Christine Howald) 博士表示，這是西方世界首次系統地對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後的流失文物進行研究。此前，在國家文物局協調下，德國方面與上海大學建立了合作關係，但由於疫情的影響，兩國專家無法互訪，導致研究進展緩慢。直到2022年末，項目的合作夥伴轉向了故宮博物院。 

鑑於文物數量龐大，追溯工作具有挑戰性，德國方面目前挑選出了70件代表性的文物，包括瓷器、佛像和畫卷，並將這份名單提交給故宮博物院進行共同研究。 

排隊進入洪堡論壇的學者

德國為何主動溯源掠奪文物？ 

近年來，歐洲社會，特別是德國，正進行著對殖民歷史的反思。儘管德國在全球擴張上晚於其他歐洲大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它曾一度成為繼英法之後的第三大殖民帝國，殖民地遍布非洲、南太平洋和我國膠州灣。 

在德國媒體上，關於審視殖民歷史的呼聲越來越高，這是德國非裔民權組織和左派學者多年抗議的成果。他們要求將以殖民者命名的街道改名，並要求德國各州將殖民歷史納入學校課程。 

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之死進一步引發了德國社會對種族主義和殖民歷史的思考。這種社會觀念的轉變也在政策層面得到了體現，新一屆的德國政府在上台之初就在政黨聯合協議中承諾，將對殖民歷史給予更深入的關注。 

德國博物館作為一種收藏全球文物的場所，也成為了輿論的主戰場。 

在2021年9月，耗時20年、耗資6.8億歐元打造的德國洪堡論壇博物館項目向公眾開放。洪堡論壇的建築原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宮殿，這位皇帝懷有極大的殖民野心，就是在他的帶領下，德國才一躍成為殖民強國。洪堡論壇作為民族博物館和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展館，收藏了大量從世界各地掠奪來的殖民時期文物。儘管洪堡論壇項目最初旨在塑造柏林為世界文化中心的形象，但由於其與殖民擴張的緊密聯繫，成為了對殖民歷史反思的爭議焦點。 

近年來，受前殖民地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抗議和推動，許多德國博物館不得不開始審視自己的藏品。目前已經有一小部分藏品，如貝寧銅器和德國在納米比亞實行屠殺後收藏的屍骨，被歸還至原國。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非洲是德國殖民活動的主要舞台，當前德國社會對殖民歷史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非洲，德國在中國的殖民行為鮮為人知。 

義和團文物溯源項目的發起者克里斯汀·霍華德（Christine Howald)在接受澎湃新聞特約撰稿人採訪時表示：“德國博物館的文物溯源工作主要集中於非洲文物，這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國同樣經歷了殘酷的被殖民歷史。作為一名亞洲藝術專家，我認為德國在這方面的研究上應該給予同等的關注。” 

她強調，對義和團時期的文物溯源工作仍處於早期階段，文物歸還問題超出了文物溯源工作的範圍，涉及到了博物館政策和外交等領域。但是，如果確定這些文物是由德國殖民者非法掠奪的，她認為這些文物應該被歸還。她說：“我們至少應該能公開討論這些文物的未來。從我個人的角度和一個文物溯源工作者的角度來說，我希望這些物品能在未來歸還給中國。” 

項目研究助理和協調員克斯汀·潘霍斯特（Kerstin Pannhorst）女士說: “這些文物在我們博物館的儲藏室裡，我們有責任問我們自己，它們是怎麼來的？在這里合不合適？如果不合適，我們該怎麼辦？”

來自德國特雷斯頓博物館的專家介紹其博物館中疑似掠奪品的紫光閣功勳圖

150位德語專家探討義和團文物 

今年三月，由“追踪義和團文物”的溯源小組主辦，洪堡論壇舉行了一場為期兩天的工作坊，吸引了德語世界的150位策展人、藝術史專家、漢學家以及歷史學家，共同探討德國在鎮壓義和團期間在中國盜竊藝術品的問題。專家們展示了其博物館藏品中一些出處可疑的文物，並討論了他們在研究中遇到的疑問和難題。 

潘霍斯特（Pannhorst）介紹說，他們特意向公眾開放了這個研討會：“因為相比歷史，這些藝術品是人們可以真切看到、觸摸到的東西，是了解殖民歷史的一種方式。”  

德國漢學家培高德（Cord Eberspächer）在會上表示，1900年是德國博物館里中國文物的一個關鍵年份，就好像1933年是納粹掠奪猶太人藝術品的重要節點。“只要是1900 年之後進入德國博物館的中國文物，都要審查它的來源。” 

漢堡MARKK博物館的策展人蘇珊·諾德爾(Susanne Knödel)此前也向作者表示，自1900年起，該博物館的中國文物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有了顯著的增長，這讓她對這些藏品的來源產生了懷疑。在2017年新任館長對溯源和歸還工作的支持下，Knödel開始對可疑的文物進行系統性的統計。 

義和團運動始於山東省並迅速擴散到中國北方各地。在這期間，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清朝士兵殺害，這成為八國聯軍聯合出兵鎮壓義和團的導火線。培高德在研討會上估計，德皇威廉二世一共對華派遣了2萬名士兵。在為這些遠征軍送行時，他發表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說”：“不留戰俘，格殺勿論。就像數千年前埃策爾國王麾下的匈奴人在流傳迄今的傳說中依然聲威赫赫一樣，德國的聲威也應當廣布中國，以至於再不會有哪一個中國人敢於對德國人側目而視。”  

然而，這些德國士兵抵達中國時，戰事大部分已經結束。培高德說：“德國正好趕上了勝利者分瓜的狂歡。德國士兵可以任意將掠奪的東西裝進自己的口袋。”  

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的舊影

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的舊影

各國士兵的掠奪讓皇宮藝術品充斥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德國博物館也派遣了人員到北京收購文物。據藝術史學家萊弗倫茨（Niklas Leveranz）的研究，柏林民族博物館在1901年派出了館長助理穆勒到北京。雖然他拿到的經費只有一萬馬克，但通過跟德國部隊的關係，他以低價、有時甚至是免費獲取了一批文物。據記載，穆勒一共寄了117木箱文物回柏林。他在北京期間購買了兩幅紫光閣功臣像，回國後又從德國士兵手裡收購了大批功臣像。 

據萊弗倫茨（Leveranz）的研究，大多數現存的紫光閣藝術品曾經都在德國的博物館裡。然而，德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許多文物和文獻記錄被摧毀。二戰結束後，蘇聯佔領柏林期間，大量德國博物館裡的藏品被作為戰利品轉移到聖彼得堡，這裡面有多少中國文物被毀壞或流落到蘇聯，目前尚不清楚。 

確認文物來源的挑戰重重 

面對數量龐大的流失文物，確定其來源並非易事，像紫光閣功臣像這類能明確界定為掠奪文物的案例並不多。確認文物的出處需要高度的專業技術和知識，涉及藝術歷史、考古學、漢學和材料學等多個領域，這需要大量的時間和資源。 

項目負責人霍華德 (Christine Howald)認為，德國在鑑別文物方面有時缺乏專業知識。“一些中國專家拿起一個杯子，看是輕是重，就能對文物的背景和真偽提供很多信息。” 她希望通過跟故宮博物院專家的合作能給文物本身的研究提供幫助。德國的專家只能從德國檔案中尋找線索，有時能查到是誰將文物賣給博物館，但文物是否通過合法途徑離開中國仍需進一步研究。在這方面，德方也希望跟中方進行更多的信息共享。 

另一方面，清末文物的背景極其複雜。北京被佔領之後，除了八國聯軍的強搶豪奪之外，也有中國老百姓趁亂打劫。清末皇室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為了維持生活水平，有資料顯示，溥儀和其他皇室成員變賣了大量文物，甚至還有宮女太監私下兜售宮中的珍寶。想要確定一件文物是否真的是德國人搶的，並不容易。 

“當然這都是在殖民主義的背景下進行的。如果19 世紀中葉英國不強行打開中國的大門，各國開始跟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中國就不會陷入那種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窘境， ” 霍華德(Christine Howald)認為。她補充道：“我們沒辦法確認每個物品的起源和遷移的路徑，這就需要研究人員把哪些是確定掠奪的、哪些是可疑的和哪些是安全合法的文物加以歸類。”  

針對殖民時期復雜的歷史背景，德國博物館協會出版了一部指南，為博物館儲存殖民地藏品提供建議和幫助。該指南提出，在殖民主義帶來的不平等權利關係下，如果能證明文物通過不正當的途徑獲取，又有原屬國提出歸還訴求，建議德國歸還這些文物。這時，文物溯源工作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然，該指南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一些批評者認為，由於文物溯源工作耗時長久，它可能會被一些博物當成拖延的藉口，成為文物回歸的絆腳石。 

“義和團文物”項目的研究員表示，到目前為止，他們的博物館尚未接到中國方面的追索要求。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霍政欣表示，現有的國際法對中國二十世紀初期流失的文物並沒有提供足夠的保護。“從現行的法律層面講，中國不太容易追索這一時期的文物，但德國當時的行為肯定是不道德的。從情感和道德上講，返還也是應該的。這確實取決於德國人自己想做到什麼程度。”  

他建議中國應該利用歐洲反思殖民歷史的過程，主動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物，並通過溝通、合作和外交協調的方式與德國展開談判，探討是否可以促成中國文物的返還。 

德國社會的聲音不一 

德國人對德國在華殖民歷史的了解有限，而在那些了解的人中，並非所有人都支持對這段歷史進行批判。德國漢學家弗蘭克（Renata Fu-sheng Franke）就在德國媒體上發表文章，對“義和團文物溯源”項目提出了批評。她寫道，“中國從來沒有像一些非洲國家那樣，成為西方列強無情剝削的殖民地。中國人既沒有因為戰敗失去自己全部的文化遺產，也沒有失去自己的身份認同。”  

弗蘭克女士是德國漢學創始人Otto Franke的孫女，母親是華人。她認為，中國有悠久的藝術市場傳統，稱其家中的中國藝術品為合法購買。她還聲稱，中國文物的海外流通對西方了解中國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不應對這個時期的文物全盤否定，大範圍的溯源工作是浪費資源的。“中國人根本沒有要求歸還（德國掠奪）的文物。德國人這種虛假的自責感和急於歸還的心態，對積極的文化調解和國際理解沒有好處。” 

對此，霍華德 (Christine Howald)也撰文回應，承認並非所有從中國來的文物都是通過非法或者不道德的方式獲取的，關鍵是要對其出處進行詳盡的研究。她寫道：“在文物溯源研究中，我們不僅要重建藝術的路徑，還要質疑我們前輩的行為。” 她認為，博物館這樣的公共機構有道德義務去檢查自己藏品的來源：“在討論德國的殖民歷史責任問題上，我們應該不遺餘力。”  

“追踪義和團文物”項目計劃將於2024年初舉辦一次英文的國際研討會，期望能吸引更多中國和全球的研究人員參與其中。在項目結束時，研究小組將製定一份指南，其他博物館在研究義和團文物時提供基礎。研究人員希望故宮博物院能參與指南的撰寫，以確保中國的聲音和觀點能得到納入。 

考慮到文物溯源的複雜耗時，以及德國方面缺乏有力的法律框架，未來幾年內，德國歸還八國聯軍侵華文物的可能性較小。然而，對於明確鑑別為掠奪的文物，德國博物館是否應繼續展示？ 

對於筆者的問題，研討會上的幾位策展人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們認為，在展覽中呈現這些有爭議的文物是有價值的，可以藉此向遊客介紹這段被遺忘的歷史。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的策展人奧古斯丁（Birgitta Augustin）說：“這段歷史是藝術品本身的歷史，是館藏的歷史，也是我們博物館的歷史，應該讓它用更明顯的方式讓訪客知道。”  

當然，這種觀念也是頗有爭議的，有人認為，博物館繼續展示這些文物，也是延續掠奪行為，是對文物原屬國家的不尊重。這個問題涉及多個利益和價值觀的權衡，不容易找到一種大家都公認的正確做法。目前，一些博物館採取了跟文物來源國的專家和社區共同策展的方式，這有利於消除展覽敘事中單一的歐洲視角，把話語權留給文物來源國，體現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和平衡，讓觀眾更好地理解文物原本的文化意義。

（作者係自由撰稿人，關注文化歷史議題，常居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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