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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8
蔣暉 / 浙江師範大學「雙龍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博士後導師，曾任教於美國夏威夷大學東亞系、北京大學中文系、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在非洲實地考察多年，長期從事非洲文學及其社會運動、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
圖源：網際網路
導讀：隨著今年第九屆中非合作論壇召開，中非關係達到了新的歷史高度。 「南方國家」的政治認同和強勁的經濟往來塑造了新世紀以來中國與非洲的緊密紐帶。然而，正如歷史反覆驗證的那樣，知識結構和認知範式的轉型，經常遠遠落後於物質現實。無論是中國對非洲的認識，或是非洲的自我認識，乃至非洲對中國的認識，都長期籠罩在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生產結構中。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相互理解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旅非學者蔣暉教授先後長居南非和埃及，本訪談探討了以南非去殖民化為代表的非洲經驗，以及他在轉向非洲文學研究的過程中所發現的全球南方知識交流問題。在90年代結束種族隔離鬥爭後，南非在國家轉型中沒有選擇左翼方案，而是走上了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這一選擇避免了此前非洲反殖民的民族獨立浪潮中出現的暴力衝突，但也導致無法徹底實現社會正義和經濟上的共同發展，從而為南非後來的經濟社會危機埋下伏筆。 90年代以降，隨著非洲反殖民主義鬥爭退潮和冷戰結束，儘管非洲各國繼續推進象徵性的去殖民化運動，但是，從經濟到文化，非洲對西方的依附仍然強大。
在思想交流方面，蔣暉所熟悉的文學領域極能說明問題。在研究層面，西方的非洲研究典範主導了非洲知識界和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對非洲的理解；在文化交流層面，非洲文學作品要先在西方獲認可並成功「市場化」（最典型的例子是諾貝爾文學獎），然後散播到非西方世界。這導致我們對非洲的認識也是經由西方過濾的、高度選擇性的認知。非洲的例子，代表了全球南方知識生產的深刻困境。
「一帶一路」倡議下，中非交流的活力重新興起，中國與非洲的友好關係源遠流長，共享第三世界的諸多歷史經驗，具備條件開闢全球南方國家之間雙向交流的新範式。中國與非洲之間的文化交流，應在深刻反思知識殖民化的批判性視野與去殖民化的在地溝通實踐下展開。當下的“非洲熱”，需要轉化為一整代人持續推進的知識互動和文明互鑑。本訪談由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組織並整理，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非洲文學研究的中國視角
ESSRA：您過去一直在中文系任教，為什麼會開始研究非洲文學呢？從您的經驗出發，您認為中國學者研究非洲文學，和西方或非洲學者的研究有什麼不同？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發現，西方的研究似乎變成了非洲文學研究的權威論述。什麼原因呢？第一，非洲文學是西方殖民的產物，西方為非洲帶來的語言、宗教和價值觀，透過舉辦各種文學競賽、培訓班培養了第一代非洲現代文學家，使得非洲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出現了斷裂。非洲文學因此常被看出世界英語文學和世界法語文學之一部分，這種看法強化了西方對非洲文學的詮釋權。第二，非洲文學研究者多為接受了西式教育的精英或是在西方大學任教的學者，他們研究的意識形態、使用的理論和價值體系基本上源自於西方，這使得在非洲本土的非洲文學研究並沒有特別重要的成果產生，也沒有產生特別獨特的聲音。我們必須要看到非洲文學研究的限制：它是西方投射到非洲的一種理解。
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非洲文學不僅僅是西方文學的一部分，它也是第三世界文學或全球南方文學的一部分，是在反抗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歷史中產生的文學，中國文學和非洲文學的相似性同樣不容忽視，這包括：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革命和啟蒙的主題也是非洲文學的主題，知識分子和大眾的關係，人民文學的運動、農民問題等既為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主題、形式和動力，也同樣作用於非洲文學。這種第三世界的文學特殊性是西方理論難以理解的，因此，必須在第三世界的形成歷史中來加以理解和表達。同時，由於第三世界已經置身於全球現代性之中，我們又無法簡單拋開西方的文學理論和現代思想去討論第三世界的經驗。所以，我認為，對中國學者來說，要做好的非洲文學研究，理想狀態應是兼具非洲文學、西方理論和中國文學等多重知識。
因為家庭的契機，我有機會來到非洲生活，從而使我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建立在第一手資料上。這是個人的機緣，也是時代大潮來臨所致。我記得我在紐約大學讀博士期間，當時肯亞的大作家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就在紐約大學教書，但我卻從來沒想過去聽他的課。因為在那個年代，我們這代學人去西方讀書的核心目的還是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哲學思想、批判理論和方法論，非洲的學問，對我們那一代人沒有產生很強的吸引力。從中國文學的經驗出發，我主要從階級開始理解現代性，而沒有意識到種族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在美國錯過了跟非洲學者接觸的最初機會。到2010年左右，我回國任教，那時也沒有很多人談論非洲問題。但沒五年，被非洲研究熱帶動著的非洲文學研究熱就開始出現了，我覺得，任何一門學科的興盛都和時代脫不了幹系。
如果回顧中國非洲研究的歷史就會發現，建國後，我們對非洲的認識，是在支持非洲民族獨立運動與第三世界解放運動這個框架之下開始的。因此，我們對非洲文學的興趣其實符合對中國革命歷史的理解。從60年代開始，我們國家翻譯了大量的非洲「啟蒙文學」作品，這些文學的主題往往是破除舊的習俗，反對非洲的迷信，典型的代表就是對割禮、求雨等陋俗的批判，包括1975年出版的《莫三比克戰鬥詩集》，《世界文學》的亞非拉專號等等。這些作品是殖民地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知識界對這些文本的興趣一直延續到80年代初，這不僅是一種認識的邏輯，同時也是政治的現實的邏輯。
90年代起，國內對非洲文學的興趣受到文化市場化的深刻影響，西方頒發給非洲文學的各種獎項成為我們譯介非洲文學的最主要的參考點。長期以來，國內並沒有研究非洲文學的科班出身的人才，這種現象直到最近幾年才好轉。沒有科班的非洲文學研究者，非洲文學在21世紀初的起步依靠「東方學」、「美國非裔文學」、「世界文學」學科領域的學者客串。他們為非洲文學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礎。
90年代是中國非洲知識轉型的時期：從傳統的在社會主義脈絡下理解非洲，轉向後殖民的或發展主義的進路。這個變化必須放置在90年代全球政治和思想變動當中去理解。南非90年代初取得了種族隔離鬥爭的勝利，但也恰恰是在這個時候，南非左翼陣營發生了巨變，新自由主義開始抬頭，開啟了「新南非」的政治經濟轉型。以南非的轉型選擇為縮影，從90年代起我們與非洲的關係在知識和政治層面都有所變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80年代大學校園還能看到不少的非洲留學生，但90年代似乎明顯減少。中國和非洲的關係，以及認識和解釋非洲的模式，都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轉型。
自2010年以來，在「一帶一路」倡議等發展策略之下，我們和非洲的關係出現了新的契機，非洲成為一個重要的市場和政治力量。在現實與理論的雙重要求下，我們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知識上發展出一種中非之間的互動關係。
▌南非的和平轉型與社會挑戰
ESSRA：您提到，90年代是一個全球轉向的時間。 1994年新南非的轉型以和平方式解決種族隔離問題、促進社會團結的改革方案為主要特徵。您2014年到南非工作，距離1994年新南非政治轉型剛好屆滿20年。根據您在南非實際生活的經驗，您認為南非道路的成敗如何？
蔣暉： 90年代南非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權力的交接，廢除了種族隔離。其中兩大改革方案其實都值得商榷。第一是採用和平贖買、自願買賣的土地改革方案實現種族和解，這意味著白人的經濟權力和整個南非社會的經濟結構沒有發生徹底改變；第二是非國大推動的「真相與和解」運動。為什麼要發起這個運動呢？我們知道南非改革轉變了政治模式，由白人掌權變成黑人掌權。但是在倫理和道德上，白人和黑人怎麼變成同一個國家的國民？怎麼能夠生活在一塊？這不僅是政治和經濟的問題，也是個倫理的問題，是如何重新創造一個新南非的認同需求，白人和黑人都需要這個認同。 「真相與和解」運動的核心過程就是由南非的圖圖大主教（Desmond Tutu，1931.10-2021.12，南非前大主教、反種族隔離著名人士）主持的一個宗教儀式，所有有罪的人進行懺悔、得到寬恕。它的要義在於強調所有對於黑人的迫害都是國家的行為，是政治和製度問題，而不是白人個體的行為；因此，只要推翻舊有的製度，個人之間是可以實現互相諒解的。問題在於，在倫理和道德上，這個過程是不是真的能夠讓所有膚色的人和諧生活在一起？新的認同真正實現了嗎？這是要打上一個問號的。
不過，我們要理解90年代南非道路，要回到當時冷戰格局全面瓦解的世界局勢，這是南非道路的一個歷史前提。冷戰結束後全球的自由化、一體化、民主化等潮流難以避免，導致南非國家轉型和其他非洲國家獨立的歷史進程有所不同。
非洲國家民族獨立的歷史階段有兩個，第一個階段是60年代。 60年代非洲國家獨立的方式基本上就是談判。那時殖民列強已經意識到殖民體系難以維繫，但卻透過權力交接的方式，在政治和經濟上繼續控制獨立後的非洲精英們；第二個階段是70年代。葡語區非洲的獨立是在社會主義陣營支持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經歷了徹底的革命戰爭。他們組成了列寧主義政黨，在獨立之後也想走激進的社會主義道路，但最終都失敗了，安哥拉和莫三比克在獨立後隨即便陷入了連續不斷的內戰之中。
南非吸取了上述兩條路的經驗和教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面對整個非洲民族獨立之後普遍出現的獨裁、內戰、種族清洗等危機。因此，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加上非洲本身已經有的經驗教訓，自然讓90年代的南非走上了經濟上的自由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道路。
然而，直到今天，南非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如何實現社會正義的問題。例如，如何讓黑人真正進入白人建立的高等教育體制當中？南非政府要求大學招生至少要70%的黑人，這種傾斜的政策安排，其實也產生了許多問題。一是南非的基礎教育投資不足，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所接受的教育品質比較差。我去過南非的中學，聽老師們說，一本教材往往被60個學生共用。這說明地方政府對小學、中學的教育投資是嚴重不足的。進入大學後，許多黑人學生難以完成學業，導致無法畢業的比率較高。另外，就是大學為了讓更多黑人學生可以享受高等教育，進行了大規模的擴招，但是學校的基礎設施的更新速度比不上擴招的速度，導致許多錄取的學生無法來學校讀書，只能上網課。這樣，也造成了黑人學生入校易、畢業難的現象。畢業後，很多學生找不到工作的現像也很突出。七、八年前，南非高校學生發動了席捲全國的「降低學費」運動，但其實根本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如果基礎教育的品質依舊保持目前的水平，學生仍然難以完成大學學業。
南非的高中課堂。圖源：作者提供
南非如今面臨諸多問題。一是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市場政策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化，一小部分黑人富裕起來，但許多地方老百姓的生活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沒有顯著改善。造成了民怨沸騰、非國大支持度降低，社會上暴力氾濫，政府貪腐，行政效率低下，這些問題，正在嚴重破壞著社會的秩序和道德標準；第二，民粹主義開始興起，南非第三大黨「經濟自由鬥士」 （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 ）就是一個以黑人為主的黨派，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走津巴布韋道路，徵用白人擁有的農田，將採礦和銀行業國有化。這個在經濟上極左派、在政治上種族主義的黑人政黨，在南非黑人中其實相當有號召力。民粹主義從前總統祖馬執政期開始出現，迎合了底層對南非精英政治的反感。經濟自由鬥士和許多無地運動都是民粹主義運動的代表。
在拉馬福薩的第一個總統任期，社會上掀起了土地改革運動，憤怒的黑人試圖推動無償徵用白人土地的修憲議案。該議案目前為止並沒有成功，也很難成功。南非不會走上津巴布韋的道路（編者註：津巴布韋1980年脫離英國獨立後就開啟土地改革，以解決殖民時代遺留的土地分配不平等問題，但進展緩慢；2000年，穆加貝政府進一步推行更激進的「快車道」土地改革，從贖買政策轉向強行沒收）。農業只佔全國GDP的很小的一部分。黑人拿到土地就能致富了嗎？當年世界銀行向曼德拉政府輸送小型土地有產者的理念，認為這樣可以解決黑人就業問題，並引入競爭機制，促進南非農業能力的提升。然而，經歷了漫長的殖民統治，黑人長期與自己的土地剝離，已經不具備務農的能力，政府亦未創造很好的市場，解決農產品銷售的管道。因此，有許多土地在歸還給黑人之後都荒廢了。
總之，南非如今面臨許多問題。就看未來政府如何解決了。
▌非洲的整體性與“非洲認同”
ESSRA：您剛才談到了要在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譜系當中理解90年代南非的轉型，也強調了不能將南非經驗視為普遍的非洲經驗。鑑於非洲大陸的多元性，我們在知識上、政治上能否將非洲視為一個整體？非洲人的「非洲認同」從何而來？
蔣暉：首先，雖然非洲國家有54個國家，它們之間的差異性很大，但非洲人並不反感被視為一個整體。美國前總統小布希2003年訪問非洲的時候，強調非洲是一個國家，這個說法其實也得到了許多非洲人的認可。
非洲的整體性問題還是要從泛非傳統當中去理解。一方面，非洲的整體性是建立在「黑人性」與「黑人文明」這些概念的基礎上。我未來幾年工作生活的重心會轉向埃及，非洲文明起源自埃及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說法。埃及前領導人納賽爾本來是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倡導者，但他很快轉頭，將埃及打造為非洲的領頭羊，在這個背景下，非洲文明起源於埃及，成為學界一個熱門話題。非洲尤其是塞內加爾和加納的許多知識分子，他們會認為非洲神話的許多結構和人物跟埃及神話的相關性很大。
非洲文明從哪裡來？這是非洲人一個深度的焦慮，「我是誰」的問題、我的文明和文化的根源在哪裡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埃及起源論當然具有很大影響，但同時也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2015年我參與一個相關的會議，發現有一半的非洲人支持埃及起源論，另一半非洲人則是激烈地反對。
另一方面，「泛非」的政治基礎是在反對西方殖民統治鬥爭過程中建立的政治認同。這個政治認同的前提是非洲單一國家的解放是不夠的，只有整個非洲的解放才能徹底擺脫殖民統治，這是第一代非洲的「國父們」所秉承的共同信念。例如恩克魯瑪在加納獨立之後，積極支持其他非洲國家的獨立運動。他視自己為非洲的領袖，而不僅僅是加納的領袖。
過去一段時間，第二次解殖運動又在非洲興起。在南非，解殖運動表現為推倒殖民者雕像、把城市名字恢復為殖民前的名字。例如，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以南非布爾人殖民者比勒陀利烏斯命名）已經改名為茨瓦內。當然，這不只是在南非發生，這些運動本身內在於全球反對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文化霸權的浪潮當中。在非洲，第一代領導人對於西方的文化霸權其實不是特別重視，例如塞內加爾的國父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10-2001.12）也獲得了法蘭西院士的稱號，用法語寫詩。而今天非洲知識界對西方文化霸權有越來越強的意識，他們會討論什麼是非洲的哲學，「哲學」這個概念能不能夠描述非洲的思想，就好像我們在探索中國思想獨立性的時候也會思考中國有沒有哲學。
在非洲，抵抗殖民者文化霸權的知識傳統可以追溯到坦尚尼亞和奈及利亞70年代形成的新馬克思主義學派，或稱為非洲的新史學。在巴黎1968學生運動的浪潮下，大批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前往非洲，和非洲左翼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兩大知識陣地，一個是坦尚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大學，另一個是尼日利亞的伊巴丹大學和艾菲大學。非洲新史學核心的問題意識是，關於非洲的知識是從哪裡來的？其中最重要的書之一是1988年剛果（金）哲學家姆丁貝的《發明非洲：真知、哲學與知識之序》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他利用傅柯的系譜學方法，批判「非洲」本身就是西方製造的產物，對於非洲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解釋是一種殖民者的意識形態所建構出來的東西。
今天風行的像「城市改名」這樣的運動，並不觸及實際的去殖民化的目標，更像是一種政治論述。因為它並不觸動任何經濟結構，作為一種象徵性的文化運動，難以改變依附西方發展的本質。
2023年，南非約翰尼斯堡市將威廉·尼可大道更名為溫妮·曼德拉大道。尼科爾曾於1948年至1958年南非德蘭士瓦省的行政長官，並曾出版《公正的種族隔離》一書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圖源：ANA
▌去殖民化與知識的錯位
ESSRA：知識的去殖民化是全球南方國家都要面對的主題，這尤其需要相互溝通和理解。過去幾年，您在國內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翻譯、推廣當代非洲作家小說，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的知識分子跨越西方的知識媒介，直接地相互閱讀和理解。從您的經驗出發，您覺得目前中非知識分子該如何溝通？有哪些經驗和教訓？
蔣暉：我之前幾年住在南非，後來移居開羅。南非的人文知識分子固然西化得較厲害，但當我到了埃及之後，發現埃及知識分子的這種傾向更加嚴重。整個非洲人文知識界對於中國的了解、對於中國的研究都有所欠缺。但另一方面，中非經貿合作又發展得很快，像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這樣的計畫在埃及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這樣的錯位，主要是因為非洲現代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是由殖民時代西方的知識體系所塑造的。南非的學者基本上是透過閱讀西方的文獻來理解中國，因此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就深受西方的影響。而在埃及，就拿文學研究來說，愛因·夏姆斯大學從1956年開始就有中文系，80年代之後甚至開始培養碩士、博士，有比較好的漢學傳統。儘管如此，埃及知識界整體對於中國依然沒有太大的興趣，西方意識形態對他們的影響依然很深。
當然，隨著越來越多非洲人到中國來學習，這個問題應該會有所改善。尤其是像坦尚尼亞這樣在歷史上就與中國有深厚友誼的國家。在坦尚尼亞，學習中文已經成為了一個熱門的選擇，許多孩子希望能來到中國。因此我想這也是一個世代的問題，年輕的知識菁英會對中國越來越感興趣，也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可以直接接觸中國。
中國這一邊，翻譯界本身已經做出了許多貢獻，翻譯了許多好的非洲作品。不過，我們現在的翻譯工作很大程度是根據市場的需求來的，這和1960-80年代的翻譯工作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坦尚尼亞裔英國小說家古爾納（A bdulrazak Gurnah）的作品，因為諾貝爾獎本身代表了市場的銷售保障，所以他的作品很快就能夠在中國出版面世。
但是，我們必須明確意識到，作為文學商品的非洲文學，和真正的非洲文學是有很大不同的。容易在西方發表和流通的作品，要麼圍繞西方所關心的性別、LGBT議題，要麼就是符合西方價值觀的作品。這些作品比較容易在西方有影響力的出版社出版，也就很容易進入文學獎的評價系統當中。此外，整個西方關於非洲文學的生產和認識，都是由離散在歐美的非洲作家和知識界組成的，這些符合西方美學的非洲作品跟非洲真實的生活之間有很大的距離。但是在這些作品之外，存在著大量市場不感興趣的、卻對於我們認識非洲有很大意義的文學作品。因此，我認為完全市場導向的、商品化的非洲文學翻譯，是不能夠建立起一個全方位的對全球南方文學的認識的。
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全球南方文學”，都是商品化的全球南方文學。全球南方文學作品的生產、流通、接受、消費，要麼借助西方大資本的運作，要麼滿足本國民族市場的興趣，於是商品化的邏輯控制著我們對全球南方文學的基本理解和認識。學者的研究如果對市場的限制、資本的危害性沒有反思，就無法理解真正的非洲文學，不能掌握它的整體面貌。不過，學者的研究和知識生產又處於新自由主義的支配邏輯裡，批判性的思想和方法也很難在這個體系當中生存。這種困境是全球南方文學和文學批評的一個普遍特徵。
如果說談到經驗和教訓，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古爾納在獲諾獎後的「全球南方行」。古爾納在亞洲沒有去韓國、日本，而選擇訪問印度和中國；在非洲，古爾納訪問了南非、奈及利亞和坦尚尼亞，也在埃及參加會議。我們可以說這是一位全球南方作家的全球南方之旅。
古爾納在中國的訪問和其他國家不一樣，是一個完全的市場化活動。頭部主播組織了一次直播帶貨，然後是古爾納與中國作家的對話。這場對話的特點是，幾位受邀的作家基本上是自說自話，他們和古爾納唯一能夠找到的共同議題，就只有非常抽象的、遠離社會問題的「痛苦」情緒。
全球南方的作家之間沒有共同的興趣，不閱讀彼此的小說、不關心彼此的處境，依靠得獎這種突兀的市場行為強行坐在一起，能有什麼對話的可能性呢？所以我強調市場是一個非常有限制的事情，市場無法製造任何東西，即便我們邀請他來，但如果不加深我們對他真正的理解，也不加深他對中國真正的理解，就只能是無話可說。
古爾納在奈及利亞和印度都參加了當地的文化節，但「無話可說」的問題在這些地方也同樣存在。在尼日利亞，古爾納說自己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因為他本人自從60年代桑給巴爾革命開始就流亡海外，在英國學習，80年代是尼日利亞的巴耶魯大學聘請他教書，讓他能夠回到非洲。不僅如此，古爾納的博士論文研究的也是尼日利亞的作家索因卡（Wole Soyinka）。因此，他對尼日利亞有著特殊情懷。但是，尼日利亞知識界不關心古爾納「回家」之後想做什麼，而只在意古爾納作為一個非洲人是如何在國際上取得成功的。印度知識分子對古爾納的訪問則更加抽象，他們請古爾納談談“什麼是文學”、“什麼是寫作”、“你對想寫作的年輕人有什麼樣的建議”，這些“純文學」的問題完全脫離了歷史的脈絡，也脫離文學作品具體的文化和經濟背景。
古爾納在奈及利亞拉各斯的文化與圖書節。圖源：網際網路
在南非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金山大學和開普敦大學授予了他名譽博士學位，並且又為他舉辦了兩場專題講座。第一場講座談的是移民的經驗、離散的經驗，因為南非人的離散經驗也非常豐富，因此他們能夠讀懂古爾納所談論的「離散」；這個話題在中國確實很難獲得共鳴，我們有的更多是「離鄉」而非離國的經驗。第二場講座談的是“重新閱讀南非文學”，主要談論了南非作家阿伯拉罕姆斯（Peter Abrahams）的作品。古爾納在南非兩場講座的基本議題是如何離開本土，又如何重新和本土連結的。
在整個「全球南方行」當中，幾乎沒有人詢問古爾納非洲現實的問題，然而，古爾納在市場上的成功也帶出另外一個相關的問題：非洲作家的書是寫給誰看的？很顯然，不是寫給非洲的讀者、本土的讀者，而是寫給世界的讀者看的。他的書和非洲本土讀者的關係已經很小了，他只能把自己放在「世界文學」的位置上去寫作，為世界讀者而寫作，這是很多非洲作者在90年代全球化時代以來的基本寫作取向，那就是站在中心，書寫邊緣，寫給中心的讀者看。
這當然有很大的問題。因為存在著大量站在邊緣寫給邊緣人看的非洲文學，具有強烈的現實性。而這些文學不會被西方介紹，也不會得獎。這些作家不管是白人還是黑人，不管是在美國學術界工作或是在非洲學術界工作，他們的寫作是為了改變現實，而不是純粹按照西方理論生產一套知識。他們所預設的讀者就是本地人，因此這些寫作總是和行動相關。在這個意義上，並不是批判性的就一定是好的，關鍵在於你是為了誰、為了什麼樣的行動而寫作。因此，我非常強調我們中國的學者應該去了解非洲文學當中這樣的作品，並且要及時寫出文學評論，讓非洲讀者了解中國人對他們作品的看法，和當地人對話。我認為這是一種真正「本地」的溝通。
更進一步說，我們還要尋找了解非洲文學對中國而言的文化意義，而非單純是政治意義。從我做非洲文學的經驗來說，我認為我們要向非洲學習。例如去學習非洲作家對人的多元性的洞察。我們國家在經濟社會上的進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留意到，「壓縮式」現代化的一個意外結果是，成功的標準開始變得清晰化、單一化，在經濟上的成功、獲取社會地位，好像就是成功的標準。今天許多年輕人的困惑和熱議的“內卷”，也與此有關。但是非洲文學所呈現出的成功的標準、快樂的標準是非常多元的，而這種多元標準其實恰恰根植於個體本身的多元性。在文明互鑑的意義上，尋求中國文明精神、中國的社會工業化經驗和非洲文明精神、非洲社會發展的互補與匯合之處，是我們需要付出一整代人努力來探索的事情。
文章由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組織訪談、整理。感謝蔣暉老師審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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